高等教育质量与高校毕业生起薪差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校毕业生论文,教育质量论文,差异论文,起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我国实施扩招政策以来，高等教育质量和毕业生就业是高等教育领域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对于高校而言，能否通过提高教育质量来促进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解决，从而在实践中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呢?以往对于高等教育质量与高校毕业生就业之间的关系鲜有实证研究。由于毕业生起薪的高低是其就业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高校的教育质量对毕业生起薪的作用。
一、文献综述
(一)高校毕业生起薪的影响因素
对于高校毕业生起薪的影响因素，国内研究已有广泛而深厚的积累，包括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1]北京师范大学“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课题，[2]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3]南京财经大学“大学毕业生就业问卷调查”，[4]以及麦可思“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5]等等。
对高校毕业生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除要了解毕业生的求职结果和起薪水平等信息及其影响因素外，最终目的还是为促进大学生就业以及提高就业质量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往研究虽然发现很多因素对高校毕业生的起薪有影响，但有些个体因素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无法干预(如家庭经济背景)；有些个体因素只对提高个体起薪有作用，而对提高毕业生整体起薪没有明显作用(如获得奖学金、成绩排名等人力资本)；对于个体受教育情况而言，通过提高学历层次来获得较高收入的做法需要付出相当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以及机会成本；虽然高校可以通过专业结构调整来影响毕业生起薪，但这种调整受相关行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制约，以往各高校盲目开设热门专业也对学生就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对于学校类型而言，我国从2011年开始已经不再新设“211”大学和“985”大学，并且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通过学校升格来提高毕业生起薪也不现实。总之，只有高等教育质量可被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干预，从而成为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的突破口。
(二)高等教育质量与高校毕业生起薪
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质量及其标准尚无共识。从管理学看，质量实质上是某一客体是否能够满足特定主体需要及程度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因此，质量的有无，质量的高低既取决于客体本身的性状，也取决于主体的需要。[6]按照这种思路，本研究采用顾明远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定义，即“高等教育所具有的，满足个人、群体、社会明显或隐含需求能力特性的总和。这些特性往往通过受教育者、教育者和社会发展所要求的目标、标准、成就水平等形式表现出来”。[7]
学生是高等教育的内部“顾客”。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投资教育来形成，个人受到较高质量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他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这使得他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职业上的高收入反映了他的劳动生产率。[8]高等教育服务是学校和教师利用教育设施以及教育方法等向学生提供的一种教育劳务，这种劳务旨在改善和提高学生的人力资本价值。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指标很多，但衡量教育质量的落脚点应该是教育的产出，即受教育者在高等教育中究竟学到了什么，凝结于高校毕业生身上的人力资本有多少。大学生交纳学费，牺牲提前就业的潜在收入接受高等教育服务，就是希望以此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取得优势，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由于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是高校办学质量在其身上的体现，高等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求职结果和就业质量。
用人单位是高校毕业生最大的雇主，因此用人单位是高等教育重要的外部“顾客”。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也必然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既有总量矛盾也有结构矛盾，但结构矛盾是主要矛盾。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失衡，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最后导致许多大学毕业生的素质和能力不适应市场的需要。因此，高校毕业生起薪高低不但反映了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人力资本存量高低的权威评价，也反映了毕业生人力资本满足用人单位需求的程度。事实上，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市场供求关系的深刻变化的确使得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市场决定倾向性，高校也在根据用人单位对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需求不断调整办学方向、规模和结构。
(三)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估指标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在现代质量管理和现代教育评价思想指导下，根据教学质量保证对象和质量保证活动的需要，依据一套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按照一定的程序，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控制、评估和审核，使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开展的科学研究以及进行的社会服务等一系列活动达到预定的目标，以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过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应是政府的外部保障和学校内部质量控制的有机统一。
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通过政府组织的评估来进行的，社会参与较少，是典型的行政性质量保障。1990年国家教委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指出“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是国家对高等学校实行监督的重要形式，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正式启动。此后一系列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相关法规政策的出台，对高等教育评估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高等教育质量的内部保障主要是指高校从自身做起，强调高校内部评估体系的建设。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要求高校“建立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运行机制”。高校对自身的办学活动进行质量保障开始受到重视，许多高校逐步建立起一套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学生是有思想、有主观判断能力的成年人，是教学质量好与坏的直接体现者，但是高等教育质量内部保障体系一般由学校行政人员来负责和执行，学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英国一直有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传统。近年来，欧盟也逐步将学生看作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者和高等教育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而且通过《欧洲高等教育区质量保障的标准和准则》，提出学生参与质量保障的原则与具体指标。[9]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学生也作为高等教育需求的主体之一参与到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实现了由“供给者本位”向“需求者本位”的转化。[10]在我国，从学生角度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评价的实证研究还不多，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学生对高等教育的主观评价是了解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研究高等教育的质量，必须以学生为本，才能得出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结论。[11]
二、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于2011年开展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调查包括东、中、西部地区8个省份的30所高校，东部地区有山东和浙江的10所；中部地区有江西和湖北的9所；西部地区有重庆、四川、甘肃和宁夏的11所。其中“211”大学(含“985”大学)7所、普通本科院校9所、高职院校7所、民办高校4所、独立学院3所。经过缺失值处理，最终有效样本为19632份。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高校毕业生的月起薪。在本次调查中，毕业生离校时的就业落实率达到了72.2％，由已经确定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对自己的起薪进行报告。为了排除奇异值，本研究只统计了月起薪在500～10000元的观测值。2011届高校毕业生月起薪的算数平均值为2355元。
本研究还将影响高校毕业生起薪的因素分为个体的教育背景，包括学历层次以及学科分类；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和民族；个体家庭背景因素，包括生源地(省会或者直辖市、地/县级市以及农村地区)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由父母的受教育背景、职业层次以及家庭收入计算所得，是一个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复合变量)；个体的人力资本指标，包括学习成绩是否排在班级前25％，是否获得过奖学金，是否有过实习经历，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是否党员，是否获得过英语等级证书以及是否考取过职业证书；就业情况，包括是否学用匹配，工作地点(省会或者直辖市、地/县级市、农村地区)，部门所有制性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教育科研以及其他事业单位、私有企业)，职业层级(是否为管理或者专业技术岗位)。
学校特征对毕业生起薪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学校类型(“211”大学、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民办/独立学院)被看作一个教育管理部门对于学校办学质量的外部评价指标；毕业生对学校总体教育质量评价的均值被视为反映高等教育质量的内部保障指标(使用里克特五分量表进行测量，1=很差，5=很好)。此外，学校所在省份也被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
本研究在对高校就业状况进行调查前参照我国高等教育的地区结构、学校类型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性别结构等进行抽样，努力使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首先分东、中、西部对省份进行抽样，然后在各省份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分别抽取1～2所，接下来在抽样高校中再根据毕业生的学科和学历层次按一定比例发放500～1000份问卷。
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的抽样方法使得本数据具有复杂的嵌套结构：个体嵌套于所在学校，学校嵌套于所在省份，毕业生的起薪既受所在高校的学校特征影响，也受高校所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共同影响。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这样同时包含个体层面变量和组织层面变量的数据，以往研究中常用的处理策略是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在个体层面对起薪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但同一高校的毕业生不是互相独立的，他们受相同组织变量的影响，这就违反了观测的独立性假定。由于同一学校或省份个体间的同质性要高于不同学校或省份的不同个体间的同质性，在回归中由于有些变量不可观测而进入误差项，从而违背了OLS方法关于残差同分布和无序列相关的假设。
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在社会科学领域很普遍，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HLM)可很好地处理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12]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高校毕业生的起薪如何受不同层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建立了三层线性模型，高校毕业生为第一层，学校为第二层，省份为第三层。多层线性模型的分析思路是将起薪的总方差分解为学校内、学校间和省份间三个层次，误差项也被分解为三部分，模型的假设是层一的误差(
)在个体间相互独立，层二的误差(
)在学校间相互独立，层三的误差(
)在省份间相互独立，然后在不同层次分别引入自变量来对组内变异和组间变异进行解释。其具体模型如下。
层一模型：
四、研究结果
要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对高校毕业生起薪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首先需要通过构建零模型将起薪的总变异在个体间、学校间和省份间层次进行划分。零模型的结果表明，毕业生的起薪在学校间存在显著差异
，在省份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学校间因素解释了起薪27.6％的方差，省份间因素解释了起薪1.8％的方差，而余下70.6％的方差则由个体层面的各种因素所解释。(见表1)
在下一步，不同类型的变量被逐步引入模型中，这些变量都以总体均值进行对中处理(grand-mean centered)。在模型一，层一方程中引入了个体的学历层次和学科分类(本科生作为研究生和专科生的参照组，工科专业学生所占比例最大，作为其他专业学生的参照组)；层二方程中引入了学校类型以及学生对学校总体教育质量的评价；层三方程中引入了代表学校所在地区的虚拟变量(西部地区作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参照组)。在模型二，层一方程中又进一步引入了一组代表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学习成绩、奖学金、实习经历、学生干部、党员、英语等级证书、职业证书等)，家庭背景(家庭所在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以及个体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以及民族)的变量。模型三又加入了一组代表毕业生就业特征的变量(学用匹配、就业地、行业分类、部门所有制性质、职业层级等)，模型三也是本研究的总模型。
要确定影响毕业生起薪最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就方差成分而言，对零模型和模型三随机效应结果的比较可知，个体层面的方差被解释了9.9％，学校层面的方差被解释了87.7％。①综合而言，学校层面的变量大约解释了毕业生起薪总方差的24.2％(27.6％×87.7％)，个体层面的变量大约解释了毕业生起薪总方差的7.0％(70.6％×9.9％)，学校层面变量所能解释的起薪方差要远远大于个体层面变量。另一方面，就系数大小而言，为便于进行国际比较，模型四中的因变量替换为毕业生的对数起薪，结果表明，“211”大学毕业生比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高19.1％，高职院校毕业生比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低25.2％。毕业生对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单位，毕业生起薪的预测值就增加36.1％。而在美国，高质量公立大学和高质量私立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只比中等质量公立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分别高4.9％和6.4％。[13]本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高校间毕业生起薪存在显著差异，且变量的系数学校层面普遍大于个体层面，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的情况下高考竞争依然激烈。
本研究还使用相同的数据和变量，比较了OLS方法和HLM方法对起薪影响因素作用的估计结果。与使用HLM方法的模型三的结果相比，OLS模型给出的学校层面变量的系数要低。从统计的角度而言，OLS方法将原本属于学校层面的变量处理为个体层面的变量，这就造成学校特征在个体间被不恰当地重复，组织变量离散程度被高估，从而导致学校变量的系数有一个向下的偏误。此外，OLS方法在考察个体特征对毕业生起薪的影响时，由于放弃了对不同学校之间差异的考虑，使得很多本来由学校造成的差异被解释为个体因素的作用，从而导致无法将参数变异和抽样变异区分开。以英语等级为例，OLS方法估计的系数比HLM方法估计的系数高(14，－61)，造成这种偏差的原因是由于英语等级证书在大多数本科院校中与学位证书的授予强制挂钩，而在高职院校中则无此要求。由于OLS方法不能很好地控制英语等级证书与学校类型之间的相关，因而造成了英语等级证书对起薪的作用被高估。
OLS方法和HLM方法对于不同学科毕业生起薪差异的估计也有所不同。表2中第一栏给出了不同学科毕业生起薪算术平均值的排名。由于我国现行的按照一本、二本、三本和专科院校划分数段录取的招生制度，考生其实是在特定层次的院校进行专业选择的，因此该排名并不能成为学生或者家长选择高经济收益专业的依据。以历史和哲学为例，虽然其毕业生起薪较高，但当前开设这两个学科的院校一般为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学校不但声誉较高而且学生素质较好。在控制了学校、地区以及其他个体层面的因素后，OLS方法和HLM方法估计的工学、教育学和哲学的起薪排名相同；管理学、理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的排名相差一位；农学、法学和医学的排名则有较大差异。以农学为例，OLS方法给出的排名是第9，而HLM方法给出的排名则是第4，这可能是因为开办农学专业的高校其层次较低且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区。考虑到近些年国家不断加强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消费者也由于健康意识的增强而对绿色食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农学在近些年逐步成为高考的热门专业并不令人意外。
五、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在综合考虑影响高校毕业生起薪的各种因素后发现，虽然以往研究中经常讨论的人力资本和家庭背景因素依然是影响毕业生起薪的显著因素，但学校类型和学生对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则是影响毕业生起薪的更加重要的因素。学校类型对于毕业生起薪的显著作用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分类办学制度在优化办学资源配置，保证高等教育的基本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高校分类办学是由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质量保障模式，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经验来看，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学生参与了高等教育服务的全过程，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利益相关者。因此，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应该体现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学生对学校办学的评价应纳入高校质量评估体系中。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学龄人口的减少，高等教育买方市场逐步形成，高校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加剧。要想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并取得优势地位，高校必须尽可能给学生提供满意的教育产品。本研究发现，毕业生对学校教育质量总体评价不高，其均值为3.62，介于一般和较好之间。此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是对传统精英教育一统天下单一格局的突破，高等教育的多样性要有多样化的培养目标和规格，从而也应有多样化的教育质量标准。[14]本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对于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其中“211”大学为3.72，普通本科院校为3.52，高职院校为3.64，民办/独立学院为3.60。该结果表明，不同类型高校毕业生对自己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这也意味着无论学校的性质和层次如何，学校只要针对社会和学生的需求，强化特色，促进高校合理定位、各展所长，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都可以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高校教育质量评估的最终目的是引导和推动高校及其成员提高组织学习能力，改进组织的运行状况。在未来研究中，研究者还应进一步了解哪些学校因素与学生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有关。比如岳昌君等分析了学生人力资本积累、高校的培养机制、高校的办学条件三个因素与毕业生对高等教育质量评价间的关系。[15]了解各种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校内因素，对于提高教育财政投入的使用效益，帮助高等教育工作者找到适合本校的自我改进机制，最终达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个体层面被解释方差的计算方法为(1348076-2214219)/1348076；学校层面被解释方差的计算方法为(526177-64878)/526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