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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06-03-01
中图分类号：N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053(2006)05-0641-05
在科学社会学方面，贝尔纳学派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不过，早期他们用力最勤、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力主科学的可计划性，并在阐发计划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施对策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 贝尔纳计划科学理论的得失
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科学迅速发展的刺激下，英国科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科学是要自由还是要计划”的激烈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科学事业计划的可行性，以及这种计划的范围、方式和程度。
计划科学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化学家、哲学家波兰尼。1940年他发起成立了一个“科学自由学会”与计划科学观点相抗争。至1946年，会员已发展到450人，并且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学家布里奇曼为首成立了分会。波兰尼一派主张：科学是完全自主的事业，自由不仅是科学家的权利，也是发展科学最有效的手段。科学的充分发展会自动促进社会其他目标的实现，社会不应也不必干预科学。总之，计划科学不仅不可行，而且危害严重，主要危害是：
(1)违背科学本性。人们对真理的追求是个人化和高度随机性的活动，其中充满了大量不可预见和不可控制的非逻辑因素或社会因素。无视这些因素的存在而强行计划，乃是对科学本性的违背，其结果必定与科学自身的目标南辕北辙。
(2)取消基础科学。基础科学求真，应用科学致用，二者互相制约，不可偏废。计划科学的实质是突出国家目标，旨在应用。其结果将是以应用科学取代基础科学。而缺失基础科学的科学，是没有前途的。
(3)改变评价标准和评价主体。既然计划科学极易把国家目标凌驾于科学自身的目标之上，那么，以短期社会功利的有无与大小衡量科学价值，即改变科学评价的尺度，将在所难免。而评价标准的改变又会进一步导致科学评价主体的改变，即科学评价权将由科学共同体转移到政府手中。所有这些改变，都会为政府干涉科学界内部事务以及科学界少数善于钻营的人恣意妄为留下巨大空间。
计划科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贝尔纳。1938年，英国科学促进会甚至成立了科学的社会与国际关系分会，专事宣传和推进计划科学的活动。尽管政府最终并未采纳贝尔纳学派的主张，但该学派关于自由科学无效、只有通过国家计划，科学的巨大潜能才能充分实现等观点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该学派的观点集中反映在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主要有：
(1)计划有助于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科研效率。科技资源总是有限的，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对科学适当计划是必要的。要提高科研效率，并使科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必须实施计划管理。当然，“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要把科学事业组织起来，就有破坏科学进步所绝对必需的独创性和自发性的危险。科学事业当然决不能当作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来加以管理，不过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特别是在苏联，最新的事态都表明，在科学组织工作中把自由和效率结合起来还是可能的。”[1]
(2)计划可以实现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良性循环。由于资本家唯利是图，科学成果通常可以在最易获利的领域里迅速得到应用，但这些领域往往并非其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相反，在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科学成果却难以得到应用。所以，“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制度下，我们难以把科学上的可能性和技术上的需要结合起来。”[1] 计划科学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使科学成果各得其所，合理应用，进而，科学的合理应用为基础研究提供条件，刺激其发展，最终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建立起良性循环。
(3)计划和自由可以有效结合。对科学实行计划管理，并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会限制或妨碍科学家的自由。“应该把现代的科学自由看作是行动的自由而不仅是思想的自由。”[2] 所谓行动自由，就是科学家不仅有从事研究的自由，而且还要有获得从事研究必要条件的自由。对科学实行计划管理，就是为了通过组织的力量为科学家排忧解难，使之不仅有思想上的自由，而且还有行动上的自由。
(4)计划科学应遵循一定原则。科学计划应当是深思熟虑和充分考虑到科学发展不可逆料性质的。为此，贝尔纳系统地提出了若干制订科学计划的原则，如①保持高度的灵活性，不断修改计划；②发展突出地带，注意易被遗忘的角落，尤其是学科间的交叉领域；③调动本学科及相邻学科最有才能的人集中攻坚；④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互通信息、加强合作；⑤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保持灵活的适当比例，并保证二者密切联系；等等。
贝尔纳学派和波兰尼一派围绕计划科学和自由科学的争论最终并未达成和解、统一认识，而且涉及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科学计划的实质是社会需要和国家意志的表达，以及科技资源的配置。科学家有义务也有责任为社会需要和国家的正当意志服务，过分强调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自由而无视社会需要和国家的正当意志不妥。因此，波兰尼一派将科学自由绝对化、矢口否认科学计划的正当性的观点是片面的。不过，社会需要和国家的正当意志毕竟是一厢情愿，它必须依靠科学家的创造性研究、必须高度尊重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真正实现。不论是创造性的研究还是科学发展的进程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大量偶然的和不可逆料的因素的作用，体现社会需要和国家意志的科学计划不论事先考虑得多么周到、细致，都不可能与实际的科学研究进程完全吻合，许多情况下甚至连基本的吻合都难以做到。因此，科学计划必须把科学家的自由研究视为自己的组成部分，在科技资源配置等方面为科学家的自由研究留下足够充分的余地；并保持高度的灵活性，随时准备鼎力支持科学研究中出现的一切有希望的苗头和捕捉科学发展中出现的机遇。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贝尔纳学派排除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偏见，基于苏联的实践，洞察和承认计划科学的合理性，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倡导计划科学，充分表现了该学派博大的胸怀和超前的历史眼光。
2 贝尔纳科学社会功能研究的功过
贝尔纳在分析科学时表现出了三大特点：定量研究、理论模式、政策和管理研究。[3] 正是由于研究方法的恰当，使得贝尔纳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尤其在科学的社会功能研究上做出了卓越贡献。
2.1 独立提出了科学社会功能的时代课题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运动过程中触及科学的社会功能问题不同，贝尔纳是从对科学自身审查的角度提出并研究科学的社会功能问题的。按照贝尔纳的说法，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之所以陷于困窘状态是否完全由于滥用科学的缘故，已经并非不言而喻的道理了。“科学必须首先接受审查，然后才能够为自己洗刷掉这些罪名。”[1] 所谓“科学必须首先接受审查”，就是以批判的眼光，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自身，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考察科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显然，对于研究科学的社会功能问题而言，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和立足于科学的批判性审查是两个大不相同的角度。前者服务于分析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目的，后者服务于正确理解科学的需要，或者说，它原本就是理解科学的一部分。两种角度各有特色，自有彼此不能取代的优长之处。而且，人们看到，贝尔纳这种“科学必须首先接受审查”的诉求，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科学学”的呼唤了。甚至可以认为，一部《科学的社会功能》，也就是一部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反观科学的理论著作。为此，学界一致认为，《科学的社会功能》是科学学的奠基作，而贝尔纳本人则被公认为科学学的创始人之一。
2.2 无情揭露了科学负面功能的社会根源
他指出，资本主义不顾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科学施行唯利是图地滥用，理应对科学的负面作用全面负责。简言之，科学的负面作用的根源是“对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科学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关心科学的应用，组织起来并带动群众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贝尔纳身居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却能勇敢正视和无情揭露其弊端，是难能可贵的。此外，贝尔纳所进行的科学负面功能的根源与控制研究事实上开了“全球问题研究”的先河，并具有某种示范作用。
2.3 提出了充分发挥科学正面功能的一套完整设想
贝尔纳不仅从理论与历史事实的结合上，充分阐明了科学诞生以来对人类社会所发挥的种种正面作用，而且围绕发挥科学的正面社会功能提出了一整套弥足珍贵的完整设想：①扩大科学人才数量和改革教育，提高科学人才的培养质量；②改革科学实验室和科学研究所内部与外部的组织形式，提高科学应用的速度和效率；③改组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以及科学家与大众间的交流，以利于科学的应用；④建立灵活而可靠的科学经费筹措制度；⑤制订科学战略，实施计划科学；⑥端正科学目的，努力为人类谋福利；⑦推动科学改变社会；等等。这些设想充分展示了贝尔纳作为一个资深科学家和卓越科学社会学家的睿智与才华。
2.4 树立了科学社会史上的一座丰碑
基于全面阐发科学社会功能的需要，贝尔纳把目光投向了科学社会史。他指出：“现有的科学史只不过是伟大人物及其成就的一种虔诚的记录，也许用来鼓舞青年科学工作者是适宜的，不过如果我们要了解像目前所存在的科学机构的意义和它同其它机构以及同一般社会活动的复杂关系，我们就必须设法写出这样一本历史。”[1] 可以认为，这一席话既是贝尔纳对科学内史论的严肃批评，也是他所奉行的科学外史论立场的宣言书。贝尔纳不仅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辟专章回顾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史，而且，还把这一视角贯穿于全书的每一章节；兹后，他又专门“拿科学和社会间的相互作用做论题”[2] 写出了一部《历史上的科学》，从而以纲要的形式提供了科学社会史的一个简本。尽管这个简本存在史料单薄、理论粗疏等缺陷，但毕竟有筚路蓝缕之功。
贝尔纳在对科学社会功能的研究上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在科学负面功能的根源问题上，贝尔纳集中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责任固然正确，但远远不够：第一，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科学的负面功能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的许多负面功能依然存在。这表明一定存在超越社会制度的根源。事实上，科学负面作用的社会根源除了社会制度以外，还有个人或集团利益驱动以及人类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法律意识等方面；第二，从贝尔纳把科学的负面作用仅仅归结为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应用上看，他是持科学“与价值无涉”或科学“价值中立”观点的。但事实上，科学既不是“与价值无涉”，也不是“价值中立”，而是一把双刃剑，同时具有正负双重价值。明确这一点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告诫人们：即便是对科学成果抱有正确的应用目的和使用正确的应用方法，科学成果也必定是正负价值相伴而生的。因此，在希冀获得科学成果正面价值的同时，一定要对必定会出现的负面价值有所预见和有一定的预防措施。那种认为科学“与价值无涉”或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不仅错误，而且是有害的。
3 经济需要与科学发展关系上的机械理解
尽管贝尔纳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情有独钟，而且在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不遗余力，但该学派也存在某些误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方。例如，当贝尔纳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不仅可以启发人们的思路，以便求得特别丰硕的成果，而且还可以起到“统一规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各分支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科学研究各分支同包含这些分支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1] 作用的时候，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理解显然有失偏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里，仅就贝尔纳本人在经济需要与科学发展关系上的机械理解略陈陋见。例如，贝尔纳在谈到苏联处理经济、技术上的需要与科学发展关系的情况时说道：“科学事业的组织原则是：在问题与解决办法之间应存在有来有往的交流渠道。由于工厂实验室以精确方式提出的工业上的问题，交给了技术研究所。凡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现有技术知识范围之内，便在那里予以解决。如果事实证明人们对大自然的机制缺乏某种较为基本的理解，便把问题交科学院处理。这样工业就可以向科学界提出新的和根源性的问题。同时，大学或科学院有了任何基本发现，也立即把这种发现转告工业实验室，使一切有用的发展尽快用于实践。”[1] 且不必说，当时苏联科学的运行情况并非像贝尔纳所说的那么简单，仅就他对苏联科学运行情况的观察结果及其所持的毫无保留的赞扬态度而言，无疑表明了贝尔纳在经济与技术的需要和科学发展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科学发展是按照“工业提出问题——技术研究——科学研究”的模式进行的。简言之，经济和技术上的需要是科学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另一个地方，贝尔纳则明确指出：“极其粗略地阅读一下科学史就会知道：促使人们去做科学发现的动力和这些发现所依赖的手段，便是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和物质工具。”[1] 以至于在作为《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5周年纪念文集的编者们看来，贝尔纳的基本观点引起了争论，“大多数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任何将科学研究引向合乎社会需要的企图，都将窒息创造力，并会带来有害于科学本身的后果。”[2]
表面上看，贝尔纳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一致，但细细推敲，贝尔纳的理解未免机械了些。这是因为：
首先，关于经济需要是科学发展主要动力的观点不是一个僵硬的教条，而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论断。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前提是确定科学何时发生？是古代还是近代？而解决科学何时发生的问题又进一步涉及到什么是科学、如何理解科学的问题。可见，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而且学界也一直在争论不休。一般认为，科学诞生于近代，不论是西方古代，还是东方古代，都仅有科学的萌芽或科学的素材。由于古代科学萌芽具有明显的经验性，固然它主要产生于生产实践并由生产决定。但即便如此，当时也还是有大量科学萌芽源于神话、巫术、宗教、哲学和常识等非生产因素的。倘若承认科学诞生于近代，那么，要对“科学发生和发展是否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就需要对文艺复兴前后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具体情况，给予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近代科学的诞生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兴起等等。这其中生产的需要当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它在其中所起作用的比重如何，是否位居首位？可说是迄无定论。在近代科学的诞生过程中，有三个人堪称关键性人物。他们恰好也分别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一位著名科学史家的高度评价。马克思赞誉弗兰西斯·培根为“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4]，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像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5]；科学史家W·C·丹皮尔推崇“伽利略真可算是第一位近代人物”[6]。如果近代科学的兴起应当归功于生产的话，那么，这三个人物对近代科学诞生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理应来自生产需要或至少受到生产的巨大推动。可事实是，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是他关于天体运动简单性与和谐美的追求、对历史上日心说萌芽观点的继承与改造，以及他本人持久天象观察的产物；培根实验科学的思想则是他批判经院哲学的结果：“他深感经院哲学不能增进人类对于自然的知识与支配自然的能力，且看出亚里士多德的‘最后因’于科学毫无相干，于是就着手研究一种新的实验方法理论”[6]；同样，伽利略以其关于落体定律、摆和抛射体运动的卓越研究而为动力学奠定基础，并为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提供典范的历史贡献，也主要基于对亚里士多德的力学和哲学的批判，以及对阿基米德和刻卜勒等先驱传统的发扬光大。
此外，历史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下，非生产因素也会对推动科学发展起支配作用。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范围内批斗学术权威，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中国的科技发展元气大伤；相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的调整，中国科学的发展欣欣向荣。上述正反两方面的情况表明：政治因素对科学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需要是科学发展主要动力的观点，不是孤立的。欲正确、全面地理解它，必须将其置于整个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之中。应当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有一些与此密切相关的观点。例如，恩格斯曾明确表示，他并不认为一切思想观念包括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都以经济发展为条件。事实上，他关于经济需要是科学发展主要动力观点的完整提法是这样的：“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7] 接着，他又以哲学为例，讲了经济发展对思想观念领域起支配作用的条件。他说：“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再如，恩格斯或许唯恐人们对经济和技术需要的作用理解得过于绝对，他强调指出：“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8]
或许，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科学发展依赖物质生产观点的较为完整的理解应当是这样的：①经济需要对科学发展的动力作用是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和有条件的。其中，主要条件是科学内部逻辑发展的需要与经济需要的契合。任何经济需要都不可能超越甚至违背科学内部的逻辑发展需要而起作用；②经济需要对科学发展的动力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有些情况下或一定范围内，科学内部逻辑发展的需要会上升为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此外，政治实践、经济制度、社会意识、精神文化和教育等因素对科学发展都具有动力作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也都有可能成为主要动力。一般说来，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其发展初期往往是经济需要起主导作用，而在成熟期，则是由不断提高既存理论与自然界相一致的范围和精度的内在要求所驱动。要确定经济需要对科学发展的作用，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况给予具体的分析，绝不是一句“主要动力作用”所能敷衍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