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台湾政局剧变
文|刘匡宇
2018年是台湾政局剧变的一年，岛内政治社会正在形成新的动力与矛盾。
2018年是台湾政局剧变的一年，岛内政治社会正在形成新的动力与矛盾。两岸僵局和岛内经济“寒流”之下，民进党“绿色执政”四面树敌、作茧自缚，引发强烈民怨，与韩国瑜等“非传统政治世代”掀起的民意“韩流”涤荡交汇，迸发出翻转政治生态和民意结构的巨大能量。新旧政治势力的交织博弈，最终通过“九合一”选举重塑了台湾政治社会的面貌。
“绿色执政”作茧自缚，危机四伏
两岸关系是台湾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总开关。民进党当局两岸对抗、内政独裁、经济无能的执政路线引发极大民怨，其作茧自缚、画地为牢的政策路线使其自身陷入困境。
蔡当局专制独裁引发“全民反民进党”。蔡英文首个任期内政主打“权力与财富再分配”来重塑政治社会格局，为其长期执政和“渐进台独”打基础。因此，其大肆挑动族群、世代、阶层矛盾对立，四处点火，四面树敌。两年来，重返执政的民进党从曾经的“理念型在野党”、陈水扁时期“粗糙的贪腐党”转变为“精致利己主义威权党”，迅速超越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
蔡当局推行多项倒行逆施的“改革”措施，在劳工权益、同性婚姻、少数民族等议题上出尔反尔，利用政治权力蛮横压制异见，将反对者污名成“保守”“反改革”势力；同时大肆酬庸亲绿“肥猫”。其中有三件大案动摇了民进党执政基础：一是“卡管、拔管案”。蔡当局坚决阻止台湾大学合法程序选出的校长管中闵就任，彻底磔伤了民众对“民主法治”的期望，导致其在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中的支持度大幅下滑。二是力挺“高级实习生”吴音宁任北农总经理。吴音宁因酬庸关系而稳居肥差，让青年和基层与民进党产生了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怨恨和距离感。吊诡的是，被吴音宁逼走的原总经理韩国瑜最终南下参选，以“草根对权贵”为旗号翻转台湾。三是张天钦“东厂风波”持续发酵。“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在录音带中骇人听闻地自许“东厂”，直言其政治使命是将国民党赶尽杀绝，引发全台哗然和蓝营义愤。尽管“促转会主委”黄煌雄被迫辞职，但“1124灭东厂”仍成为广为流传的口号和“庶民正义”的自我实现预言。亲绿智库民调显示，民进党的满意度和认同度仅用两年时间就暴跌至不足20%。最终，社会舆论从“沉默的大多数”延烧为要“用选票教训民进党”的星火燎原。但面对败局，蔡当局仍污指“假新闻”“境外势力介入”，彻底站到了民众对立面。
“绿色执政”恶化经济民生，波及民进党选情
“九合一”选举翻转地方政治版图。11月24日，“九合一”地方选举举行,投票人数达到史无前例的1910.3万人。最终，在“韩流”的狂飙突进下，国民党执政县市由6席增加至15席，民进党由13席惨跌至6席。无党籍仅余台北市柯文哲一席。同时，此次选举历史性地捆绑的10项“公投”中，绿营力挺的“东京奥运会台湾正名”和“挺同婚”等“公投”遭否；反对民进党现行政策的“反同婚”，“反废核电”和“反核食”等获通过。绿营殚精竭虑“下修公投门槛”，还通过“中选会”进行政治筛选操作，却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日，蔡英文被迫辞去民进党主席，由基隆市长林右昌暂代。行政部门负责人赖清德和蔡办秘书长陈菊则提出口头请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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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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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无力做大蛋糕且分配不善。经过2017年的“平庸复苏”后，2018年，随着全球贸易的波动，台湾的GDP、出口、投资消费和股市等表现均明显下滑，近3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2.33%，是近30年来最低。“与大陆脱钩”的经济路线不但导致陆客赴台人数锐减至马当局峰值的1/4，观光产业收入大跌15%沦为“惨业”，也进一步恶化了相关业者的收入水平。同样原因也导致中南部农渔产品、水果蔬菜因滞销出现价格崩盘，直接冲击底层农渔民生存，南部因此出现“民进党不倒，台湾经济不会好”和农渔民焚烧民进党证的频繁抗议。此外，蔡当局强推“一例一休”和“年金改革”，让青年、劳工和公务员等工薪阶层普遍出现消费降级和阶层下移，进一步恶化内需市场同时也引发各阶层强烈民怨。二是“绿色执政”暴露治理无能。蔡当局对“五缺”问题和产业转型束手无策，持续动摇资本信心。在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绑架下，其狭隘的能源政策导致全台“空污”日趋严重，导致其在台中等地被翻盘。而中南部水灾和频繁的弊案更是戳破陈菊、赖清德、林佳龙等民进党“政治明星”的政绩神话。韩国瑜之所以能让民进党经营了20年之久的根据地“易色”，根本原因也是高雄转型失败、人口老化、赤字冲高和空污治安等经济民生问题难解，民众亟需改变生存状态。
最终，蔡当局短视自私、四面树敌的执政路线招致民怨沸腾，在岛内激发起愈演愈烈的“厌恶蔡英文”“反对民进党”和“无色觉醒”社会意识，让民生议题成为地方选举主轴，波及民进党地方选情和选战布局。以“六都”为例，除桃园市郑文灿优势较大，其余“五都”皆陷入胶着或苦战。选战中后期，蔡英文已经成为民进党票房毒药。不少候选人拒绝与其同台合影，林佳龙等地方诸侯高声要其为败选负责。在不利局面下，民进党中央加大辅选和政策买票力度介入选举，如在高雄、台中、彰化等地许以数以千亿新台币投资的科学园区、轨道交通和离岸风电项目，同时豪赌“两岸牌”“公投牌”。但民进党流失200万票的惨败证明，台湾选民对蔡当局的厌恶，让政治恐吓和空头支票的威逼利诱不再有效。
2.2.1 水面蒸发损失 根据2008—2015年滴灌可利用淖尔水面面积及不同月份蒸发量计算得知（表2），河套灌区淖尔2008—2016年水面蒸发损失量为7 752×104～10 793×104m3，灌溉关键期（4—8 月）淖尔水面蒸发占全年蒸发损失量的60%～71%，水面蒸发损失为淖尔春季蓄水量的40%～73%，说明水面蒸发是淖尔水损失的主要途径且占主导地位，淖尔水面面积大小决定着蒸发量，因而淖尔水滴灌时应尽可能缩小水面面积，降低无效蒸发损失。
2018台湾地方选举选后涟漪效应持续扩大。国、民两党都爆发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和布局暗战，进入了新旧势力的复杂博弈和力量重组阶段，新的民意脉动也为台海局势增加了不确定性。
“韩流”带动“非传统选举”翻转台湾
“韩流”带动国民党再现“蓝天”。尽管岛内“反绿”氛围浓厚，但国民党在内忧外患中依然步履维艰，其选举布局和党内整合起步更晚，乱象频生。但到了选战后半段，韩国瑜横空出世，再加上国民党内大佬积极投入辅选，蓝营士气大振，最终“翻转全台湾”。
“非传统政治世代”成为选战主角。“韩流”承袭了“柯文哲旋风”的政治新潮，注入韩国瑜个人理念特质，掀起更大的政治海啸，并引发一批中生代政治人物的效仿跟随。
国民党主要参选人均集体汇入“韩流”，侯友宜、卢秀燕与其结成“强棒联盟”，就连形象保守的丁守中也自封“非传统国民党人”。绿营意识形态颜色较浓的姚文智、苏贞昌、林佳龙和陈其迈全军覆没，而郑文灿、黄伟哲、林右昌等败军胜将无不诉求“超越蓝绿”，还仿效韩国瑜说出“台湾人民不欠民进党”“会抓老鼠就是好猫”要求民进党展开反省。最终，“六都”乃至全台县市长当选者几乎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传统政客，“非传统政治人物”在“无色觉醒”浪潮中成世代规模的崛起，是此次“九合一”选举载入史册的重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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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
国民党选举翻身的关键是韩国瑜。在孤身深入绿营腹地高雄，无力打传统组织战的情况下，韩国瑜抓住“高雄又老又穷”“北漂30万，负债3000亿”的痛点，利用直播、短视频等低成本方式进行网络营销，提出“货出去、人进来、发大财”竞选口号，以其真实、草莽，反权贵、有趣味的个人特质，形成了磁吸全台的规模化粉丝群体和“韩流”现象，民调从落后30%快速追到“黄金交叉”。10月初，韩国瑜的网络声量已数倍于“人气王”柯文哲，并通过10万人规模的“三山造势”实体化为“韩式义勇军”，夺取选战主导权并产生辐射全台的外溢效应，迫使民进党全线回防，帮助国民党稳住执政县市，并在中东部的艰困战区实现逆转乃至大胜。韩国瑜本人在高雄狂揽90余万票，取得奇迹般的胜利，成为台湾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政治偶像，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国民党的选战结局和台湾蓝绿版图。
蔡当局错误的两岸和政治路线必然导致其经济政策的困境与失败。蔡英文上台后大力吹嘘的“新南向”“前瞻计划”“5+2产业”等政策令民众颇为无感，而其在经济民生议题上的治理失能与刚愎自用，却激发了广泛的民怨。
岛内政局的变与不变
2018地方选举选后涟漪效应持续扩大。国、民两党都爆发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和布局暗战，进入了新旧势力的复杂博弈和力量重组阶段，新的民意脉动也为台海局势增加了不确定性。
传统政党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备受冲击。一是民进党选后陷入内乱。败选后，民进党并未展现痛定思痛、深刻反省的决心，而是陷入了权力与路线的内部纠葛。其一，败选反省失焦。蔡英文虽辞党主席但并未真正反省，民进党检讨基调是党务系统选举策略失当、当局宣传不足、民众受“中国假新闻”蛊惑，“跟不上改革脚步”。同时，仅调整党务人事，辞退若干政务官敷衍了事，但已无法改变蔡已经进入“看守执政”的尴尬。其二，派系权斗加剧。败选打破了民进党的表面和谐，让党内派系汰换再次浮上台面。近年来“新英共治”垄断资源分配的格局引发派系反扑，在赖清德等人“辞职参选2020”的威胁下，蔡英文也有意拉拢其他派系进行制衡，以保住其2020提名权。民进党主席补选成为各方争夺焦点。目前看，郑文灿等中生代跨派系举荐“学运世代大师兄”、赖清德秘书长卓荣泰当选概率较高，其为洗脱蔡“垂帘听政代理人”嫌疑，提出蔡“无优先连任权”，党内更大的权斗风暴正在酝酿。其三，路线辩论浮现。在下台负责压力下，蔡英文政治路线更趋保守极端。“美丽岛电子报系”“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等党内“中间派”和反蔡势力则提出两岸政策辩论要求。其四，支持基础动摇。“韩流”还解构了中南台湾的“亲绿”格局。高雄、云林和“民主圣地”宜兰等地“绿地变蓝天”，“北蓝南绿”格局继续裂解，绿营版块更为碎片化。二是国民党“不变酝酿大变”。下野后，因为被党产清算和政治追杀，加上党务职务直选，国民党中央再难通过资源和权力去控制党务系统和地方派系，长期陷于领导不力，士气低落，各自为战的局面。但“韩流”和选举极大地改变了国民党的精神面貌。韩国瑜、侯友宜、卢秀燕等中生代选举时结成连线，与吴敦义的路线、言论进行切割，一度有分庭抗礼甚至指挥中央之势，也承担了泛蓝要求党务革新、世代交替的期望。岛内外台商、台侨给国民党的捐款多指名给韩国瑜，要求韩国瑜接替吴敦义乃至出战2020的呼声很高，甚至认为如韩国瑜能与柯文哲实现“蓝白合作”则无人能挡。
韩国瑜
台北街头
不过，中生代虽手握战功，构成新一代明星接班梯队，但受县市长现职任期限制，很难自毁承诺投身2020。而国民党权力核心也未厘清选举大胜更多是选民为“教训民进党”和“韩国瑜现象”使然，对于如何更加贴近民意，破除老旧僵化的官僚主义和宫闱政治，继续向“现代化政党”转型几无着墨。在“大好形势”下，吴敦义、朱立伦、马英九和王金平等大佬自恃布局操盘有成、辅选动员有功，仍不甘寂寞、不愿交棒，开始争夺2020“大选”党内出线权。这种只见权力斗法，没有改革气氛，不思顺应民意的景象，并不能让国民党收割民进党执政不力的成果。
“第三势力”进入调整积蓄重组期。两年来，“第三势力”遭遇瓶颈，不少被民进党收编为附庸或边缘化，但在基层选举领域如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方面表现不俗，村里长当选比高达80%。“时代力量党”首次参与地方选举就在“六都”拿下7席议员，总计16席，占该党提名的40%。数据上，台湾政大选研中心、《天下杂志》等民调均显示5-7成民众“没有特定政党倾向”，6成乐见超越蓝绿的“第三力量”。“第三势力”未来发展仍有群众基础，但亟需格局高、能量强的政治明星进行整合。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药师在疾病用药管理方面做了诸多贡献，在改进药学服务的工作模式、解决患者用药过程中的DRPs方面也做出了很多探索，如美国《医疗保险处方药改进与现代化法案》，要求医疗保险的提供者对被纳入Medicare Part D且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或需同时服用多种药品的患者提供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项目[10]。该模式区别传统的处方调剂药学服务模式，通过经资格认证的药师参与到患者药物治疗的全过程中，为患者提供药物治疗管理。其与以往药学服务模式最大的区别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临床药师的专业优势，通过与医师合作，对患者用药进行管理，促进合理化，减少DRPs的发生，从而达到优化药物治疗效果的目的（见图1）。
刘匡宇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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