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5世纪西欧宗教意识及基督教人文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基督教论文,人文主义论文,宗教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06(2008)03-0030-05
14、15世纪是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巨大变革导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仅在经济活动中，而且在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处于极大的不稳定状态，而这两个世纪相继发生的黑死病以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更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反映在民众的社会心态上则表现为社会宗教意识以及宗教信仰方式的转变。
一、黑死病加剧了社会动荡
西欧从11、12世纪大规模的拓荒以后，农业发展促使大量的农产品进入商品流通渠道，商品流通的扩大增强了货币的社会职能，货币提升了市民的社会地位，他们提出了参与管理城市的政治要求，并以各种方式获得了城市自治的权利，西欧政治体制中增添了新的因素。一方面，农产品的商品化成为庄园制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庄园制的分化加速了农民阶层的分化，农民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了。另一方面，农产品的商品化逐步改变了不断扩大的市场的商品结构，农业产品的歉收与丰收对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4世纪西欧连续出现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业的歉收甚至绝收，致使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可以这样说，社会经济的演变动摇了采邑制的根基，身处转型时期社会中的人们时时有种不安定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无法预知的疾病而增强。
自然灾害第一次对西欧社会产生显著影响是在14世纪上半叶。1320年西欧北部地区遭遇了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歉收，造成无法救助的大饥荒。[1](P518)此后，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地震、旱灾、雪灾和洪灾。1347年10月，一场瘟疫被热那亚的商船从克里米亚半岛带到了西西里。随后不久接二连三扩散到整个欧洲，法国、西班牙、荷兰、北欧地区的国家都无一幸免。尤其是在人口稠密且环境较差的城市中，瘟疫传播的速度更快，死亡率更高。黑死病的复发性所带来的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叶，导致西欧人口的急剧下降。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计算，整个欧洲死于黑死病的共计有2，500万人。[2](P321)黑死病在西欧历史上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西欧近代社会的开始是以黑死病为标志的。[3](P237-238)
黑死病导致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最明显地反映在领主与农民的关系上。由于黑死病导致人口骤减，使一些地区的农民一跃而成为土地的主人，同时也增加了提高工资和降低自由农业劳动者租金的可能性，加速了农奴制的瓦解。然而，城市人口的锐减必然造成对粮食需求的减小，粮食价格由此大跌。成为土地主人或者租佃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因为占有或者租佃土地而改善经济状况，封建领主和地方政府有时甚至采用暴力手段，通过立法保持自身收益不受损害来维持传统意义上的平衡。这就使以货币纳税缴租的农民反而因为对年景的不可预知而失去了安全感。①英法为争夺领土而进行的百年战争则更为农民雪上加霜，致使不堪负重的农民不得不举行起义进行反抗，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1358年，法国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农民大肆劫掠贵族的财产，贵族们则疯狂地屠杀起义者，施以强烈的报复。1381年，英国也爆发了一场更大的反抗贵族和教士的起义。[4](P187)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无法预知前景，加剧了转型时期西欧社会的不稳定性，人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增大，社会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通过社会的宗教意识的演变表现出来。
二、宗教意识的演变
中世纪人们生活最现实的问题是经济问题，黑死病对经济的打击，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影响了供给、需求、物价和工资水平。大量的熟练工人的死亡造成专业人员短缺，幸存的工匠借此提高服务费用，城市由于急需这些人员也为其增加各种便利，农业人口不断涌入城镇，地方领主的收益受到巨大损失，土地荒废。各地区在黑死病面前所受的打击造成巨大的差异，各地物价与工资水平的差距也使得人员的流动性加大，加剧了整个经济的不平衡与不稳定。这种社会与经济的不平衡带给人们的心理冲击甚至超过黑死病本身所带来的恐慌。人们对宗教的依赖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在黑死病传播过程中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对死亡的恐惧是人们信奉宗教最根本的原因，因为宗教对死亡的解释能够缓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在中世纪的人看来，死亡就意味着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分开，身体的死亡是灵魂的解脱。死亡本身是幸福的，是无痛苦的，它并不表示结束，而是表示实现了至善，在告慰祈祷声中走向了天国。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向天国，身体死亡后灵魂的命运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令他们最惧怕的问题，是忍受地狱的苦难，还是享受天堂的幸福，取决于人今生的作为。”[3](P218)然而，黑死病造成铺天盖地的死亡使宗教对死亡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人们甚至来不及用基督教传统的葬礼仪式和习俗安葬太多的突然离世的亲人。宗教的解释是乏力的，而教会与教士的腐败与追求名利使人们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更加失去信心。14世纪初期，教皇迁都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这标志着其对西欧政治影响开始减弱；阿维尼翁教廷也效仿世俗国家的行政机制，建立起较为健全的财政系统，集中管理在欧洲各地征收的教会税款。教皇克雷芒六世甚至毫无愧色地宣称，为了金钱他可以随时奉送宗教的利益，只要政治环境适宜，他甚至可任命笨蛋为主教，并以医嘱为借口为自己毫无节制的有悖教规的性行为辩护。[5](P672-673)教廷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欲以及奢侈腐败的生活引起人们的愤恨，教士通过收取报酬主持圣事而大肆敛财的事例屡见不鲜，这就更加失去了人们对其的尊重和敬仰。黑死病期间，基督教教会的仪式自然无法阻止灾难的相继发生，不免令寄予希望的人们感到失望。一些教士疏于职守，不履行在葬礼方面应尽的宗教职责，在主持宗教仪式时收取高额费用；很多教士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离开原来所在的教区，前往能支付他们高额报酬的地方。这些受利益驱使的教士，并不注重自身的宗教修养，“只知道如何读祈祷文，但却从未理解其中的含义”[6](P68)。这些都导致人们对教士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教会和宗教信仰不再是禁区，越来越多的人对教会和教士的言行进行批评，甚至是公开的嘲弄。对教士的不信任更增强了人们对宗教的渴望，早在12世纪就被罗马教廷斥之为异端的韦尔多派所提倡的自己阅读《圣经》的宗教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在城市中兴起的世俗教育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阅读的能力，最为流行的读本就是《圣经》以及通俗的宗教读本。阅读活跃了人们的宗教思维，人们对传统的宗教观念有了自己个性的理解。
14、15世纪的西欧商品经济因素的增强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交往形式，庄园制的瓦解、租佃制的盛行破除了在采邑制基础上确立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开始建立起一种个性化的社会关系，人们的个性意识也由此而逐渐增强，开始意识作为个体的自己在整个社会中存在的意义。基督教教会的权力欲和财富欲则作为一股反助力促进了宗教信仰方面个性的增长。但个性增强的人们却很少具有这种自觉的认识。社会经济的不平衡与教会的腐败只会使人们更加相信自然灾害和黑死病是上帝对罪孽深重之人类的惩罚，应该深刻忏悔，严厉自责和自罚。他们热衷于乞求上天的宗教活动，热衷于对圣物的崇拜，热衷于感恩还愿。人们纷纷踏上朝圣之路，加入赤脚朝圣的行列。各朝圣地的朝圣仪式频繁举行，一月两次有时甚至一周一次。[7](P53)更有甚者，13世纪中叶开始于意大利佩鲁吉亚市的自我鞭笞作为一种忏悔的宗教行为，伴随着14世纪中叶黑死病的肆虐风靡西欧各地。鞭笞者们认为，造成瘟疫的原因在于个人与集团对所犯罪行的放纵以及对此进行忏悔仪式的混乱，企望通过对自己的鞭笞平息上帝的愤怒。[6](P79)深感绝望和无助的人们把自我鞭笞看做是救命的稻草，修道士、教士、骑士、市民、农民、大学生，都加入了自我鞭笞的行列，甚至阿维尼翁的教皇克莱蒙六世也亲自参加了为抑制黑死病举行的鞭笞游行。[3](P238)鞭笞作为一种极端的行为，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经济不平衡、传统宗教信仰解释的乏力以及教会腐败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动荡和精神不确定性。但它同时也是人们对日益生活在恐惧的精神生活中的一种表达方式，反映了人们对新的宗教教义、仪式的探索。鞭打行为是罗马人在将耶稣钉到十字架上之前的惩罚行为，它可以被看做是回归原始教义，同时也可以看做是希望为社会与经济的不平衡提供新的思考与行为模式的探索。
可以这样说，在自然灾害和黑死病肆虐时期，西欧社会的宗教意识明显地增强了，社会转型导致的社会动荡以及天灾人祸增强的恐惧感更加迫使人们在宗教中寻求慰藉；对基督教教义的新理解在民众中广为流传，民众对新的宗教观念的接受，为新的宗教思想的传播以及新的宗教信仰方，式的推行奠定了社会基础。
三、基督教的人文主义
社会民众宗教意识的增强并不是意识形态领域内孤立的现象，垄断意识形态的基督教神学体系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上层的神学研究也逐渐增多。黑死病造成教师大量死亡，许多学校的学术水准明显下降，这促使有热情的神学家和思想界人士大力加强学校的建设，瘟疫过后许多贵族和教会人士纷纷建立学校。历史学家威廉提出了此时神学研究增长的三个要素：社会对全新的以及受教育的教士的普遍需求；对服务于个体精神的礼拜堂神父的需求；新富阶层对教士职业的追求。[6](P63)这些因素根源于社会经济的不平衡与人们对宗教解释、新的宗教仪式的渴求。对这种社会经济不平衡的调整是神学研究的动力之一。14世纪迁都阿维尼翁使罗马教会从权力的顶峰跌落，各种社会宗教运动及各个宗教派别都在试图突破宗教法权的限制，提出了各种宗教观点和思想，在信仰领域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浪潮，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教团，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教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308年，罗马教会颁布敕令，正式宣布托马斯·阿奎纳用亚里士多德主义建立的基督教神学理论作为教会的官方神学理论。经院哲学唯名论和唯实论之间激烈的论战为托马斯·阿奎纳建立其庞大的神学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被社会民众普遍接受的基督教的新神秘主义则为调整社会不平衡所带来的精神危机提供了宗教的方向指导。许多看似难以理解的民众的极端狂热的宗教形式，如鞭笞等行为，在新基督教人文主义神学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与指导。
普遍重视人的作用以及与人与上帝的关系是新神秘主义对这一时期社会经济不平衡的调整提出的指导性的理论基础。人文主义学者研究的议题、产生的辩论符合民众的需要，直接触及民众在丧失对传统信仰的信念时所出现的迷茫、由社会动荡产生的恐慌感等，并为其寻找精神上的出路与指引方向。其创始人艾克哈特用大众使用的语言布道，从“人与上帝合一”这一早期基督教的教义理论出发谈论灵魂的救赎，强调个人的存在，宣称上帝就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路，只要你的内心是虔诚的，因为人们可以在人的内心找到上帝，与上帝合一，从而获得灵魂的拯救。[a](P204-208)艾克哈特的神学理论通过强调个人与上帝之间在心灵内部的密切联系，由此否定外在宗教仪式形式的重要性，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宗教信仰方式，教会的宗教法权也因此被否定。陶勒发展了艾克哈特的神学理论，他在布道中告诉人们，应该主动地寻找上帝，因为上帝就是人的灵魂，就在人的本身之中，灵魂的救赎过程就是要走一条自我寻找上帝的宗教之路，信仰的虔诚不在于外在的行为，而在于人的内心。[3](P212)新神秘主义的神学理论为那些不信任教士的虔诚的基督徒指引了一条通向灵魂救赎的新路，易于被社会民众接受，尤其是城市的市民阶层。
新神秘主义的神学与同时代的神学家围绕“存在”的意义这个经院哲学的主要议题的辩论，反映了对新的基督教神学体系的探索，也反映了民众在动荡的社会中找寻方向的意向，以及打破束缚民众思想、维护旧的社会经济模式的教会传统神学的努力。在托马斯·阿奎纳关于“存在”的理论中强调，因为是上帝创造了人，上帝是人的起因，所以上帝是存在的最根本的起因，人是被决定的存在，所以上帝的存在和人的存在是有实际区别的。但是，因为上帝的存在决定了人的存在，所以人的存在是上帝存在的体现。[3](P195)被称为“精细博士”的邓·司各脱同样从理性和信仰的角度阐述人的存在和上帝的存在，他否定了托马斯关于存在的观点，认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只是概念上的区分而不是实际的区分，提出了上帝的无限存在和人的有限存在的概念，强调存在和本质是相同的，任何两个个别物之间的本质永远存在着区别。[8](P567-568)由此他肯定了人的个性。而奥卡姆又对其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真实存在的只是个体，这些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偶然的关系，他否定了共相概念在实在中除了个别对象之外还有普遍对象的论点。所以在上帝以下的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个体，上帝与每一个体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偶然的。奥卡姆最终完成了经院哲学家们一步步进行的把神学与哲学相分离的过程，他被称之为经院哲学的掘墓人。[8](P189)奥卡姆的神学理论在两百年后对路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路德称奥卡姆是打倒经院哲学、证实上帝具有绝对大能的英雄。[9](P383)
民众个性意识的巩固与发展需要精神上的指导与强有力的理论支柱，对教会传统信仰的怀疑与摒弃也需要新的垄断意识形态做出回应。新神秘主义的神学家们正是迎合这种潮流，并为之开启了新的途径，建立了新的信仰体系，也为路德新教教义理论的提出和确立打下了基础。
经院哲学家们的争论并未仅停留在理论上，他们以此改革教会来实现民众的宗教愿望。英国牛津大学的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针对教会因财富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中产生的不满情绪，提出上帝只是精神的存在，由此反对教士享有财产权和统治权，教会应该服从世俗政权。[10](P587)威克里夫用《圣经》否认了教会的宗教权威，“对于每位基督徒，圣经是最高权威，并且是信仰与各种美德的标准”[9](P388)。威克里夫的这些宗教主张不仅得到英国王室的支持，而且还赢得了众多的世俗追随者的赞同，形成了罗拉德派。尽管罗拉德派遭到了覆灭性的镇压，但是威克里夫的宗教思想则在西欧很多地区广为流行，尤其是在波西米亚地区。长期在德意志移民统治下的波西米亚，德意志高级教士的贪婪以及奢侈无度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捷克教士约翰·胡司以威克里夫的教义为理论依据，主张没收教会的财产，建立廉洁教会。他在向广大民众布道时猛烈抨击教士的腐败，蔑视教皇的权威，严厉地斥责赎罪券是无稽之谈，号召恢复真正的基督教教会。胡斯同样赞同威克里夫关于“圣经是教义唯一源泉”的宗教思想，提倡每个基督徒自己阅读《圣经》，根据自己的理解决定信仰。[11](P10)威克里夫和胡斯的思想深刻根植于中世纪晚期民众宗教意识和宗教信仰的转变，他们的思想本身就是作为社会动荡下民众宗教意识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经院哲学家们的争论使“人的本质”成为神学辩论的中心。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强调，人文主义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在于要探讨人是否确实存在，而是要说明人的本质，通过确定人的本质，对作为个人的(person)人，作为精神的、灵魂的、身体的、本质的人的解释才会是正确的，因为存在就是个人自己。[3](P234)在辩论中古典著作受到重视，学习和研究古典著作成为风气，形成了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潮；在城市里、在大学中逐渐成长出人文主义者团体，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被看做是典型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12](P151)伊拉斯谟重视个人的自我决定，他认为所有的基督徒，即使是农夫和挤奶的妇女也应该自己读《圣经》。[9](P392)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对马丁·路德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流行着这样的格言：“路德孵出伊拉斯谟下的蛋。”[9](P396)
综上所述，从马丁·路德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翻开了西欧社会宗教史新的一页，但是宗教改革运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14、15世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演变所产生的社会动荡因黑死病和连年的自然灾害而加剧。身处动荡社会，面临黑死病和自然灾害威胁的民众更希望求助于宗教获得慰藉，然而，教会的权势和教士生活的腐败加剧了民众的不信任感，并产生了接受新的信仰方式的要求。晚期经院哲学关于“存在”的争辩，以及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关于“人的本质”的讨论迎合了民众宗教意识的需求，正如奥尔森所说的：“并非只有伊拉斯谟一人生出改革神学与教会生活的蛋。奥卡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他的角色，威克里夫也一样。其他更小的人物，一定也有很多的贡献。”[9](P396)
注释：
①西欧中世纪实物地租以收成的百分比为单位缴纳，一般是以实际收入的1/10、1/9或者1/8计量。实行货币地租后，无论丰年、歉年，都是以相同的货币单位纳税缴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