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大钊是五四时期新旧思想交锋阶段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并不遗余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他被聘为教授，主讲历史学、经济学之后，又致力于历史学的研究。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人类历史，在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体系。
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认识和分析历史，首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本体论
中国史书，汗牛充栋，历史学家，代有人出，但就历史观而言，在李大钊之前，一直是唯心史观占统治地位，始终未能解决“历史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历史发展的内因是什么”、“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历史认识的最基本问题。先秦史家从神权的、天命的历史观出发，宣扬“君权神授”，把神和上帝当成人类历史的主宰。从孔子作《春秋》，司马迁著《史记》，才开始着力于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历史的研究。但他们又从圣贤的、王者的、英雄的历史观出发，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历史发展的脉络。
到了20世纪初年，随着西方进化论的传播，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梁启超对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指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提出了“史界革命”的主张。他运用进化论学说，把历史当作一个发展过程去考察，强调古今事变的因果关系，使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但因阶级的局限他仍未能找到历史认识基本问题的正确答案，最终又把历史归结为“英雄的舞台”，“舍英雄几无历史”（注：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仍未跳出唯心主义的老路。
李大钊作为我国新旧史学思潮嬗变时期的接轨人物，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且运用唯物史观做为“解析史实的公分母”（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2页。 ）去分析和认识人类历史，以如椽之笔批判传统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弊端，在历史本体的认识领域树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
第一，在历史发展模式上，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针对当时梁启超等“论坛权威”宣扬的今不如昔和历史循环论等悲观论调，李大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原理指出：“人类历史演进，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起之后，有一落，一落之后，尚可复起，而且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9页。）因而我们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 就要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为一时的挫折或倒退或退缩，要踏踏实实地创造性地生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这在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无疑是振聋发聩之举，使人们感受到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
第二，在历史发展动因问题上，提出历史的发展是由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在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论战时李大钊就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这已初步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又明确论证到：“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虽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会有反作用，但它最终还是被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所决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循环论，澄清了传统史学在历史发展动因上的迷雾，指明了人们正确认识历史的方向。
第三，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认定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
为了驳斥封建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对历史创造主体的歪曲，李大钊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立场上，明确提出，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虽然“个人在团体的生活中， 实亦有其相当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历史的纯正的主人”，是人民群众。这种历史观，把人民群众从神权、圣哲、英雄的锁链下解放出来，不仅指引历史学家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也为马克思主义者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做好了思想准备。
唯物史观的传播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作出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37页。）李大钊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本体论，是19 世纪2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之一，是他整个史学思想的核心。由此划清了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限，标志着我国旧史学的终结和新史学的诞生，成为史学史上的里程碑。
二、划清了历史资料和历史事实的界限，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
什么是历史？历史应包括哪些内容？客观的历史进程与历史著述之间的关系如何？历史著述中属于历史认识初始层次的历史记录与较高层次的历史著作应该怎样区分？这是研究历史首先应解决的问题。但中国历代史学家却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探讨仍未找出正确答案。唐代以前所有的史学家，都在唯圣唯经的基点上，认定史次于经。因而先秦史学家主张“述而不作”。一代史学大师司马迁，在穷其一生心血著成的《史记》最后自序中声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00页。）到魏晋以后，历史学逐渐成为独立学科，对历史内涵、史述与史著关系的探讨日渐增多。刘知几提出：“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注：《史通·史官建置》。）已初步分清历史记录与历史著作的关系，但仍认定历史资料即为历史。章学诚则把史书分为“记注”与“撰述”两大类，认为记注的即为历史，目的是“藏往”，“欲往事之不忘”；“撰述”的目的是“知来”，“欲来者之兴起”（注：《文史通义·书教下》，上海书店影印1988年版，第13页。）。封建史学家历史资料即历史的史学观严重影响了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当历史发展到近代，梁启超对这种传统认识提出质疑：“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志，吾侪应认为正当之史料”（注：《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第153页。）。他认为历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历史包括世界万事万物，狭义的历史则是“全社会”的人的活动。这可谓开了中国史学一代新风。但究竟应如何评价“旧史”，如何给历史下定义，梁启超则由于阶级的局限未能深入研究下去。
李大钊在批判地继承和评价中国史学这种传统认识的基础上，大胆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本质的认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
第一，历史是社会的变革，是全人类的生活。
李大钊在谈到“什么是历史”时认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联续、变迁和传演，是有生命的、进步的、发展的、周流变动的。而浩如烟海的史书，“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4页。）。据此他认为， 从前许多人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纪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他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提出：“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0页。），它包含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二，历史的事实，是解喻中的事实。
从历史是全人类生活，是社会的变革这一命题出发，李大钊认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能一成不变。他以孔子为例分析指出，作为实在的孔子已不复存在，他的生涯、境遇、行为已经丝毫不能变动，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孔子的评价却在不断变化。这说明，“所谓历史的事实， 便是解喻中的事实”（注：《李大钊文集》（下），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页。）。因为时代不断发展，知识不断更新， 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历史观和不同的认知水平，所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地变动”。由此他得出结论：“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页。）
第三，历史需要改作和重作。
对历史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是李大钊一直坚持的观点。因为历史的事实，是由后人去评价认识的。同一史实，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时代也会有不同的解释，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背景下可能会对同一史实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页。）不能把史籍记载的都当作信史。研究历史的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他认为，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去重新改作和重作的历史，才“比以前的必较近真”。
综上所述，历史的客观性、进步性、统一性和联系性是李大钊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的四大要素，区分记述的历史与生活的历史、解喻的事实和实际的事实是他的历史认识论的最鲜明的特色。它的意义在于为旧史的改作和重作提供理论依据。这是在中国史学阵地上第一次树起无产阶级史学革命的大旗，是对中国传统史学最彻底的反省，为由此之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三、主张史学研究要运用“历史理论的方法论”和“历史研究法”，倡导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
方法是主体为获取某种认识成果所采用的手段。无论研究什么学问，都应该掌握那种学问的研究方法。而对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历史进行研究，则不仅要掌握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还要掌握用什么样的思维去指导进行具体的史实研究，也就是要掌握史学方法论。然纵观中国历代历史学家，对具体的整理、处理史料的技术性方法探讨颇多，而对理论思维方法涉及甚少。司马迁撰《史记》时，“鸠集国史，采访家人”，“网罗天下放矢旧闻”，虽取材广泛而博杂，但撰写时注意秉笔直书，宁可受宫刑，也不为尊者讳。不仅使《史记》成为千古绝唱，也开了以考据、实证为主要方法的叙事史学的先河，为以后历代史学家所效仿。它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史学中固有的基本操作技能和方法，被后人称为“历史考据学”。历代史学家为求得历史文献的真切和历史记载的可靠，都进行广泛的博稽搜讨，考求证据，熟练地鉴别比较，确定事实。这种治史方法的沿袭，对史料的发掘、史书的写作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但其偏颇也很明显，就是容易使人陷入单纯考证、重钻故纸堆而轻对社会现实的研究。
对这种传统治史方法的双重效应，梁启超有所认识。为探索出一种新的史学方法，他提出将自然科学的“归纳研究法”引进历史研究。但他很快就发现，“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注：《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第138页。 ）他初步意识到指导历史研究的还需“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但未能对这个最大关键做出科学说明。
李大钊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由于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能够高屋建瓴，十分注意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他虽没有专门的史学方法论著作，但体现在他多篇史学论著中的关于史学方法论的观点却异常丰富、鲜明、深刻，为由此以后的史学研究倡导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
李大钊将史学方法论分为“历史研究法”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两个层次，并指明了各自的作用。
第一，“历史研究法”是史学的辅助学问。
李大钊对传统史学方法并非一概排斥，而是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提出历史研究法应包括“历史考据学”和“历史编纂法”两方面。因为历史研究的两大任务之一是“整理事实，寻求它的真确的证据”（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8 页。）。所以就要掌握采集、选择、考证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和史书的编纂方法，这是从事历史研究必备的常识。但在史学方法论体系中，“历史研究法是教人应依如何的次第、方法去作史学研究的阶梯学问，是史学的辅助学问。”（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2页。）由此可见， 李大钊对“历史研究法”内含及作用的理解，既有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和发扬，又经历代史学家认为搜集、考证史料即为史学研究的观念更高一筹。
第二，“史学研究法”可指导史学的研究。
真正对中国史学研究起巨大推动作用，划清旧史学与新史学界限的是李大钊倡导的“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也被他称为“史学研究法”。虽然在中国的历史学还未成为真正的科学，“历史理论的系统尚未完全确立的时代”（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2页。），李大钊也未明确提出其“历史理论的方法论”的要点， 但我们却可以从他的论著中发现其内涵。
其一是将历史唯物主义既作历史观，又作方法论。从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分析总结中，李大钊发现：“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5 页。）要真正引导历史研究的深入，就应“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努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页。 ）他认为唯心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研究，专为帝王将相服务，使历史成了“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而只有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才能真正进行“社会进化的研究”，完成史学所担负的任务。
其二是主张运用历史哲学考察历史。李大钊曾专修过政治和法律，对政治学、哲学、社会学造诣颇深。在深入研究历史时，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入历史学。他认为：“就历史事实而欲阐明一般的原理，便不得不借重于哲学。史学研究法与一般理论学或知识哲学，有密切关系。”（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2页。 ）“历史科学，研究到根本问题的时候，亦要依据历史哲学所阐明的深奥高远的原理，以求其启发与指导。”（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8页。 ）李大钊所倡导的运用历史哲学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前无古人的。这是在极高的理论视角上，为中国史学的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其三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李大钊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阶级社会中的人总是属于一定的阶级范畴，“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团体，都有毁损别的社会团体以增加自己团体利益的倾向。”（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他自己则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分析方法去揭开历史的谜底，指出“以前的历史，几乎全是阶级的争斗史”（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1页。）。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与此同时，从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军侵略以来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更可贵的是，李大钊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历史时，又把阶级看作历史范畴，认为阶级斗争并非与人类历史相始终，阶级分析与其说是“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这种分析方法不仅为我们认识和评价历史提供了有力武器，对我们正确认识当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启迪。
四、强调史学对树立正确人生观的作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目的论
历史研究应为谁服务，其社会功能如何体现，这是有史以来就为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封建史学家多从“资治”、“明鉴”角度说明史学的目的，认为史学是“官学”。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让史学从为统治者服务到为“吾人”资鉴。李大钊则另辟蹊径。认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是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前提。“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并由此展开分析， 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目的论的框架。
第一，史学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和认知能力。李大钊认为，史学的要义有三：一是要考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二是要考证个别的历史事实，三是发现因果，寻求规律。而要完成这三个要义，就要以求真的态度“尊疑”、“重据”，就要不断对所需史料进行选择、怀疑、考证、确认，然后分析其相互联系，从而寻找出规律性的结论。这种循环往复、不断探求的研究，一是“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762页。）；二是“可以得到一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4页。）。
第二，史学能帮助人们树立乐天努进的人生观，能激发人们感奋兴起的情绪。李大钊认为，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经过挫折，甚至有过倒退，但在挫折和倒退之后必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我们研究历史和学习历史，首先就要从这历史的进步中确立一个进步的世界观，“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4页。）。 史学对人生的影响表现在感情方面：“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的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4页。）
由此可见，李大钊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目的论把史学从“官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民学”，由为统治阶级资治、鉴戒到为广大群众启智、铸魂，这不仅拓展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目的论的认识，也为当今史学研究从为政治斗争服务转向为树立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