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颖, 马素参, 刘春芸, 杨焕明, 刘凤翥[1]1999年在《契丹古尸分子考古学研究》文中认为古代ＤＮＡ研究是８０年代中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ＣＲ）技术的发明，大大地促进了该领域的迅速发展，通过对古代ＤＮＡ的研究使人们能够对已经“消亡”的人群（例如玛亚人、突厥人、契
曾雯[2]2009年在《从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看鲜卑、契丹的源流》文中研究表明匈奴、鲜卑是中国北方古代强悍的游牧民族,他们对中国、北亚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都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在广泛收集已发表的鲜卑、契丹及相关人群人类学、分子考古学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聚类分析、共享序列分析、系统发育分析,证明了完工遗存可能并非鲜卑人的遗存,支持喇嘛洞居民和大同居民在种系构成方面与大多数鲜卑族居民差别较大,其可能为不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混杂人群;而朝阳组所代表的慕容鲜卑与其他组所代表的拓跋鲜卑之间似乎并不存在能将二者截然分开的遗传学距离。在鲜卑起源的问题上,如果把井沟子居民的族属推定为“东胡”,且鲜卑起源于东胡的观点,在体质人类学方面和分子考古学方面都是可以得到支持的。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鲜卑人群与同样起源于东北的锡伯族、鄂伦春族人群与在母系遗传上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就契丹的起源问题而言,以山嘴子组为代表的契丹族平民与贵族之间遗传学差异较大,而与鲜卑、东胡人群相对比较接近,应该是保留了较多来自东胡、鲜卑的遗传因素。而关于契丹出于黄帝系之契人,与殷商居民同源的说法,从体质人类学角度看是不能成立的。通过mtDNA的相关分析并不支持达斡尔族起源于契丹的说法。
吴东颖[3]1999年在《契丹古尸分子考古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古代DNA研究是八十年代中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研究领域，并涉及到人类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 本课题是我国首次利用古代DNA的研究解决历史“悬案”—契丹后裔是谁。我们以内蒙古赤峰地区考古发掘出的10例契丹标本的牙齿为材料，通过DNA提取、PCR和PCR产物克隆测序，得到了其中7例标本的一段105bp(16,190—16,294，顺序参照S.Anderson，1982，下同)和一段150bp(16,271—16,420)的线粒体D-loop区的序列。通过国际通用的古DNA“真实性标准”验证，证实这些序列来自7例契丹标本本身。同时我们也得到了56例达斡尔族、24例鄂温克族、20例蒙古族和105例汉族同一区域的序列。序列分析表明，在16,223、16,302、16,321和16,362四个位点上，这五个族群的碱基和单体型分布的频率有明显的差异，其中契丹与达斡尔具有最大的相似性。利用这五个族群的mtDNA这段序列建立的系统树表明，契丹与达斡尔具有最近的亲缘关系。 另外，我们利用Y染色体三个微卫星标记(DYS19、DYS390、DYS391)，对达斡尔、云南“本人”和汉族进行了多态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达斡尔与“本人”这三个位点的等位基因分布和频率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的差异；而汉族与“本人”、汉族与达斡尔则具有显著的差异。 因此，就我们所分析的几个族群而言，契丹与达斡尔具有最近的亲缘关系；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因而也确有可能是契丹的后裔。
常娥, 朱泓[4]2008年在《古代人骨的分子考古学研究现状与展望》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重点讨论分子生物学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根据对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在以研究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为首要任务的人类学研究领域,由于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为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科学可信的研究方法和具发展前景的研究方向。
寇淑愉[5]2013年在《中国古尸保护研究初探》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所要研究的古尸范围是人类出现以后到清代以前，没有腐烂而保存下来的中国版图上完整人类尸体。动物古尸以及古人类骨架遗骸（骨骼）的保护暂不做研究。对于文物保护界来说，古尸保存是比较困难的课题，需要谨慎处理以防止霉腐变味，以最好的状态留给后续研究者。第一章内容提要：本章介绍了古尸定义，分类以及分布等基础知识，综述了目前国内外对古尸以及古尸保护研究的整体情况。结合金属类文物、纸质文物、陶瓷类文物等相关文物保护标准提出了古尸保护也需要一套周全严谨的参照标准，包括保护过程方案编写、档案记录等的标准规范。第二、三章内容提要：本章结合微生物学知识对霉腐现象进行研究。从现有鉴定报告中总结整理古尸保存环境中常见微生物类群，寻找致腐、致霉的原因，找出针对不同微生物类群使用具有不同化学官能团的防霉试剂，对古尸做相应的防治处理。古尸考古出土现场、包装运输、库房、实验室及展览室均迫切需要采取防腐防霉处理，保护古尸免遭霉腐微生物侵害。古尸保护的步骤为：防霉腐试剂选取与试实验、古尸表面浮土的清理、病害取样仪器分析、霉腐微生物的清除、防霉腐处理、展柜密封、编写古尸保护实验报告。第四章内容提要：比较分析了马王堆古尸、江陵县凤凰山168号墓男尸、新疆干尸、契丹干尸保护的案例和古尸塑化保护的方法。附录1为中国古尸出土统计简表。附录2和3为“古尸”、“古尸保护”相关的一些主要文章。附录4为一套完整古尸保护方案设计。
宋明洁[6]2010年在《新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达斡尔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北方民族之一,因诸多原因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西迁新疆,从而形成了达斡尔族以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为主要聚居地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况。新疆达斡尔族作为一个西迁的民族,他们远离本民族原聚居地,甚至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很少与原居住地的本民族主体发生联系而独立发展。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及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达斡尔族音乐文化的变迁显现出鲜明的地域性。文章将前人对达斡尔族传统音乐的研究成果和笔者对新疆达斡尔族音乐现状的田野考察收获作为论述的主要理论依据。根据达斡尔族自身历史的发展特点,笔者将新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变迁概括为三个主要阶段:西迁前渔猎、狩猎时期、西迁后的农猎转型时期和当代农业时期。运用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对新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作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比较研究,并且得出在新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发展变化的特性中,具有与各个民族、各类传统音乐发展的共通之处。自西迁后两百年间,新疆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被改变,而在这随之而来的变化中也包括了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快速流失,新疆达斡尔族音乐文化作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在不断地发生适应性的调整和变化。鉴于新疆达斡尔族音乐生活的发展现状,笔者提出对新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建议。
黄为放[7]2014年在《“为往圣继绝学”——记契丹文字专家刘凤翥》文中研究表明一生平刘凤翥,字潜龙,男,汉族,河北省盐山县王朴村人,祖辈世代为农。刘凤翥父名邦安,字怀静,为本县祖传三代的喉科名医,母亲崔氏,为本县兴隆淀村崔福春长女,家中兄弟三人,兄长凤岐,弟弟凤梧,他排行第二,生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7日(夏历十月初一日)。1944年至1946年底在本村王姓老师所办私塾读书。1947年正月,随伯母来沈阳,直接被安排到杜聿明创办的“东北保安长官司
参考文献：
[1]. 契丹古尸分子考古学研究[J]. 吴东颖, 马素参, 刘春芸, 杨焕明, 刘凤翥.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9
[2]. 从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看鲜卑、契丹的源流[D]. 曾雯. 吉林大学. 2009
[3]. 契丹古尸分子考古学研究[D]. 吴东颖.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1999
[4]. 古代人骨的分子考古学研究现状与展望[J]. 常娥, 朱泓. 南方文物. 2008
[5]. 中国古尸保护研究初探[D]. 寇淑愉. 吉林大学. 2013
[6]. 新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变迁研究[D]. 宋明洁. 新疆师范大学. 2010
[7]. “为往圣继绝学”——记契丹文字专家刘凤翥[J]. 黄为放. 东北亚研究论丛(长师大).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