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国家理念的对立与外交战略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立论文,外交论文,印巴论文,冲突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亚国际政治中，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的好坏从根本上决定了南亚安全环境的好坏。不幸的是，印巴不仅国家理念水火不容，两国外交战略也严重冲突。冷战时期，国际战略格局为印巴实施各自的外交战略提供了某种条件或便利，但也直接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和包括核竞赛在内的军备竞赛。结果，南亚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印巴彼此间的疑惧也随之步步攀升。冷战后，在进行战略调整过程中，印巴国家意识形态对立和战略冲突依然如故，安全疑惧也有增无减，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冲突仍不时发生，印巴之间紧张对峙的局面依然没有根本改变。
印巴国家理念的对立是南亚动荡之源
1858年开始的英国直接殖民统治，使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开始认识到，英国人对他们祖国的统治是对他们爱国心的公开挑战，也是对他们有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维持自己生存的公然否定。但是在一个宗教即是信仰，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民族标志的社会里，民族意识的觉醒必然同强调宗教团结相互一致。这样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开始滋生并一步步恶化，最终尖锐地表现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建国理念及其政治实践上。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代表的国大党领袖们梦想以大印度“联邦”的形式全盘继承英帝国留下的“遗产”，认为穆斯林联盟所主张的“伊斯兰国家根本就不是国家”，而是“一种宗教上的联系”，在大印度国家内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在经济上是不可思议的”，它意味着“现有意义下的国家不得发展”。相反，阿里·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则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这两种文明大体上是建立在相互冲突的思想观念上”，并下决心同印度教徒决裂，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他们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即印度教徒组成印度民族，印度的穆斯林组成穆斯林民族，据此把英属印度分成两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穆斯林联盟领袖们要求在英国人离开之前，按照“两个民族”的理论将英属印度分治。1944年3月23日，真纳在纪念“巴基斯坦日”的文告中说：“印度穆斯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巴基斯坦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解放、我们的命运。”
到1947年前后，次大陆因民族教派矛盾而濒于内战的边缘，唯一能和平解决的方式便是建立两个民族国家。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英国于1947年6月3日抛出了“印度独立方案”，即“蒙巴顿方案”：英属印度根据居民及其宗教信仰分成两部分，即印度教徒的印度斯坦国和伊斯兰教徒的巴基斯坦国。1947年8月14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先后宣布独立，成为英联邦内的自治领地。
表面上，1947年分治实现了印巴和平建国的目标，但这是一个带来很大动荡的分治。由于印巴分治是在血腥的教派仇杀中由英国当局完成的，并没有完全反映印巴两国人民的意愿，更不用说两国领袖人物在分治建国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了。结果，有关“统”、“分”之争最终发展定格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尼赫鲁就曾宣称：“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不可能实现的神权概念的中世纪国家。它不应该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国人支持真纳的愚见，这件事决不会发生……总有一天合并必然会到来。”但在合并之前，印度致力于谋求在南亚建立以印度为中心的地区体制，确保印度在南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自分治伊始甚至更早，巴基斯坦就认为印度不甘心巴基斯坦建国。“两个民族”理论虽然强化了巴基斯坦的独立和特性，但它毕竟与印度领袖们的意愿背道而驰，印度之所以反对巴基斯坦的建国理念，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巴基斯坦立国的合法性，为其武力兼并巴基斯坦奠定思想理论基础。而独立以来印巴关系的发展历程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印巴外交战略选择及其冲突
根据“两个民族”理论实行的印巴分治不可避免地造成两国关系的紧张和地区力量的结构性失衡。分治后，无论是在地理结构还是在国力、军力方面，南亚都是一个以印度为中心和占有绝对优势的地区。庞大的权势基值（居于世界第7位的地理规模、第2位的人口规模和位居世界前列的资源规模）使尼赫鲁等印度领袖确信：“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作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而且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出现，“它将不像英、法、德和日本，而是类似美、苏、中那样的发展。前者国力的增长是伴随领土扩张和对殖民地的征服；而后者力量的增长却主要靠的是本身的资源、人口和广袤的地区。”
基于大国政治理念和美苏冷战的现实，尼赫鲁制定并实施了不结盟外交战略。显然，不结盟战略最初是为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印度国家安全利益而提出来的，是印度最佳的战略选择。通过高举“不结盟”旗帜团结广大不结盟国家并借助其力量，印度可以在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发挥“力量平衡”的作用，以展示印度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或至少是引起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重视。不结盟战略使印度既能与对立双方在任何时候保持对话，又能确保自己不受两大政治集团的威胁或侵犯，也就最大限度地确保了自身的安全。此外，经济上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应当看到，不结盟战略不仅仅着眼于冷战时期大国集团对立对印度安全的诸多消极影响，而且也是对南亚次大陆安全形势综合分析的结果。印度认为，南亚次大陆是一个完整的战略实体，它的稳定与安全对印度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在次大陆内部，对印度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不仅本身对印度进行挑战，而且还引入外部势力对抗印度。故此，将美国、俄罗斯（前苏联）和中国的影响完全排出次大陆是印度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也就是说，次大陆内任何国家的“联盟”战略都是对印度安全的挑战。所以，在不结盟的旗号下，“印度强烈反对对任何南亚国家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抱有损害印度利益的外部大国的干涉。因此，南亚国家不应寻求区外国家的援助，如果真正需要外部援助，则应向印度求助，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反对印度。英·甘地夫人曾明确表示：“印度将不干涉此地区任何国家的内政，除非被要求这样做，但同时也不能容忍外部大国进行干涉；如果有的国家需要外部的帮助以对付内部的危机，则应首先在区内（即向印度）寻求帮助。”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印度仍认为不结盟理想远未过时，其反对外部大国涉足次大陆这一根本战略目标也始终没变。
对巴基斯坦来说，1947年印巴分治是其“两个民族”理论的胜利，但同时也给其国家安全带来了致命的威胁。与印度相比，分治后巴基斯坦的安全环境更加险恶。印强巴弱的力量结构和国家理念的根本对立，使巴基斯坦对印度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显然，改变地区力量结构性失衡是巴基斯坦政治领袖们梦寐以求的，但仅凭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于是，唯一的可能性便是通过实施有效的联盟战略来达成这一目的。
冷战时期，巴基斯坦成功地利用了它的地缘战略价值为其联盟战略服务。早期，巴基斯坦曾积极寻求与英国的联盟关系，在遭受挫折后，巴基斯坦转而在中东和美国寻求合作。通过签署共同防御援助协议（1954年）和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中央条约组织”，巴基斯坦与超级大国美国在双边和多边条约的基础上实现了军事结盟。对此，巴基斯坦领导人公开声明，巴基斯坦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防御印度而不是跟随美国针对中国。虽然巴基斯坦于1972年退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1979年3月退出中央条约组织并于同年9月加入“不结盟”运动，但巴基斯坦认为，它因加入“不结盟”运动而承担的不与大国保持多边军事同盟关系这一义务并不妨碍它与美国保持双边联盟关系。不仅1954年的美巴双边协议仍保持着，而且面对前苏联南下的强劲势头，美国进一步密切了与“前线国家”巴基斯坦的联盟关系，双边合作的程度随着阿富汗战争的持续而日益加深。
美巴结盟对印度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并有助于巴基斯坦增强自身的防卫能力。随着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和美苏冷战的结束，巴基斯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急剧下降，那种与美结盟对抗印度的战略已经行不通了。冷战后，面对战略优势明显的印度，巴基斯坦在继续努力增进巴美关系、加强与中国的传统友谊、注重发展对俄关系的同时，也开始寻求新的联盟伙伴，特别是抓紧时机与新独立的中亚穆斯林国家发展关系，减轻因巴美联盟中止而造成的不安全感，重新获得政治影响和地缘战略价值，进而巩固和加强其抗衡印度的地位。
面对独立后急剧恶化的地区安全环境，加之政治理念、国家制度、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印度和巴基斯坦制定并实施了完全不同的外交战略。印度的不结盟战略是一种比较成功的、主动的、进取的大战略，在着眼于地区安全考虑的同时，它更关注全球事态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要借之确立印度作为第三世界力量中心的地位，直接服务于其世界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相反，巴基斯坦与区外大国联盟主要是为了重塑地区力量对比，以应对过于强大的印度的威胁，而不是为了在区外大国之间搞平衡。可见，巴基斯坦选择联盟战略是地区力量失衡的必然结果，是对恐惧的本能反应，其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生存，其本质是防御性的。但由于巴基斯坦缺乏抗衡印度所需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其实施联盟战略所必需的大战略环境又极为复杂，所以印巴之间只是在冷战时期维系着极其脆弱的相对战略均势，因为这种均势主要是依赖外部大国势力的平衡作用，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印巴之间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状况。而且这种战略均势不仅极不稳定，甚至不能有效地遏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冷战后在极为不利的大战略环境下，巴基斯坦维系地区战略均势的途径不得不主要由联盟战略转向主要依靠发展导弹核力量。
两大恶果——克什米尔问题与印巴核竞赛
根据“两个民族”理论实施的分治给印巴带来的第一大恶果就是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问题不仅涉及到两国的民族感情，更主要的是它关系到印巴两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关系到两国的国家理念。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都志在必得。在印度看来，没有克什米尔，印度就不能在中亚政治舞台上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和展示其大国身份。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印度控制了克什米尔地区，它也就切断了巴基斯坦与外部大国的陆上联系，从而排除了外部大国势力涉足南亚安全体系的核心而危及自身安全的可能性，可在根本上保证自己对巴基斯坦的战略优势。政治上，如果克什米尔被划归巴基斯坦，就等于印度承认了“两个民族”理论，也就是否定了印度的“世俗主义”建国原则。对巴基斯坦来说，印度夺取克什米尔意味着它将永远受印度的摆布，故立国以来，巴基斯坦历届政府无不视克什米尔为其生命线。同样，如果巴基斯坦承认穆斯林占70%以上的克什米尔地区是印度的领土，也就否定了自己赖以立国的根本原则——“两个民族”理论。这就是为什么至今印巴双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仍未能打破僵局的根本原因。
国家理念的对立、外交战略的冲突、克什米尔争端导致印巴长期紧张军事对峙，并在1947年、1965年和1971年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在兵力部署上，印度始终将其陆海空总兵力的1/2部署在印巴边界一线和毗邻巴基斯坦的海域，形成对巴基斯坦的绝对军事优势，确保对巴基斯坦的进攻态势；巴基斯坦也以印度为主要敌人和作战对象，针对性地实施全力对付印度的积极防御战略，将陆军70%的兵力集中在东部边境地区与印度对抗。虽说自1971年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在可预见的将来两国间再次爆发有计划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但印巴在边界地区重兵对峙始终留有战争的隐患，两国间发生低烈度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结果，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步步升级，成为印巴关系的一大特色。
冷战后，印巴两国军备竞赛最终发展成为公开核竞赛。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公开走向核武化，并都宣布自己是核武器国家。印巴之间的核竞赛强化了双方的军事对峙态势。虽然印度在核试验后称核武器是政治工具，它不具备实战价值，不能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但在巴基斯坦看来，1998年5月的印巴核试验成为地区形势演变的里程碑。核试验后，巴基斯坦外长阿齐兹表示：“我们仍然对来自印度的威胁感到担心。尽管我们在常规力量方面存在着差距，但从核力量的角度讲，我们目前获得了某种地缘战略的平衡。”鉴于巴基斯坦面临的问题是印巴两国间在常规力量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巴基斯坦强调要保持核报复能力，特别是不能放弃“首先使用”原则。“否则，它便接受了常规力量严重失衡的现实。”
在公开走向核武化后，南亚安全形势遽然紧张。虽然两国在1991年达成了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的协议，两国总理在1999年的《拉合尔宣言》中也同意加强对核武器的控制建立信任措施，“以减少意外使用或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的风险”，但只要克什米尔问题不解决，两国军队在克什米尔地区引发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给印巴关系带来空前的不稳定因素。
分治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早期的“统”、“分”之争最终发展定格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随之而来的外交战略选择也具有明显的对抗色彩，它们连同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僵局和包括核在内的军备竞赛一道，使印巴陷入严重的“安全两难”，不可避免地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和彼此疑惧的步步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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