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民族宗教问题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战后论文,其对论文,民族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6)05-0028-07
在冷战后时代，民族宗教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一次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出，冷战结束后，“长久以来被压制的种族、宗教和地区冲突发展起来”。[1](P.7-8)在这一时期，民族宗教矛盾的激化造成地区性冲突的升温，一些极端的民族宗教势力甚至采取恐怖主义政策，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冷战后民族宗教问题有什么特点以及它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正是笔者要探讨的。
一、冷战后民族宗教问题尖锐化的历史背景
民族宗教问题之所以在冷战后时代不断走向尖锐化，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冷战后时代民族宗教问题的爆发是历史上民族宗教矛盾长期积聚的结果。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帝国的扩张、战争与征服以及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宗教矛盾得以滋长与发展。例如，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民族宗教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扩张的遗产。在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瓜分浪潮中，它们完全不顾当地的民族、宗教以及历史发展的事实，只是在彼此的斗争与妥协的基础上人为地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宗教情况非常复杂。在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后殖民地国家在接管了殖民宗主国政权的同时也继承了这一遗产，其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缺乏需要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发展中才能得以自然滋长的统一的民族或国族认同。K.R.达克(K.R.Dark)在《宗教与国际关系》一书就曾经这样分析道：“因原殖民宗主国对边界人为的划分，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不存在长期的民族融合，在独立时，很少有国家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使得在后殖民地国家中，“宗教与民族的力量影响更为深刻”。[2](P.14-15)这一点我们在这些国家民族宗教问题的严峻性中已经深有体会。
一种是不同宗教信仰以及信仰同一宗教却分属不同派别的各个民族在共同的历史发展中，因利益分配和权力争夺所造成的矛盾与冲突。例如，在历史上，中东地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都曾经成为巴勒斯坦地区的主人，这成为两个民族冲突与战争的历史根源。又如，在两伊冲突与战争的背后，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也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矛盾与宗教斗争有着密切关系。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与伊朗的波斯人虽然都信仰伊斯兰教，但却分属不同的派别——逊尼派与什叶派。民族的不同，宗教上的分歧与争端，成为两伊矛盾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原因。再如，爱尔兰冲突则可追溯到16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时期；塞浦路斯希族人与土族人的斗争则是由16世纪起奥斯曼帝国对塞岛的统治引发而来。总之，考察冷战后时代的民族宗教问题，都离不开对于历史因素的解读与分析。
全球化时代民族宗教关系的互动以及社会资源与利益的分配不均，是冷战后时代民族宗教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二战以后，经济全球化获得了迅猛发展，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然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各地区、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利益分配上的不均衡，彼此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不同的文明、不同宗教以及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影响，这在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着的人们提供了接触与交往的更多机会的同时，也使得他们更为感性地意识到彼此之间在诸多方面的差异，更为敏感地体会到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在全球化发展中所处地位的优与劣。罗兰·罗伯森曾经分析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如下后果：“在日益压缩的全球文化背景之中，这是一个极度强调需要发明传统和民族认同的时代。”[3](P.25)一些弱势民族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特性一步步走向消亡，希望寻求一条适合本民族发展、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道路。在这一背景下，民族的认同、宗教的认同成为他们强化民族意识、维护民族利益、增强自身凝聚力的有力工具。与此同时，为了维护和扩大各自的利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
各国在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所推行的不恰当的民族宗教政策，是引发冷战后时代民族宗教问题的又一重要原因。在当今世界，90%以上的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又都是多宗教的国家，并且，在这些国家中，不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的宗教团体。据《国际传教研究公报》统计，至1997年，全世界的新兴宗教信徒约1.484亿，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2%，而新兴宗教教派组织约有十几万个。[4]在美国登记注册的新兴宗教团体约有7000多个，欧洲18个国家有1300多个。即便是那些民族成分比较单一的国家，宗教派别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例如，在日本，1994年就有2000多个新的宗教团体登记注册。[5]对于各国政府来说，民族宗教的多样化意味着国家整合问题难度的加大。因为，对于每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便是如何促进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融合，使他们具有共同的国族意识，从而形成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忠诚。这其中，国家在民族宗教政策上的恰当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建设的正常进行与国内局面的稳定。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世界中，这方面的教训不可谓不多。北爱尔兰民族宗教问题的激化与其执政党所推行的压迫和歧视爱尔兰人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菲律宾，政府长期不重视南部穆斯林聚居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不断将居住在吕宋等地的天主教徒大量南迁，以压制穆斯林。尤其是马科斯政府所制造的“贾比达屠杀案”，枪杀了300名信奉伊斯兰教的摩洛人，成为点燃摩洛分离主义的火种；在车臣，前苏联政府所进行的强迫移民以及民族同化政策激发了车臣人对俄罗斯人的不满与怨恨；波黑民族宗教矛盾的激化，与前南斯拉夫政府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他们在1971年不顾塞克两族反对，将波黑境内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确定为一个单独的民族——穆斯林族，增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使日后的民族冲突更具爆炸性。塞尔维亚一位著名人士曾经评价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用党的决定制造新的民族”，“加深了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和历史的分歧与对抗，从而导致了今天的四分五裂”。[6](P.83)……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如何在民族宗教多样化的背景下进行国家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复杂的课题。
外国的插手与干涉使冷战后时代的民族宗教问题不断升温并走向复杂化、尖锐化。在这一时期诸多的民族宗教争端中，人们常常可以从中发现外国干预的影子。尤其是对某些国家内部产生的民族宗教问题来说，外国尤其是大国的干预往往使之变得更加棘手，问题变得更难以解决。这一点，在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宗教冲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正象兰科·佩特科维奇所说：“巴尔干火药桶并不是巴尔干各民族造成的，也不是他们点燃的。巴尔干民族通常总是在巴尔干土地上进行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和唯一受害者。巴尔干火药桶是由于外部的强国及其追随国造成和点燃的。”[7]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关于纳卡地区的冲突中，俄罗斯偏袒亚美尼亚，暗中给予其武器与人员支持；土耳其、伊朗则积极支持他们的穆斯林兄弟阿塞拜疆；美国等西方国家也积极介入，借此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势力与影响。在塞浦路斯，希土两族问题的背后是希腊、土耳其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争。……虽然不能说外国的干预是冷战后民族宗教问题激化的唯一原因，但十分确定的是，如果没有外来的支持与干预，民族宗教问题必然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威胁到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两极格局的瓦解，为民族宗教问题的爆发打开了方便之门。在美苏对抗的两极体制下，世界各国的国内外政策无不受到冷战大气候的影响与制约，而世界上所有事态的发展变动无不处于这一体制的掌控之中，民族宗教问题也因此一度被掩藏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之中。泰德·罗伯特·戈尔(Ted Robert Gurr)与芭芭拉·哈夫(Barbara Harff)曾经指出：“苏联集团与美国领导的西方联盟之间的冷战，无论其好与坏，它在世界大部分人口中建立了一种稳定感。”[8](P.9)当苏联解体，两极格局骤然瓦解之时，各种各样的问题便暴露出来，正如前苏丹外交大臣弗兰西斯·M·邓所言：“一旦冷战的派别主义被挪开，有一种自由的欢畅，每个人都宣扬其以前被压制的特性……”[1](P.8)对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来说，冷战的结束还意味着原先人们所共有的信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急剧进行的社会变革，使得人们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感。曾有学者分析：“在西方的前共产主义社会中，原有的生活结构不管是好是坏，毕竟是人们熟悉而且知道该怎么在里面生活的，如今这种结构全然瓦解，社会失序感也就随之日愈严重。”现今中欧的民族主义或族群认同，是“一种替代品，在一个碎裂的社会里替代原先的凝聚作用。当社会崩倒，民族便起而代之，扮演人民的终极保镖”。[9](P.206)而其中，原有的宗教信仰在人们的生活中也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可以说，冷战的结束，为民族宗教问题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空间。
二、冷战后民族宗教问题的几种类型
冷战后时代的民族宗教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根据民族与宗教的不同结合形式，可以将冷战后时代的民族宗教问题分为如下几类：
（一）相同族源、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这一点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民族宗教冲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同为斯拉夫民族，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信仰天主教，塞尔维亚人、黑山人、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人主要信奉东正教，实属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穆斯林族（波黑），则信仰伊斯兰教。他们虽然都是斯拉夫人，但却因宗教信仰的不同以及彼此之间对权力利益的争夺而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例如，在波黑战争中，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为了彻底划清各自的界限而进行了极其残酷的殊死战斗，造成20多万人丧生，60多人致残，200多万人流离失所。
（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的斗争
在中东，这突出地表现在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与信仰犹太教的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冷战结束后，中东和平进程依然是充满了艰难与波折。1995年11月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人物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刺；2000年9月底，巴以爆发了大规模流血冲突；在2002年，巴勒斯坦自杀式袭击与以色列军事报复呈恶性循环之势，局势持续动荡；在斯里兰卡，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与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之间的分立更为严重，泰米尔猛虎组织与斯里兰卡政府军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在俄罗斯，信仰伊斯兰教的车臣民族分离主义者不断制造恐怖事件，与旨在维护俄联邦统一的俄罗斯军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此外，在北爱尔兰，在印度，在菲律宾，在世界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因民族与宗教的不同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屡见不鲜。
（三）信仰同一宗教，但分属不同派别、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
以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为例，从宗教信仰上来说，它们都信仰伊斯兰教，然而，伊拉克属逊尼派，伊朗属什叶派；从民族上来说，伊拉克的主体民族是阿拉伯人，伊朗的主体民族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历史上就曾多次发生战争，彼此之间积怨很深。尤其是宗教上的纷争，成为两个民族发生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两伊之间爆发了长达8年的战争。90年代以来，两国关系虽然有所缓和，多次就战俘、贸易、边界等问题进行协商与讨论。然而，考虑到两国在宗教、民族、领土和边界问题上的纠纷，双方关系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
（四）跨界民族所力图实现的民族统一运动
库尔德问题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第四大主体民族，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异族的侵略与统治，从未建立过独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现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伊拉克北部、叙利亚东北部以及高加索的一些地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库尔德人就开始提出建立“建立库尔德人家园、实现民族独立”的主张。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国际政治格局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的变化，库尔德要求建立独立国家的呼声日涨，成为困扰有关国家的一大难题。在伊拉克，90年代初，库尔德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并控制了伊拉克的一些城镇，为此，伊拉克政府进行反击，导致200多万库尔德难民外逃；在土耳其，土耳其政府不仅对主张分离的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进行大规模清剿，还向支持它的一些国家施加外交与军事压力。在伊朗和叙利亚，两国政府也都坚决反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家，并对库尔德人的斗争采取高压政策。直到今天，库尔德问题依然是各有关国家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五）跨国宗教的“统一运动”
泛伊斯兰主义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它主张通过恢复或重建哈里发制度，重振伊斯兰帝国的辉煌，建立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苏联解体后，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地区得到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些带有浓厚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党。如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乌兹别克斯坦的“统一人民运动”等等。
从冷战后时期民族宗教问题的几大类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民族与宗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国际以及国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民族与宗教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今中外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过自己的宗教。……任何一种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民族性，任何一个民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性。”[10]宗教在各民族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甚至成为一个民族最为突出的特征，成为其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民族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种种差异中，宗教往往是最为明显的差别所在，K·R.达克指出：“宗教差异是基本的和永久的，宗教具有基本的本质主义和决定主义性质。宗教不同比种族、阶级和性差异更为深刻。”在世界许多地区，它构成了“一个社会甚至是一个国家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2](P.4,15)正因为宗教与民族的关系如此密切，它在后者的政治生活及其对外关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天然联系，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结合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不过，从根本上讲，决定二者相互结合的最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它们对于共同利益的追求。正如程人乾先生所言：“利益的分配与冲突，权力的追逐与争夺，是一切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结合的基础。”[11](P.27)无论是前南斯拉夫境内的血腥冲突，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不满，还是菲律宾、印尼以及斯里兰卡内部的混乱与纷争，对于现有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不满都是导致民族宗教矛盾的最根本的原因。这其中，宗教的差异与对立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界线变得更加分明，从而加剧了彼此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在许多全民信教的国家，宗教组织的支持是民族运动获得大众支持并具有合法性的必要前提。而在民族政治生活中，人们在宗教信仰方面所表现出的特有的虔诚与坚定，往往能够为民族运动提供狂热的激情与不竭的动力，是动员和组织群众争取或捍卫本民族利益的最有效手段。在这种形势下，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结合便成为必然。
三、冷战后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尽管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的产生有着各不相同的背景与原因，但从冷战后时期民族宗教问题的总体发展来看，它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其一，冷战后时期民族宗教问题的分布极为广泛，它既困扰着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令欧美等发达国家大为头痛的一个难题。这一点，在今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其二，冷战后时期的民族宗教问题往往以民族分离主义的面目出现。
冷战结束后，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成为困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一大难题，而它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民族宗教问题的严重性。在各种各样的分离主义势力中，民族与宗教往往成为他们与国家相对抗的高举的“旗帜”。他们强调本民族的独特性，主张只有从现有的国家中分离出去，建立自己的国家，其民族权益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这其中，宗教信仰加强了他们已有的民族认同，并成为他们号召民众对抗国家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在菲律宾，信仰伊斯兰教的摩洛人要求从该国分离出去，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在斯里兰卡，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主张建立“泰米尔独立国家”，为此，“泰米尔猛虎组织”不惜诉诸内战；在科索沃，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要求独立，成立“科索沃共和国”；在俄罗斯，信仰伊斯兰教的车臣力图建立“车臣共和国”；在中国新疆，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主张从中国分离出去；在印度尼西亚，亚齐人要求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总之，以宗教为重要的认同基础，以建立本民族的独立国家为目标的民族分离主义在冷战后时期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其三，民族宗教问题往往具有极强的暴力与恐怖色彩。这一点，我们从许多国家与地区的动荡与冲突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波黑内战中，种族清洗式的驱赶和杀戮不断发生，25万人死亡，200万人沦为难民。在科索沃，为了建立独立的“科索沃共和国”，阿尔巴尼亚族人进行了大量的暴力与恐怖活动，据统计，从1991年到1998年7月，阿族人进行了1021次恐怖活动，造成149人死亡。[12](P.443)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暴力恐怖事件层出不穷。在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与政府军展开了激烈的武装冲突，泰米尔猛虎组织的“人体炸弹”等恐怖活动令世界震惊；在俄罗斯，车臣分离主义分子不断制造恐怖事件，仅1999年8月，他们就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南部的布伊纳克斯克、伏尔加顿斯等市制造了数起爆炸事件，致使300多平民死亡；在中东，恐怖与暴力事件更是十分频繁，绐当地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使和平安定的生活成为泡影。
民族宗教问题之所以具有极强的暴力与恐怖倾向，与宗教在许多民族发展史中的重要性是分不开的。在这些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宗教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宗教认同往往是民族认同的主要基础，它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使得信仰同一宗教的人们之间的凝聚力更为增强，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极大的排他性，加大了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鸿沟，而且，凝聚力越强，排斥力也越强。宗教认同的这一特点在民族关系处理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认同帮助确定谁是他们的朋友以及谁是他们的敌人。共有的认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亲和力，而冲突的认同产生的是一和心理上的距离感”。[2](P.4-5)一个宗教的信仰者经常视其他宗教信仰为一种威胁，甚至“那些不同的宗教实践容易受到蔑视或被视作无价值的或非人性的”。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宗教间的竞争易于导致国际关系中仇恨与敌对的滋生，与此同时，具有宗教性质的冲突往往“排除了妥协、共处、或寻求共同立场解决争端的可能性”，[2](P.1)这使得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变得非常艰难，并十分容易以暴力和恐怖的方式爆发出来。
正因为如此，在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中，民族宗教问题成为地区性冲突的主要诱因。据美国和平研究所最新公布的材料，1999年世界上宗教——民族的暴力冲突共发生95起，其中重大的有20多起。民族宗教冲突不仅给有关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而且成为地区性稳定的主要破坏者。在南亚，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对抗与矛盾直接影响着南亚未来的和平与稳定。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是关系到这一地区未来前景的关键所在。在巴尔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等民族之间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地区的未来命运。
民族宗教问题不仅使地区性稳定变得岌岌可危，它也造成国际关系的紧张。值得关注的是，几乎在每一种民族宗教冲突背后，都存在着多种力量的交锋。不同的国家与集团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分别选择支持不同的民族宗教团体，这不仅导致民族宗教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也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以塞浦路斯为例，该岛的局势与希腊、土耳其两国的关系密切相关。从1997年年初至1998年年底，希腊与土耳其两国军队不时在爱琴海和地中海举行演习，两国的F-16战斗机也频频飞至塞岛。虽然在美国、欧盟等各方的压力下，该岛的局势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希土两族之间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仍将会受到塞岛形势的影响。再如，库尔德问题成为有关国家间利益斗争的一个工具，并屡屡引发国际关系的恶化。1998年10月，土耳其与叙利亚关系严重恶化，其导火线便是库尔德问题，土耳其对叙利亚长期容留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并支持库工党武装的行为给予了强烈谴责；两伊关系也深受库尔德问题的影响。伊朗与伊拉克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分别支持对方国内库尔德人的反政府活动，从而使双方原已存在的冲突与矛盾更加难以解决；土耳其与两伊之间也因库尔德问题发生不少纠纷。海湾战争后，土耳其多次深入伊拉克境内清剿库工党，90年代末，土耳其谴责伊朗训练与支持库工党在其境内进行恐怖暴力活动。1998年，土耳其要求从意大利引渡奥贾兰，从而一度导致它与意大利、欧盟间关系的恶化。总之，库尔德问题是影响相关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敏感性问题。此外，我们从阿尔巴尼亚与邻国的关系中也可以体会到民族宗教问题对国际关系的破坏性作用。由于阿尔巴尼亚支持境外其他国家阿族人的独立倾向，并企图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国，这使得它与拥有大量阿族人口的希腊、马其顿、南联盟等邻国之间矛盾加剧。1994年希腊与阿尔巴尼亚就曾为此发生边界冲突。由此可见，民族宗教问题已成为冷战后影响国际关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
综上所述，在冷战后时代，民族宗教问题对国际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不仅仅是由于民族宗教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是因为在许多民族宗教问题背后都有着大国的支持与干预，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各民族、各宗教之间的相互宽容与理解，也需要相关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不仅关系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