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艺术论文,世说新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说新语》是部有关历史人物言行的笔记小说，应该如何认识其所记之事的真实性呢？作为历史，其真实性受到了普遍的怀疑，我们从刘孝标的注释中即可看出这一点。[①]唐人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中认为：“临川王义庆著《世说》，上述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宗此书……以此书事，奚其厚颜！”刘知几本是史学家，遂以历史苛求该书，正所谓李代桃僵，未为通论。反过来若将《世说》视为小说，人们却又几乎一致否认该书的虚构性质。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即是在进入了唐传奇的时代之后，人们“始有意为小说”[②]，才开始了真正虚构的小说创作。依照这种观点，早期的小说作品不过是记录了些“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班固《汉书·艺文志》）之类的传闻罢了。以《世说》为代表的六朝笔记小说“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③]尽管学术界曾极为认真地研究过《世说》的一些艺术特点，但是，这些研究一般只注重于外在呈现出的形式特征，很少去深入探寻其之所以产生的内在过程。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大概是基于以下认识：《世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如同上古神话一样，都近乎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与传播或记录它的人关系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象这样把《世说》安插到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夹缝处，笼统而言，并无不可。然而进一步研讨一下其中的实际情况，似更为必要。本文试图以此为起点提出问题，通过个别实例分析，进而找出答案。
姑且不论传闻之事本身有多少可靠性，试问：这些传闻的记录者——《世说》的作者究竟又能在何种程度上忠实于这些传闻呢？其对各种传闻的取舍标准又是什么呢？显然，《世说》之“纪录”传闻不同于速记，纪录者也绝非录音机。那么，即使仅仅作为一种事后的复述，有谁能确保其复述是完全客观忠实的呢？无论何种复述，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带有复述人的主观色彩。
况且《世说》又不仅仅是单纯的、一次性的复述！
从理论上讲，每一次叙述都由叙述的主客体双方构成，而且双方永远存在着距离。距离取决于[Ⅰ]叙述主体对客体的态度，[Ⅱ]叙述主体对叙述活动本身的态度。这双重的态度又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彼此消长的关系：强调叙述主体的作用，意味着客体将受到主体的操纵与控制；强调客体的价值，则意味着主体力量将受到削弱。同时，叙述主体在整个叙述活动中的主动或被动身份也发挥着同等重要的影响。作为叙事作品的《世说》，其内容构成有三：史实、基于史实的传闻和对于前二者的转述。虽然它们共同组成《世说》的叙事客体，但它们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史实就是史实，相对说来它冷漠而神圣，存在于叙事文学所无法企及的彼岸；传闻与转述则由于叙事者的介入活跃在叙事本文中。由此我们首先可以断定，《世说》里的“史实”其实是叙事者头脑中的史实，它肯定已被改头换面并深深打上了叙事者的烙印。而且由于传闻中所隐藏着的无数潜在叙事者的存在，更无限度地阔展了《世说》与史实之间的实际距离。“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正因这种越来越远的距离使得《世说》作者获得了极大的叙事空间。请看下例——
[例一]
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省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曰：“当令齿舌间得利。”
《世说新语·文学》
今人余嘉锡笺疏引臧荣绪《晋书》记此事云：
袁宏好学，善属文，谢尚以为豫州别驾，桓温命为安西参军。温北讨，须露布文，呼宏使制。宏傍马前，手不辍，俄顷而就。
两番叙述同为一事：桓温北伐，袁宏（小字袁虎）为之拟露布，须臾而就。但两次的叙述方法却大不相同。《世说》在叙其善属文章之前先写其“被责免官”，后接王东亭的赞赏与袁宏的自我嘲解和无奈。这一结构组合使叙事的核心转向对人生情态上的关注：面对仕途不顺的打击，袁宏仍能“手不辍笔”而“俄得七纸”（较“俄顷而就”更突出其用时之短而属文之长），见得他能从容对待这一不幸境遇。臧氏《晋书》却没有这些组合因素，只属于传统的史学笔法。
至于袁宏之被免官职，唐修《晋书》本传未有明确记载。《世说·轻诋》“桓公入洛”条记袁因对王衍事而失桓温意，或恐因此遂致免官。然细考该条所记时间有误，[④]即便认定为桓温北伐之际，我们仍无法搞清袁之被免官到底在其写露布之前抑或在此之后，二者同时发生的可能性更小。也就是说我们很难确认《世说》所记之事是否真实可信。其实，真假在此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世说》与臧氏《晋书》的叙事目的不完全一样，体现出一种不同于史学的叙事追求。由于这一原因，促使《世说》完全围绕袁之被贬撰文一事展开叙述，比之臧氏《晋书》之行文，《世说》所记中心更加突出，节奏也明显加快了。
通过例一我们看到的是对同一史实的不同叙述方式，而下面的个案分析却可以看出《世说》是怎样演义历史，改变传闻的。
[例二]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
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世说新语·任诞》
此条很能表达魏晋名士的狂放不羁，历来为人津津乐道。我们将详细考察这个故事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及其形成过程，并侧重分析《世说》在此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
刘伶为正始“竹林七贤”之一。七贤皆好老庄。庄子的哲学讲求尚自然、齐万物。《庄子·列御寇》云：“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这种思维方式无疑对刘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晋书》卷四十九本传载伶所作《酒德颂》一篇，其辞曰：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
刘伶所描绘的这位“大人先生”如同一幅自画像，其中寄托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在当时许多人都了解这一点。《世说·文学》即云：“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曰：“伶处天地之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又引袁宏《名士传》曰：“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世说·容止》也记：“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孝标注引梁祚《魏国统》曰：“刘伶字伯伦，形貌丑陋，身长六尺。然肆意放荡，悠焉独畅，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余嘉锡笺疏又引臧荣绪《晋书》曰：“灵（即伶）长六尺，貌甚丑悴，而志气旷放，以宇宙为挟（狭）也。”
以上不惮其烦地胪列众多文献资料，适足见刘伶之性情。其中归纳起来，不外以下两点最令人注目：[1]由崇尚自然而引发出的“土木形骸”。余嘉锡笺疏中引《汉书·东方朔传》“土木衣绮绣，狗马被缋罽”等语后，解释说：“此皆言土木之质，不易被以华采也。所谓土木形骸者，谓乱头粗服，不加修饰，视其形骸如土木然。”刘伶貌本委琐，复又身短，高不足一米五，[⑤]再加不修边幅。肆意放荡，当然极易成为“焦点人物”。[2]由齐万物而发展起来的“常以宇宙为狭”的观念。如《酒德颂》之以日月为门窗，大地为街庭及“幕天席地”之喻，再如《竹林七贤论》所称“伶处天地之间、悠悠荡荡”等等，皆属此类。刘伶人虽矮小，心却不小，直欲神游太空，逍遥物外。这种超迈心态及由此而表现出的种种行为方式也足使世人瞠目结舌。然而无论如何，这两点尚处于能为现实社会所接受的范围之内。而《容止》篇所载“刘伶恒纵酒放达”一事竟把房屋当裤子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只可视为传闻故事，不得以之为真。唐人修《晋书》多采《世说》，而刘伶本传于此事独遗而不用，良有以也。
难到仅凭“土木形骸”和“以宇宙为狭”这两点，人们便臆造出这么一个类似荒诞派文学的故事吗？当然不是。感谢刘孝标在该条之后为我们做的注释，它使我们发现了其中的过渡形态。在孝标注中引用了邓粲《晋记》中的一段文字：
客有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宇为衣，诸君自不当入我中，又何恶乎？”其自任若是。
我们不妨将此注与《世说》原文逐句排列成表进行比较。
据上表可知，除“人见讥之”和“又何恶乎？其自任若是”二句外，故事A与故事B在语句上全部对应。故事的核心（第5、第6两句）完全重叠，象“宅舍”之于“栋宇”、“屋宇”之于“屋室”在叙事功能上几乎可称之为等价交换，并无本质性差别。故事的基本情节Ⅰ刘伶未穿衣服与Ⅱ他对此事的解释同前面所言“土木形骸”、“以宇宙为狭”两要点正相吻合。这说明了两个故事有着相同的渊源关系：它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的确不纯系人为虚构臆造出来的。
附表
句序 原文 关系
1A 客有诣伶基本对应
B 刘伶恒纵酒放达
2A 值其裸袒对应
B 或脱衣裸形屋中
3B 人见讥之 不对应
4A 伶笑曰 对应
B 伶曰
5A 我以天地为宅舍 完全对应
B 我以天地为栋宇
6A 以屋宇为衣 完全对应
B 屋室为衣
7A 诸君自不当入我中对应
B 诸君何为入我中
8A 又何恶乎？其自任若是 不对应
——A为刘孝标所引邓粲《晋纪》原文
B为《世说新语·任诞》原文
但是，两次叙述毕竟措辞用语不尽相同，如仔细品味，便觉不啻有天壤之别。不同的词语视其在故事中的具体位置而有着不同的叙事功能。因此，故事A与故事B在基本内核不变的情况下，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考察它们之间的区别，比起考察它们的相似来，对于把握《世说》的叙事艺术会有更重要的意义。
在故事A中，开头一句的主语是“客”。先叙客“诣”刘伶，意味着刘的行为基本上属于无意和被动的，他是在不经意之际被客人撞见了自己的裸袒。类似的事情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刘此时能非常及时巧妙地摆脱主客间的尴尬。伶笑曰”的那个“笑”字及随后的“名人名言”充分反映出他的从容不迫和机智幽默。而这正是扭转此类尴尬局面的最佳方式。刘伶在自嘲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开脱：所谓“诸君自不当入我中”云云，实际上把责任一古脑推卸到了那位莽撞的客人身上，隐约可以感受到失礼的似乎不是刘伶。当然，在刘的那段言谈话语中流露出他内心深处的人生观念及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也是顺理成章的，符合人物的真实性格。故事A最后以“其自任若是”点明主旨，即本文讲述的是有关刘伶“自任”随意的性情而非其他，所有的叙述均是为此宗旨服务的。
再看故事B。开头一句主语变为刘伶，叙事的重心一开始便直接向主人公倾斜。以“脱衣裸形”替代“裸袒”，使其行为愈加形象化、具体化，显得越发突兀。更重要的变化，还在于在故事A中标志偶发因素的“值”字此时消失了，而在前面却冠以“恒纵酒放达”一语。可以想象，任何一位有起码的古文阅读能力的读者都会清楚地感受到“值”与“恒”二字之间的区别以及这一区别给故事B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恒”字使刘伶的“裸形”与其“饮酒”一样染上一层经常反复的色彩，成为有意识的主动行为。我们甚至可以象分析阮籍等人喝酒那样来追究刘伶脱衣的深刻含义——如冲击礼教、师法自然等等。于是，故事B的意蕴更加丰富普遍了，具有了某种原型功能。
对故事A、B中没有对应句的那两段话语进行分析会使上述看法得到更切实的印证。故事B表面上看多出“人见讥之”一句，我们可将其分解为“人见”、“讥之”两个部分，这样一来便轻而易举地在故事A中分别找到了它们的对应关系：“人见”与“客有诣伶”相对，“讥之”与“又何恶乎”相应。将“客”代换为“人”，则故事A那宾主意外相见的特定戏剧性场景丧失殆尽，刘伶的“名言”自然也就失却了解嘲的语气。所以故事B只用“伶曰”却没有了表示自嘲情态的“笑”字。而随后出现的那段话语同时便增加了几分郑重与严肃感，象是一种直接阐发的处世哲学，又象是一本正经的理论宣言。“讥之”与“又何恶乎”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前者直接描述世人对刘伶反常举动的态度，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后者通过刘之言谈间接透露出人们的态度，它显示的是客人遇到此类场景时的本能反映，没有多少普遍的社会意义。两相比照，故事B中“人见讥之”一语激化了矛盾冲突，为刘伶设置了对立面，一个活生生的靶子，使他的说的话语有了确切的承受方——礼俗与偏见。故其后的反诘“诸君何为入我中”较故事A的“自不当入”一语，已非单纯是开脱自己，更主要的却是在戏弄那些讥讽他的礼俗之士，根本不带有一丝一毫的善意口吻。故事的内涵就是这样发生了重大的也是质的改变。至此，隐藏在故事A中宾主对答背后的独特人生哲学终于脱掉了那袭机智幽默的外衣，赤条条裸露了出来！原先用以点题的“其自任若是”已无叙述价值，故事B便嘎然而止。
需要指出的是，故事A所云“自任”一词在叙事作用上虽然与故事B所云“放达”一词相对应，但措辞之不同实际上折射出两次叙事的不同倾向：故事A平和恢谐而故事B却突出了反叛色彩。尤其应该提醒的是，这两个词为故事A、B中唯一出现的叙事者对故事主人公的直接评介，对此应予以充分重视。就它们在两次叙事里分别所处的不同位置上看，故事A的叙事者介入叙事的方式因过于显豁而较少余味；故事B则以刘伶的直接引语结束叙事，似乎抹杀了叙事者的立场，故事主人公取代叙事者作了最精采的独白。这种成功地将叙事者的声音融入整个叙事过程中，通过暗示而对读者施加影响的手法颇有“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之妙。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就真实程度而论，故事A较故事B更具可信性。因此，仅从其所呈现出的不同形态上即可大致断定故事B源于故事A而不可能相反。事实也确是如此。《晋纪》本系史书，考其作者邓粲为长沙人，乃东晋大司农邓骞之子，《晋书》卷八十二有传，据其本传载：“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按《晋书·桓彝传》附记，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原荆州刺史桓豁卒，其弟桓冲继任为刺史，至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桓冲卒。[⑥]则邓粲之作别驾当即在此期间。从“卑辞厚礼”的尊崇程度推测，邓此时不应小于二十五岁左右。“人生七十古来稀”，邓粲之卒当在宋文帝元嘉初年，初步估算约在公元420至430年之间。即以下限公元430年而论，时刘义庆（403～444）尚不足三十岁，《晋纪》已出而《世说》尚未面世。故事A不可能出自故事B。
既然两个故事有相同的内核，基本情节又相吻合，且逐句对应，故当有直系血缘关系。即故事A实为故事B的祖型，故事B是对故事A的转述。我们已详细论证了这种转述使具有相同内核的故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一切即显示了《世说》叙事艺术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就。现在我们很难再笼统地说这种改变原初故事传闻的叙事艺术是什么“忠实地纪录”，同时我们也很难再说这种改变只属于某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因为叙事中所有的改动都有着明确的指向，每处细微的变化都指向一个相同的审美目的。于是，在关于《世说》叙事艺术的问题上，我们终于跨越了“传录舛讹”的界定而向前迈进了半步。
用一两个实例来说明整部作品的艺术成就当然过于单薄。但刘伶一事系笔者经反复仔细筛选后才得到的，不能要求《世说》中的每一条在各个不同的演化形态上都具备如此完备的文献资料以供我们充分利用（即便有，其价值也不比本例大多少）。据笔者初步考察，《世说》对不同类型的故事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方式，而这才是我们应该着意研究的问题，下面两例便是基于这种考虑而选择出来的。
[例三]
有问秀才：“吴旧姓如何？”答曰：“吴府君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乂。朱永长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旦，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鉏
，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
《世说新语·赏誉》
本条与上例之记事不同，纯系记言。但同样经过了一番精心的加工改造。我们仍以孝标为该条所作的注为参照，对比二者之异同：
秀才。蔡洪也。《集》载洪与刺史周俊书曰：“一日侍坐，言及吴士，询于刍荛，遂见下问。造次承言，载辞不举，敕令条例名状，退辄思之。今称疏所知：吴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矫非，清足厉俗，信可结神，才堪干世。仕吴为广州刺史、吴郡太守。吴平，还下邳，闭门自守，不交宾客。诚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乂也。朱诞字永长，吴郡人。体履清和，黄中通理。吴朝举贤良，累迁议郎，今归在家。诚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也。严隐字仲弼，吴郡人。禀气清纯，思度渊伟。吴朝举贤良、宛陵令。吴平去职。九皋之鸣鹤，空俗之白驹也。张畅字威伯，吴郡人。禀性坚明，志行清朗，居磨
之中，无淄磷之损。岁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陆机别传》曰：“云字士龙……为成都王所害。”按，蔡所论士十六人，无陆机兄弟，又无“凡此诸君”以下，疑益之。
显然，《世说》所记本出于秀才蔡洪写给刺史周俊的一封书信。目前尚不能确定在这二者之间是否还存有其它过渡形态，由注云：“疑益之”三字可以看出刘孝标便疑心《世说》该条是据原信增益而成。观其所增部分用比兴手法，铺排句式、文辞优美、逐句对仗，与上半部分接合起来恰似天衣无缝、相得益彰，断非街巷闾俚所喜闻之奇读怪论，定当出自儒雅文士之手。
增饰之辞固不待言，即据原信所写部分仍与原信有较大的出入。原信据孝标注可知“论士十六人”，《世说》该条只取五人，却又加议吴中著名人物陆氏兄弟以补其缺。在删除了原信所写论士原委而以“有问秀才”四字一笔带过之后，其所论吴士失去了具体背景。如此时不论陆氏兄弟，将会成为非常显眼的遗漏，故必得予以弥补。对共同议及的人物，原信皆先介绍姓名、籍贯，再简叙其履历，最后加以评赏。评赏之辞颇有文采。《世说》该条却不如此完备详尽，它只录用了原信中的评赏部分，就是说《世说》此条并不是在论议士人，而是着重于欣赏有关论士之语的文采辞藻，则其取舍的标准全在于是否具有文学上的欣赏价值。为此而删除枝蔓，直取心肝似乎已成为《世说》记言的原则之一。凡《世说》中有关记言部分与孝标注有重叠者，往往注繁于原文。[⑦]故其删减已为读者熟悉，极易被忽视，而其增益越发显得突出异常。所以本条刘孝标需特意表明自己的怀疑。
删除本身属于一种有目的的选择，如果着眼于艺术标准，那么这种删除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艺术加工，它与增饰同样重要。如下例：
[例四]
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论清楚人物。临成，以示韩康伯。康伯都无言，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孝标注于此条仅列伏滔（玄度）所记青州有德才者即达六十一人之多，至于习凿齿所论亦连篇累牍，容笔者不再转录。伏、习二人所谈，《世说》竟一言不取，只记韩康伯对此类争执颇为不屑，凸现了韩的宽广胸襟和洒脱神态。这一取舍遂使记言变为叙事，重点转为塑造人物性格。如此看来，《世说》作者的非史家身份并不强求其承担拥抱全部史实的义务。当面对同一叙述客体时，他可以自由出入、任意取舍，在历史（现实人物）、传闻（已经首轮甚至多次叙述）之间游刃有余，有时竟或置“真实”于不顾。请看最后一例——
[例五]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履。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世说新语·文学》
孝标注：“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义。郑玄名列门人，亲传其业，何猜忌而行鸩毒乎？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嘉锡笺疏：“然马融送别，执手殷勤，有礼乐皆东之叹，其爱赞如此，何至转瞬之间便思杀害！苟非狂易丧心，恶有此事？”按，此事之真伪若以常理衡之，一眼便晓，本不待就马融之个人品德及心态再行考辨而自明。然事虽涉虚妄，却能极大程度地满足我们对叙事文学的种种要求。世人皆知《三国演义》与《世说》之关系，其实早在变文中已有类似现象。如《伍子胥变文》中的下述描述：
（子胥）行得廿余里，遂乃眼瞤耳热，遂即画地而卜，占见外甥而趁（追），用水头上攘之，将竹插于腰下……子胥有两个外甥，子安、子永……子永少解阴阳，遂即画地而卜，占见阿舅头上有水，定落河边……若着此卦，必定身亡，不复寻觅，废我还乡。子胥屈节看文，乃见外甥不趁，遂即奔走，星夜不停。[⑧]
一个是阿舅躲避外甥的追杀，一个是学生躲避师长的追杀，方法却近乎一样。而据余嘉锡考证，《世说》“此节盖采自《语林》，见《御览》三百九十三，非义庆之所杜撰也。《广记》二百五十引《异苑》，载有两说……观《语林》、《异苑》之所载，知此说为晋、宋间人所盛传。”刘敬叔《异苑》，其书多言神怪之事，裴启《语林》记事不实，时人亦有定论，至遭谢安一语而废，[⑨]此事确然见于《世说·轻诋》。《世说》作者明知虚妄，却仍取而不弃，盖因众人盛传之故也。在那样一个文学普遍自觉的时代，《世说》发现和保存的正是历经无数次的传闻之后，而在其中积淀下来的文学价值，这决定了该书的艺术特质，从而也使后世的叙事文学受益匪浅。
注释：
①如《四库全书总目》即说：“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
②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
③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
④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P834～835。
⑤此据《中国历代度制演变测算表》（《汉语大辞典·附录》）换算得出。
⑥参阅《晋书》卷七十四、《世说新语·尤悔》“桓车骑在上明畋猎”条余嘉锡笺疏。
⑦对素材的删减又涉及加快叙事节奏的问题。如《世说新语·文学》：“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你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孝标注引《晋阳秋》曰：“庾敳字子嵩，颖川人，侍中峻弟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谓是老庄之徒。曰：‘昔未读此书，意尝谓至理如此。今见之，正与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长史。”此即一例。
⑧见《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⑨《世说·轻诋》：“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不可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二语，裴自为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人多据此以证晋人不承认小说虚构，笔者却认为此条恰可说明当时小说作者多“自为辞”。只因事涉个别人，遂有不同遭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