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875——1878年近东危机期间英国对土政策的调整——关于英国对弱国外交的一项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土政策论文,弱国论文,试论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土耳其又称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扼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古时代，它曾盛极一时，但从17世纪初开始，进入了日趋衰落并逐步瓦解的过程，成为“博斯普鲁斯的病夫”。其间，西方列强纷纷侵入，伺机吞食这一庞大帝国的遗产。因此，以土耳其为中心的近东，在战乱频仍、国际纷争诡谲莫测的近代，成为纵跨几个世纪的外交热点。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作为该外交热点的一个重要路标，是“关于土耳其在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的统治的未来命运问题，以及关于黑海门户的占有权的争执”①。危机开始的标志是黑塞哥维纳起义，高潮是俄土战争，结局是柏林会议。英、俄、德、奥、法、意六大强国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危机之中。其中，英国对土政策的弹性调整，具有典型性，为我们研究英国对弱国的外交提供了一个范例。
一
19世纪70年代，英国仍然是集经济、殖民、海上霸权于一身的强国。英国女王“既是基督教的统治者，也是穆斯林的统治者。既是欧洲，又是亚洲、非洲、澳洲和美洲的统治者”②。英国亦有“日不落帝国”之称。英国统治的世界性，决定了它对近东予以特殊关注。
首先，近东是英国保持地中海霸权的关键。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英国去印度和远东的主要通道和最短航线由绕过南非好望角转为经由地中海，即大西洋——直布罗陀海陕——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远东。早在18世纪初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英国就从《乌特勒支和约》中取得了地中海上的两个战略要地——直布罗陀海陕的和梅诺卡岛，从而控制了地中海的西大门；1800年和1815年，英国相继占领了马尔他海军基地和爱奥尼亚群岛，控制了地中海中最窄的地带。这样，只有地中海东部是英国的薄弱环节，控制巴尔干和海陕就成为保证这条航道安全、畅通的关键所在。
其次，近东是英国经济的重要来源。从1838年《英土商约》签订起，英土贸易迅速发展，英国在君士坦丁堡进港的船舶吨位日益增加，土耳其的粮食对英国市场举足轻重。据统计，英国与黑海各港口贸易值仅在1876年就达到675万英镑，与欧洲土耳其的贸易值也高达150万英镑；1877年，英国与黑海各港口的贸易值几乎和英国与欧洲土耳其的贸易值相等，大约各为1200万英镑③。这是直接的经济意义。间接的经济意义在于英国与中亚的贸易也有长足的发展，近东则是去中亚的跳板，尤其是黑海的东岸和南岸已成为英国向亚洲腹地渗透的前哨。再者，英国于1875年从土耳其的属国埃及购买了苏伊士运河公司股票的44%，实际上获得了这个世界上利润最大企业的股票控制权。同时，英国还控制了东北非的苏丹。据俄国旅行家尤恩克报道，仅在1875-1876年间，英国就从非洲，主要是从苏丹输出大量的食品、牲口、橡胶等物，单是象牙一项每年就平均输出774吨④。
第三，近东是英国保卫海外殖民地的屏障。作为世界头号殖民大国，殖民地（尤其是印度殖民地）对英国举足轻重。因此，近东危机期间以迪士累利为首的保守党内阁，把加强和巩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作为执政的主要外交目标之一。1876年初，维多利亚女王戴上了“印度女皇”的桂冠，从而确立了英国在印度的独占统治。为了保持这种独占地位，英国一方面要严防它国染指印度，另一方面还要抑制印度的反抗意识，阻止那里的人民起义。实现这两点的基本保证是：既要能阻止外国势力和军队向印度靠近，又能在与印度毗邻的或通向印度要冲的国家——波斯、阿富汗、埃及、缅甸、土耳其——确立和壮大英国的势力和影响。近东是向这些国家渗透的前哨，又是挡住欧洲大陆强国的天然屏障。难怪迪士累利把君士坦丁堡和海峡视为“印度的锁钥”⑤。
由上可见，近东是英国称霸世界的关键一环。因此，对霸权的野心，对领土的觊觎和对近东的追求，就成为英国对土政策的起点。这也决定了英国在近东危机期间的对土政策不止一端，有从扶助、纵容到出卖、瓜分的调整和演变过程。
二
从危机开始到1877年4月俄土战争爆发止，英国奉行的总政策是通过扶助、纵容手段，保持土耳其现状，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独立”是针对欧洲列强的，以防止它国接近或干涉土耳其事务为目的；“完整”则就巴尔干的基督徒而言，以平息他们的民族起义、阻止基督徒自治为宗旨。其实质，是维持英国在土耳其的独占统治、保护英国在土耳其的既得利益，并伺机扩大之。
从当时欧洲各国在近东的政治力量对比看，英国具备实现这一政策的充足条件。
（一）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近东势力重组中，英国作为战胜国，一直居于主动地位。1856年的《巴黎条约》，确立了对英国有利的黑海“中立化”原则。在1871年的《伦敦海峡公约》中，英国虽然在取消黑海“中立化”问题上被迫妥协，但由于英国的坚持，公约的第二条和第三条重申：海峡制度所赖以确立的基础与《巴黎条约》一致，在和平时期照旧禁止一切外国军舰通过。同时，又对该规定作了有利于英国的补充：苏丹有权“在平时对友好国家和同盟国家的军舰开放海峡，如果奥斯曼帝国政府认为为了保证执行1856年《巴黎条约》的条款而有此需要的话”⑥。这就保证了英国有效地利用土耳其去赢得与它国抗衡的优势地位，英国拥有了一张在近东与欧洲列强进行外交赌博的王牌。其间，土耳其政府对英国的屈从、依赖日复有加。
（二）从土耳其的统治者看，他们职位和权力的频繁更替越来越有利于英国。1876年5月10日，受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著名泛斯拉夫主义者伊格纳切夫影响的土耳其宰相马赫穆德·纳吉姆帕沙被亲英的改革派穆罕默德·拉希迪所取代；30日，被俄国控制的苏丹阿卜杜拉·阿吉兹亦被穆拉德五世所取代。推翻阿吉兹的主要是研究神学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仇视基督教徒，渴望实施改革。所以，英国很多报纸把换君事件视为对俄国的一次挑衅行动⑦。这为英国扶助、控制土耳其提供了可能。
（三）在巴尔干斯拉夫人历次起义中，英国政府基本站在土耳其政府一边，主张对起义进行镇压。相反，英国在近东的主要竞争对手俄国，为了打开南部出海口，多次与土耳其兵戎相见，宿怨难弭。加之，俄国常常打着俄罗斯人与巴尔干斯拉夫人同宗、同族的旗号，以“解放者”的姿态，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土耳其境内的斯拉夫人自治，为土耳其统治者所不容。这样，土耳其政府不仅成为“俄国在东方实现其野心计划的障碍”⑧，而且成为英国在近东反俄的防波堤。
（四）从国际环境上看，当时欧洲有六大强国，除英国独居海岛之外，其余都在大陆。其中，法国还没有彻底从普法战争的恶梦中醒来；意大利在解决近东问题上素来无足轻重；俄国是英国的主要对手；德国在近东没有直接利益；德国外交的基本点不在巴尔干，而是孤立或彻底击溃法国。为此，俾斯麦鼓励迪士累利在土耳其乃至埃及采取主动，“占领埃及对英国有利”⑨是俾斯麦常弹的调子。德国的态度，在客观上为英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奥国与俄国一样，是英国的竞争对手之一。但由于俄国深居大陆，在地域上又与奥国较为接近，故而与英国相比，俄国是奥国更危险的对手。同时，奥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对待巴尔干起义的问题上，与英国一样主张改革，反对自治。仅从这一点出发，奥国也愿意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英俄角逐中倾向英国，在俄奥冲突中依赖英国，难怪迪士累利的政敌格莱斯顿一直确信，奥匈帝国是英国的天然盟友。此外，当时奥国的外交决策人物是外交大臣安德拉西伯爵，他的政治倾向是亲德仇俄，敌视巴尔干斯拉夫人，并愿意保持与英国的友谊。总之，从当时欧洲的整个格局及其外交走势上看，有利于英国实现其对土政策。
在危机之初，英国扶助、纵容土耳其，保持其“独立和完整”的主要方式，是“等待与观望，以让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们决一胜负”⑩。英国政府的真实意图是：让土耳其政府用自己的力量去镇压斯拉夫人的民族独立运动，然后通过内部改革巩固其统治，使“病夫”能够在苟延残喘的情况下，置于英国的掌股之中，而又不引起列强对土耳其施行任何形式的干预。为此，俄国外交部高级顾问若米尼有入木三分的揭示。他说：英国“表面上不干涉，以麻痹我们和出卖基督教徒；变相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以保证土耳其人的成功，这就是他们的行动方案”(11)。
拒绝俄、德、奥三国订立的“柏林备忘录”，是英国实现这一政策的关键一步。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但要以基督教徒的处境“已经改善的现状”为条件。这项条件，体现了俄国“自治”主张，有悖于英国在此期间的对土政策。不仅如此，“柏林备忘录”出台这一事件本身，说明俄、德、奥三国协同插手土耳其事务，大有使局部混乱发展为国际纠纷的危险，英国在土耳其的独占优势地位受到挑战。因此，迪士累利力排众议，甚至不顾其臣僚的辞职威胁，强硬拒绝“柏林备忘录”。同时，他还派舰队到贝西克湾，以武力作后盾，加强外交抗议。英国此举的真实目的，正如迪士累利向维多利亚女王所解释的：“不是为保护基督教徒或土耳其，而是为支撑陛下的帝国。”(12)但土耳其却把安看做是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的态度完全一致的行动。土耳其一直对英国抱有幻想，在危机之初的“领事调停委员会”和“安德拉西照会”问题上，土耳其都对英国发出特别邀请，寄希望于通过英国的“友好处置”，做出对土耳其有利的安排。现在，又因为依仗英国的支持，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土耳其，才敢在镇压保加利亚起义的同时，拒不接受“柏林备忘录”。从此，土耳其进一步变成英国与大国角逐的工具。西方史家古奇认为：“从英国反对柏林备忘录到东方问题解决前夕，土耳其政治的主要路线是在伦敦决定的。”(13)看来不无道理。
三
对君士坦丁堡会议的破坏和对《伦敦议定书》的认可，标志着英国维持土耳其“独立和完整”政策的结束，预示着英国对土政策的重大转折。
君士坦丁堡会议由英国发起召开。1876年11月4日，英国政府向俄、德、奥、法、意、土各国政府发出正式会议邀请。在此后的一周里，英国首相和俄国沙皇分别在本国发表火药味十足的好战演说，国际局势骤然紧张。在此氛围下，土耳其统治者担心自己再次成为大国角逐的俎上肉，而试图免除这次会议。但英国威吓说，如果土耳其拒绝这次会议，“在将来的谈判中，女王陛下政府将被迫撤回其对土耳其的全部支持和援助。”(14)直到11月18日，土耳其才被迫接受会议邀请。迪士累利原本寄希望于通过组织、筹备君士坦丁堡会议，提高英国的国际地位，联合其它大国，孤立俄国，进一步“把俄国排除于土耳其事务之外”(15)。可是事与愿违，由于俄国代表的幕后穿梭努力，君士坦丁堡的预备会议通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保加利亚自治协议，土耳其“独立和完整”的前景顿时暗淡。对此，迪士累利迅即作出反应，把英国的态度作了反方向的调整，由先前会议的倡导者，变成了会议的破坏者。在迪士累利的指使下，出席会议的英国代表之一、英国驻土大使埃利奥特，在君士坦丁堡积极周旋，他一面向土耳其政府表示他自己“对土耳其人的同情和对大国协议的反对”(16)，一面有意向土耳其政府透露他自己及迪士累利与外长德比及出席会议的英国代表之一、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之间的分歧(17)。英国内阁还发布决定，表示“将不赞成或不援助任何反土措施”(18)。这一切使土耳其相信，“万一发生战争，英国将不会在土耳其危难时对之舍弃不顾”(19)。因此，土耳其以颁布新宪法、实施改革为由，破坏了刚刚开幕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体现俄国意愿的自治方案也随之作废。
君士坦丁堡会议失败后，俄国统治层内的各派力量对比旋即发生变化，泛斯拉夫主义者和主战派的势力不断膨胀，俄国开始紧锣密鼓的战争准备，先后与奥国及罗马尼亚签订《莱希斯塔特协议》、《布达佩斯专约》及《俄罗协定》，得到它们中立及军事援助的许诺，并从俾斯麦那里获得两亿金卢布借款的保证，酝酿蓄谋已久的战争。其间，俄国为探听虚实，弄清英国的真正意图及在俄土战争中的立场，派伊格纳切夫就签订确认君士坦丁堡会议所拟定的各项条款的议定书问题，到欧洲进行“巡拜”(20)。此时，土耳其愈加衰落，出现瓦解的迹象。在此情况下，英国内阁认为：“不能不动，协调行动比单独行动更明智。”(21)就像迪士累利对俄国驻英大使舒瓦洛夫所说的，一旦“病人死亡”时，即土耳其帝国崩溃时，愿意缔结英俄协定(22)。于是，有了英俄双方代表德比和舒瓦洛夫达成协议、英俄德奥法意六大国代表于1877年3月31日在伦敦签字的《伦敦议定书》。《伦敦议定书》的签订，使伊格纳切夫确信，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即将爆发的俄土战争中，站在土方抗击俄国。俄国在发动战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而土耳其政府却固执地以为即使战争到来，英国的利益将不允许俄国彻底胜利，故在4月9日拒绝《伦敦议定书》。4月24日，俄国发动对土战争。英国扶助土耳其、维持其“独立和完整”的政策至此结束。
值得强调的是，英国首相的“独立与完整”政策是具有弹性的相对概念。迪士累利曾经说过：“至少就我关心的而言，如果可能，决心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23)言外之意是，如果英国的防波堤及冲跨，英国就要在瓜分土耳其中争得一份赃物。英国在君土坦丁堡会议问题上，所奉行的就是这样的原则。会议前，英国还力争保持土耳其的“独立和完整”，并把它视为操纵控制土耳其的最佳方式。但当自治协议通过英国的计划不可能实现时，它不是与列强进行面对面的交锋，而是直接或间接地激起土耳其的反俄意识，怂恿土耳其对会议进行破坏。结果，危机进一步激化，土耳其被英国推向战争边缘，充当了英俄近东之争中英国的炮灰。而迪士累利则在俄土战争爆发后，由土耳其的“保护者”，变成了瓜分土耳其的总导演。
四
俄土战争爆发的内在原因，是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近东野心的日益膨胀。但是，英国的行动也为战争的爆发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俄土战争爆发后，土耳其并未从唆使它进行战争的英国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援助。其间，英国仅仅发表了一项以俄国不改变近东均势为条件的官方“中立”宣言；在军事上的量大动作也仅限于在1878年2月派舰队到马尔马拉海中的王子岛上，与俄军武装对峙。究其原因，不止一端：有英国保守党内阁的政见分歧，有外交大臣德比对首相好战情绪的遏制。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则是迪士累利本人的对土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在紧随其后启用了以倡 导瓜分土耳其、以反土意识强烈而著称的索尔兹伯里，接替德比任外交大臣一职，就是一个极好的佐证。
1878年3月3日，土耳其在战败局势已定，俄军已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情况下，被迫同俄国签订屈辱的《圣斯特法诺和约》。该和约的主要特色是建立一个由俄国控制，其领土西到阿尔巴尼亚山脉、南至爱琴海的“大保加利亚”。它的性质正如安德拉西所说，是“正统的斯拉夫布道”。如果《圣斯特法诺和约》能够付诸实施，“大保加利亚”将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欧洲列强在近东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英国在土耳其的独占优势也将随之消失，这时英国的霸权计划构成威胁。因此，迪士累利展开了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他利用俄德在对法问题上的分歧、利用俄奥在巴尔干区域的矛盾，积极实施拉拢德国、引诱奥国、对抗俄国的外交战略，以牺牲或削弱土耳其为政治砝码，在大国间讨价还价，最终迫使俄国妥协，被迫修改《圣斯特法诺和约》，吐出一部分已经入口的肥肉。
俄土战争结束后，英国对土耳其实施直接瓜分政策。1878年6-7月的柏林国际会议，是这一政策的集中体现。柏林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用国际条约的形式确认了大国对土耳其的瓜分，英国从中得到了地中海的东大门－塞浦路斯岛。该岛有“新直布罗陀”之称，对英国建立地中海霸权至关重要，从陆军角度看，得到它就取得了对小亚细亚的威慑地位，并能阻止从高加索山脉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源头向波斯湾或苏伊士运河挺进的敌军。从海军角度看，该岛为英国军舰提供了一个立足点，一个可以以较少驻军守卫的优良港。它接近煤源、接近印度航线，是不久以后英国征服埃及和控制土耳其的基地。从商业角度看，它便利了英国工业品向地中海东部诸国和诸岛屿的倾销，为英国控制这些国家和岛屿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迪士累利的这一外交杰作得到了英国公众的一致欢迎，有人甚至把塞浦路斯的获得视为一种象征，即“英国的传统没有彻底灭亡，而是在一个女人（维多利亚女王）和一个老年官员（迪士累利）的心中复兴起来。”(24)
应该强调的是，此间英国对土耳其的公开瓜分与柏林会议前后迪士累利对土耳其的幕后出卖是相并而行的。其出卖行为主要表现为英国首相与俄法两国分别进行的政治交易。交易之一，是他在1878年5月30日与俄国秘密签订《俄英关于修改〈圣斯特法诺和约〉的协议》，以同意俄国占领卡尔斯、阿尔达汉等地为条件，换取俄国对“大保加利亚计划”的放弃。同年6月4日，迪士累利又与土耳其签订《英土反俄防御同盟条约》，以帮助土耳其夺回被俄国占领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等地的许诺，换取土耳其对英国占领塞浦路斯岛的同意。从表面上看，《英土反俄防御同盟条约》与修改《圣斯特法诺和约》无关，但它却是英俄秘密协议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补充。正是这种双边谈判折中的结果，勾勒出英国占领塞浦路斯的基本轮廓。交易之二，是迪土累利对法国实施安扶、补偿政策。《英土反俄防御同盟条约》签订之后，法国朝野大为不满，巴黎公众舆论哗然。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派外长索尔兹伯里向法国外长沃丁顿表示说：“如果你们愿意，就把突尼斯拿去吧！英国不会反对……”(25)这样，英国又以不阻挠法国吞并土属突尼斯为条件，赢得了法国对它占领塞浦路斯岛的默认。至于土耳其的态度，迪士累利不屑顾及。在苏丹还没有颁布敕令的情况下，英国就占领了塞浦路斯岛。土耳其苏丹只好告诉他的臣民“自愿交出海岛”。
关于海峡，《柏林条约》重申1856年和1871年黑海海峡通行原则“依然”有效。但出席柏林会议的英国代表在此问题上大作文章，索尔兹伯里多次声称：关于关闭海峡问题，女王政府所负的责任“决不超出向苏丹作出的保证。即尊重苏丹陛下根据现行条约的精神而作出的独立的决定”(26)。这使英国有了控制海峡的口实，而海峡关闭原则也随之失去了它所具有的国际法效力。柏林会议后，英国控制了海峡。虽然它的军舰驶出了马尔马拉海，但它随时都可以重新驶入海峡，甚至驶入黑海。正如俄国陆军大臣米柳亭在1879年3月22日所写：“在目前情况下，……土耳其京城的真正主人已不是苏丹，而是英国代表。”(27)
总之，从1875——1878年近东危机的全过程看，英国的对土政策虽有弹性调整，但其实质均体现了强权特点。英国对土耳其的扶助、纵容、出卖、瓜分，则以强权政治、英国对弱国外交的一个范例而载入史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页。
②莫尔奥特：《东方问题——对欧洲外交史的历史研究》，牛津1947年版，第337—338页。
③米勒曼：《1875——1878年英国和东方问题》，牛津1979年版，第583、455页。
④苏斯曼诺维奇：《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65页。
⑤塞顿－沃森：《英国在欧洲，1789——1914年外交政策概评》，剑桥1938年版，第520页。
⑥《近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苏联外交辞典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3、124页。
⑦沃思温：《1875——1878年英国和巴尔干危机》，纽约1935年版，第49页。
⑧塞顿－沃森：《迪士累利、格莱斯顿和东方问题》，纽约1972年版，第209页。
⑨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条约〉政策》，牛津1934年版，第53页。
⑩《英国大百科全书》第7卷，芝加哥1964年版，第872页。
(11)查尔斯·耶拉维奇、巴巴拉·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年》，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0页。
(12)米勒曼：前引书，第104页。
(13)古奇：《1783——1919年剑桥英国外交史》第3卷，剑桥1923年版，第98页。
(14)米勒曼：前引书，第203页。
(15)沃思温：前引书，第157页。
(16)(18)《迪士累利、格莱斯顿和东方问题》，第124、135页。
(17)(19)《1871——1914年德国外交文件集》，纽约1969年版，第45、4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页。
(21)斯沃兹：《迪士累利和格莱斯顿时代英国外交政策之政治》，牛津1985年版，第55页。
(22)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3页。
(23)《迪士累利、格莱斯顿和东方问题》，第218页。
(24)莫鲁瓦：《迪士累利－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图景》，伦敦1938年版，第248页。
(25)加尼阿热：《1861-1881年法国对突尼斯保护权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7页。
(26)霍华德：《土耳其海峡问题》，华盛顿1947年版，第19页。
(27)赫沃斯托夫：前引书，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