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根本转变_教育现代化论文

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根本转变_教育现代化论文

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根本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基础教育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新的挑战,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多年是我国基础教育进入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提出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那么,经过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基础教育目前进入到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探讨中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问题,是一个带有战略性、前瞻性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围绕教育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传统文化与教育现代化关系、教育目的与价值观、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等诸多方面,人们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并在江苏、广东、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区域性的改革探索。已有的研究形成了初步的研究域,为我们开拓了思路。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实践深化迫切要求理论提升,并对以下几个问题有一个明晰的回答,这就是:什么是基础教育的现代化?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和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衡量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指标是什么?从我国国情出发,中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我国实现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应当采取的战略和具体策略是什么?这些问题涉及到的深层次问题是:“基础教育是什么”和“基础教育应当是什么”。本文就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根本转化以及基本特点问题进行有关探讨。

一、我国基础教育定位于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分析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定位于“现代化”,推进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动因是什么?是主观的臆断还是客观的必然?

对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考,不能离开三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背景。这就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区域性发展的极不平衡,以及多元文化多种价值取向并存的民众心态。

首要的核心问题是我国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性调整。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中国半个世纪以来,产业结构经过了多次调整,逐步从以农业为主的结构体系转向以工业为主的结构体系;从不完整的、破碎的结构体系转向基本完整的结构体系;从严重依赖国外资本及国外要素投入的结构体系转向建立在民族工业基础上的结构体系。[1]作为正处在工业中期,以新型工业化发展为主要任务的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整体的技术水平低,自主开发能力弱。

科研和教育在基础产业群中的主要功能是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和高水平的技术资本。科研和教育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潜力,决定着主导产业的发展水平。依据一年多来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产业结构变革与人才需求调查,我们深切感到,站在产业结构性调整的大背景下,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意味着:作为农业人口大国的中国,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已不是停留于“普九”的水平,面对农村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阶段性转移,必须形成新的思路,提出新的举措;面对加速城市化建设发展的目标,教育发展必须进行战略调整。以北京市为例,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无论是科技发展水平高的海淀区四季青乡——高新技术种植园区、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和营造北京“绿色氧谷”的生态园区,还是正在从过去的煤矿业转移到以旅游业、种植业为支撑产业的处于北京西部山区的门头沟区斋堂镇,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都已走过了利用本土资源的经营方式为主的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进入将部分传统产业转变为发展精品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的阶段。也就是说,以粮食为主体的传统农业的适当收缩,把置换出来的那一部分资源用于发展精致农业,即附加值高的名优特农产业,培育发展区域特色的主导产业,从而促进农业的深层化、链条化和产业化的发展。第二产业面对的是传统工业的改造以及主导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则是从生活服务消费型向房地产、金融贸易、通讯、旅游等生产服务型转化,从而实现超常规的快速发展。

面对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面对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我国近64%(八亿)的农村人口劳动力结构转移的需求,面对劳动力跨行业流动性的增加,终身学习以及学习型社会的构建的要求,作为国家基础建设设施的教育必须从战略高度,加快现代化发展的步伐。

其次是中国发展极不平衡的区域性特征。这种不平衡发展,不仅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性发展差异,而且在区域内也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建成区和开发区、人口密集区和相对分散区并存;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工业、传统农业并存;经济发展地区与经济滞后地区并存;少数高科技产业、城市人口与大量的靠手工操作的农业、农业人口并存。这种区域性发展的差异导致贫富差距以及发展观的差异。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市场意识淡薄,小农经济的观念和“小富即安”的心态严重抑制了民众潜在的创造能力,成为“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不协调因素。

再次是多元文化与多种价值取向并存的发展环境。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目前中国同时面对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社会的建设任务,使得原来应以历时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嬗变和演进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2]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多元文化的背景,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成熟,使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面临极为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条件。

为了能对当前我国市民、学生和家长的价值取向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现实把握,我们近两年来在北京、深圳、吉林部分地区进行了市民价值观现状的抽样调查。调查表明,在目前中国民众中主要有四种价值观念并存。这四种主要价值观念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集体为本位的价值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的尊重事实、强调实效,关注个体自我价值,强调责权、民主平等、效率公平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以群体本位、自强进取、天人合一等观念,以及诚实守信、义利兼顾、克勤克俭等行为准则为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重功利、重个人自我实现和重能力本位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发展极不平衡以及贫富差距的加大,自由与规范、公平与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诸多矛盾的存在,更促进了市民价值观念与行为的相悖。事实是:理想的价值取向与日常生活层次的价值取向并存,道德价值取向与功利价值取向并存,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极端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并存,东方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与西方强调自我意识、自由竞争、民主责权的价值取向并存,从而形成了目前思想观念多元、多样,极其活跃、丰富,又极为混乱的价值取向。

面对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要高扬先进文化的主旋律,加快学习型社会的建立,形成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民族凝聚力之魂,教育必须首先实现现代化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标志及基本特色

应该如何判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基础教育进入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特色?近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本质及特征问题进行了探讨。[3]讨论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标志这一问题,首先涉及如何理解“现代化”、“教育现代化”这两个核心概念。我国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使用了“教育现代化”、“教育的现代发展”、“现代学校的发展”等不同术语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在出思想、出观点的时代,各种流派并存,应允许存疑。尽管存在侧重点与表述上的差异,但均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历史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现代化集中体现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追求,而教育现代化,则是按照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对教育的重建、重构。

基于对“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发展、超越的理解,基于对现代教育本质的把握,我们将“教育现代化”内涵界定为:以现代教育理念为指导,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革相适应的教育形态的变化演进。

这一内涵的界定含有三个基本命题:在空间上,教育现代化是教育整体上的深刻变革的过程(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在时间上,教育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在发展动力机制上,教育现代化是伴随区域性经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不断调整、更新、定位的过程。

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标志及特色,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我国基础教育战略地位的确定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保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必须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地位并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切实予以保障。”正是基于教育在解决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基于基础教育对一代人的一生具有的重要奠基作用,基于教育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再就业能力、培养受教育者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从“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合格新生”到将基础教育作为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从而实现了基础教育战略地位的根本性转化。

一是将基础教育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将教育与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列纳入整体发展规划。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举措。基础教育将以高质量的办学水平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满足社会发展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满足民众希望自己的子女受到更好教育的需求,在建设发展先进文化和提升民族素质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将基础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作为建立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重要环节。基础教育的重点在于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素质,这是一个如何有效配置和利用教育资源的问题。

基础教育战略地位的确立,是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对教育为社会服务和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两个基本功能的有力统整。

(二)教育观念的深刻变革

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教育中不合理因素的批判以及突破和超越的意识上。这种深刻变革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教育改革发展变化的进程而孕育和不断深化展开的。教育观念的变革以及现代教育观念的初步确立,集中表现在:

从长期以来仅强调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到开始真正关注人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尺度作为思考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这正是中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本质标识。正是立足于对人的发展的现代意义的思考,以人的生动活泼、主动发展为主题,逐步确立新的教育价值观、人才观和质量观。

在教育价值观上,变革长期以来只片面强调学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观念,正在确立教育在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强调为学生获得终身学习能力、创造能力以及生存与发展能力打好基础的主要目标,确立面向全体、为了全体、造就全体的学校职能观。

在人才观上,变革以往将学生视为消极被动的“物”,重智轻德,不尊重学生人格,贬低学生价值的人才观。将每个学生都看成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发展学生的主体性,理解尊重学生,平等地为每个学生提供表现、创造和成功的机会,使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都得到生动活泼、主动和谐的发展。

在教育质量观上,变革以往那种通过考试层层筛选淘汰,以学生考试分数高低作为评价教育质量惟一标准的做法。现代教育强调学生在致知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搜集处理运用情报信息的能力和发展新知识的能力。

现代教育观是发展的教育观,通过人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有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追求,又着力于实现马克思早就提出的每个人个性的自由的充分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正在实现从“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到“学会发展”的跨世纪超越。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中,教育观念的变革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依据我们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的韩、中、日三国教育观念比较研究表明,中国教育观念变革的特点是:多种教育观念互补、融合、矛盾与冲突。[4]具体表现为重视教育在促进人的发展与促进社会发展、教育民主化与精英教育、重视基本理论还是重视生活实践知识、借鉴国外教育理论观点与保持、继承中国文化教育传统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争论,以及言与行上的相悖。正是多种教育观念与行为方式并存,形成目前中国教育观念上多样、多元化的基本格局。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中国的教育观念变革呈现的是改革、分析、批判、思考并付诸教育实践的鲜明特色。

(三)基础教育体制的现代转化

体制改革是教育发展中一个具有战略性的根本问题,它将提供高效运行的机制保证。如何建立一个富有活力的教育体制,是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中涉及构建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因此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教育体制包括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财政投入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等基本方面。体制的变革实质是运行方式的变革。有学者认为,作为“社会运行方式变革”,核心是生产方式,含义包括:(1)社会的各种不同部门之间实现资源和人力配置的方式,(2)社会调整成员之间关系的方式,(3)作为文化的心理积淀的社会成员日常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俗)。[5]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教育体制的现代转化,关键在于优化教育资源,保障系统的有效运行。基础教育的运行体制,作为自在系统,取决于与经济、社会、政治诸多方面的关系的协调,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保证国家有关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政策等指令,能通达系统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就以办学体制而言,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中国的基础教育形成了“政府办学为主,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共同发展新格局”,以政府办学为主,实行办学主体多元化。不仅有国家办、企业办、集体办、个人办,也有公办民助、民办公助,还有国际教育资源的引进,以及近年来作为教育发展新模式——教育集团的出现,从而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一统的办学模式,打破了学校单一所有制结构和单一行政隶属关系的局面,形成了教育类型、层次、形式的多样化。仅以北京市某城区为例,在一个面积31.66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的区域,正规与非正规两种教育体制并存。正规的学校体制有幼儿园60所,小学69所,中学49所,职业高中4所,特殊教育学校3所;非正规的成人教育有社区学院1所,社会力量办学293所,职业技术教育44所,社会文化生活教育机构250所,还成立了社区教育中心以及多个各级市民学校。这标志着一个社会化的、开放的、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初步形成。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则是基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协调发展。

有中国特色的办学体制的建立,增加了教育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和选择性,有利于解决教育资源不足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增加政府投入的同时,建立多渠道教育融资体系,积极探索利用资本市场促进教育发展的新道路。基础教育体制的现代转化,使教育的发展主动适应了我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主动适应了受教育者对终身学习的多样化需求。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基础教育体制的现代转化解决了教育资源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短缺,扩大了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强化了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益关系的作用。[6]

基础教育系统内的关键因素是学校的办学体制。不仅要调整学校布局,实现物质资源、优质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学校规模发展,而且应在学校内实行校长责任制、教职工聘任制、岗位责任制等制度,将学校作为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独立办学主体,使学校具有法人资格,理顺学校党、政、群、工等方面关系,调动学校干部、教师的办学积极性。正是通过各有特色的办学实践,许多研究者对学校办学的内在规律进行了积极探索。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学校行政管理中的人治管理与法制管理关系的处理,对群体性和社会性的关注,整合的意识、共同发展观念的确立,以及如何遵循游戏规则和道德规范,将合作和竞争控制在一个适当的“度”上等诸多问题。

中国在基础教育体制的现代化转化方面所作的探索,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

(四)对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时代主题及内涵的把握

在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要求下,我国基础教育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变革过程中,以现代化发展为主题,拓展了研究的问题域,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新视野。

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主题,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诸问题。

1.基础教育发展目标——学生的生动活泼主动发展。特别是对人的生命的关照,其中关于主体性,关于儿童生存状态与权利诸问题的探讨,恢复了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发展的主体的应有本性。无论是个性发展教育、和谐教育,还是自主教育、成功教育,均在探讨如何培养有个性的人,有主动精神的人,有健全人格的人。

2.对知识观的重新审视。区别于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知识观,现代教育倡导的知识观,摈弃了传统知识观的工具价值,开始关注知识的发展价值,关注知识所具有的文化性和社会性;知识的范畴,从文本记载的知识扩展到生活实践的知识和缄默知识,从而使知识成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发展过程。现代教育的知识观,特别强调知识的获得,是个体在与外界相互作用关系中主动建构的过程,是个体与群体相互交往的双向建构的过程,因而关注知识获得过程中的理解、体验以及学习者的主动建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知识观的确立过程,是一个对传统知识论的工具性进行分析、批判性扬弃的过程。

3.对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的探讨。面对由于社会经济转型导致的文化转型以及多元文化并存导致的文化价值冲突,面对学校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复杂的文化价值选择,中国的学者及部分学校进行了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的探讨。理论探讨涉及两个不同的切入点,一是对学校教育的本质属性、价值功能及意识形态范畴进行了剖析,提出学校应整合、构建新的文化[7];提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应提升民众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的内涵是:识别当今权力论语境中文化“同质化”、“一体化”之价值实质;增强民族的文化意识;提高对个体具有广泛影响的消费主义文化之反思能力。[8]这一分析视角主要是在理论、观念层面。二是从学校文化建设角度进行探讨,并付诸于实验研究。这是在实践层面的探讨,研究围绕五个方面展开,这就是:学生文化(学生的价值观)、教师文化(教师的教育观)、课程文化(涉及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课程实施)、网络文化和学校制度文化。这是一种以人的发展作为实践理性层面的主题,以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教育文化观的构建为主要内容,将形而上的理性思考与实践的探索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已取得初步的认识成果。[9]

4.人文与科学的整合——教育内容的反思与构建。科学与人文从分歧、对峙走向整合,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始终跟踪这一前沿,并以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独特性被世界所关注。中国的基础教育,在人文与科学关系处理上,从思辨层面向下延伸到实践层面。一是超越了科学主义仅对物质、技术的关注,挖掘内蕴于科学内在的理性质疑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二是在倡导科学精神的同时,倡导人文精神的培养,并使二者保持必要张力的平衡;三是防止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畸形发展,针对经济主义、唯科学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价值断裂等问题,研究德育的实效性,倡导主导价值取向,弘扬先进的人文精神,以提升青少年儿童的道德水准。

(五)基础教育区域推进与一批示范学校的形成

在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中,形成了由教育行政干部、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相结合的科研群体,这是一支优势互补的学术共同体。以一种在一定理论指导下,以前瞻性的设计思路,一定时期内集中相对优势力量的工程学方法探讨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问题。这是一种带有开发性和应用性的研究,研究在两个层面展开:

一是区域性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推进。主要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一些地区[10],由地方政府主持,加大发展教育的投入力度,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按照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区域性的学校规模的调整,实现区域内教育资源开发利用、整合及优质教育资源的发展,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尽可能好的基本教育。基础教育的发展在规模、条件、教师队伍、办学质量、人才培养以及教育适应力等方面,达到了现阶段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初步要求。与之相伴的是,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同时深化了关于中国基础教育现代化非均衡发展问题和关于基础教育现代发展指标体系等问题的研究。[11]

二是对学校教育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作为办学主体的学校,如何推进学校教育的现代发展,研究聚焦于学校这个复杂系统中的基本要素的优化以及统整问题。

学校的现代发展,实质涉及了系统内与系统外两个不同方面。系统内的结构要素,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包括教育目标与价值系统、教育教学业务系统、人际关系系统和办学资源系统。[12]依据这一分析框架,学校教育内的现代发展应该包括办学思路及特点、教育质量、师资队伍、教育信息化水平、制度与管理等基本要素。系统外,我们认为主要是三个问题:教育投入与效益问题、周边辐射带动作用问题、区域内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在解决学校与政府、学校与社区、学校与市场的关系中,学校办学应坚持服务的原则、适应的原则、创新的原则以及个性原则。

正是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积累,中国大地上已涌现并将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具有典范性意义的学校。这些学校有现代的教育观念、鲜明的办学特色、高素质的教师群体、优化的课程与教学体系、信息化及智能化的现代水平,以及体现人文关怀的学生生存环境。这些学校以充分体现的发展性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识,并不断丰富着中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内涵。

三、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面临的矛盾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基础教育,如何加快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如何应对各种严峻的问题和挑战?在理论层面,对“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定义、概念,对教育现代化的主体、对象,教育现代化的内容,衡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标准以及现代化发展的局限性等问题,学术界至今未取得共识。而在实践层面,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时期,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必须着力解决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以及教师专业化问题。

我认为,对中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这一具有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探讨,目前关键问题是必须形成研究域。也就是说,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在深层次上进行理性的思考。

1.现代化,说到底,是人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终极价值判断是人的发展,是人的解放和主体性的跃升。真正确立现代发展观,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和马克思关于人的个性自由的充分的发展论断,在现代意义上进行理解和把握。

2.社会现代化发展,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技进步作为基石,基础教育又必须依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来确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原因在于,必须从经济结构变革、城市化发展来讨论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问题才有战略意义。那么,学校在“适应、冲突、互动”三种关系角色中应如何处理好学校与社会的依附性与主体性的关系?

与此问题相关的是基础教育发展与市场运作规则的关系。如果对市场经济过分依赖和迎合,重功利,重实用,将导致基础教育公益性的丧失。同样,在二者关系处理中应如何保持一个合理的张力?

3.在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和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教育现代化应是在传统教育基础上的批判、改造与继承;教育现代化既要有国际视野,又不是抛弃民族性的西化。

4.基础教育现代化是在现代信息化平台上进行的。在寻求教育信息技术与基础教育现代化的结合点过程中,在利用现代信息开发课程资源,促进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的同时,如何克服唯技术主义的工具论,把握信息网络的文化性,从而真正发挥现代信息在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5.教育的高投入与效益问题。涉及衡量学校教育现代发展标准问题,如何确立学校教育系统的基本结构要素以构建指标体系,如何处理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关系等问题。

6.在某些相关制度失范的情况下,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是否存在若干局限性。换言之,当前阶段的教育现代化发展将付出一定代价。那么,这个代价是什么?我们将如何面对?这都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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