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研究的新发展:孟子思想与国际文明科学研究会议综述_孟子论文

孟子研究的新发展:孟子思想与国际文明科学研究会议综述_孟子论文

孟學研究的新拓展——鄒城“孟子思想與鄒魯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思想论文,鄒城论文,與鄒魯论文,綜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鄒魯之鄉有諺曰:“芒種芒種,連收帶種。”“孟子思想與鄒魯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恰逢芒種時節在孟子故里鄒城開幕。本次研討會既收穫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又開創了學術研究、文化普及與名人故里文化建設協同共進的新形式。由鄒城孟子研究院主辦的這場思想盛宴,吸引了來自海內外的六十餘位專家與會,爲鄒魯大地增添了新的文化生機。

      “天下鄒魯,一脉相傳”

      鄒魯文化因孔子、孟子等儒家聖賢而尤有功于中華。戰國時代,“鄒魯”並稱,已經被人們視爲禮儀之邦。但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魯文化的研究成果明顯多于鄒魯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鄒魯文化的價值。李學勤先生早在十年前就指出,區域文化研究的盛行,是我國傳統文化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的標誌。然而,鄒魯文化的研究卻是這個廣闊園地中相當冷落的一隅。本次研討會的召開,在很大程度上唤起學術界對鄒魯文化的重視,彌補了这一領域研究的不足。

      孟子研究院院長王志民教授在發言中說,鄒魯文化源于鄒、魯,又高于鄒、魯。鄒魯文化不是鄒文化與魯文化的簡單疊加,而是鄒文化與魯文化的有機融合。孔子、孟子等儒家聖賢推動了鄒魯士風的形成,士風又影響了世風。孟子因鄒魯文化而生,鄒魯文化因孟子而揚名天下。

      楊朝明教授從學術文化的角度闡釋了“鄒魯文化”的演變。他指出,子思曾到鄒地講學,孟子遷鄒後,鄒更具儒家文化氛圍。戰國時期,孟子名聲很大,“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鄒魯”知名度的提升恰是因爲孟子的巨大影響。司馬遷在《史記·貨值列傳》中說:“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下,鄒魯之地好儒重禮,民風醇厚。兩千多年來,鄒魯文化由鄒魯之地走向神州乃至全世界,“鄒魯”成爲良風美俗的代名詞。

      龔鵬程教授引用《史記·貨殖列傳》、《孟嘗君列傳》等文獻,證明先秦兩漢時期鄒魯之地聖人之教盛行。此後,凡有聖人之教的地方,奉“鄒魯”爲文明表率,以“鄒魯”爲標識。可見,鄒魯不是專指山東這個區域的文化概念,而是重視文教、重視文化傳承的文化概念。今天弘揚鄒魯文化,應重在激發其內在的文教價值,不能只借用其文化符號。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一脉相傳”的鄒魯文化,傳播中原、江南和東南等地。“地接尼山近聖人,家居鄒魯多君子。”鄒魯之地牽頭鄒魯文化城市圈共同弘揚鄒魯文化,其文借用“鄒魯”的文化符號,其質在于激發鄒魯文化的內在生命力。

      性善論:“向善”與“本善”

      唐代韓愈推尊孟子,以其辟楊墨、捍衛儒學之“功不在禹下”。大禹治理了自然界的洪水,孟子則治理了人們心中的洪水。這在歷史上本無异議,但近代以來,孟子的性善論開始受到質疑。本次對性善論的討論,正反映出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對性善論争論的延續。

      在研討中,郭齊勇教授呼籲應大力弘揚孟子“辟楊墨”的精神,旗幟鮮明地捍衛儒學的核心價值。他舉例“牛山濯濯”章說明,孟子提出人性本善,是要解决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從本質的規定性上來說,人性應該是善的,事實經驗層面上的不善是後天没有保護它。李景林教授肯定人性善是一種必然性的“本善”,而非僅爲諸種可能之一的“向善”,但其論證並没有從慣常的人之本質的道德性來作解釋,而是把性善論建立在孟子思想中的“氣”、“才”的基礎上。孟子以“氣”表述人是身體實存性,以“才”作爲藴含在人“性”之內的實存性基礎。一般對于性善論的研究多從哲學分析入手,澳門大學鄧國光教授則從歷史淵源上找到了性善論的依據。他說,孟子性善論的源頭在《尚書》的堯舜禹的聖德。

      性善論問題上的對話性又一次顯現:丁爲祥、方朝暉等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性善論提出了質疑。丁爲祥認爲,因爲人倫生活、文明及其秩序都不能離開善,所以孟子不得不以“四端”與“四心”對善進行具體言說。孟子希望人們在實踐中去知性,並没有從理論上直接對人性作出善的規定。方朝暉從詞語含義的演變入手,指出“本質”一詞源于希臘哲學,指在變動不居的現象背後永恒不變的屬性。現代漢語借用這個含義,把“性本善”解釋成人性“本質上”的善,是對性善論的誤讀。

      按照以上諸位學者的理解,長期以來學術界理解的孟子性善論就需要重新檢討了。其實,以現代學術方法或西方哲學視角來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所造成的混亂遠不止性善論一例。爲此,臺灣學者李瑞全先生明確否定以理性主義詮釋儒家義理。他認爲,道德情操論、關懷倫理學、德行倫理學或社群主義,這些理論都不免在西方哲學傳統下,分割了人類心靈或道德本心之一性體。儒家的道德實踐功夫高于諸家所特有的哲學思想,是中國文化特有的思想資源。

      仁政學說的新討論

      在孔子仁學基礎上,孟子提出仁政學說。孟子研究院副院長李存山研究員把性善論與仁政學說結合起來,認爲從孔子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到孟子鮮明地提出性善論,這一進程是儒家思想發展的必然。性善論與儒家主張“以德治國”的價值取向密切相關,而且也爲孟子的仁政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有愛心有能力的在位者,以其惻隱之心,行仁政于民,是儒家一直追求的“內聖外王”之道。如何把仁政學說落到實處,如何理解其藴含的更廣泛的哲學意義,也是本次會議討論的熱點。

      徐克謙教授從義利之辨入手,認爲爲上者不能自己唯利是圖,卻要求百姓要以義制利。仁者在位,首先要滿足老百姓的利益需求。義是對統治者而言,利是對百姓而言,政府應從制度上保證百姓的利益訴求。

      仁政學說如果只是理想,而不能實施,對于治國安民來說就没有實際意義。王杰教授說,仁政學是建構在經濟利益與道德教化兩大原則之上的可行性政治方案。歐陽禎人教授發現,仁政學說通過由己及人、由近及遠的“養”得以實現。從“孝悌之養”“父母之養”抵達天下父母之養。人的良知、良能最終與治國、平天下融爲一體,從而使仁政藍圖落到實處。

      孟學史的新拓展

      《孟子》在宋代列入儒家經典序列。此後,孟子學蔚爲大觀。本次會議有十三篇孟學史論文,涉及二程、陸象山、葉適、王船山、戴震、張九成、康有爲等人的孟學思想。出現這種情况,一是因爲《孟子》的文本及思想研究相對充足,已出現了大量成果,而歷史上歷代學者對《孟子》的注疏、詮釋、思想發揮所形成的成果不僅數量大,而且研究相對薄弱。梁濤教授相信,從學術的發展規律看,從孟子思想研究轉向孟學史研究是一種必然。

      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名言,經常被人們誤解爲讀書無用論。其實,孟子如子思等學者一樣,時

      常引《詩》、《書》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從對《孟子》引《詩》、《書》的研究,可以獲得孟子對古典學的態度以及《詩》、《書》本身流傳的信息。武漢大學胡治洪教授論證了《孟子》引《書》的可靠性,肯定了今傳本五十八篇《尚書》的價值。楊海文教授從陳澧的《東塾讀書記》考釋的《孟子》引論《詩》、《書》入手,揭示了孟子思想體系與《詩》、《書》文化系統的緊密關聯。

      整體研究的新思路

      本次會議上,顔炳罡與梁濤兩位先生的論文凸顯了孟學整體研究的進展。一般認爲,孟子有“三辨之學”,顔炳罡在此基礎上提出孟子的“四辨之學”:人禽之辨是孟子思想的哲學根基,義利之辨是孟子的人生態度和施政之由,王霸之辨代表了孟子的治國理政、一統天下的方式、方法和政治理想,華夷之辨是孟子的文化訴求。孟子的四大辨題開啓了中國價值趨向的主流,成就了中華文化的獨特意義。

      梁濤在其《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一書中就提出了統合孟荀研究的思路。這次會議提交的論文《統合孟荀,創新儒學》,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發揮。認爲宋代以後將荀子排除在道統之外,而以孟子爲正統的做法值得檢討。孔子之後,孟子主要發展其仁學,荀子則繼承其禮學,二人各執一端,一方面雖然深化了儒家傳統,另一方面對于儒學的豐富性又是一種窄化。早期儒學是一個更爲豐富、開放、包容性的精神傳統,可以代表這一傳統的是《論語》、《禮記》、《孟子》、《荀子》四部書,可稱爲“新四書”。今天儒學研究的一個任務,便是把《荀子》納入到儒家的核心經典之中,呼唤儒家禮學的復興。在此基礎上,統合孟荀,建構仁禮統一的儒學思想體系。

      他鄉有夫子

      隨著中西方交流的深入,孔子、孟子等中國思想家名聲遠播海外。無論是受到中國文化影響較深的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還是遙遠的歐美地區,都可以見到孔、孟的踪迹。北京外國語大學郭連友教授討論了孟子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指出《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民本”等思想對日本思想界形成極大衝擊。李星湖作爲朝鮮儒學史上的實學巨擘,門庭廣大,濟濟多士。臺灣學者林月惠認爲,李星湖雖然强調經世致用,但仍有儒學的超越面。星湖開創的實學,並未根本顛覆朱子學,而是將朱子學予以批判地轉化爲創造。韓振華副教授以德國著名漢學家羅哲海對《孟子》的現代重構爲例,分析其法蘭克福批判哲學背景與包括孟子在內的儒學相互結合的一種可能,認爲羅哲海的研究爲當代中國思想的建構提供了參照。

      美國加州伯克利分校東亞系主任齊思敏教授主要談了孟子對歐洲、美國歷史的影響。18世紀《孟子》通過傳教士的翻譯傳到歐洲,影響了伏爾泰等啓蒙運動的哲學家。西方人認爲孟子不只是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也是政治哲學家、理論心理學家。《孟子》一書是具有世界價值的資料。美國葛底斯堡大學司馬黛蘭教授發表了孟子關于身體的界限,指出大多數情况下,孟子視域中的“體”標示著一個具有模糊界限的軀體。“體”可以是身,也可以指家、國,甚至整個天下。此外,海外學者還從人性的軟弱、智的不可化約性,以及天命與時運等角度,對孟子思想展開了深入論述,大大豐富、拓展了我們的視域和眼界。

      本次學術研討會,有總結、有進展、有争鳴、有指引,總體來說,是一場專家層次高、學術水準高的學術研討會。當然,尚有一些學術研究的不足需要加强,更爲重要的是,從研討中,我們認爲,當代學人的當務之急除了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還需從研究方式上進行反思。以更加自信、更加開放、更加遠大的浩然之氣,以“平治于下,舍我其誰”的責任感,“繼往聖、開來學”,匯聚實現中國夢的正能量,實現時代賦予當代學人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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