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相对人口过剩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义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04)03-0006-07
人口是否过剩，都是相对于一定的参照系、相对于特定的时空域而言的，所以笔者赞同那种只有相对人口过剩而不存在绝对人口过剩的观点。相对人口过剩，顾名思义，是相对于某一个或几个因素而言的过剩。因此，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就会有不同的人口过剩形式。本文首次提出广义相对人口过剩的概念，并对广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作初步阐释，指出广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狭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述评
相对人口过剩理论主要有三种：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过剩理论、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过剩理论、双重相对人口过剩理论。
1、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过剩，是指一定时期的人口超过了该时期生活资料的容纳能力。
生活资料不足而人口过剩，理论界原来习惯上称为绝对人口过剩。但从本质上说，这也是一种相对人口过剩，即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过剩。
在中国，对于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过剩问题作较系统论述的是清朝学者洪亮吉。他以30年为一代计算，人口由“五倍”增至“十倍”，又由“十倍”增至“二十倍”。他敏锐地看到人口与生活资料的不平衡性，于是产生了危机感。他以一家五代人为例，高曾祖时，夫妻二人有屋十间、食田一顷，感到“宽然有余”。继后人丁繁衍，父子四人各娶妻生子，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便只能“仅仅足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若以二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势必要“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如此继续下去，生活“必不敷矣”[1]。
在西方，对人口相对生活资料过剩作系统论述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首推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马尔萨斯从两个公理——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会继续保持现状——出发，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人口增加速度总是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速度，结果，部分人口因生活资料缺乏而过剩，主要表现为贫困。他论证了下面三个命题：(1)人口必然受生活资料限制；(2)人口只要不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必然随生活资料的增加而增加；(3)那些遏制人口优势力量的抑制，结果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这三个结论可分别称之为限制原理、增殖原理、平衡原理，并由此而导致人口增加与减少的波动。
威克塞尔(J·G·K·Wicksell)认为，人口过剩是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了该国的抚养能力，这里的抚养能力也是从生活资料的供应能力这一角度来衡量的。同样，皮尔逊(F·A·Pearson)和哈珀(F·A·Harper)提出的“人口与食物竞赛理论”也是以人口与生活资料相对而言的。尽管洪亮吉、马尔萨斯、威克塞尔等都没有使用“相对”一词，但从其论证内容上看，明显是指相对人口过剩——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的过剩。
2、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过剩，是指人口超过了一定时期生产资料的吸纳能力。
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反对马尔萨斯理论，他指出：“人口过去总没有达到生活资料的可能性的限界，而且恐怕决不会达到。”[2]他认为，大机器工业虽然使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但机器代替了工人，排挤工人，使大批工人失业、贫困，形成过剩人口。他认为过剩的是工人（劳动力）而不是总人口，是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排挤。
马克思则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出过剩人口是一种决定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和条件的相对的过剩人口。马克思一再强调，过剩人口“同并不存在的生存资料绝对量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同再生产的条件，同这些生存资料的生产条件有关。”[3]这里马克思所称的“生存资料的生产条件”，指的就是生产资料。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认为的过剩人口是相对于生产资料的过剩劳动力。马克思指出，这种过剩劳动力主要是由于随着积累增进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形成的，即主要是由那些被机器所取代的人口组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相对人口过剩程度取决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4]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则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使消费需求不足，资本预期收益递减和流动偏好对利息率降低的限制使投资需求不足，结果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必然产生失业人口，即过剩人口。可见，他把失业与过剩人口等同，实际上也就是劳动力过剩。不同的是，凯恩斯在早期看到了人口过剩的不良经济影响，他称之为“马尔萨斯恶魔P”，在后期他主要看到了人口过少引起需求不足对经济的不良影响，他称之为“马尔萨斯恶魔U”。
西斯蒙第、马克思、凯恩斯对于相对人口过剩的原因解释明显不同，但在相对人口过剩的内涵——相对于生产资料的劳动力过剩——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都可以把他们的理论归入同一类。
3、双重相对人口过剩理论是指一定时期、一定区域的人口既超过了该时期区域的生活资料供应能力，也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容纳能力。
美国的赫茨勒(J·O·Hircile)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处于狩猎、放牧或简单农业时期，则可用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率即人口密度来说明人口是否过剩，主要就是看人口有没有超过生活资料，而在科学技术较为发达的今天，用人口密度标准就不适合了。他指出：“今天的人口过剩并不是人地比率或生存空间的问题，而是这样一种局面，即相对于现有的资源和一切能够有效利用这种资源的有关生产手段与分配手段而言，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内的比例过大。”[5]他所说的生产手段即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即指生活资料供应能力。
同样，索维(Alfred Sauvy)的理论总体上也属于这一类。索维认为：“如果对一定的生活供应而言，人数太多了，那就是人口过剩。”[6]然而，他这里所谓一定的生活供应并不仅仅是指通常所称的生活资料，而是指可供人们生存和繁衍子孙所需的生活资料，以及劳动者从事经济活动所需的生产资料。他接下去写道：“就一个国家来说，检验人口是否过剩，传统的和最通常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存在失业和食物不足的现象。”[7]他认为，在生产力落后的往昔社会，通常是缺少食物甚于缺少工作，而在当代经济发达国家则出现了“新形式的人口过剩”——城市人口过剩、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三种类型。
上述三类相对人口过剩理论，无论从生活资料出发，还是从生产资料出发，都反映了过剩人口某一方面的成因和特征，各有其合理之处，有其历史意义。马尔萨斯理论对世界人口过度增长的担忧警示人们要注重人口问题，从此人类历史上诞生了人口科学；马克思的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过剩即失业的原因，揭开了相对人口过剩理论的新篇章；而凯恩斯的理论则为解决失业问题开出了药方，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国家的实际经济政策。但是，上述相对人口过剩论理论，或者是相对于生活资料，或者是相对生产资料，都限于人口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相对关系，即都是就人口系统相对于经济系统而言的。双重相对人口过剩论是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双重过剩，它比前两种理论完善，但仍然限于人口系统相对于经济系统而言的，因此没有突破社会经济系统的疆界，即限于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失衡，所以都可以把它们归入狭义相对人口过剩论。
二、广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界说
从世界总体上看，一方面，人口不断增力口，人口增长翻番的周期迅速缩短。世界人口1650年为5亿，1800年为10亿、1930年为20亿、1975年为40亿，至今已突破63亿。另一方面，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也不断增加。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增加基本反映在GDP的变化上，据统计，全球GDP在1700年为3590亿美元，1820年为7064亿美元，1952年为59161亿美元，1995年为294213亿美元，2000年为341074亿美元[8]。然而问题在于，人口增加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增加这两方面的“合力”却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主要表现为资源耗竭加快、环境污染加剧。
人口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现并呈现越来越尖锐的趋势，为此，我们的理论再也不能停步不前，再也不能为了解决狭义相对人口过剩问题而置自然环境于不顾。因此，狭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应该发展成为广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广义相对人口过剩就是在狭义相对人口过剩的基础上，还要考虑人口与自然的关系，其内涵包括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的过剩、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的过剩、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的过剩三个方面。理论是现实的反映，洪亮吉、马尔萨斯理论产生于生活资料严重不足的时代，马克思、凯恩斯理论产生于失业严重的时代；而我们这个时代，已出现了自然资源环境严重短缺的事实，这就是我们强调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过剩从而提出广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的现实基础。
狭义相对人口过剩与广义相对人口过剩之间的差异与递进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狭义相对人口过剩与广义相对人口过剩之间的差异与递进关系图
广义相对人口过剩论的直接理论基础是三种生产论。关于三种生产论，我国著名学者叶文虎等曾作过系统的研究。所谓三种生产是指：(1)物质资料生产，即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2)人类自身生产，为了维持和延续人类自身的生存而进行的人口的增殖和种的繁衍的生产；(3)生态环境生产，即在自然力和人力共同作用下，资源环境系统供给社会经济生产、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和服务的生产能力，以及对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的容纳和还原能力。三种生产理论认为，三种生产彼此渗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紧密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口、经济与环境大系统。生态环境生产既是人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自然基础，又是消纳他们产生的废弃物的场所；人的生产延续了人类，为物质资料生产提供劳动力资源，人还主动参与和影响生态环境的演变；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的生产的物质保障，又依赖于生态环境，并产生废能和废物影响生态环境。三种生产论揭示了人口、经济和环境系统及其协调、增殖和有效运行规律，因而成为广义相对人口过剩论的理论基础。
与狭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相比，广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在内涵上增加了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的过剩。人口之所以能在一定时期内不断增长并相对于资源环境过剩，这是由人这种“动物”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动植物间相生相克，由此形成生物链，这是生命产生以来大自然生态平衡的奥秘。然而，人处于地球生物链的最上端，已没有其他物种可以制约人类，人类相比其他动物有较大的能力（主要依靠智力），再加上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以及科技进步使人口可心暂时地暴增而形成相对人口过剩。当然，由于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过剩，最终会由于各种自然灾害（例如由于生态环境破坏而导致的自然灾害、各类瘟疫等等）而抑制人口，但这种抑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使得灾害发生以前形成人口过剩。
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是否过剩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是环境适度人口，这是指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相互适应的最佳状态下的人口；二是环境人口容量，也可称为人口承载力，这是指一定区域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供养的最高人口数。环境适度人口与环境人口容量的差异显而易见。例如，对于中国来说，尽管中外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环境适度人口大概应该在8亿以内（注：孙本文教授早在1957年就提出8亿人口是中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田雪原等研究认为6.5-7亿是合适的；宋健等研究认为应为6.3-6.5亿。详细可参阅陈如勇：《中国适度人口研究述评》，《西北人口》2001年第1期.），而中国的环境人口承载力大概在16亿左右（注：中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完成的“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首次系统地对中国人口承载能力作了预测，认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中国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为16亿左右，相当于2030年中国人口的预测量.）。笔者以为，超过环境适度人口，这是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的第一层次过剩；超过环境人口承载力，这是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的第二层次过剩。如果说第一层次过剩还只是使区域人口的舒适度降低或只是使生活质量降低而不至于使人生存不下去的话，那么第二层次的过剩可能会使区域人口难以继续生存而走向灭亡。考证表明，玛雅文明的消失、楼兰古城的毁灭，最大可能就是因为人口不断持续增长，毁坏了当地生态环境，超过了当地环境的人口承载力，生态崩溃导致一定地区内文明的突然中断。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一定地区的环境适度人口与环境人口容量是动态的、可变的。环境适度人口、环境的人口容量会随科学技术的变化和环境自身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但主要取决于土地面积多少、气候条件好坏、自然资源的多寡，由于这些因素基本上是固定的，因此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即科技水平、生态环境状况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时）环境适度人口、环境的人口容量也是相对固定的。
广义相对人口过剩三个方面——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过剩、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过剩、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过剩——的地位并不是并列的，其重要性的排序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从历史上考察，从人类产生一直到资本主义萌芽前，地球总体上地广人稀，人类主要受制于生活资料的限制。如果说此时人口会产生过剩，那么主要就是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的过剩，或者说是生活资料相对于人口的不足，饥饿是其主要表现。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口激增、大机器工业产生并广泛应用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此时主要是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的需要（即劳动力相对于资本追求利润或剩余价值的需要）过剩，表现出来主要就是失业。此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现，表明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过剩问题日益加重。截止到目前，整个世界是三种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既有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的过剩（表现为贫困和饥饿），也有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过剩（表现为失业），更有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的过剩（表现资源环境问题）。虽然从局部地区能分清哪一种过剩形式是主要的，但就整个世界而言，很难说哪一个占主要地位（注：对此，不同国家站在不同立场上有不同看法，并一直争论不休。这表现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南北争议上，尽管世界各国都主张可持续发展，但北方发达国家认为“可持续”是主要的，强调保护环境，而南方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展”是主要的，强调通过经济发展来增加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减少贫困和失业.）。然而，从发展趋势上看，在未来世界上，尽管贫困和失业并不会消失但可能会逐渐缓和，而资源环境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这就是说，总体上未来世界必然是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的过剩成为主要方面。当代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Herman E.Daly)提出，“我们已经从一个相对充满自然资本而短缺人造资本（以及人）的世界来到了一个相对充满人造资本（以及人）而短缺自然资本的世界了。”[9]
广义相对人口过剩三个方面——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过剩、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过剩、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过剩——是相互影响，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具体表现为贫困、失业、环境问题，这三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以环境破坏与贫困的关系为例。人口压力迫使人们开拓以前未使用的资源，结果，森林被砍光，铧犁犁开了以往野兽曾经出没的土地，连山坡地也被开垦耕种。由于土壤本身的不宜耕作，或是适用于原来土地的耕种经验不适用于坡地，结果造成土壤侵蚀和土壤生产力的降低，并因此降低了平均产量。收入减少，贫困随之而生。由于穷人要通过扩大对边际土地的耕种以及过度放牧等来维持生计，这种贫困本身还将导致进一步的土壤退化[10]。同时，贫困人口往往与较高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相伴随。这样，就形成了“人口过快增长—贫困—环境破坏—贫困加剧—人口过快增长”的恶性循环。“贫困是最大的污染者”，这句名言也充分反映了贫困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密切联系。
三、广义相对人口过剩论的意义
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全面过剩，即存在广义相对人口过剩的各种形式，表现为中国存在与广义相对人口过剩密切相关的三大问题：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过剩问题即贫困问题、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过剩问题即失业问题、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过剩问题即环境问题。中国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尚有3000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达800万，至于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过剩问题，可以肯定，中国目前已突破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的第一层次过剩而正在逐渐逼近第二层次过剩。认识并承认目前我国同时严重地存在广义相对人口过剩的三个方面，这一点是正确制定和实施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的前提。广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的意义具体可概括为下面几方面：
1、广义相对人口过剩论揭示了人口问题的动态性，表明相对人口过剩的各个方面的重要性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变动而变动的。在一个时期，贫困可能是主要问题，在另一个时期，失业或环境破坏可能是主要问题。这提醒我们要抓住广义相对人口过剩三方面内涵中的主要方面，同时还要根据人口、经济、环境各因素的变化趋势预见到未来的相对人口过剩的主要方面，追求人口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资源环境的动态平衡。
对目前中国来说，既然存在广义相对人口过剩的各种形式，因此，反贫困、减少失业、保护环境都十分重要，而且这三个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甚至互为因果，目前很难说谁主要、谁次要。但是从发展趋势上分析，过了十几年或许几十年，在中国贫困人口将逐渐减少（当然根据国际经验，即使到那时，贫困问题恐怕也不会彻底消失），到那时，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过剩的问题可能已不是一个主要问题，而人口与环境的失衡问题可能会进一步突出，因为未来二、三十年是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峰极相逼的关键时刻。对此，我们必须预见到这一点并必须及早采取对策。理论和实践早已证明，在资源环境问题上，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生态效益，事先预防都胜于事后治理。
2、广义相对人口过剩论还为我们确立了人口问题新的价值评判标准。根据狭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衡量人口是否过剩的社会经济标准是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是否过剩；而根据广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还需要加上一个生态环境标准，它用来衡量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是否过剩问题。概言之，衡量人口增长的好与坏、人口过多还是过少，一是社会经济标准，二是生态环境标准。只要超过其中任何一个标准，人口就是过剩的。
实践证明，在人口问题上仅有根据狭义相对人口过剩的社会经济标准是不够的。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依然有不少学者提出向西北地区大量移民的观点（注：例如，张泽厚指出：“将西部边疆地区的人口密度从目前的每平方公里6人提高到20人，在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可容纳移民7000万人”（《试论我国人口结构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陈昌笃认为：“西北是将来安置内地过多人口的主要地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西北》，载《光明日报》1982年12月8日）.），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会过剩。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忽视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已给中华民族在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历史上我国曾向边疆地区大量移民，解放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迁移到西北生态脆弱地区，通过大规模垦殖，西北地区表面上暂时解决了这些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过剩问题，似乎也没有大量失业存在，但本质上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是过剩的。即初期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比较和谐的背后，同时就隐藏着人口相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过剩，只不过是一种隐性的过剩。因此，几年后，就广泛出现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加剧现象，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的过剩显性化。这种人口相对于资源环境的过剩，在中国体现得特别明显。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后，就有专家指出，洪灾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11]。因为长江洪灾与长江上游的人口过剩并导致过度垦荒有必然联系。可见，广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通过增加人口过剩价值评判的生态环境标准，比狭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具有更广泛、更严格的预警作用，为实现人口与生态环境的主动平衡创造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3、广义相对人口过剩论不仅考虑人口与经济系统平衡，而且还考虑人口与环境系统平衡，即把人口置于经济、环境大系统下，从一个更大的系统来思考人口问题的方法将会减少我们对策的顾此失彼情况。
广义相对人口过剩论揭示了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资源环境过剩三者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告诉我们，不能仅仅从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平衡着眼，来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更要放眼于社会经济系统之外，追求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资源环境系统的平衡。否则，人类可能解决了社会经济系统内部——人口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失衡问题，但却出现了社会经济系统以外的问题——人口与自然资源环境系统的失衡问题。
广义相对人口过剩论强调人口系统、经济系统、自然系统组成的一个大系统，它要求并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寻求新的对策。例如，贫困人口是相对于生活资料的过剩人口，解决贫困人口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解决生活资料供给问题，即生存权问题。生存权是人的基本人权，因此，扶贫工作首先必须满足贫困人口当前的生活需要，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广义相对人口过剩理论揭示，贫困的历史根源可能在于生产资料不足如生产基金紧缺、基础设施落后，也可能在于自然条件恶劣，也可能在于人口本身素质低下、难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从而形成相对的劳动力过剩，也可能是上述种种因素的综合。所以，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必须与解决生产资料不足问题（如低息贷款提供生产发展资金）、与解决低人口素质问题（如组织扫盲、振兴教育）、与解决恶劣生态环境问题（如组织迁移到生态环境更适宜于生存的地区）等相结合。
收稿日期：2003-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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