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体育哲学之道德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道德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01)02-0012-04
在古希腊时代，哲学、教育和科学思想产生的同时，体育和体育道德也相继产生。文艺复兴以来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把体育道德观念从宗教神学中解脱出来，赋予它新的内容，从对人自身的尊严、价值的重新认识过程中，肯定了体育是以人为核心的运动，在倡导人的意志自由和个性解放中认识到体育能促进人身心的全面发展。西方体育道德的真正形成集中表现在顾拜旦的现代奥林匹克意识之中。
由于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西方体育道德的理论基础是朴素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或宗教世界观，这些与社会主义体育道德的本质是不相容的。在构建社会主义体育道德体系时要予以坚决抵制和批判。
但是，西方体育道德以人道主义为最高原则，把维护和促进人身心健康放在首位，主张在个性自由的基础上开展体育运动，以培养人的自尊、自爱、自强的奋斗精神，它对于充分调动个体积极性，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调整体育社会关系，维护人类健康都具有积极意义，应该为社会主义体育道德建设所吸收和借鉴。
体育道德学说是体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构建社会主义体育道德的规范体系，推动我国体育实践和体育科学的发展，需要研究和借鉴西方体育道德形成和演变的历史状况。本文试对此作一简要探讨。
一、古希腊文明中的体育道德
西方文明是从古希腊开始的，体育道德是古希腊文明的重要构成要素。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已经有了学校。一些伟大的先哲积极办学布道，在宣传哲学、教育、科学思想的同时，也阐述了关于体育和体育道德的思想。比如：苏格拉底特别重视身体锻炼，在他创办的学校里专门开设了“健康学科”，并亲自示教。苏格拉底的著名伦理思想是“认识你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而这离不开强健的身体和精神，只有“锻炼可以使人健康，而且预防危险并容易获得闻名的荣誉”。而柏拉图，其名字就是一位体育老师见他长得额宽、肩宽、胸厚，给起的绰号（“柏拉图”的希腊文意思就是“宽阔”），取代了本来的名字而千古流芳。他创办了著名的“柏拉图学园”，一直兴旺了800多年。体育是柏拉图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提出12-13岁的少年要进体育学校，进行身体教育和竞技训练；18-20岁的青年要进“青年军训团”，接受军事体育的训练。柏拉图主张人的幸福是用智慧和德性去追求“至善”，其内容是“智慧、勇敢、节制、公正”，这是古希腊时期公认的“四大美德”，更是当时体育运动奉行的道德准则。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论证了体育、德育、智育的关系，主张国家要对儿童进行公共教育，以促进他们身体、德行和智慧的和谐发展。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核心是追求“幸福”，认为构成幸福的要素有12个，而其中的“健康、美、强壮、身体魁梧、良好的竞技道德”等5个要素，都属于体育伦理的内容。
研究古希腊的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可以从中发现当时体育道德的一些特点：第一，它的根本宗旨是忠诚于奴隶主国家。比如，斯巴达就规定：国家的每个公民都是军人，都以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为荣誉，个人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国家。斯巴达人从7岁起便离开父母，集中起来进行十分艰苦的军事体育训练，培养坚忍、服从、勇敢的品行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直到20岁。21岁编入军队，30岁才允许结婚，成家后仍吃住在军营，服兵役直到60岁。他们的信条是：人民的身体，青年的胸膛，便是我们的国防。
第二、它依照奴隶主阶级倡导的“美德”来调节体育行为。比如，古代奥运会的竞技，参加比赛的都是业余选手，要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并在神前宣誓，以保证在赛场上做到公正、诚实、勇敢、智慧、自尊、自爱、有节制。谁违背了这些道德准则，都要受到严厉处罚。
第三、它剥夺了奴隶和妇女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力。古希腊的体育运动只限于自由人。奴隶们的地位同牲畜一样，毫无人身自由，不允许参加任何体育训练和竞技。妇女们在当时的制度下是从属于男人的，绝对禁止参加体育竞技尤其是奥运会，即使是偷看比赛，被发现了也要被处死。
二、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体育道德
在马其顿人统治的“希腊化”时期，体育道德理想开始被金钱物欲所征服。罗马帝国时期的体育道德更堕落得完全失去生命自由的光彩，体育成了贵族在奴隶角斗场上寻求血淋刺激的手段。在西欧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基本上是“没有体育教育的时代”。
14-16世纪，西欧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发掘和整理了古希腊的体育文化，使体育道德观念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中解脱出来，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
在对人自身的尊严、价值重新认识的过程中肯定了体育是以人为核心的运动。人文主义者在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中采取各种形式赞扬人生的伟大，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认为人的高贵超过了天使的高贵，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而体育是人生命的自由自觉的运动，始终体现着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倡导人的意志自由和个性解放中认识到体育能促进人身心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者批判宗教神学的宿命论和蒙昧主义，大力宣传知识的作用，主张人应该是聪明、灵活、强壮和受过教育的，自由、知识和理性是专属于人的。这些只能寓于健康的身体中，只能通过自觉的体育活动来实现。
在批判神学禁欲主义、倡导尘世享乐中认识到体育是追求幸福、满足人性需要的手段。人文主义者批判宗教神学“来世”和“天堂”的观点，强调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其身心发展的需求都应得到满足，“享受尘世生活的幸福是人生的最大本色，完全符合理性和自然界的意向”。肯定了体育是新兴资产阶级所追求的“享乐、幸福、自由”生活方式的内容。
体育自觉地担负起了培养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职能。人文主义者主张，在“文艺复兴”运动中造就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应该是受过教育的、具有古希腊智者的学问和中世纪骑士风度的“绅士”。为了培养“绅士”的德行、智慧、教养和学问，使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资产阶级的教育家们大胆实践，以身体教育为中心来实施学校教育，把有组织的竞技和游戏置于其他教育之上，取得过不小的成就。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适应资产阶级新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需要，体育与体育道德又有了新的发展。
1.确立了体育的权力意识。资产阶级伦理观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主张“天赋人权”而发展体育，爱护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关心人的幸福，正是“人权”的基本要求。比如，美国是确立体育权利意识最早的国家，早在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就声称：“对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的权利和义务”；1937年美国还制定了身体训练法和身体娱乐法，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支持身体训练和娱乐活动。
2.明确了体育的宗旨是塑造理想的人格。叔本华在《幸福论》中把人生财富分为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身体财富三大类，指出人的最大意义的人格是健康、力量、美德、气质、道德、知识和教养，把健康看作人格的第一要素，是人类幸福的基础。他提出增强健康的方式是“每天至少要有两小时在新鲜空气中做轻松活动”。叔本华思想对资产阶级的教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战后的日本《教育基本法》就把“人格的形成”作为教育目的，认为理想的人是“综合自身内外两方面意义的新型的人”。
3.赋予体育以社会福利的职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把社会福利事业看作人权的基本内容，看作个人意志自由和整个社会幸福的事业，其中最先受到尊重的是体育。他们身体力行，赋予体育以社会福利的职能，旨在促进“肉体的健全和精神平静的基础上建立人间幸福”。资产阶级政府还通过立法，如“儿童福利法”、“老人福利法”、“残疾人福利法”、“精神薄弱者福利法”等，把体育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4.体育的社会化。哲学家杜威于1899年撰写了《学校和社会》一书，从学校是小社会的基点出发，确立了学校应该成为孩子们过着充满乐趣活动的小集团；学校代表现代的社会生活，是历史进步的小社会这两个基础理论。他主张学校是学校和社会相互作用、人和社会统一的地方，整个社会应该是教育的社会。受杜威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教育观把学校体育看作自学培养健康人格的主要途径，把社会体育看作维持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体力的提高手段，在实践上造成学校体育社会化、社会体育学校化的趋向日益明显。
三、顾拜旦的现代奥林匹克意识
法国杰出的体育思想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奠基人皮埃尔·德·顾拜旦，通过复兴奥林匹克的艰苦实践，逻辑地继承了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启蒙运动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精华，形成了现代奥林匹克意识。这是现代体育道德的集中反映，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第一，奥林匹克运动是满足人性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强大力量。顾拜旦认为人天生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攻击性”，它通常表现在人的争强好胜中，其极端表现就是战争；另一种是“活动欲”，它通常表现在人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竞技比赛中。奥林匹克运动是实现人的这两种本性的载体。由于每个人天生具有爱好运动和竞争的本性，因而世人皆能步入奥林匹克运动中，在统一的道德戒律制约下，形成一种能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力量——“四海之内皆兄弟”。
第二，奥林匹克运动是理性支配的对世人实施教育的社会进步行为。顾拜旦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关于人的“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思想，强调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展现人性的载体，为人们创造了自由、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这种环境和氛围的价值取向就是对世人实施博大的教育。为此，顾拜旦满怀激情地写到：“啊，体育！天神的欢娱，生命的动力。你猝然降临在灰蒙蒙的林间空地，受难者激动不已。你象是容光焕发的使者，向暮年人微笑致意；你象高山之巅出现的晨曦，照亮了昏暗的天地”。
第三，奥林匹克运动贯穿着统一人们思想和信仰的宗教精神。顾拜旦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最基本的特点是贯穿其中的宗教精神”。“宗教体育的思想缓缓渗入竞赛者的心里，虽然，他们许多仍然是在无意识地实践这种思想，但他们终究会逐步信奉它”。顾拜旦倡导的宗教精神集中表现在现代奥运会的主仪式上：1913年顾拜旦设计出了现代奥运会的旗帜，旗帜上蓝、黄、绿、红、黑的五个环象征世界承认奥林匹克运动，旗帜以白色为底色，意思是所有国家都毫不例外地参加比赛；1913年经顾拜旦建议由国际奥委会通过，奥运会开幕式上举行运动员宣誓，表达他们对奥林匹克规章的尊重和承诺，强化其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信仰；1936年在柏林奥运会上正式确定了点燃圣火的仪式，绚丽的火焰和隆重的氛围折射出了顾拜旦所孕育的“团结、友谊、和平、进步”的思想之光。
第四，奥林匹克运动通过人与人的“契约关系”而形成了公共意志。奥林匹克运动贯穿着理性、教育和宗教精神，这表现在现实性上就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维护和遵守良好的“契约关系”就形成了人们的公共意志。公共意志表达着人们平等自由、公平竞争的意向，造就着健康完美的人格。这突出地体现在顾拜旦提出的两句名言上；一是“更快、更高、更强”，这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所蕴含的人自我解放和自我完善的奋斗精神，旨在通过个体人格的塑造而跳出奥林匹克的小圈子，促进整个社会的完善。二是“参加比取胜更重要”，这揭示了奥林匹克精神“主要的不是已经获胜，而是进行战斗”，“是为了造就更加健壮的人类——从而使人类更加严谨而又勇敢高贵”。[1]
第五，奥林匹克运动奉行‘业余原则’。顾拜旦把他的奥林匹克理想同“业余原则”联系在一起，主张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不仅要发展外在的体魄，更要增强聪明才智和艺术感，促进人身心全面发展，而不是惟利是图地造就人本质的异化。他说：“奋斗是最大的愉快，而成功并不是目的，只不过是达到更高目标的手段。个人只有与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时才是有价值的。人生来就是为了进行不妥协的行动，而屈从就是死亡”。[2]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认为伴随着西方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的发展，其体育意识达到并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形成了一些较具体的准则、规范，直至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西方体育道德以人道主义作为最高原则，把维护和促进人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主张在个性自由的基础上开展体育运动，以培养人们自尊、自爱、自强的奋斗和敬业精神。这对于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来开展体育运动，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调整体育社会关系，维护人类健康都有积极意义，应该为社会主义体育道德所吸收和借鉴。
但是，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西方体育道德的理论基础是朴素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或宗教世界观。它或者是从人的自然本质和生理机能上来界定体育的意义和价值，或者是以唯心主义和宗教世界观来说明人生命运动的机制和归宿，使体育道德成了融汇抽象的人类之爱的一种超时空的精神追求，如高空流云，可望而不可及。它不理解阶级社会中体育运动不道德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阶级压迫，无法找出增进个体身心全面发展、进而维护全人类健康的根本途径。西方体育道德的根本宗旨是对个人、对剥削阶级、对上帝负责，因而其社会功能往往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它的淡化功利的人道主义原则一旦转化为具体的体育实践，就使人的强身健体行为无法打破宗教观念的束缚和等级、金钱的制约，鲜明地表现着为剥削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功利性，使不道德、不人道的体育现象成为社会无法克服的顽症。这些与社会主义体育道德的本质是不相容的，在构建社会主义体育道德规范体系时要注意抵制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