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丁淑芳等人_考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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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的第六次发掘[1],清理了新的一组晋侯及其夫人墓M114和M113,这是又 一重要发现,也对墓地的认识理解提出了新线索与新问题。承北京大学李伯谦先生引导,我 观察了出土的青铜器。他还嘱我作一些研究,我深感盛情,但由于许多器物尚有待修复,这 里只能就李伯谦先生已有很好论述的叔方鼎[2],掇拾余义,作几点补充。凡李文讲过的 ,便不再重复。

M114所出叔方鼎,通高27厘米,属于王世民等先生《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所分Ⅰ 型2式[3]。考虑到腹较浅、足较高,腹面满饰以雷纹衬地的饕餮纹等细部特点,与之最接近 的方鼎可举出两件:一件是李文提到的德方鼎,一件是甘肃灵台白草坡M2的 伯方鼎[4]。尤其是后一件,饕餮纹、扉棱的形状都同于叔方鼎,只有足上部的装饰不同 。德方鼎的扉棱及足上装饰同于伯方鼎,而饕餮纹两侧加有倒夔,是叔方 鼎没有的。这两件方鼎均为西周早期,德方鼎铭文有“武王祼自蒿(郊)”之语,一般 认为系成王时器[5]。

共8行48字的铭文,从文例和字体上也足以证明叔方鼎属于西周早期:

惟十又四月,王

,在成周。

,王呼殷厥

士,衣、

车马、贝卅朋,敢

对王休,用作宝

彝,其万

年扬王光厥士。

“王”字竖笔与下横连接处展宽,下横两端翘起,就是商末至西周早期常见的[6]。

以下讨论方鼎铭文中的几个问题。

铭文开头记“惟十又四月”,没有日的干支,类似的例子有大盂鼎“惟九月”、麦方鼎“ 惟十又二月”等。

关于商到西周历日中的“十四月”,很多学者曾经搜辑研究,最新的成果见常玉芝先生的 《殷商历法研究》一书[7],认为说明当时“置闰仍不准确,仍有失闰的现象”,是很对的 。仔细核查,殷墟甲骨“十四月”确切可据的只有《甲骨文合集》22847出组卜辞:

戊午卜贞,王宾大戊戠,亡?在十四月。商代青铜器铭文也仅有《殷周金文集成 》4138簋铭:

癸巳,赏小子□贝十朋,在□,惟令伐尸(夷)方,□□用作文父丁彝,在十月四。

“夷方”事见于黄组卜辞,时在商末[8]。至于西周的“十四月”,惟有叔方鼎 这一例。这样看来,此种失闰的情形是非常希罕的。

“王”,“”字迄今仍未释出,但从卜辞看,它作为与祭祀有关的动词, 可单独使用,也可与种种祀典相连使用。后者例如:伐、升伐、岁、雚、彡、匚(报)、乇、宜、燎、品、御、 祭、告等等[9],足见“”是近似“享”、“献”之类意义宽泛的词。

在西周青铜器铭文里,与祭祀相关的“”字,以前发现过两次,都和“祀”字接连。其 一是成王时的麦尊:

粤若丁亥,(邢)侯见于宗周,亡尤,会王 (镐)京,祀[10]。

另一是穆王时的繁卣:

惟九月初吉癸丑,公祀。粤旬又一日辛亥,公啻(适)辛公祀,卒事亡尤[11]。

”也是意义宽泛的动词,并非特种的祀典或祀典中特定的仪节。

我曾经以二祀邲其卣与保尊、保卣相比,证明商周礼制的沿袭[12]。叔方鼎所记“ 王”同殷墟卜辞多见的“”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字读为“祷 ”[13]。《说文》:“祷,告事求福也”,举行时须有祷词,这种文词要书写在竹木质的简 册上,故卜辞这种典礼常涉及用怎样的“册”。这样用的“册”字,每每加上“示”旁,与 叔方鼎一样,写作“”。试对照:

惠兹册用 《合集》30674、《屯南》4554

惠新册用 《屯南》1090

惠兹用 《合集》27023

惠新用 《合集》34522、34538

惠旧用 《合集》30414、30679等

是讲用指定的祷词,或新的、旧的祷词。

该字还有一种写法,即在“册”上再加声符“知”。这是因为“册”古音在锡部,“知” 在支部,彼此对转。我们由《说文》“智”字知道,“知”古文作“”,卜辞这个作 偏旁的“知”多作“”,或将“亏”写作“子”形,甚至省为“”或“子”,如 :

惠旧用 《合集》26994、30429

惠旧用 《合集》30686

其用兹

《屯南》253

直到商末黄组卜辞,才固定为后世习见的“”,如《合集》38289、《英藏》2518。

认识了“册”字这些变迁,还可以读通以下特例:

惠两用 《合集》30692

[惠]两用 《屯南》110

前一辞“两”字与小臣墙肋骨刻辞“车二两(辆)”相同[14],后一辞“两”下更从“口” 作。所谓“两册”,当指新旧册并用。又有:

惠典用 《合集》30691

“典”即《尚书·高宗肜日》“典祀”之“典”,训为“常”,“典册”指常用的祷词。

卜辞直接讲到“(祷)”与“册”的,有:

年于河,惠旧用?

《合集》30685

河,惠旧用,于 (阴)?

《合集》30429

河北为阴,后一辞是说在河北岸用旧的祷词行之礼。

方鼎“王”,是说举行盛大的告事求福的祀典。这样用的“(册)”也可理 解 为《说文》训“告”的“”。

下面“咸”,即已祷之后。“王呼殷厥士”,“殷”指殷见,指聚合朝见。“士”,如 《尚书·多士》的“士”,孔颖达《正义》云“士者,在官之总号”,包括王朝卿大夫士在 内,不能理解为只限士这一级。

鼎铭“士”字写法,全同于臣辰卣,也是器属西周早期的证据。

铭文第四行第二字“”,从“爵”省,“齐”声。麦尊和五年师簋都有从“人” 从此字为声的字,应即“侪”字,读为“”,麦尊:

侪用王乘车马:金勒,冂衣、市

文例与方鼎相类。《说文》:“,持遣也。”

麦尊载王以舆服赐送邢侯归国,故为持遣。叔方鼎的器主是晋人,在王朝任官,所以 王也赐以舆服贝币,送之返国。

麦尊“冂衣”的“冂”,我曾释为“月”字[15]。方鼎“衣”的“”,或许即该字另一写法。“冂衣”除麦尊外,还见于大盂鼎和复尊,是在西周早期 铭 文中屡见的[16]。

鼎铭最后“扬王光厥士”,“光”意为“荣”。这样用的“光”字,如宪鼎“宪万年子子 孙孙宝光用”,令方彝“敢追明公赏于父丁,用光父丁”,召尊“召万年永光”,也均属西 周早期。

方鼎记述的周王于成周,朝见王官众臣,是当时的一次盛事。在已经发现著录的 青铜器铭文中,可找到很可能是同时的例子,这就是1974年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M253出 土的几件圉的器物[17]。

琉璃河M253的墓主是圉。墓中出土他所作有铭青铜器有方鼎、簋、甗、卣各一件。由方 鼎铭:

休朕公君燕侯锡圉贝,用作宝彝。知道他是燕臣;由簋等铭:

于成周,王锡圉贝,用作宝彝。

可证他也曾参加周王在成周的礼,得到赏赐。

圉方鼎是《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分的Ⅰ型6式方鼎。这种型式的西周早期方鼎很少, 只有洛阳出的我方鼎[18]、宝鸡竹园沟M13的夔纹方鼎和滕州庄里西村出的滕侯方鼎[19]。 北赵晋侯墓地M114与叔方鼎共存的,正好有一件这种型式的方鼎(M114:216),而该鼎腹 面的饕餮纹,又非常接近竹园沟M13的分裆鼎[20]。

北赵M114已发表器物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件全瓦纹的簋(M114:219)。这件簋现已残破 失盖,但明显有别于西周中期以下的环耳或有三小足的瓦纹簋。已著录材料里可与之相比的 ,只有传出自河南的卫国器贤簋[21]。贤簋的器形仍与圉簋相近,字体也是近于早期的,唐 兰先生甚至将之列为成王时物[22]。再有北赵瓦纹簋圈足上饰双尾夔纹,也是早的。

传闻北赵M114盗掘出有编钟,不知确否。竹园沟M7即出有三件一组的编钟[23],可作为参 考。

琉璃河M253的时代,报告估定在成康之间[24];竹园沟M13大体相同,M7则在康昭之间[25] 。就青铜器的比较来看,这不妨作为推断北赵M114年代的大致范围,因为在墓中迄未发现更 晚的材料。

晋国始封之君唐叔虞乃成王之弟,成王时受封。其子晋侯燮为康王臣,《左传》昭公十二 年楚灵王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26]。成康共40 余年,晋侯燮完全可以生存到昭王之世。与他同辈的祭公谋父,甚至活到了穆王时。我们应 当从这一点去考虑M114的墓主问题。当然,更多的推论必须等待该墓的完整报告。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 》,《文物》2001年第8期。

[2]李伯谦《叔方鼎铭文考释》,《文物》2001年第8期。

[3]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13~15页,文物出版社,19 99年。

[4]参看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第1卷,方鼎55、62。

[5]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10册,1955年12月。

[6]参看容庚《金文编》,0038,中华书局,1985年。

[7]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303~30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

[8]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5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9]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第1045~1050页,中华书局,1989年。

[10]参看李学勤《麦尊与邢国的初封》,《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11]陈佩芬《繁卣、鼎及梁其钟铭文诠释》,《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2期,1982年 。

[12]李学勤《其三卣与有关问题》,《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 编辑部,1985年。

[13]冀小军《说甲骨金文中表祈求义的字》,《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参看陈 剑《据郭店简释读西周金文一例》,《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北京燕山出 版社,2001年。

[1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图版拾陆,中华书局,1988年。

[15]同[8],第46页。

[16]另一种推想是读方鼎此字为从“八”声,读为“黻”,《诗·终南》有“黻衣”。

[1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燕国墓地,1973~1977》,第36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

[18]我方鼎盖器均在台湾,器在故宫博物院,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

[19]李学勤《从亚若方彝谈到我方鼎》,《中国青铜器萃赏》,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2 000年。

[20]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图五八,1,文物出版社,1988年。

[21]唐复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器影集》,164、165,中华书局,1993年。

[22]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118~119页,中华书局,1986年。

[23]同[20],图七四。

[24]同[17],第245页。

[25]同[20],第415页。

[26]《史记·楚世家》引述作“俱事成王”,误。同书《三代世表》列晋侯燮于康王世, 即本《左传》,参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八,第289页,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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