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度等级的提升和降低——修辞新创结构①的构成规则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新创论文,等级论文,规则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韦恩·布斯(2009)在《作为修辞的隐喻》一文中总结了从亚里士多德到惠特利的修辞学教程中关于“隐喻”的认识，第一条就是：
好的隐喻是积极的，给缺少活力的过于抽象的事物以生机。像修昔底德所说的那样，他们把
“没有生命的东西带入活跃的状态，使之看起来富有生命”。
这一段话中的关键词是“生命”，修辞表达追求的效果之一是“具体生动”，让客观世界中缺少活力的事物在语言世界中变得生机勃勃，让没有生命的东西富有生命，这是对客观事物的生命度的提升。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一些修辞现象中，表达者也可以让原来就富有生命的东西变得死气沉沉，这是对客观事物的生命度的降级。本文以“生命度等级”为核心，讨论生命度提升和降级在修辞现象中的表现，力图说明生命度的提升和降级是修辞手段的主要构成规则之一。
一、生命度：作为句法范畴和认知框架
生命度这个概念与名词的语义范畴和语法范畴有关。话语中的名词成分所指称的事物的生命力和活跃程度在语言系统中有多种表现，如在性、属、格等方面不同语言都有一系列的体现。张伯江、方梅(1996)对功能语法和语言类型学著作中的“生命度”概念做了如下的论述：
生命度(animacy)顾名思义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对名词性成分进行分类，它的基本等级序列是：人类＞动物＞无生命物。然而随着类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生命度已经成为一个广泛适用的纯语言学概念，许多语言现象的背后可以看到生命度的作用。如很多语言里存在代词因生命度不同而不同形的现象；有些语言里同一语义角色由于生命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词形格，如某些澳大利亚语言里独立的宾格只适用于人称代词或有生名词；有些语言里高生命度的词语有数的区别，而低生命度的没有数的区别，就连汉语里也有“们”只倾向于加在有生名词后的规律；还有很多语言里名词生命度高的与动词有数的一致关系，而低生命度的没有，等等。
作为语言学概念的生命度等级系列则被作者表述为：
说者／听者＞第三人称代词＞指人专有名词＞指人普通名词＞其他有生名词＞无生名词
张伯江(2009)在考察汉语中施事的语用特征时，对生命度等级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生命度在著名的“人类＞动物＞无生命物”这个基本框架下，我们进一步把人类区分为有理性的和无理性的，把动物区分为行为有目的的和行为无目的的，把无生命的事物区分为具体的和抽象的。
根据这个细分，我们将生命度等级列出一个序列：
有理性的人＞无理性的人＞行为有目的的动物＞行为无目的的动物＞植物＞具体的无生命的事物＞抽象事物
汉语语法学界很早就开始注意生命度等级在语法范畴中的作用，李临定(1984)区分了三类施事成分，分别是指人的、指动物的和非生物的名词。马庆株(1988)提出将动词分为“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两类，第一次把眼光放到了整个行为的发起者身上，从施动者的角度对动词进行概括性的语义分类。王珏(2001)对生命性作了比较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从“强生命和弱生命”、“空间与时间”、“实体与抽象”、“性质与状态”、“指称与陈述”、“领有和依存”、“有定与无定”、“可数与不可数”、“权威”等角度来考察名词生命度的细微差异。张伯江(2009)则集中考察了带有施事性质的成分施事性的强弱，把典型的施事行为分解成以下特征：具体性、可移动性、自动力、生物性、有生命、有意愿、有理性、叙述者，这些特征形成了生命度在带有施事成分的句式中的不同表现。
生命度作为一个语法范畴或语义范畴，关注的是施事成分的语义角色、动词的语义分类、施事成分的生命度在句法中的表现。我们认为，生命度等级的升降在修辞话语形成新创结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生命度等级在实际语言运用当中，表现为一个理想认知模型，或者叫“认知框架”。Fillmore(1975:124)第一次引入“框架”这个概念时，把它定义为能与场景的原型实例建立联系的语言选择的任何系统——最简单的例子是词的组合，也包括语法规则和语言范畴的选择。1985年，他认为框架是“知识的特定统一框架，或经验有机的系统化”；1992年，他把框架看作一种“认知结构……为编码为词语的概念所预设的知识”。（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汉斯—尤格·施密特，2009:235）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认知框架是人根据经验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各种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这种关联模式在语言形式中表现为各种语法规则和语言范畴，如有的语言当中生命度等级高的名词性成分与动词有很强的一致关系，而生命度等级低的则没有这种一致关系。汉语使用者很自然地说“老师们”、“同学们”、“乡亲们”，但一般不说“小狗们”、“树们”、“石头们”，就是生命度等级框架在其中起着作用。
修辞作为调整语辞来适切达意传情的一种努力，是人类的一种高级认知活动，只有在积极的、高层次的认知活动中，才能有修辞行为，它摆脱了一般、常见、普通的认知模式，是采用较为复杂的认知方式所进行的思维活动的结果。（金立鑫，2008）在修辞新创结构中，生命度等级在句子中并不完全按照我们常规的认知框架运作。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1)一只蓝蝴蝶正停泊在|她那头发流成的小溪里（转引自刘大为，2001）
这个句子中的动词“停泊”在汉语使用者的心理认知中，典型的认知框架是“船只停泊在港口”，“蓝蝴蝶”和“头发”很难进入“停泊”这个动词的组合框架中。这个句子正是在修辞主体的认知努力下，通过对句子中的名词性成分——一只蓝蝴蝶的生命度等级进行升降来完成的修辞表达。
很多传统修辞研究中有意或无意提及的认知性辞格，都和生命度等级的升降有着密切关系。接下来，我们将以生命度等级的升降在修辞现象中的各种表现来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生命度等级的升降：作为修辞手段的构成规则
生命度作为一个语义范畴，在句法和语义研究方面已经开始显示其解释力了。其实，作为一个语言学领域的普遍性概念，在修辞语用研究中生命度等级也非常具有解释力。正如文章开头韦恩·布斯指出的那样，从古至今的隐喻研究都认为隐喻“给缺少活力的过于抽象的事物以生机”。不仅仅隐喻与生命度有关，很多修辞手段都涉及到生命度等级的升降问题。拟人和拟物就是两个典型的以生命度等级升降为主要工作机制而产生的辞格。《修辞学发凡》（陈望道，2008:96）说：
将人拟物（就是以物比人）和将物拟人（就是以人比物）都是比拟。《诗人玉屑》卷九载杨万
里论比拟说：
白乐天《女道士》诗云，“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支莲”，此以花比美妇人也；东坡《海棠》诗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此以美妇人比花也。
一切比拟就像这样，可以分作两类：一如此处前例，将人拟作物的，称为拟物；一如后例，将物拟作人的，称为拟人。
从陈望道先生此处的定义来看，比拟似乎只是比喻的一个部分，只是喻体和本体限定为人或物的两个大范畴。比拟的重点是拟，而不是比，说话人干脆把甲当作乙来描述，对于事物的相似性不再重点突出，从形式上看，比喻的喻体往往是名词性成分，而比拟中起作用的成分往往是动词性成分或者形容词性成分，是描述性的。拟人是写作者（说话人）把不是人的事物或道理当作人看，让它们说人话，办人事，有了人气。
(2)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3)修辞学的语文学方法应该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科学的分析方法。（金立鑫《中国修辞学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更新》）
例(2)中的“召”“假”都是人才具有的动作，例(3)中“寿终正寝”也一般只用来描述人的死亡，但是在上例中都和非人名词性成分组合。
而拟物则是不把人当人看，把人当作事物来描述，话语中原来指称人的名词成分用常描述事物的成分来描述。如：
(4)钦差大臣满天飞。
(5)这个人根正苗红。
比拟将人拟物或者将物拟人，比较容易辨认，上例(2)中“召我以烟景”“假我以文章”的“召”“假”在理想认知框架中其施动者均为人，但在例中施动者为“阳春”“大块”，我们认为这个句子是一个生命度等级提升的修辞现象。而例(4)中“满天飞”的理想认知框架是非人的动物如鸟类或蜻蜓、蝴蝶等，而在例中施动者为“钦差大臣”，则是一种生命度等级降低的修辞现象。
但是在实际的修辞现象中，我们还发现这样的例子：
(6)雨季刚刚过去／空气凝固咸腥／海寂寂寞寞爬行着（转引自刘大为，2001）
“爬行”一般都用于描述爬行动物的行为，这个句子“海”“寂寂寞寞爬行着”，究竟是“拟人”还是“拟物”呢？还有下面这个例子：
(7)把头顶上的天空撕成六月的碎雪／所有的委屈都决堤了（转引自刘大为，2001）
“委曲”是一种抽象的情绪，用“决堤”来描述，是“拟人”还是“拟物”呢？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求助于生命度等级来进行解释。例(6)中“海”在生命度序列上属于无生命的具体事物，而“爬行”在认知框架中一般属于有生命体的动作行为，属于生命度等级提升的现象，句中更用“寂寂寞寞”这种很少见的形容词重叠方式来加强其生命度等级的提升。例(7)中“委屈”经名物化和隐喻后，已经从抽象概念提升为生命度高一级的具体事物，“决堤”在认知框架中属于无生命具体事物的动作行为，也属于生命度等级提升的行为。
生命度等级的升降主要体现在名词性成分在句子中和其后的述谓成分的组合上，在人类认知框架中，低生命度等级的名词性成分与高生命度等级的述谓成分组合时，就构成了生命度等级提升的修辞现象；反之，则是生命度等级降低的修辞现象。
我们在修辞研究中引进生命度等级这个概念，不仅可以解释拟人和拟物两个典型的由生命度等级升降造成的修辞现象，还可以解释例(6)、(7)这样的介于等级序列中间的修辞现象。其实《修辞学发凡》也曾经论述到比拟的等级性：
（拟人和拟物）两种辞法，都是发生在情感饱满，物我交融的时候，虽然用有多少，并非质有上下。中外许多论文说话的书中，多只收录拟人，不说拟物，除出个人的癖好之外并没有什么坚强理由。又两者拟比的分量也尽可以有种种差别，并没有一定的规限。如拟物，从“慢启秋波”那样，单将眼光一部分来拟物起，直到《鸿鹄歌》那样全部拟物止，都可以存在。这中间可以分成无数的等级。拟人也是如此。（陈望道，2008:98）
生命度等级的升降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并不仅仅体现在比拟这个辞格上，如果一种手段只能解释一种辞格，那么这种手段的解释性就很弱。我们还发现修饰性成分和名词中心语之间也存在生命度等级的差异，比如“移就”辞格中生命度等级的升降就是其中重要的修辞手段。
移就就是将原来描写甲事物性状的修饰语移来描写相关的乙事物性状，通常是把形容人的修饰语移用于物（王德春等，1987:189）。如：
(8)然而悲惨的皱纹，却也从他的眉头和嘴角出现了。
(9)广场上又烧起了欢乐的篝火。
有人认为这是以邻近为基础的辞格，但是要注意，如果仅仅从邻近原则来解释，还不能揭示移就辞格的本质。比如在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本好看的书，但是我们一般不会说“好看的桌子”，虽然桌子和书在空间位置上很接近。只有把属于人的“悲惨”和“欢乐”移植到“皱纹”和“篝火”上，才能算是移就辞格，生命度等级的提升才是移就辞格的基本属性（为什么只是生命度等级的提升，很少降低，其中原因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解释）。
而且，从有介体与无介体来看，我们发现比拟只是一种在形式上没有使用介体直接进行拟写来改变生命度等级的辞格，还有不少修辞现象则通过有介体的方式来进行生命度等级的升降，比如移就和拈连（详见下一节）等。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借用认知心理学中的“概念整合”理论来说明这类修辞格式的生成过程及其机制。
三、生命度等级升降修辞形式的生成机制：概念整合
刘大为在《比喻、自喻和近喻》一书中提出认知性辞格在语言形式上有有介体和无介体两种情况，指出由于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同一性原则等认知都是对逻辑性认知的违反，于是在修辞认知中需要有一个中介物来消除这种认知上的距离。比如移就和拈连都由中介体在起联系作用。我们也可以借用认知心理学上的概念整合理论来对相关辞格作出更为统一的解释，即这些辞格中的中介体的隐现实际上是不同生命度等级的认知框架在概念整合中的组合、完善和细化过程中产生的不同话语形式。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直接对应于现实世界的，而是有一个中间的认知建构层次将语言表达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现实世界通过认知中介层折射到语言表达上，语言表达也就不可能完全与现实世界对应起来。为了用一种更动态的方法代替概念化的静态图像，认知语言学扩大了视野，把在线语言处理也包括进来，试图研究在线语言处理中心理空间是如何建构和整合的。认知语言学家为了解释语言的在线生成，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或者叫做“空间整合理论”。(Fauconnier & Turner,2002)
在上文我们已经介绍了认知框架这个术语，在人们进行修辞表达的时候，并不是只有一个认知框架在运作，可能是若干个框架在同时运作，最后表达者将这些框架整合起来，经过组合、完善和细化之后，把输入空间的信息压缩到一个新的话语结构之中，我们把这个经过信息压缩而后产生的话语形式称为修辞新创结构。还是以上面所举的例(1)来说明：
(1)一只蓝蝴蝶正停泊在｜她那头发流成的小溪里
这个句子中有两个输入空间，图示如下：
上面这个图说明了例(1)产生的过程和心理机制，说话人看到现实世界的某一场景，这个场景激活了他心理世界中已有的信息结构，通过压缩、完善、细化之后生成修辞话语。沈家煊(2006)认为“整合”包括“糅合”和“截搭”两类，“糅合”好比是将两根绳子各抽取一股重新拧成一根，而“截搭”则好比是将两根绳子各截取一段重新接成一根。“糅合”又可以进一步分为“类推糅合”和“非类推糅合”。整合不仅是构造新词语的重要方式，也是构造新句子的重要方式。例(1)的话语形式属于糅合型整合，上文的例(7)则属于截搭型整合，后者亦图示如下：
在截搭型整合中，一般不出现中介体，而在糅合型整合中，中介体经常出现在生成的修辞话语之中。至此，我们对《修辞学发凡》中关于譬喻的一段结语也可以有更深的认识：
以上三级的譬喻（明喻、暗喻和借喻），从譬喻所以成立的根本上看，原本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由于思想对象同取譬事物之间有类似点构成，可是：（一）譬喻越进一级，形式就越简短起来；（二）譬喻越进一级，用作譬喻的客体就越升到了主位。从形式上和内容上看来，都有不同的地方，因此它们实际的用处也就不免有些差别。大概感情激昂时，譬喻总是采用形式简短的譬喻；譬喻这一面的观念高强时，譬喻总是采用譬喻越占主位的隐喻或借喻。（陈望道，2008:65）
在这一段论述中，形式越简短的，其实就是没有中介体的修辞话语形式，是一种更为简练的整合形式，暗喻比明喻简洁，借喻则将原为客体的喻体提升为句子的主位，连本体都省略了。陈望道还指出，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是和表达者的情感强度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我们将修辞话语有无介体看作是表达者根据情感强度和表达需要进行整合之后的产物，概念整合与修辞话语的新创结构形式有不同的对应关系。涉及到很多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与本文相关的是，不同的输入空间中名词性成分在生命度等级上是有差异的，我们以“拈连”辞格为例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
陈望道先生对拈连定义如下：“甲乙两项说话连说时，趁便就用甲项说话所可适用的词来表现乙项观念的，名叫拈连辞。这种拈连的修辞方法，无论甲项说话在前或在后，都可应用。”
(10)乡长很年轻，他的祝酒辞也很年轻。
(11)你别看我耳朵聋，可我的心并不“聋”啊！
(12)他懂得一个山区的庄稼汉娶个媳妇有多难！他深谙老父老母的企望和盼求，像他这一
屋子光棍汉的家庭，娶一个媳妇，就是给全家娶来了希望和依靠，娶来了生存的勇气和信心。（以上例子均来自网络）
从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前面的小句，“乡长很年轻”、“耳朵聋”、“娶一个媳妇”，名词性成分和后面的述谓结构在生命度等级方面是匹配的，后面的小句，“祝酒词很年轻”、“心不聋”、“娶来了希望和依靠”等，在生命度等级上是不匹配的，是在前句提供的认知框架下进行类推的结果。以例(12)为例，用图示来说明其类推整合的过程如下：
生命度等级的升降其实就是不同生命度等级的认知框架之间的整合过程，不同的认知框架中的信息经过组合、完善和细化之后产生修辞新创结构。之所以有的新创结构中有介体，是因为在语言表达中，某些升降在认知上会产生认知距离，这个时候表达者需要使用某些介体来消除这种认知距离，而在表达者情感强烈的时候，这些介体就会被忽视，从而组成更为简练的、有力量的新创结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带来的介体的有无，产生了各种认知性辞格在话语形式上的差异。
四、生命度等级升降在修辞新创结构中的不对称性
首先，我们观察到，在通常的修辞手段中，这种生命度等级提升的总是多于降级的，这种不对称是一个普遍的倾向。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移就总是把形容人的词语移用于物体，很少看到把形容物体的词语移用于人。关于拟人辞格在生命度等级升降上的不对称性，陈望道曾经指出：
拟人是一种常用的辞法，在描写抒情的语文中，几乎时常可以见到，而尤以童话为多。……拟物也多见于描写抒情的语文中，但不像拟人那样的常用，用也多是部分的。（陈望道，2008:96-97）
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中，学者们还注意到通感现象中的不对称现象。Ullmann（转引自刘宇红，2005）就把人的感官功能从低级到高级排列为：
触觉＜温觉＜味觉＜嗅觉＜听觉＜视觉
触觉为最低级，视觉为最高级，并发现通感现象中80%是用较低级的感知来表达较高级的感知。也就是说，总是由体现身体化特征较多的感知来表达体现身体化特征较少的感知。
这个感官序列其实和人类的感官发育过程是一致的，婴儿最初最能感受到触觉，所以需要怀抱，感受到温暖（温觉），然后能品尝出滋味，分出香臭，感受到声音，看到世间万物。西方认知学者认为这就是通感现象的生理基础。
我们也可以认为身体化特征较多的感知，其生命度等级较高；身体化特征较少的感知，其生命度等级较低。在通感现象中，我们常常举的例子是：
粗糙的嗓音（以触觉表达听觉）／冷冰冰的声音（用温觉表述听觉）
暖色调（用温觉表述视觉）／甜美的笑容（用味觉表述视觉）却很少看到：
*黑乎乎的寒冷（用视觉表述温觉）／*绿油油的甜味（用视觉表述味觉）
*响亮的粗糙（用听觉表述触觉）／*甜丝丝的光滑（用味觉表述触觉）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认为通感现象也是一个和生命度等级密切相关的修辞现象，总是用生命度等级高（身体化特征明显）的感知来表述生命度等级低（身体化特征弱）的感知。
在修辞现象中，拟人多于拟物，移就辞格也多是把形容人的修饰语移用于物，粘连也多是用具体的行为动词来引出比较抽象的名词性宾语，通感现象也是多由生命度等级高的感知来表述等级低的感知，还有众所周知的比喻总是用具体的事物来说明抽象的事物，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比较肯定的判断：人们在生成修辞话语时，生命度等级的提升总是多于生命度的降低。
进一步追问，这种不对称性内在的认知心理机制是什么？我们认为，这种不对称性可以进一步用可及性理论来解释。可及性其实就是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从头脑记忆中以及周围环境中搜索、找出目标事物和事件的难易程度。容易找到的可及性高，不容易找出的可及性低。可及性和认知的显著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沈家煊(1999)指出：显著是知觉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显著的事物是容易吸引人注意的事物，是容易识别、处理和记忆的事物。事物显著度的差异有一些基本规律，例如，一般情形下，整体比部分显著（因为大比小显著），容器比内容显著（因为可见的比不可见的显著），有生命的比无生命的显著（因为能动的比不能动的显著），近的比远的显著，具体的比抽象的显著。
生命度等级高是认知显著度高的一个具体体现，生命度等级高的名词性成分，它的认知显著度也就高，在语言表达中，体现为信息处理的可及性也就高。所以，人们在修辞新创结构中，总是用可及性程度较高的认知框架来表达可及性程度较低的认知框架，很少反过来，用可及性较低的认知框架来表达可及性较高的认知框架，这是和人类的普遍认知能力相一致的。
显著度理论和可及性理论在句法范畴已经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广泛认同（沈家煊，1999；张伯江，2009等），从解释汉语施事和受事的语义特征到解释“的”字结构的转指，都显示出很强的解释力。在本文中我们用来解释修辞新创结构的生命度等级升降问题，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认为：人们在建构修辞新创结构的时候，虽然做了很多超常的处理，但是在基本原则方面，并不违背人类的心理认知机制。古代很多文论家所谓的“无理而妙”，更多的只是一种表层结构上的等级差异，但是在深层原则上，我们认为修辞话语从建构到理解都是和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相一致的。
通过对生命度的升降在修辞现象中的讨论，我们认为修辞并不是没有规律的，不管这些句子在表层词语搭配上显得多么“超常”，表层形式上多么“无理而妙”，但是在心理认知机制上是和人类的一般认知机制一样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到各种修辞现象的特异之处，更要注意研究隐藏在纷繁的修辞现象背后的心理认知规则。
五、结语
本文中，我们讨论了生命度等级升降在修辞新创结构中的各种表现，从形式上我们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基本形式，分别以三种认知性辞格来命名：
a.拟人式——主要体现在句首名词性成分和其后的述谓成分之间的生命度等级升降；
b.移就式——主要体现在修饰语和名词性中心语之间的生命度等级升降；
c.拈连式——主要体现在动词性成分和其后的名词性成分之间的生命度等级升降。
在这些形式中，有的是运用介体来填补认知距离而产生的，其认知机制主要是概念在组合、完善和细化的过程中，进行了不同程度上的整合；有的则是截搭型整合，不出现介体；还有的是糅合型整合，出现介体。
我们还进一步解释了在修辞现象中，生命度等级的提升现象要比生命度等级降低现象出现频率高得多，这种不对称性是因为生命度等级高的事物容易被人们提取和识解，人们倾向于使用生命度等级高的述谓结构或者修饰语来和生命度等级低的名词性成分组合。
修辞话语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而产生的，生命度等级的升降现象总是发生在人们要表达强烈情感物我交融的时候，所以总是移情于被认知的事物上，来完成修辞建构。
修辞研究需要探微烛幽的科学精神，应该将语言表达置于客观世界和语言世界的心理世界的活动状况中间进行系统的描写，将隐藏在物质世界和语言世界之间的心理认知规律描写出来，因为在感受和表达之间的心理认知过程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
正如现代认知理论发现了隐喻和转喻的普遍性一样，我们希望能从生命度等级在修辞中的升降现象作为修辞手段的构成规则来进行更抽象层面的概括，以简驭繁，或许可以归纳出修辞表达中的一些普遍规则，甚至可以进一步找到人类语言普遍的修辞手段的共性原理。
注释：
①本文所谓的修辞新创结构是借用概念整合理论中的术语，Fauconnier & Tumner(1996,2002)认为概念整合过程是在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基础上进行运算产生的第三个空间，即合成空间，它从两个输入空间提取部分结构，并形成了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新创结构并不直接来自输入空间，而是通过组合、完善、细化等三种相互联系的方式，借助认知框架知识和文化模式等来产生的。如“那个外科医生是个屠夫”这个句子就是整合了“外科医生动手术”和“屠夫屠宰牲畜”两个输入空间，产生了一个新的结构形式和新的表达意义，关于概念整合和浮现意义的相关论述可参看沈家煊《概念整合和浮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