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政策过程研究的基本类型--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回顾_教育政策论文

我国教育政策过程研究的基本类型——基于文献计量述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文献论文,过程论文,类型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718/j.cnki.jsjy.2015.05.009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5)05-0062-10

      中国是教育政策生产大国，不仅教育政策文本浩如烟海，教育政策现象纷繁复杂，而且教育政策过程本身也颇具中国特色。有关教育政策方面的著述不可谓不多，但真正有价值的“政策研究”成果却不算多，而大多数研究泛泛而谈，缺乏深度和学理。这其中既有方法论上的缺陷，更有研究定位与取向上的不足。诚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教育政策和教育法律的研究方法上，我们通常所用的仍然是定性研究，习惯于对文献的概括和总结，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1]。无独有偶，张曙光团队在开始“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这一重大案例库建设时就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张曙光指出，在以往的政策研究中，“除了一些就事论事的调查报告以外，居统治地位的是概念之争和空泛议论，既无假设前提，也不作经验检验，像样的个案研究自然很少，事实的比率太低”[2]。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公共政策过程的视角，对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政策过程研究成果作一番梳理，以管窥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研究取向与路径。

      本文所探讨的教育政策过程研究，主要是基于政策学有关政策过程的概念与理论。当然，本文所指的教育政策过程研究与国内一些教育政策研究者的相关理解与探讨也有类似之处，如袁振国教授所概括的政策科学研究两大类型之一的“政策的研究”(studies of policy)——对政策过程的研究，即对一项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称之为政策的描述性研究[3]。实际上，教育政策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的政策过程研究往往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如吴遵民的《基础教育决策论——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制定与决策机制的改革研究》中就有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具体教育政策过程的研究。该书中实证部分重点介绍了我国素质教育政策的实施背景与过程、安徽省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决策机制、上海市某区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决策机制等。应该说，这部分内容是回到具体的政策本身所进行的研究，也是为前一部分有关政策制定与决策机制的理论分析服务的。

      就具体的教育政策实践研究而言，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居多。一旦有某一新的政策出现，往往就会涌现大量的相关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进行思考。如近些年来针对高校扩招、大学生就业、重点大学建设、素质教育、择校、师范生免费教育、“两免一补”等政策发表的大量论文，以政策分析、理论思辨居多。以2007年教育部正式出台的部属师范大学率先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相关研究为例，仅2年时间(截止到2009年11月)，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能检索到的相关研究文章就有200多篇。

      当然，本文重在关注针对教育政策过程的研究，而对涉及教育政策的其他相关研究不作细致的文献梳理，通过聚焦具体的教育政策研究成果，对涉及“教育政策过程”的研究进行筛选，对国内有关教育政策过程的新近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大致可概括出以下5种类型。

      一、教育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研究

      近年来，话语分析方法及相关的语言计量、词频统计等实证方法在我国教育研究中已被广泛运用。李钢的《话语文本国家教育政策分析》(2009)是我国新近教育政策研究中运用文本分析法的典型代表。该著作由“理论知识构成”与“文本实验分析”两大部分组成。在文本实验分析部分，作者以《教育部政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叙事、群众来信以及政协提案为例，将话语作为教育政策分析的基本信息单位，选取大量有关教育政策的文本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运用信息科学的若干原理以及社会语言学、传播学和文献计量学等多学科的分析研究方法，从我国教育政策的话语传播特征、教育政策变化过程中的内在机制以及社会公众对教育政策的反响等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4]。

      涂端午的博士学位论文《政策生产：价值的权威控制及其演变——1978-1998中国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分析》(2008)是对政策文本进行实证分析的又一个典型代表。该研究以1978-1998年有效的533个政策文本及7473条法规条款为研究的对象，根据价值和控制2个维度及14个测量指标，对这些条款进行逐一编码和系统分析，通过建立文本话语分析框架进行“解码”操作。这是一个细致的政策实证过程。在文本实证研究过程中，作者捕捉到了“政策文本数量增加背后所隐含的高等教育政策过程中的规律和特点”等重要信息，从政策过程理论的角度尝试构建政策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和阐释了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过程，有助于加深对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现象的理解，同时也为完善高等教育政策过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鲍嵘的《翻译与政治：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学改革的话语》(2006)也具有这类研究的特点。除了像李钢、涂端午等强调明确的话语分析方法外，另有一些论文主要针对政策文本进行“解读式”分析，可将其归入这一类型。周彬著《〈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政策分析》(2000)一文，具体分析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政策目标、“六大工程”的具体措施以及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关系。

      综观国内学者对教育政策文本所进行的话语分析，笔者发现，这种综合应用了编码统计分析、叙事学分析、主题分类、词频统计等实证方法的政策文本研究，能够清晰地把握政策过程的一般特点，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话语特征以及政策的形成、发展、传播等过程进行深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理论探讨，进行相应的合理解释，能给我们提供不少启示。

      二、教育政策过程的案例研究

      有一类研究直接关注教育政策过程，其中案例研究论文新近比较多地出现在各种期刊上。笔者把这类研究统称为教育政策过程的案例研究，如闫广芬、苌庆辉的《高校扩招政策的制定、实施、效果及其调整》(2008)一文，比较系统地呈现了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以及针对效果进行政策调整的近10年间的一个政策周期。具体而言，这类研究主要有以下2种形式：

      (一)以书代刊的教育政策案例研究集刊

      范国睿主编的《教育政策观察》是以研究和评论教育政策实践与相关理论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专门性案例研究集刊。应该说，该集刊在关注教育热点问题、动态反映教育政策发展趋向的同时，也注重本土化教育政策的研究与探索，“尽可能地展示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大体风貌，呈现中国教育政策热点问题的流变过程，从而为国人探析教育政策的发展轨迹，洞悉教育政策的发展态势提供些许思考与经验”[5]。这是国内学者从事本土化教育政策过程研究的一种重要迹象。《教育政策观察》已体现出教育政策案例研究的特色。从集刊第1集所收编的文章来看，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免费义务教育政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政策、择校政策、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等皆是教育政策案例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一般都围绕政策的背景与历史演变、政策的主要内容、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以及有关对策建议等问题展开，有一定的事实描述和对过程的梳理。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著的《中国教育政策年度分析报告》，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分析当年中国重大的教育政策以及国际教育政策发展动态。如《2008年中国教育绿皮书：中国教育政策年度分析报告》，其中针对“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补贴政策”的分析，涉及该政策出台的背景、实施现状及问题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的报告比2007年的报告略有创新，增加了“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公共教育政策变化述评”这一部分内容，对研究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

      同样，在袁振国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政策评论》系列书刊中，也有少量实证性的教育政策案例研究。如郭振有的《中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历史回顾与政策思考》(2003)对中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创建和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尤其是对中国督导制度恢复重建所经历的5个曲折发展时期进行了概括与梳理。马云鹏的《基础教育课程发展政策的反思》(2001)，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发展分为3个阶段来进行概述。檀传宝的《加强和改善德育工作的政策基础——对江泽民有关学校德育论述的文献分析》(2001)，以文本分析论述为基础，系统梳理了江泽民有关德育思想论述的53篇文本，并提炼概括出江泽民同志有关学校德育思想的主要观点与特点。

      (二)期刊所设的教育政策案例研究专栏

      这类专栏以陈学飞教授在《高校教育管理》(双月刊)杂志上领衔主持的“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案例研究”栏目为代表。2009年到2010年，该栏目已公开发表了以下5篇代表性文章(见表1)。

      

      该栏目最大的特点是以客观的事实为依据，以简明和平实的语言描述某一教育政策过程中某一具体环节的实际情况。该栏目的定位就是要从某一个角度或某一个侧面来展示教育政策过程中的真实现象。政策研究者本人尽量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努力去呈现更为关键的事实，不作主观价值判断和意向性评价。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案例研究应给读者提供可借鉴的第一手素材，将评价权交给读者，给读者更多的启示和深入探讨的空间。当然，从上述案例的实际情况来看，难免也会习惯性地提出主观评价和建议。

      此外，在描述性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有少量研究开始尝试进行分析性的案例研究，如贺武华的《杭州名校集团化政策过程分析——基于政策精英理性主导的视角》(2009)和《政策同形：“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制定的一种解释》(2009)。前者首先对“杭州名校集团化”的政策过程(主要涉及政策制定与实施两大环节)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呈现出杭州名校集团化政策从酝酿到实施、完善这一过程的整体概貌；其次，文章第二部分基于“价值无涉”的政策过程案例描述，提出“政策精英理性主导”的观点，并对杭州名校集团化政策过程进行分析与解读。后者注重对“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政策制定过程进行事实描述，清晰地呈现了“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政策的来龙去脉。通过对事实的陈述，作者很快发现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特点，即无论是从政策文本内容本身来看，还是从教育政策决策者们的态度与初衷来看，“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政策遵循了“211工程建设”的路径，体现了明显的政策仿效特点。于是，作者根据制度主义学派中的“组织同形”、“制度同形”理论，提出“政策同形”观点，并对我国“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政策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

      三、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

      “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是以北京大学陈学飞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多年研究实践中所形成的有代表性的话语体系，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何谓“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该团队对此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即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指基于对实然的教育政策现象的经验认知，运用相关理论或提炼本土概念和分析框架对现象加以解析，从而在发展政策理论的过程中揭示教育政策现象的真相、性质和规律”[6]。

      这一类型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特点体现在强调经验认知和理论导向两个方面。首先，强调经验认知，强调对具体的教育政策过程展开研究，如对某一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或者整个政策的变化过程进行细致深入的描述，力求客观地反映教育政策过程中的真实“故事”。因此，这类研究尤其强调实证，强调获取一手资料，通过对关键的政策相关者进行访谈、问卷调查以及对重要文献资料(甚至是一些还未能公开的内部资料)的“攫取”、分析来呈现一个真实的政策过程。其次，强调理论导向，强调在政策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故事”进行剖析、解读，进行概念化、抽象化的学理阐述。这个时候，就需要选择一种作者自认为“靠谱”的理论观点对该教育政策过程何以发生、如何发生等问题进行诠释。“理论观点”未必一定是名家、名派的观点或公认的学说，而实际上可以是自己提出的一套概念体系或者只是一个理论视角而已。因为从理论上讲，一个好的教育政策过程案例，应是一个开放的、未被程式化的“故事”，故“理论导向”是有多种可能的，换言之，不同的读者对呈现在眼前的“故事”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而理论注解是否妥当、有力，就要看论证是否忠于真实的政策过程本身了，通俗点说就是应“自圆其说”。如果能“提出一个恰当的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理论假说，就抓住了案例故事的灵魂”[7]。

      当然，理论导向与经验研究在脑海里孰先孰后，不同的研究者对此会有不同的偏好，也不排除研究者甚至先提出一个“前摄性”政策解释理论或者架构一个严格的分析框架，再去寻找资料、展开经验研究的可能。当然，能够先有明确的理论导向，就说明研究者对该教育政策过程有过系统的考察与思考。以北京大学陈学飞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令人称道的成果，笔者不妨尝试分析其中数例。

      陈学飞的《理想导向型的政策制定——“985工程”政策过程分析》(2006)一文，首先以翔实的事实材料鲜明地勾画出了“985工程”政策的形成过程和宏观背景，接着以清晰的脉络梳理了“985工程”从一期工程到二期工程的政策延续发展过程。通过梳理这一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作者看到了“985工程”制定过程中“理想导向型政策目标”驱动的特点，即政策目标往往长远而宏大，能够起到宣传引导、鼓舞人心、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也正是这种理想导向，带来了政策目标较为模糊、实现政策目标的代价难于计算、高校自身改革预期成效的不确定性以及政府支持期限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因而在执行中常常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全文洋洋洒洒万余字，通过考察政策过程，“摆事实讲道理”，所持的理论视角一以贯之，论证有理有据。该文可称得上是对教育政策进行“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的范文。

      濮岚澜等人的《话语运动与议题建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议程设置分析》(2004)一文，对1999-2002年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发布的高等教育政策法规以及《人民日报》报道的频次等情况进行了整理、分析。作者在此基础上运用“话语运动”的概念体系对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议程设置内容和语义框架进行分析，认为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议题的形成过程与其说是完全由一方有意策划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政策行动者话语互动的产物，但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者均具有同等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更具主导性的行动者，且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行动者以多种方式参与进来。

      张国兵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过程研究——支持联盟理论的视角》(2006)，以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政策过程“扫描”，发现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完善和重点建设项目呈“浪潮式”发展的特点，即新的重点建设项目相继出现并互相叠加，新项目比之前的项目投资力度更大，单个重点建设项目中的受益者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在经验研究以及初步发现“有趣现象”的基础上，作者进而作了理论导向的分析。在作者看来，拥有大致相同政策理念的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组成了重点建设政策的支持联盟，这个支持联盟为重点建设政策提供论证性的政策理念，在重点建设政策项目中分享利益，并成为政策子系统的主导联盟，构成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现实推动力。应该说，作者对有中国特色的重点建设政策和有中国特色的支持联盟作了很好的论述，将二者的“有机联系”作了比较完美的论证。表2列举的是“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范式的部分代表性研究成果(仅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例)。

      从表2列举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对它们的简要分析中不难看出“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所透露出的一些研究特色。从政策的周期来看，该系列成果所涉及的教育政策过程包括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以及政策终结(失败)等主要环节。随着“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范式的不断推进，该范式在扎根本土的经验研究方面，不断探索研究方法以及资料获取的技术路径；在理论导向的突破方面，由采用经典的西方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等政策过程的理论，逐步发展到对本土化概念体系的自主开发或对当今政策研究前沿知识理论的自觉运用。

      

      四、运用某种理论对教育政策的解释性研究

      有这样一类研究成果，它们以具体的教育政策为对象，以某一种政策理论或相关理论为视角，对该政策进行解读。这一类文献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运用某一理论工具对具体政策进行阐释，对政策过程进行适当介绍，但并不对政策过程进行具体描述。因此，这类研究与“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范式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理论解释性的内容较多，而实证的内容太少。这一类型的政策过程研究，类似于政策分析方法中的“线性模式”(linear model)，即“按一定的理论基础进行有关政策的应用性分析和研究”[8]。

      实际上，以西方公共政策过程理论或其他相关理论来理解某一教育政策现象已成为一种研究取向。越来越多的教育政策研究文献跳出了教育学框框，从公共政策学等学科领域中去寻找理论依据或解释的工具。如张烨的《重读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基于教育政策借鉴理论的视角》(2007)，从大卫·菲利普斯的政策借鉴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对20世纪50年代具有典型借鉴特征的“院系调整政策”从跨国吸引、决策、实施以及本土化等4个阶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再如许纪霖的《北大改革与商议性民主》(2005)一文，从“商议性民主”的理论化概念视角对2003年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制改革这一个案进行了解读，有理有据地剖析了北大的这次“虽然目标未必民主，但方式上却具有商议性民主的某些基本特征”的政策改革过程，作者进而认为，北大改革的讨论为商议性民主在中国的展开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典范。俞健的《“就近入学”政策评估——弗兰克·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的运用》(2006)一文，运用费希尔的公共政策评估方法对“就近入学”政策进行了一番评估，主要围绕费希尔方法论框架下的4种讨论形态(即项目验证、情景确认、社会论证和社会选择)，对我国的“就近入学”政策进行评议。这类文章还有很多，它们作为一种相对新颖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育政策过程研究的一种新取向。

      上述文章在行文构思上具有共性。这种采用一个中观或微观的理论(甚至是一个概念、视角)对某一教育政策进行解读式分析的文章读起来比较生动有趣，其中不少解释充分、有理有据的文章在认识上大胆突破，不乏理论价值。以颇为流行的“支持联盟框架”(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理论为例，国内学者就此发表的研究论文就有张文静的《美国肯定性行动的政策变迁——基于支持联盟框架的分析》(2009)、吴越的《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的政策变迁研究——基于支持联盟框架的分析》(2009)以及刘芳的《高等教育政策的创新过程：支持联盟框架的透视》(2007)等。正如鲍嵘教授所说：“近些年，政策过程研究中的支持联盟框架因为结构较为稳定、术语清晰，加上有意推广与验证，在许多国家和多个政策领域得到运用和修正。”[9]

      五、教育政策过程的“回顾式”研究

      在关注教育政策过程的文献当中，有一类文献独特而生动，这就是针对某一具体的教育政策，通过人物专访、回忆的方式，对该政策的决策、制定等过程进行深度再现的访谈、回忆性文献。这一类文献大致可分为政策决策亲历者的回顾性研究和阶段性教育政策变迁过程的回顾性研究。

      (一)政策决策亲历者的回顾性研究

      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重要事件为契机，学术研究的各个学科领域出现了一大批纪念、回顾性的研究成果，而针对具体教育政策过程的访谈、回忆性文章也出现不少。这类文章是我国教育政策过程研究中的奇葩，颇具典型意义。这些文章的作者往往就是某一重大教育政策过程的亲身参与者、见证者甚至是关键的决策者。他们在有关具体教育政策过程的细节描述与再现方面还原了重要的事实，展示了政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会议、讲话等细节方面丰富而鲜活的第一手材料。而这些材料往往是作为“第三者”的研究者难以获得的。而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他们也很难有亲历者那样的体会。这些针对具体教育政策的访谈、回忆性的文章实际上就是一个个描述生动的政策案例，为深入开展政策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材料。笔者择取其中数例来加以分析。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改革的第一声春雷，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这份文件不仅对当时教育领域若干紧迫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更为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启立同志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直接领导之下，按照中央的部署，主持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文件的酝酿、调研和起草全过程的工作。2008年，胡启立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一文。毫无疑问，他对这一重大教育政策过程的“还原”乃至“解密”，是最有发言权的。该篇文章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作者将决定出台的背景、任务布置、资料收集、调查研究、报告撰写与呈送、政治局常委批阅、修改报告、下发征求意见、汇集意见、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学习与修改、小平同志讲话“吹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公布等政策关键环节和具体细节，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娓娓道来。从1984年10月29日中央书记处开会正式启动，到1985年5月27日正式发布，此文清晰地呈现了这一国家重大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来龙去脉，整个“故事”情节完整，关键事件“串接”到位。这些鲜活具体的一手资料是第三方研究者通过文献查阅、调查访谈等方式难以获得的。此文比较清晰完整地记述了政策出台前的一线调研过程。调研组从1984年11月20日开始启程，历时半个多月，辗转4个省，前后到过几十所学校，开了大大小小近百次座谈会，与1000多人座谈、交流、讨论。此文对调研活动的设计与组织、座谈会情景、各单位被访人员的发言内容以及对不同省市教育差异与特点的感受，甚至对一些经典性的话语都记载翔实。通过这么一篇回忆录，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到中央重大决策的真实过程，尤其是能够比较好地了解党政权力结构、决策机制等更为深层次的政策过程因素，对我们洞察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过程的内在机理与一般特色大有裨益。

      吴本厦的《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决策和立法过程》(2007)一文，结合作者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起草及实施过程的经历，较为翔实地回顾了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决策和立法过程，并表达了4点体会。吴本厦同志是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司司长，对这一问题他最有发言权。作者开篇就指出：“我国建立学位制度已有27年的历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也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但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些文章，对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决策和立法过程，大多是语焉不详。”[10]该文具体而真实地再现了不同时期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副总理、叶剑英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以及教育部官员等一大批政策决策关键人物的指示、报告、谈话内容。通过该文，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从1979年2月24日提出报告到1980年2月12日人大委员长签署公布的1年时间里，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缘起、制度建立进程与组织安排、决策起草者及其分工、重要会议讨论、重要的问题与波折、各个部门的观点与分歧等政策过程的关键人物和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读者通过细心阅读这么一篇数千字的精炼概括文献，可以很容易触发更多的思考，也就是说，它给研究者提供了展开思维、深入思考的可能，而我们则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思考。比方说，针对学位条例政策过程所体现的决策特点、学位条例的历史意义以及学位条例的改革走向等问题，研究者都可以在阅读《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决策和立法过程》一文的基础上去自由阐发。

      中国教育战略学会会长郝克明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直接参与了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政策的调研起草工作，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在《教育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范例——参加〈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研讨和起草过程的体会》(2007)一文中，郝克明教授回顾了自己参加《纲要》的研究和制定工作这段历程，回忆了《纲要》产生的历史背景、组织领导、日程安排、工作进度、主要活动等政策过程细节，如“从《纲要》研究制订过程来看，对《纲要》的思路和主要内容，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后曾讨论过4次；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过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办公会议讨论过5次。这在教育发展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11]。在行文表述上，作者还结合自身从事宏观战略研究的经验体会，以当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为抓手，如围绕《纲要》提出的21世纪初教育发展战略思想和战略选择、教育发展的数量目标、教育体制改革等问题，进一步展开、揭示了《纲要》政策制定过程的主要细节。作者还就《纲要》制定过程的意义谈了自己的两点体会，指出宏观决策的正确之于教育事业发展和成功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包括决策的程序、政策方案的选择、政策的实施与立法、政策的执行以及监督与评估等在内的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性。应该说，这两点体会正是这位亲身参与并见证中国这一重大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决策者的心声，也是她作为政策研究者基于政策过程研究的重大发现与重要结论。

      对教育政策过程进行回顾的回忆、访谈性文献还有不少，而且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推进，针对过去重要教育政策过程的研究文献还会出现。这一类型的政策过程研究有着鲜明的特色，不同于非政策亲历者的相关研究。比如说，研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与研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颇具相似性，同样是对国家重要宏观教育政策的研究，然而，二者的研究诉求却可能会很不一样，如周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政策分析》与郝克明的行文风格和提供的信息完全不一样。

      (二)阶段性教育政策变迁过程的回顾性研究

      对阶段性教育政策过程的回顾也是一项很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研究现象，每逢一些重要的年份(如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一般都会出现一些对重大政策过程进行回顾的文章。这些文章在阐述政策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如和震的《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三十年回顾》(2009)一文，翔实地分析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所经历的恢复(1978-1984年)、发展(1985-1996年)、滑坡(1997-2001年)以及重振(2002-2008年)4个重要阶段。基于对这一变迁过程的细致分析，作者进而把握到了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一些问题，如政策取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发生过数次重大的转变，同时由于政策工具不充足、价值冲突、政策目标与手段不对应等问题的存在，影响到政策实施的效果。笔者以改革开放30周年为例，列举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的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政策过程回顾性研究论文(见表3)。

      

      通过文献的系统跟踪与综述发现，当前涉及教育政策过程研究的成果较多，“政策研究”的意识明显增强，特别是一批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开始以具体的中国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然而，规范意义上的“政策过程案例研究”成果难求，多数混杂于“政策研究”、“政策分析”之中，如围绕某一政策而作的理性思考、反思体会等。相对而言，人们一般习惯于对一项政策的制定予以较多的关注和研究，而对政策的执行过程、发展演变过程以及终结退出过程则不是很重视。与此同时，有关政策过程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较多，即不太专注于政策过程中的某一环节，对政策过程的细节研究投入不够，多为粗枝大叶的粗线条。如果按照政策过程分类，对这些政策案例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归类与区分较难。一些政策案例研究开始自觉导入西方某一理论(类似分析性案例)，但总体上“经验”分析与实证研究不足。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重要活动的开展，政策过程“回顾式”研究成果日渐增多。这些研究以庆典活动为契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文本进行了梳理，而且还对政策过程进行了描述。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研究值得重视。总体而言，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成果尽管不断涌现，但良莠不齐，突出的问题在于科学意识、方法意识、学科意识、实证意识以及本土意识较弱，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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