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试论论文,模式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一般指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期，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经济体制和指导进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总和。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二战后，它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恢复经济，初步建立工业基础，也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在同时，它又包含了一系列缺陷和弊端。当时代主题曲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其缺陷和弊端就日趋突出出来，成为经济和社会继续发展的障碍，成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长期照搬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在走了很长一段弯路，吃了很多苦头后，才认识到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十分重视研究、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过多次精辟论述。研究邓小平以苏为诫，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思想和科学方法，对于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观的重建
社会主义模式是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也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统一。社会主义模式这个范畴，主要解决如何把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卓有成效地付诸于实践的问题，即主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模式的建构和调整，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指导，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基本特征、基本制度；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各国国情、民族特色、文化传统等因素来决定这种模式的构建和调整。因而，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途径问题，即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邓小平一方面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又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解决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和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全新的社会主义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时，反复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出现失误，根本原因是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没有搞清楚，一是因为多年来照搬苏联模式，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二是制定的政策太“左”，急于求成，超越阶段，违背了客观规律。关于苏联模式，邓小平对此曾多次进行深入的剖析。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就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P163)这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表述，实质是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之后，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我们现在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1](P250-251)“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P139)这两段话言简意赅，切中要害，既表明邓小平开始从理论上将社会主义制度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模式区分开来，并试图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又蕴含了我国改革开放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同时还尖锐地指出了苏联模式的病根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和“僵化”了。1988年5月，邓小平再次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2](P261)在此，邓小平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作为相提并论的两个不同概念，作为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类型、不同模式、不同体制而明确地提了出来。
为了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1](P314)而“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2](P138)，同时也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2](P176)。“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2](P142)。到1992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至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以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以改革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全新的社会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型
改革开放在我国起步以后，当邓小平于1979年11月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时，他即把苏联经济制度对我国的影响问题提了出来，指出：“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1](P235)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就需要进行改革。1980年底，邓小平在谈到必须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时，他又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1](P362)这是他第一次除对苏联工业企业管理体制之外对苏联农业现代化方法发表的意见。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进一步认识到：“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P139)这里的“苏联模式”，显然是指20年代末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废弃新经济政策之后，在苏联逐步建立起来的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只搞计划经济的模式。
对于只搞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邓小平的态度是明确予以否定的。他认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2](P148)，“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2](P149)，“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2](P203)。
正是在总结学苏联的计划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解决问题的经验基础之上，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将自己长期以来的思考归纳为那段令所有马克思主义都都耳目一新的名言：“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P37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不是在计划经济范围内作某些修补或进行某些调整，而是作实质的变革，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举措就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具体运用。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完全转型。
三、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完善
对于苏联模式中的政治体制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也有过多次论述。在谈到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时，邓小平指出，这种官僚主义现象，“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1](P328)。同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实际上就是苏联模式的典型特征。在谈到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时，邓小平指出：“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1](P329)共产国际时期各国党的这种传统，事实上首先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党的传统。在谈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比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时，邓小平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P333)总之，对于苏联模式中政治体制的评价，正如邓小平1986年9月29日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的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2](P178)。这种政治体制，“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P327)。这些弊端，妨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P176)。
正是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3]，也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四、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嬗变
1956年至1963年，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曾先后5次访问苏联，并且指导了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这种同苏共和苏联长期交往的阅历，使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第三次复出时，有更多的机会来深刻认识苏共在处理同其他政党、苏联在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的一系列做法，而这种认识成果也是邓小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为树立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关系方面的新形象，不断以苏联对外政策为戒，将自己在这方面的深刻见解公诸于世。还在1980年5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1](P319)这一语中的，击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要害。
苏联搞霸权主义，是通过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一是苏共搞“老子党”，一是由苏共领导下的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对于苏共搞“老子党”的做法，邓小平强调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和人民，“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1](P319)。“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2](P191)，“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2](P236)。对由大国沙文主义所体现出来的苏联霸权主义对外政策，邓小平依据历史事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当70年代至80年代初，苏联在“缓和”的幌子下，全面出击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与美国争霸，将霸权主义实践推向高潮时，邓小平指出：“苏联霸权主义加速推进全球战略部署，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和我国的安全。”[1](P395)“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2](P294)。
正是由于有苏联实行霸权主义这一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教训在先，因而邓小平力倡在新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党与党、国与国之间的新型关系。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遵循邓小平的对外思想，将党际关系新原则概括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4]。此外，邓小平还反复强调，“我们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2](P70)。“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2](P353)。
综上所述，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在领导中国人民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转变。如果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最终使社会主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话，那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则使社会主义“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我们已经从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