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就业形态下的政策创新需求研究
——基于新老蓝领职业健康的考察
梁玉成 鞠 牛
内容提要 共享经济的平台主义发展改变了社会组织体制和就业模式，对社会政策的发展提出了新挑战。本研究从政策创新需求的视角出发，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来探讨共享经济关于劳动保障的政策发展方向。理论分析考察了共享经济就业模式下，组织体制和劳资关系的改变对政策创新的挑战。实证研究则发现，尽管新蓝领的收入水平已超过传统蓝领，但其健康状况也更依赖于经济收入，而且面临着比传统蓝领更为严重的健康问题。本研究认为，政策创新需求的立足点需要从劳动权利向健康权利转变，消除平台主义的过度开放性对传统组织体制和政策保障的挑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共享经济 平台主义 政策创新 新蓝领
问题的提出
转型的中国社会已成为一座“世界工厂”，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近年来，在传统的生产和商业模式不断发展的同时，互联网信息技术也在深刻改变经济与社会的组织结构，极大地促进了市场信息的搜寻、处理和交换，出现了以共享和分享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平台主义经济体制和零工经济的就业模式。客户的项目通过平台分解为微型任务虚拟外包给员工，催生了平台经济生态系统下的劳工群体。共享经济下的就业模式解放了传统的雇佣关系，能一定程度上消除劳资不平等关系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促进个体自由发展和社会和谐。但这种就业模式带来职业选择自由的同时，也会使从业者难以获得传统企业就业模式下的各种福利和保障。而且这种趋势会随着共享经济的不断扩张而加剧。社会应如何建立新的制度安排，使得劳动力在共享经济中实现灵活就业的同时还能保障自身权益，从而促进共享经济的有序发展，这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
共享经济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讨论，在制度方面主要集中在共享经济在市场中的合法性以及如何规制的问题(Katz,2015)，并且向具体的共享领域和规制模式的类型化深入(Posen,2015)。然而，共享经济的领域和范围极其广泛，不同共享对象和方式下的规制模式更是千差万别，难以实现相对统一的规制策略。例如国内有关研究主要探讨了“P2P”(peer-to-peer)平台的共享经济规制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规制创新需求和途径(蒋大兴、王首杰，2017)。但此类平台主要侧重商品共享，例如房屋、汽车等，无论是商品提供者还是消费者的群体特征都有自身的特殊性，无法分析共享经济模式对更广泛人群的影响。而且法律视角的研究往往基于明确的法律法规框架，难以解释非正式制度或关系下的一些不确定性较强的问题。劳动过程理论指出，劳动力具有不确定性，劳动能力不意味着劳动的实现，劳动实现过程中充满了紧张和冲突，而且这种不确定性不可能完全消除(O'Doherty and Willmott，2009)。
本文尝试将政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相结合，从政策创新需求的视角来研究共享经济中更为广泛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已经将社会政策推向前台，人们已经进入了“社会政策时代”(王思斌，2004)。政策创新已成为政府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环境，回应诸多治理挑战的重要手段。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和经济增长成就，很大程度上与鼓励地方政策创新以及推广成功经验密不可分(Heilmann，2008;朱亚鹏、肖棣文，2014)。目前的政策创新研究主要从顶层设计的视角出发，集中在政策创新扩散的动力、扩散机制与模式上，政策创新的现实来源和需求容易被忽视。然而，顶层设计不一定能满足政策的合理性(哈耶克，2012；科尔奈，2007)，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不乏来自普通民众的思想创新和探索，再由国家赋予合法性的重大制度改革。从基层的政策目标群体出发去分析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创新的需求和发展方向。本研究将以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共享平台劳动就业模式下的政策需求。在理论层面，本文考察共享经济就业模式下，组织体制和劳资关系的改变对政策创新的挑战，从而明确政策定位和创新方向；实证层面，研究将对政策目标群体的健康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对零工经济的劳动力生存前景加以探讨，为政策创新需求提供经验支持。
共享经济本质和隐忧
共享经济是一个以平台主义为本质的经济生态系统。平台是一个实现外部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动的数字化过程，能够在市场上吸引包括生产、消费、宣传、投资等多个方面的受众(Howcroft and Bergvall-Kåreborn，2019)。平台是技术革新的成功体现，在经济上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的行动者特征，即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和新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Srnicek，2017)。平台主义的工作模式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众包工作(crowdwork)。众包(crowdsourcing)的概念由美国《连线杂志》(Wired Magazine)的记者Jeff Howe(2006)系统提出，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从按需工作的劳动力当中获取数字或物质贡献的经济活动。业务通过互联网或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分派和承接，劳动者一旦完成他们的任务，平台就以数字计件的方式支付报酬。其二是按需工作。有工作需求的人可随时随地接入工作平台找到工作，不需要工作时关闭平台即可脱离，就业模式十分灵活。随着工作的执行无须太多交易成本和物流负担，公司大范围获取技能的劳动力成本也大大降低(Zhao and Zhu，2014)。
信息传递方式的多样性，给民族音乐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使幼儿教育有着十分丰富的本土少数民族音乐的教学资源。所以，在幼儿园教学资源库的构建过程中，一定要将开放性原则贯彻到底，多方式、多类型、多渠道地去收集、整理民间音乐，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有选择、有计划地将收集到的各种音乐资源纳入幼儿园音乐课程教育中，以此来丰富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的音乐教育资源，构建充分发扬民间传统音乐的平台，更好地传承民间传统音乐。
另一方面，与众包工作不断增长相对应的，则是大公司逐渐裁员缩减规模，只留下核心管理层和基本的组织架构。大部分工作承包给自由职业者或是小团队，产生了很多零工。随着互联网技术主导的用工平台的建立和发展，“零工工作”作为一种新的就业和工作形式开始盛行起来。例如出租车线上预约平台公司“优步”(Uber)，对外只是一个作为供需双方的交易平台的应用程序。公司的正式员工并非司机，而是一些数据科学家，他们通过算法仔细研究司机和乘客，确定双方如何互相匹配需求。司机本质上是和平台相对独立的承包商，具有合作伙伴的性质，避免了劳资关系所需要的相互责任，工人需要授权让自动化系统为公平负责。乘客则扮演着中层管理人员的角色，负责评估司机在准时、安全、认真等方方面面的表现。
总之，鉴于现阶段不断变化的教育教学环境，为了促使自身数学综合能力全面提升，作为高中生的我们也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持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学习策略创新活动，最终在实现高效学习的基础上益于自身数学综合素养全面养成。
与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平台主义在产权安排上具有更大优势。平台主义以网络化和数字化的新形式提供灵活、公正、体面的工作；它促成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公共基础设施把工人团结在同一个合作社中，成为劳动者自己的劳动平台。作为数字化工作的榜样，平台主义原则包括良好的薪酬和工作保障；较高的工作透明度避免信息不对称，工作由供需双方共同决定，具有保护性的法律框架；每周固定三四十小时的工作时间，员工不会被随意支配，工作场所的监控有限，且具有家庭友好型的工作氛围等等。
然而，平台主义的过度发展也存在着一定隐忧。《经济学人·商论》(Economist)于2018年8月发布了一篇名为《跑腿兔快跑：2030年7月》的文章①，系统展望了“零工经济”的发展趋势、动力以及即将引发的各种问题。该文章设想在202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工人会脱离公司员工体制被纳入一个或多个劳动平台。公司开始比以往更加依赖通过数字平台安排的外包临时工。工人每天或每周通过在线交易所获得工作任务，这些交易所把公司与合同工匹配起来。在纽约一家私募股权公司IIM，所有低于首席官级别的工作都将被重新分类，这类工作者将不再是IIM的员工。这样公司能够更为灵活地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员工也有机会在其他地方工作和赚取收入。零工经济在十年内会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看起来像IIM。文章指出，过往的外包模式存在技术上的限制，企业无法确保自己能够在有需要之时马上就在公开市场找到合适的劳动力，不得不留任许多并非从事核心业务的员工。现在“跑腿兔”(TaskRabbit)等零工经济平台已经兴起，人工智能能够快速将工人与雇主进行无缝匹配。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零工经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总体需求。越来越多底层劳动者既缺乏议价能力，又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法律保护和福利保障，医保的参与和覆盖面下降，可能引发公共财政危机。随着企业越来越容易被分割开来进行运作，企业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共享经济的组织和政策挑战
1.资源分配体制变化
3.分析结果
其次是工作场所标准的挑战。工作场所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企业的管理体制，如工作要求与工作控制、组织公平、工作负荷、雇佣期限、社会支持等。二是员工的劳动权益，如工作场所的暴力和虐待(郑广怀，2010)。平台化系统的开放性使得劳动力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加，劳动者被要求承担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上升。零工工作不再像传统工作那样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稳定的薪酬。为了最大化地进行劳动控制和转移雇佣风险，雇主们常常采取即时性的工作安排，而这些安排的制定通常不会考虑到员工的偏好，使得个人经济风险增加和身心健康下降(Schneider and Harknett,2019)。工作场所的分散化和不确定，为政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受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及重启制裁的影响，伊朗的油气投资及石油出口目前几近陷入停滞，给已建项目投资回收带来较大压力，新进入项目的履约也面临挑战。中国石油企业应依托政府的力量，做好与资源国政府的沟通，协商解决目前面临的困难，并利用一切时机，加快提油和回收投资，降低风险损失，暂时不宜签署新的油气合同。
2.竞争压力对蓝领健康的影响机制
与共享经济的就业模式开始颠覆原有经济组织体制对应的，是政策上对传统劳资关系下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首先是社会保障的政策挑战。共享经济的就业模式中，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以及带薪假期都与一个特定的雇主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在零工经济的工作模式下，劳动供给者与经营共享平台的公司之间更多是一种松散的战略合作关系。就业模式灵活、雇主组织模式松散化以后，员工地位的底层化和社会风险也同时在增加。这就要求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基层员工在被动向独立承包商转型的趋势相适应。
为满足2003年后唐山市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试点工作，以控制污水排放为主，到2010年前后污水排放总量有明显减少，但至2017年污水排放总量基本恢复原有水平，近15年来全市污水排放总量没有明显增加或减少趋势。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年11月7日下发的586号《关于确定杭州市、唐山市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试点城市的通知》文件，要求唐山市开展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试点工作。工作开始后，由于污染物治理工作需要污水处理配套工程建设、资金和技术支撑，短期不可能完成，因此以控制污水排放量为主。到2010年前后，唐山市污水排放总量与2003年相比减少42.6%，有效减轻了水功能区污染负荷。
其次是在市场和企业组织内部同时在发生变化。在企业的雇佣管理体制方面，随着提供个人劳动服务为主的零工经济和在线平台迅速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平台化雇主和独立员工。在这种新型的工作关系下，共享平台应用程序只规定劳动条件，承担更多的是一种工作发起者的角色，不承担作为雇主的责任。员工兼具雇佣和独立承包的特征，在法律上也难以提供较为明确的规则来解释由此产生的歧义与模糊性(赛斯·D.哈瑞斯，2018)。零工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市场结构，网络平台的建立取决于众多中间代理商形式的次级平台。零工经济依靠信誉与用户评价体系，导致零工工作在网络平台上的分配会向好评较多的次级平台倾斜，工作机会又会通过次级平台再次转包给个体劳动者，多层级的转包降低了零工经济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充分的剩余劳动力使得上述情况长期存在。市场和企业的双重变化下，组织议价体制出现缺失。工人可以依托工会与资方集体谈判，但独立承包商很难组织起来。他们往往被假定有足够的议价能力和业务能力，以及用于规避市场风险的资源，这种社会关系契约无须政府过多干预即可实现，否则将失去在市场中的自主权。在这种趋势下，工人的传统组织形式和抗争形式不再有效。
第三是工人组织政策的挑战。随着工作被分解，在更大的生产过程中，工人要确定自己的位置变得更加困难。人员流动率高，时间跨度短，造成工人在地理上的分散和政治上的孤立。工人的传统组织形式和抗争形式不再有效。工人可依托于工会与资方集体谈判，但承包商不太可能组织起来。此外，缺乏正式和固定的工作地点也阻碍了劳动者集体身份的认同，缺乏追求共同利益和团结的意识。新的政策需要建立与平台化和数字化经济特征相适应的集体谈判的组织制度。
政策创新需求的实证理解
在共享经济的就业模式不断发展的趋势下，当代中国出现了“职业两极分化”的现象：在职业技能阶梯的顶层，工业化、后工业化经济体需要越来越多的技能要求高的工作；而在底端，新经济导致的以快递、外卖骑手为特征的灵活的、保护薄弱的、不稳定的低技能和低工资工作的蔓延，职业金字塔底部“廉价劳动力”的扩张。基于上述政策挑战，本研究选择蓝领劳动者这一政策目标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健康对体力劳动阶层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其他阶层更为直接地决定了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交换价值。一旦遭到健康风险的冲击，不仅丧失劳动力无法获得经济回报，还有可能长久退出劳动力市场。研究发现体力劳动职业最容易受到健康问题的冲击，有身体缺陷的人即便在失业率较低的时期也难以在体力劳动市场就业(Bartley and Owen，1996)。随着工作环境变得复杂化，工作条件对体力工作者的精神健康影响也开始增加(郑广怀，2010)。因此，本研究从一般健康和精神健康两方面，分析平台化就业模式下，蓝领劳动者健康影响机制是否发生了改变，对政策创新需求加以实证探讨。研究将以体力劳动为主且没有固定单位的人群定义为新蓝领，与依托于工厂和生产单位的传统蓝领工人区分开来。
1.社会保障对蓝领健康的影响机制
收入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原因在于两者之间存在着间接联系，存在着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作为中介变量，例如健康行为、医疗制度、社会支持、社会心理学变量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大规模投入的基础公共卫生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下，个人健康很大程度上来自单位和家人群体的保障，这和西方的个体主义社会完全不同(Lowry and Xie，2009)。文化制度上的差异很可能反映出收入的健康回报机制的差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平台化就业模式的发展，传统蓝领和新蓝领处在不同的社会保障体制下。传统蓝领的生存更多依靠单位，而新蓝领则主要依靠经济收入。下图为不同时期新老蓝领的收入差异对比。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的数据表明，2016年较高收入的蓝领人群比例要普遍高于2014年。在内部差异上，2014年新蓝领的高收入人群比例要低于传统蓝领，但到了2016年，这种差异已经发生了逆转，新蓝领的收入开始占据优势，即便两者的收入水平都在增长。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的假设如下：
竞争压力机制差异假设：相对于传统蓝领，新蓝领更需要独自面对劳动力市场，竞争压力更大，不健康行为更多。同时竞争压力也将导致其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2.共享经济的政策需求
丹尼尔·列托(Nettle，2010；Pepper and Nettle，2014)提出健康行为的社会地位梯度理论模型，认为阶层之间的健康行为差异受到外生的死亡风险调节，外生的死亡风险越大，采取健康行为的收益就越小，就越不可能采取健康行为。社会阶层越低意味着生存环境越差，外生的死亡风险越高，在需要耗费较多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采取健康行为的概率也就越低。根据该理论，抽烟，喝酒，不运动等不健康行为很可能会受到外生的竞争压力的调节。在中国社会，吸烟喝酒行为作为职场和社交文化，可以获得经济动机和市场回报，且与社会竞争程度相关。尤其对低阶层群体而言，烟酒等行为有助于对压力的缓解和适应(Gilbert and Zemore，2016)。在竞争压力大的环境中，人们投入精力和时间采取健康行为的机会成本越高，通过抽烟，喝酒等行为排解压力和开展社交活动的可能性越高。基于上述分析得出假设如下：
社会保障机制差异假设：传统蓝领有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对其健康的影响更小，而新蓝领存在去单位化的倾向，社会保障相对缺乏，收入对其健康的影响更大。
高强高性能混凝土易于浇筑，振捣时不离析，可提高混凝土耐久性、抗渗性、密实性及韧性，延长混凝土的寿命，确保工程质量。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美国养老社区的发展，正是与政府相继出台的优惠政策有关。比如，1959年《住房法》规定，直接向养老社区项目提供贷款。1968年，联邦政府通过《住房和城市发展法》为调整以往政府兴建公共住房的政策带来的财政重负，为符合条件的开发商和购房者分别提供一定的低息贷款，此政策成为鼓励私人资本进军养老地产开发的重要立法。
平台主义的发展在资源分配上改变了现有社会组织体制，首先是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性质发生改变。作为现代企业理论的代表，科斯(R.Coase)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从提出，企业和市场作为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在运行时都会产生交易成本。企业能够节约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作为替代市场的经济组织而存在。企业基于科层制的自上而下资源配置机制，能够高效率地应对市场交易过程中所需的各种复杂环节。然而随着企业内配置的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企业的组织规模和内部层级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开始扩大和变得复杂，信息传递和内部交易成本将会上升。内部交易成本一旦高于市场，企业就会将部分生产环节和业务外包，实现企业和市场两种交易成本的平衡(Coase，1937)。工业化本身是一个将独立的工作转移到能支付有竞争力的工资和福利，并满足就业标准的雇主或工厂的社会过程。共享经济则相反，工作回归独立形式被组织成离散的活动，报酬与完成情况挂钩，而不考虑特定时间。员工从雇员转变为独立承包商，自行负责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的购买和维护成本。用工合同往往基于短期的项目，劳动者的工作量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这种情况下，计件工资制能清晰直接地反映出劳动者的工作表现和回报，大大弱化了交易成本的产生机制，使得企业和市场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
第一，闽商团队协作往往局限在狭隘的宗亲乡族关系网络内。闽商习惯于依据血缘、地缘及业缘关系组建商业行销网络，习惯于在同宗、同文、同乡中寻找信任感和安全感，在由宗亲乡族观念指导建设成的闽商网络里寻找合作伙伴。〔2〕137但是这种宗亲乡族观念又受制于地域而十分狭隘，往往形成众多地方小帮派，不利于形成闽商大团队。这种宗亲乡族观念也容易形成非开放性、排它性，不利于闽商开展更广泛的合作与竞争，不利于融入现代经济与全球化。
表1是新老蓝领自评健康影响的分析结果。分析发现，加入了蓝领类型和收入的交互项以后，蓝领类型之间的自评健康差异变得显著。新蓝领的自评健康更差，但收入对健康的正面影响更强。社会保障机制差异假设得到证实。
“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我们深信，高度的语言修养是合理利用时间的重要条件。”这句话来自于苏联苏霍姆林斯基。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够让教师自如地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自如地与学生的交流沟通。
表 1新老蓝领自评健康状况影响机制的 ologit模型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p<0.1,**p<0.05,***p<0.01
由于共享经济发展程度很可能存在城市间差异，这里采用多层次模型来考察蓝领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精神健康状况操作化为抑郁症状得分，根据20个相关的量表问题得分加总生成。表2的分析结果表明，新蓝领比传统蓝领有着更严重的抑郁状况，这种差异不受收入影响的调节，即不同的收入水平下新蓝领都面临着比传统蓝领更大的精神健康问题。
表 2蓝领抑郁症状影响机制的多层次回归模型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p<0.1,**p<0.05,***p<0.01
下面我们从行为方面来进一步考察蓝领劳动者的内部健康差异，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分析发现，新蓝领比传统蓝领有着更多的喝酒和锻炼，但在抽烟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考虑到喝酒和锻炼可以排解工作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文关于新蓝领面临更大精神健康问题的结论，共同证实了竞争压力机制差异假设。
总结和讨论
共享经济在节约成本、提升交易效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同时也会对市场竞争秩序、规制体系产生冲击。随着新的共享经济、众包经济、零工经济迅猛发展，整个社会将面临一个全新的转型。中国社会传统的“雇员-雇主”的“单位制”结构可能经历解体。转型过程中，在新的社会运行体系尚未被完善建立之前，作为独立承包者的蓝领工人们被要求承担越来越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对他们的健康提出了挑战。本文的实证分析也进一步发现，共享经济就业模式下的新蓝领工人确实面临着更多的健康问题。这意味着尽管共享经济创造了就业机会和更具灵活性的工作方式，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自主性，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并未得到改善，反而面临着更多的危机。走向按需工作的转型最重要的是可达性，为了转型过程中的社会能够持续稳定和发展，社会必然面临着保护转型中最主要的核心群体的政策挑战。
表 3健康行为影响机制的多层次 logit模型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p<0.1,**p<0.05,***p<0.01
在共享经济模式下，传统企业基于劳动合同的雇佣关系转变为供给者与平台公司之间松散的合作关系。从积极的意义上看，传统雇佣关系得到解放，有利于消除劳资不平等关系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同时促进个体的自由发展。近年来，面对工人集体维权越来越广泛地出现，国家已开始更多地考虑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进而采取趋于容忍和理性的处理方式，工人集体权利的实现比过往有了更多机会和条件(Su and He，2010)。目前已有不少平台公司加强了商业保险合作，根据零工工作特点和需求，以更为灵活的保险方式来保障用工过程中的安全。在国家征信大数据平台系统的建设下，征信机构也开始对平台雇主和劳动者建立诚信档案，加强对网络平台用工行为规范的监管。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的分析表明，政策创新需求的立足点，需要从劳动权利向健康权利转变，消除平台主义的过度开放性对传统组织体制和政策保障的挑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组织体制平台化和从属承包者的法律界定困难，带来的社会保障、工作场所和组织议价的政策挑战和负面效应，需要通过健康保障的政策需求来弥补。
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西方社会，政府面对经济危机采取的措施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它们同时也推动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包括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劳工生存环境并允许其组建工会、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等。与之相反的是，我国福利制度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却是一个不断市场化的变革过程，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制度的市场化开始大大加快。长远来看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高储蓄和低消费并存的现象，从而无法积极面对健康风险。为了实现按需工作的转型同时保障转型劳动群体的健康权益，政策创新需要服务于有效扩大内需，全面提升国内的健康消费能力，并形成与当前平台经济结构相匹配的健康观念和消费方式。具体的实现方式有两方面，其一是调整社会利益结构，让平台方按劳分配健康资源，保证平台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拉动健康需求。其二是建立平台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共享经济就业模式相适应，形成横向的平台模式和纵向的按劳分配交叉的健康保障网络，使劳动者对零工经济的从业前景形成相对安全和稳定的预期，为健康能力提升提供制度保障。总之，作为技术革新推动下的经济体制，共享经济的发展比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需要社会政策创新的支持。只有加强健康方面的政策创新，才能建立适合按需工作就业模式的制度性保障，从而增强底层劳动力对平台经济的参与度，促进共享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①https://www.economist.com/the-world-if/2018/07/07/run-taskrabbit-run-july-2030
参考文献
1.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2.蒋大兴、王首杰：《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3.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
4.赛思·D．哈瑞斯：《美国“零工经济”中的从业者、保障和福利》，《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5.王思斌：《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6.朱亚鹏、肖棣文：《政策企业家与社会政策创新》，《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7.郑广怀：《迈向对员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6期。
8.Bartley，Mel and Charlie Owen， “Relation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Employment, and Health during Economic Change, 1973-93”，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 313，1996: 445-449.
9.Coase, R.,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 1937,4(1):386-405.
10.Gilbert, P. A. and S. E. Zemore， “Discrimination and Drinking: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vidence”，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 2016, 161: 178-194.
11.Heilmann, S., “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Journal ,2008,59:1-30.
12.Howcroft, D. and Bergvall-Kåreborn, B.， “A Typology of Crowdwork Platforms”，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019， 23(1): 21-38.
13.Howe, J.，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 Wired Magazine , Issue 14.06，2006.
14.Katz, Venessa， “Regula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015， 30:1067-1126.
15.Lowry, Deborah and Yu Xi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Differentials in China: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at Old Ages?” in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Research Report ， No. 09-690,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9.
16.Nettle, D.，“Why are There Social Gradients in Preventative Health Behavior? A Perspective from Behavioral Ecology”， PloS One , 2010，5(10): e13371.
17.O’Doherty, D. and H. Willmott， “The Decline of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and the Future Sociology of Work”， Sociology ，2009， 45(5): 931-951.
18.Pepper, Gillian V. and Daniel Nettle，“Perceived Extrinsic Mortality Risk and Reported Effort in Looking after Health: Testing a Behavioral Ecological Prediction”， Human Nature ，2014， 25:378-392.
19.Posen, Hannah， “Ridesharing in the Sharing Economy: Should Regulators Impose Uber Regulations on Uber?” Iowa Law Review ，2015， 101(1): 404-433.
20.Schneider, D., and Harknett, K.，“Consequences of Routine Work-Schedule Instability for Worker Health and Well-Be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9， 84(1),82-114.
21.Srnicek, N.， Platform Capitalism , London: Polity Press，2017.
22.Su，Y. and X. He， “Street as Courtroom: State Accommodation of Labor Protest in South China”， Law and Society Review ，2010， 44(1): 157-184.
23.Zhao, Y. and Q., Zhu，“Evaluation on Crowdsourcing Research: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2014， 16(3): 417-434.
作者简介： 梁玉成，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鞠牛，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广州，510275
〔责任编辑：毕素华〕
标签：共享经济论文; 平台主义论文; 政策创新论文; 新蓝领论文;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