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诗派及其文化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三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清一代，地域性文学流派层出不穷，而以江南文学流派最为繁盛。西北地区的诗文创作在清代亦较为知名，但是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尤其对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三秦诗派，几乎没有进入学者研究的视野①。三秦诗派最早由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提出。其《刘戒亭诗序》云：“三秦诗派，本朝称盛，如李天生、王幼华、王山史、孙豹人，盖未易更仆数矣。予宦游南北，于洮阳得吴子信辰诗，叹其绝伦。归田后复得刘子源深诗，益知三秦诗派之盛也。”②王鸣盛不仅提出了三秦诗派的概念，而且列举了其代表作家，这说明三秦诗派在历史上确实存在。
从王鸣盛所论来看，三秦诗派的成员俱为清代秦陇两地的诗人。“三秦”本指关中地区，后来借指陕西省。但是东南人士习惯将秦陇视为一体，因此这里用“三秦”代指陕甘两省。三秦诗派几乎绵延了一个半世纪，跨越了顺、康、雍、乾、嘉五朝。从现有资料和当时影响来看，三秦诗派作家众多，成就卓著。明末清初，关中地区人文氛围之浓厚、诗学之繁盛闻名海内。吴怀清《三李年谱自序》云：“吾秦当有清之初，人文颇盛，隐逸为多，王山史、孙豹人、王复斋、雷伯吁诸贤其卓卓者。而当时雅重，又以三李之道为最尊。”③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云：“关中名士，予生平交善者，如三原孙豹人枝蔚、韩圣秋诗、华阴王无异弘撰、富平李子德因笃、郃阳王幼华又旦、富平曹陆海玉珂，皆一时人豪。”④朱彝尊《王崇安诗序》亦云：“予求友于关中，先后得五人：三原孙枝蔚豹人、泾阳李念慈屺瞻、华阴王弘撰无异、富平李因笃子德、郃阳王又旦幼华。五人者，其诗歌平险或殊，然与予议论未尝不合也。”⑤刘绍攽《二南遗音》记载了从清初至乾隆年间一百四十位秦陇诗人，其中不乏遐迩闻名的文学巨匠，如李楷、李柏、李颙、王建常、李因笃、孙枝蔚、李念慈、韩诗、王又旦、康乃心、屈复、杨鸾、吴镇、胡
等。他们又以交游和师承作为纽带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如清初著名的“三李”与王弘撰、康乃心、王建常、孙枝蔚等均交往密切，而由外地入秦的顾炎武、屈大均、梁份等人亦与他们频频来往，互通声气；孙枝蔚曾与流寓江南的关中诗人李楷、韩诗、李念慈、王又旦、张晋、张谦等人结“丁酉诗社”，此诗社可谓秦陇诗人聚会的一个绝佳场所，许多流寓扬州与孙枝蔚有诗文唱和的秦陇诗人都可以看作诗社中人。孙枝蔚《张戒庵诗集序》曾说：“然予与康侯(张晋)皆秦人，而东南诸君子颇多观乐采风如吴季子者，能审声而知秦为周之旧；又数年来诗人多宗尚空同，而吾秦之久游于南者，如李叔则、东云雏、雷伯吁、韩圣秋、张稚恭诸子，一时旗鼓相当，皆能不辱空同之乡。”⑥可见当时流寓江南的关中诗人之盛况。屈复虽为后辈，但曾多次拜谒“三李”；乾隆时期著名诗人杨鸾又曾受学于屈复，而杨鸾、刘绍攽、胡、吴镇被称为“关中四杰”，是乾、嘉关中诗坛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门生子弟也多有诗名，如刘壬、李苞、李华春、秦维岳、吴承禧等。三秦诗派时间跨度较长，诗风前后也有变化，但他们诗文中都表现出质朴劲健、浩荡感慨、意气纵横等“秦风”特征，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关陇地区在自然环境、文化渊源乃至士人阶层的结构形态诸方面与其他地区不同，三秦诗派相比其他地域性诗文流派也显示出了独特的文化品格。关陇文化源远流长，尤其是汉唐时期的灿烂文化最为关陇士人所骄傲。因此关陇士人的诗文创作，很自然地重视继承古代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江南士人统以“秦风”目之。清代关陇地区虽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但关陇士人并不故步自封，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曾经宦游南北，在诗文交流和文化碰撞中，融合了许多异域文化因素，形成了多元化的创作风格，这也是清代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由于“关学”的影响，关中士人特别重视经术研究，强调“躬行实践”，许多士人既是文学家又是学者，在他们的诗作中都有或多或少的理性化色彩。关中士人在明末清初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的战乱时代，他们的出处操行也较他处不同。他们反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比较一致，但是对于清王朝，较之浙东、江南、山左诸地士人的强项不屈，关中士人则略显通达，也可见他们的理性精神。因此有必要探讨关陇士人阶层尤其是三秦诗派的独特文化品格。
一 经术研究——以“实践”为指归的关学品质
关学自张载创立以后，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鼎足而立，成为宋代新儒学的著名学派，在关中地区绵延不绝，代有伟人。明代薛瑄、吕柟、马理、冯从吾均为关学后劲。明末清初，“关中三李”以振兴关学为己任，使关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王心敬在《关学续编·二曲先生传》中指出：“盖关中道学之传，自前明冯少墟先生后寥寥绝响，先生起自孤寒，特振宗风。”⑦
关中学者倡导刚毅厚朴、务实重礼、崇尚气节、躬体力行的精神。冯从吾评张载云：“先生气质刚毅”，“居恒以天下为念”，“慨然有志三代之治”⑧。黄宗羲曾评价吕柟说：“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⑨他还说：“关学大概宗薛氏(薛瑄)，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⑩
明末“心学”泛滥，学者大多束书不观，空谈心性，致使学风大衰。身当易代之际，学人同思以学救世，而经世致用的实学研究成为当务之急。顾炎武就曾明确指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11)他批评晚明学者之陋说：“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12)所以他明确提出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从学、行两方面扭转晚明学术陋习。而黄宗羲也以“儒者之学，经纬天地”的理想来研究史学。方以智更是以“质测之学”来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他们无不以经世致用为目标。
在这个学术大变革时期，关中学者同样紧随时代潮流，以倡明学术为己任，尤以“关中三李”为代表。李颙是清初反对空谈性理、倡导经世致用的最具代表性人物。他以“明体适用”、“躬行实践”为宗旨，倡导理学于关中，深为天下所景仰，与容城孙奇逢、余姚黄宗羲鼎足而三，称“清初三大儒”。二曲早年偶读《周钟制义》，见其发理透畅，言及忠孝节义则慷慨悲壮，遂留连玩摹，极为赞赏，既而闻周钟失节不终，则气愤不已，以为文人不足信，文名不足重，自是绝口不道文艺，厌弃俗学，一意求圣贤之道(13)。二曲为了挽救儒学危机，也为了匡正时务，提出“匡时要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等主张，建构“悔过自新”、“躬行实践”的理论，既强化了关学的体用一致、体用不二的哲学本体论，又深化了道德内省、自律的原则，高扬了儒家的人文精神，使关学走上实学化道路，回归孔孟儒学正宗，使明清儒学与关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放异彩。
二曲认为治世道人心莫先于明学术。《历年纪略》康熙九年庚戌云：“是春，因友人言及时务有感，叹曰：‘治乱生于人心，人心不正，则致治无由；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务，莫先于明学术，以提醒天下人心。’自此绝口不谈经济，惟与士友发明学问为己为人内外本末之实，以为是一己理欲消长之关。君子小人之所由分，即世道生民治乱之所由分也。”(14)顾炎武来访，两人一见如故，互相倾倒。然而二曲之学以“躬行实践”为先务，以“悔过自新”为标的，与亭林之注重考据略有不同。《二曲集·四书反身录》云：“友人有以日知为学者。每日凡有见闻必随手劄记，考据颇称精详。余尝谓之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若舍却自己身心切务不先求知，而唯致察乎名物训诂之末，岂所谓急先务乎？假令考尽古今名物，辨尽古今疑误，究于自己身心有何干涉？诚欲日知，须日知乎内外本末之分，先内而后外，由本以及末，则得矣。”(15)二曲与亭林之学确有向内向外、为人为己之别，但崇尚气节、注重实践是其共同特征。
李柏主要提倡儒家的诗教，从明教化、厚人伦的儒家理想出发，批评明末日趋浇薄的世道人心。高熙亭《重刊槲叶集序》称李柏“皆大为表章于正学缺微之日，此关学再起之一机也”(16)。
李因笃之父系关学大师冯从吾的私塾弟子，故其学有渊源，他对经学有很深的造诣，所著《诗说》、《春秋说》积极发挥关学思想，深得顾炎武、汪琬的赏识。他也积极倡导关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其所著《圣学》、《荒政》、《漕运》、《治河》、《钱法》等文中贯穿崇实黜虚主张，与李二曲相互影响。李因笃学问渊博，贯通古今。《清史列传》评价他说：“论学必绾以经，说经必贯于史，使表里参伍互相发明，当时学者洒然有得，因记之为《会讲录》。”(17)
蒲城人井岳秀对关中三李的学行有过很中肯的评断。他说“关中学者，清首三李。三君者，处境各殊，学亦不同，而志趋则一，皆遭易世之后，怀玉被褐，逐世而无闷，困厄穷饿而不悔。天生以文学名海内，而慷慨有豪侠气。雪木行事颇少概见，要其坚苦卓绝，观其辗转太白山中，餐冰饮雪，而意气浩然，不改其素。而二曲最为儒宗，实践躬行，守死不贰。”(18)三位先生虽各有所长，但都体现了关学“实践躬行”、“崇尚气节”的精神。
关中学者之中，以天下生民为念，并重视河渠水利、农业生产这些关乎国计民生大事的学者，还有李颙的弟子王心敬，他曾随李颙研读经史百家，造诣非凡，四方学士，争识其面。后主讲江汉书院，诸生云集，人人倾服。《清史列传·王心敬传》云：“心敬为学明体达用，西陲边衅初开，即致书戎行将吏，筹划精详，所言多验。”(19)著有《丰川全集》、《关学续编》等。集中《选举》、《饷兵》、《马政》、《区田法》、《荒政考》诸篇，皆有关于国计民生，且能付诸实际。王心敬正是关学注重实践的有力证明。
二 诗歌创作——以“秦风”为主流的多元风格
明清时期，文学的地域特征在创作中愈加凸显，人们多以地域特征来评判个人的诗歌风尚，关陇诗人的创作特色大多被人们视为有“秦风”(或者“秦声”)遗响。《四库提要》谓赵时春“秦人而为秦声”(20)，评孙枝蔚诗亦云：“诗本秦声，多激壮之词。”(21)袁枚读到吴镇之诗后，即收入《随园诗话》，以“备秦风一格”(22)。关中诗人也大多追步“秦风”传统，李因笃云：“沧溟表齐帜，北地本秦风。绝构皆千古，雄才有二公。”(《二李》)足见其诗风倾向。他曾称赞康乃心诗“雄姿逸气，不受羁衔，故皆直抒性灵，磊落壮凉，得秦风本色”(23)。
“秦风”原指《诗经》十五国风中的秦地民歌，共有十篇。内容多写从军战斗的生活，刚劲质朴，慷慨激昂。因为当时秦国地近边陲，常受西戎骚扰，大敌当前，促使秦人“好义急公”，养成“修习战备”、“尚武勇”、“尚气概”之风(24)。但是秦陇地域诗风的正式形成，还要等到明代中期以后。明代复古派的巨子李梦阳、康海、王九思俱为秦陇士人，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正是对地域文化的重视和自觉继承。李梦阳为当时诗坛领袖，“才力富健，实足以笼罩一时”(25)，在当时和后世引起了很大反响，“秦风”作为地域文学风格特征再次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云：“秦中自空同酷拟少陵，万历之季，文太清翔凤复为扬波，海内有秦声之目。”(26)从此“秦风”便成为评价秦陇诗人地域风格的重要标准。
“秦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好义急公”，尚武勇，重节概。脍炙人口的名篇《无衣》，反映了当时周王朝号召秦地人民反对西戎侵略的战争情况，表现出了秦人踊跃奔赴战场、慷慨从军和团结友爱的战斗精神。而这种“急公好义”的精神一直被秦人传承下来。钱谦益曾说：“余往与泾华数子言诗，以为自汉以来，善言秦风，莫如班孟坚，而善为秦声者，莫如杜子美。”(27)安史之乱，杜甫曾有《兵车行》、《三吏》、《三别》等诗慨叹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抒写了百姓和士卒虽然厌倦战争，但为了国家安危宁愿慷慨赴义，这正是秦人“急公好义”的集中体现。朱熹曾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堕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以兴起而笃于仁义，以猛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28)这正是关陇地区崇尚气概、慷慨豪侠风气的由来。
明末清初，天下动乱，在国家危亡之际，秦陇士人也表现出了“急公好义”的优秀品质，他们踊跃地为明王朝慷慨赴义，尤以李因笃和孙枝蔚最为特出。李因笃全家被农民起义军杀死，他和母亲因为去了外公家才幸免于难。李因笃长大以后，慷慨任侠，胆识过人，曾经在塞上组织武装抗击农民起义军，足见其“捐躯赴国难”的勇气。李因笃也非常重视朋友情谊，勇于为朋友排忧解难。顾炎武和他在山西相识以后，成为莫逆之交。顾炎武曾因“启祯诗案”被牵连入狱，李因笃走三千里赴友人之急，最终使他脱离危险，顾炎武深为感动。他曾称赞李因笃道：“此则季心、剧孟之所长，而乃出于康成、子慎之辈，又可使薄夫敦而懦夫立也。”(29)
孙枝蔚亦曾散家财组织了一支地方武装和农民军相抗，后来兵败奔逃，差点被乱军所杀，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到扬州经商为生。但他并不以聚敛钱财为念，屡次致千金而随手散去，颇有陶朱公之风，江南人士深为叹服。溉堂诗中写于明亡前后的作品多忧时念乱之情。他曾吟唱道：“乾坤多战血，叹息对明灯”。(《为农》)诗人不仅在《哀纤夫》、《水叹》等篇中写天灾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而且在《乌夜啼》、《空城雀》、《篙里曲》中揭示战乱给百姓造成的痛苦。李因笃和孙枝蔚正是关中士人慷慨豪侠、急公好义精神的杰出代表。
“秦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诗歌中多描写秦陇地区特有的山川地势和人情风物，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驷
》、《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30)清代秦陇诗人有关秦地、秦人、秦事和秦俗的诗文层出不穷。“潼关”、“太白山”、“华山”、“曲江池”、“朱圉山”、“鸟鼠山”、“积石关”等山川名胜更是秦陇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李柏隐居太白山中，其诗多反映关中地区的奇山胜水，表现自己的高洁情怀。如《白山有乔木》、《磻溪》、《潼关》、《山行》等。李因笃有《长安秋兴》、《潼关》、《望岳》等诗篇表现对故乡山川的热爱和自豪。“河经百二开天地，华枕西南锁雍凉”一语道尽潼关之险要。而“玉女盆中含落黛，仙人掌上接明星”则让人对华山之雄奇秀丽无限遐想。屈复《红芝驿》、《过流川曲》记载了李自成追饷缙绅、吴三桂屠戮蒲城之事。还有《琵琶行》纪三藩之乱事，其序云：“琵琶行，悲西陲也。王辅臣叛，人民杀戮，妇女被掳掠，金粟子伤之，而作是诗。”其事均发生在关中之地，可补史之阙。康乃心《圣主》一诗更是真实地反映了康熙年间老百姓的苦难生活。诗云：“圣主恩波真浩荡，秦民万里复流亡。须知贾谊书堪上，莫道汉文让未遑。此日田园寻井灶，他日妻子尽参商。凭谁寄语调元相，好作甘霖辅禹汤。”而吴镇《我忆临洮好》十首不仅歌颂了陇右独特的山川地貌和悠远的历史文化，而且反映了当时陇右各地的人情风俗。如“牡丹开径尺，鹦鹉过成群”、“花绣摩云岭，冰开积石关”、“冰鳞穿
鲤，野味买麕麚”、“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等诗句就像一幅幅真实生动的人情风俗画。
“秦风”在诗文风格层面上讲，当指诗文中流注的一种刚健质朴之气。这从《诗经》中的《无衣》、《小戎》就可以看出其端倪。“秦风”的这种刚健质朴，与南方的清丽缠绵大异其趣，因此南方人士对秦陇诗风多有偏见，俱归之为“亢厉”，且以之为短。明正德年间薛蕙曾说：“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可见当时人对李、何诗歌已有轩轾。钱谦益曾云：“余观秦人诗，自李空同以逮文太青，莫不亢厉用壮，有《车辚》、《驷》之遗声。屺瞻(李念慈)独不然，行安节和，一唱三叹，殆有蒹葭白露、美人一方之旨意，未可谓之秦声也。”(31)大概受钱牧斋影响，南方学者也多不以“亢厉”为然。《四库提要》评李因笃诗云：“其诗大抵意象苍茫，才力富赡，而亢厉之气，一往无前，失于粗豪者盖亦时时有之。”(32)评李念慈诗则云：“其诗吐属浑雅，无秦人亢厉之气。”徐世昌评杨鸾诗亦认为“不为亢厉之声”，这些评价明显带有偏见。而施闰章认为“东南之音多失之靡，西北之音多失之厉”则较为公允(33)。但是秦风并不一味“亢厉用壮”，也有非常清新明丽、兴象超然的作品，比如钱谦益所提到的《秦风·蒹葭》一诗，凄婉缠绵、一唱三叹，历来为人们所传诵。还有《秦风·晨风》也写得情真味永、意在言外。王弘撰《留别白门友人》云：“春花落尽鸟空啼，春水东流人向西。有梦常依桃叶渡，寄书应到碧云溪。”清水芙蓉，风致洒落，于平淡中见真情。李柏《山行》云：“漫道桃源路不通，溪行十里道心空。鸟啼流水落花外，人在春山暮雨中。”清新流畅，音韵和谐，给人亲切自然之感。此类诗歌岂能以“亢厉”目之？可见以“亢厉”概括秦风的特点并不完全准确。正如李因笃《再作六绝寄宁人先生》所云：“谁言凄壮本秦声，肯舍周南学小戎。君从邦鄗塑王化，旧迹依然渭水东。”康乃心也认为：“声音之道，和平淡宕已尔，激壮悲凉与夫清微婉丽，因时地而然，有难强者。”(34)
三秦诗派诗人的活动范围并不囿于关中一地，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曾经周游全国各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融合了多种文化形态，形成了多元的创作风格。王鸣盛评吴镇诗云：“松崖由乙科起家，官兴国州牧，进沅州守。盖不但钟秦陇之灵毓，西倾诸山，河、汧诸水之秀，得其高厚峻拔之气，以振厉豪楮。抑且综览三湘七泽，挹澧、兰、沅、芷之芳馨，取楚骚之壮烈以为助，故诗益摆脱羁束，酣嬉淋漓，如有芒角光怪，喷射纸上而不可逼视焉。吁，亦奇矣！”(35)王鸣盛在吴镇诗歌中就看到了两种文化的融合，其诗既有秦风“高厚峻拔之气”，又有“楚骚之壮烈”，所以形成了他不拘一格、光怪陆离的诗歌特色。李念慈长期宦游南北，深受江南文化的濡染，故施闰章评其诗为“秦风而兼吴、楚者”，都可以看出多种文化融合对关中诗人创作的影响。
孙枝蔚的诗歌可以说是南北文化融合的又一杰出代表。孙枝蔚长期淹留扬州，虽然时时口操秦声，念念不忘关中，但却一直未能还乡，他的诗歌活动已经完全融入扬州诗群之中。他的诗歌不但不受地域束缚，而且冲破了“宗唐祧宋”的门户之见。关中地区由于深受“七子派”影响，许多诗人宗法唐诗，而溉堂诗则熔铸唐宋于一炉。王士禛、王士禄、吴嘉纪等人都认定溉堂学唐诗。而汪懋麟却说：“不见征君之为诗乎，最喜学宋，时人大非之。”(36)施闰章则认为：“其诗操秦声，出入杜、韩、苏、陆诸家，不务雕饰。”(37)最能概括溉堂诗的特点。溉堂之诗兼容并包，独树一帜，在清初诗坛较为独特，正是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促成了其诗风的变化。
三 伦理操守——以“审机”为指导的理性态度
清人贺瑞麟曾说：“关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质直，而其士风亦多尚气节而励廉耻，顾有志为圣贤之学者，大率以是为根本。”(38)故尚气节、重廉耻为清代关陇士人的一大特点。
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朝政腐败，农民起义，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后来又有“三藩之乱”，这一系列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在考验着各地士人的政治智慧和伦理操守，主要集中在“反清”还是“降清”、“入仕”还是“退隐”等等选择之中。山左、江南等地士人政治态度异常鲜明，也分化为两个极端，许多人投降清朝，恬颜事敌；也有很多爱国士人积极抗清，奋不顾身。而关中学者大多选择了与清廷不合作的态度。其中以李颙的态度最为坚决，至死不受清廷征召。顾炎武曾说：“李君中孚，遂为上官逼迫，舁至近郊，至卧操白刃，誓欲自裁。关中诸君有以巨游故事言之当事，得为谢病放归。然后国家无杀士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直所谓威武不屈。”(39)
关中士人虽然尚气节、重廉耻，坚决不与清廷合作，有些人甚至到了乾隆初年还具有深切的遗民情怀，但与江南、山左等地士人的强项不屈相比，关中士人更表现为审时度势的理性态度。李颙以死抗拒清廷的征召，可谓特例。而王弘撰曾被迫应征北上，只不过僵卧僧寺拒绝参加考试；孙枝蔚参加考试但未完卷即出，康熙特赐为中书舍人；李因笃不但参加考试，而且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但他以母老待养坚决辞官。“三藩之乱”时，许多遗民认为可以借助三藩之力达到兴复明室的目的，所以他们积极策应，例如屈大均、顾祖禹就曾对三藩抱有热望。从客观来看，三藩并非正义之师，明室也不是非复不可。所以关中学者，对此普遍持有较为理性的态度。李颙虽然坚决不仕清廷，但还是与三藩划清界限。《二曲集·历年纪略》“康熙十四年乙卯”云：“是时云、贵构乱，蜀、汉尽陷，盩厔密迩南山，敌人盘踞于中，土人往来私贩者，传敌营咸颂先生风烈，先生闻之大惊，亟拟渡渭远避。”王弘撰其时亦筑“读易庐”读书其中，以示不问世事之意。其子王宜辅《刻砥斋集记》云：“大人素多疾，乙卯春构读易庐，书朱子语于门曰：‘闲中今古’、‘静里乾坤’。又书座右曰：‘养身中之天地’、‘游物外之文章’，遂谢人事，弃去一切，朝夕讽绎，惟四圣之《易》而已。”(40)二位先生这些举动当然是为了全身远祸，也可以看出他们审时度势的理性态度。由此可见其复杂的心路历程和独特的精神品格。
康熙皇帝在镇压“三藩之乱”即将成功之时，采取怀柔政策笼络各地遗民志士，诏开博学宏词科。许多士人看到复明无望，也借助博学宏词科的特诏体面地出来为新朝服务。清初关中名家辈出，成就卓著，举博学宏词的就有五人。但是他们鄙薄名利，志操高洁，并不与清廷合作。因此外地士人对秦陇士人更为佩服，尤其对李颙、李因笃、王弘撰和孙枝蔚评价最高。王弘撰《山志》“外大吏”云：“王阮亭有寄予札云：‘倾征聘之举，四方名流，云会辇下，蒲车玄纁之盛，古所未有。然自有心者观之，士风之卑，惟今日为甚。……独关中四君子卓然自挺于颓俗之表。二曲贞观丘壑，云卧不起。先生褐衣入都，屏居破寺，闭门注易，公卿罕识其面。焦获(孙枝蔚)迹在周行，情耽林野。频阳(李因笃)独为至尊所知，受官之后，抗疏归养，平津阁中独不挂门生之籍。四君子者，出处虽不同，而其超然尘埃之表，能自重以重吾道、重朝廷者，则一也。此论藏之胸中，惟一向蔚州魏环溪、睢阳汤荆岘两先生言之，不敢为流俗道也。’”(41)同条记载汤斌亦有此论，足见当时名士对关中四子的景仰之情。
李因笃晚年在关中讲学，提出以“审机”为指归的思想，很能代表清初关中士人的理性精神。《清史列传》云：“(李因笃)首发横渠以礼教人之旨，次论有守有为之义，而断之于审机，以著思诚之体。”(42)李因笃的这一思想，当然与其身世经历有关，他被迫参加鸿博考试，以致被人们排除于遗民行列，甚至好友李颙、王弘撰和顾炎武都对他提出过严厉批评，但从时代因素和个人处境来看，李因笃的选择是无奈之举。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曾经作过天下国家之辨，为士大夫之出处选择作了有益的指导。王夫之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43)。黄宗羲认为僚臣的职责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44)。顾炎武认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45)“一姓之兴亡”不同于“亡天下”，“一姓之兴亡”由肉食者谋之，天下之兴亡则普通百姓也责无旁贷。陆世仪也曾说：“大约当今时事，不待智者而后知其不可为……窃谓士君子处末世，时可为，道可行，则委身致命以赴之，虽死生利害有所不顾。盖天下之所系者大，而吾一身之所系者小也。若时不可为，道不可行，则洁身去国，隐居谈道，以淑后学，以惠来兹，虽高爵厚禄有所不顾。盖天下之所系者大，而万世之所系者尤大也。”(46)将天下与国家对举，表明明遗民不仕新朝，苦节自守，不全是受迫于类似“忠君”的某种道德责任感，他们的理想是为天下万民谋幸福。当为天下后世谋幸福的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他们坚定地选择了传承汉文化的历史使命，希望“以淑后学，以惠来兹”，这是万世相关的大事业。相对于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个人的出处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顾炎武选择了“实学”之路，以救治汉文化的弊端为己任，为清代的实学研究首开风气。清初关中士人同样表现出洁身自好、孤介耿直、不与流俗合污的高洁品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潜心学术研究，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值得我们尊敬和重视。
综上所述，“三秦诗派”是一个成熟的地域性诗歌流派，应当在清代诗文流派多元并存的格局中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关陇士人在立身行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学术品质、诗文风格和伦理操守观念都与江南、山左、岭南等地不同，具有独特的关陇文化品质，在强调文化多元化和挖掘地域文化底蕴的新时期，尤其值得人们重视。
注释：
①蒋寅先生撰有《清初李因笃诗学新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康乃心及其诗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清初关中理学家诗学略论》(《求索》2005年第2期)等重要论文，张兵先生撰有《清初关中遗民诗群的构成与王弘撰、李柏的诗歌创作》(《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清初关中遗民诗人孙枝蔚的交游与创作》(《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关中诗人的诗学思想和创作成就，为我们的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学术视野。著名学者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在《顾炎武与吴中、秦晋遗民诗人网络》等章节中对王弘撰、“三李一康”和其他关中诗人都作了深入论述，已勾勒出早期“三秦诗派”的雏形，但是严先生并没有明确提到三秦诗派的概念。惠尚学先生《“三秦诗派”略析》(《甘肃文史》1981年第9期)虽然论及三秦诗派，但所举作家有限，未能揭示三秦诗派的创作实际。
②王鸣盛《刘戒亭诗序》，吴镇《松花庵全集·诗草》，宣统二年重梓本。
③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卷首《关中三李年谱自序》，默存斋本。“关中三李”在历史上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组合和提法。一种即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中的“三李”，指作为理学家的富平李因笃、郿县李柏和盩厔李颙；一种是王士禛《居易录》中所云“关中三李，不如一康”，这里的“三李”是指作为诗人的李楷、李柏和李因笃。另有杨钟羲《雪桥诗话》卷二载：“泾阳李屺嶦念慈，号劬庵，与二曲(李颙)、天生(李因笃)当时称三李。”后来的学者比较倾向于吴怀清的提法，因为他突出了关学的特征。
④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57页。
⑤朱彝尊《王崇安诗序》，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曝书亭集》第六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56页。
⑥孙枝蔚《张戒庵诗集序》，赵逵夫先生整理点校《张康侯诗草》卷首，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⑦王心敬《二曲先生传》，《关学编》(附续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7页。
⑧冯从吾《关学编》卷一《横渠张先生传》，第1—3页。
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
⑩黄宗羲《明儒学案》，第158页。
(11)《三朝纪事阙文序》，《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4页。
(12)《与友人论学书》，《顾亭林诗文集》卷三，第40页。
(13)李颙《二曲集·历年纪略》“顺治二年丁酉”，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57—558页。
(14)李颙《二曲集·历年纪略》“康熙九年庚戌”，第571页。
(15)李颙《二曲集·四书反身录》，第508页。
(16)高熙亭《重刊槲叶集序》，《槲叶集》卷首，清光绪重刻本。
(17)《清史列传·李因笃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03页。
(18)井岳秀《关中三李年谱序》，《关中三李年谱》卷首，默存斋本。
(19)《清史列传·王心敬传》，第5305页。
(2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七《浚谷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83页。
(2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一《溉堂集》，第1636页。
(22)袁枚《松花庵诗集序》，《松花庵全集·诗草》卷首，宣统二年重梓本。
(23)李因笃《莘野诗集序》，《莘野先生遗书·莘野诗集》卷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钞本。
(24)胡朴安《中华风俗志》卷七《陕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14—15页。
(2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一《空同集》，第1497页。
(26)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4页。
(27)《学古堂诗序》，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40页。
(28)朱熹《诗集传》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
(29)《与人书》，《顾亭林诗文集·蒋山佣残稿》卷二，第202页。
(30)《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4页。
(31)《题李屺瞻谷口山房诗》，钱谦益《钱牧斋全集》(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5页。
(3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三《受祺堂诗集》，第1659页。
(33)施闰章《谷口山房诗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谷口山房诗集》卷首，齐鲁书社1997年版。
(34)康乃心《莘野诗集跋》，《莘野先生遗书》卷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钞本。
(35)王鸣盛《松花庵诗集序》，《松花庵全集·诗草》卷首，宣统二年重梓本。
(36)汪懋麟《溉堂文集序》，《溉堂集》(下)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7)施闰章《送孙豹人舍人归扬州序》，《溉堂集》(中)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8)瑞麟《关学编识》，《关学编》(附续编)，第125页。
(39)《答李紫澜书》，《顾亭林诗文集》卷三，第64页。
(40)王宜辅《刻砥斋集记》，《续修四库全书·砥斋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1)王弘撰《山志》二集卷五“外大吏”，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80—281页。
(42)《清史列传·李因笃传》，第5303页。
(4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七《梁敬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8页。
(4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沈善洪点校《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45)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一三“正始”，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71页。
(46)《与张受业先生论出处书》，陆世仪《论学酬答》卷一，小石山房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