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消费”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社会论文,主义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本刊于1993年第5—6（合）期曾举办过一次“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消费”笔谈专栏，许多专家、学者以及实际工作者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本刊又于1994年几次组织“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消费”的理论座谈会，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向纵深发展，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消费，对于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刊特再次举办“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消费”笔谈专栏，邀请专家、学者以及实际工作者撰写论文。现已收到部分来稿，在本期与下期将连续发表（按来稿先后为序）。
谈谈精神文化消费
人民群众靠劳动、靠科技的发展，创造了新的财富，因而也得到了相应的产成品和货币收入。他们为了繁衍后代和健康成长就要消费。这种消费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消费两大部分。早在1991年，在中国消费者协会召开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上，就提出过一个符合国情的消费指导原则，就是“适度、合理、科学、健康”这八字消费指导思想。同时，也把人们的日常消费概括成十二字的内容，即通常我们所谈的衣、食、用、住、行，再外加医（医疗、保健）、报保险）、教（教育支出）、文（文化娱乐）、礼（应酬、送礼）、特（特种需要支出）、杂（杂项支出）等七个方面的支出，这就构成了一个家庭消费的全面内容。
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在人们一生的成长中，始终占着重要的位置，这倒不是说一个家庭的货币支出在精神文化消费中要占很大的比例。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对人的世界观、道德观念的形成，人的劳动生产技能和工作能力的提高，人的团结互助合作精神的形成，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关系极大。人从出生以后的幼儿时期、童年时期、青年时期、中年时期直至老年时期，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文化的消费，最重要的活动是受教育和参加文化娱乐活动，乐中寓教，乐中解忧，保持身心健康，这是千百年来，先知先觉的贤人都这么说的，人会工作，也会享乐，休养生息，才能保持身体健康。对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来说，不可小看，应给予高度重视，为此，我认为要坚持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一个家庭的精神文化消费来说，家长要拿出一定的数额用于精神文化消费，特别是子女的教育支出，不可吝啬。即使是家长本人，也需要拿出一部分钱，用于购买书报刊、音像制品及用于娱乐活动。从精神文化消费中，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和受教育，学会做人处事。
第二、要十分注意精神文化消费中的导向问题。我们所倡导的是符合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高尚的文化、文艺作品以及其他精神产品，以引导人、鼓舞人、培养人。绝对禁止黄色的宣扬色情的、封建迷信的、引入岐途的、误人子弟的坏作品上市，家长对孩子各个时期的成长，都要注意观察引导。即使是青年人，也要注意构筑心理上的堤防，不可带着好奇心理，以免上当受骗而不能自拔。
第三、生产制造音像制品、图书、报刊、杂志的出版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向社会提供高尚的精神文化产品，净化文化市场、音像制品市场。宣传和新闻出版、电视广播、文化部门要负起监督的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往往被忽视。这些年扫黄打非，查处盗版连续不断，就是因为有这方面的问题，有的局部还很严重，不能忽视。
第四、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精神文化消费环境。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任务是艰巨的。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意识形态方面，抵制外来腐朽精神文化侵蚀，是至关重要的，任务更是艰巨。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建设方面，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历史地继承中国五千多年哲学、历史、文化、道德等方面的精华，形成一个良好的精神文化消费环境，是有重要意义的。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党的领导、各意识形态领导机关和从事创作的文学家、艺术家以及教育家们的共同努力。让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看到一个良好的精神文化消费环境的到来。
我对文化消费的一点认识
凡曾谈到消费，总是指物质产品的消费，文化消费似乎是不重要的。当然，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首先，文化消费从未纳入经济学研究范围。在传统经济学中有“文化生活”一词，但它不过是“物质生活”的陪衬，仅赋予它以有限的生产目的的意义。而文化消费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它有自己特定的运行轨迹。按照市场经济的属性，消费和投资一样，是经济运行中一个独立的层次。而消费既包括物质消费，又包括文化消费。以市场经济为对象的经济学，除物质消费运行规律外，还应研究文化消费的运行规律。
其次，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足以引起大家对文化消费的重视。问题在于，当人们正致力于谋求温饱以求维持生存之际，文化消费不能不被限制在十分狭窄的领域之内。所以大家只能讲点文化生活，无所谓文化消费，更谈不到有什么文化消费增长机制及其运转规律。然而现今情况已有重大变化，人们正从温饱走向小康，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达到小康。尽管离富裕水平尚有相当大的距离，但这毕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于是当今文化消费已勃然兴起，比如：青年人普遍重视教育质量，并追求更高的教育层次；老年人普遍争取良好的卫生保健；城乡众多人口参与观光旅游，等等。所以，以市场经济为对象的经济学，不可再局限于“文化生活”的点缀，而应转向研究文化消费，当前已具备研究文化消费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关于文化消费的研究，以笔者之管见，应首先集中于下列诸方面：
(1)文化消费的功能。消费可引发市场的需求，它具有启动经济运行的作用。物质消费弹性较小，而文化消费弹性较大。如果说需求的增长是无限的，那么由文化消费所形成的需求更是如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将会更多地选择文化消费。如果仍然把文化消费看成是物质消费的衬托或装饰品，那么我们不能理解当今市场，也不能解释由它调节下的经济运行。所以，经济学应致力于文化消费启动功能的具体探索。
(2)文化消费的内容。文化消费具体表现为戏剧、电视、电影，以及包括小说、诗歌等在内的文学作品的欣赏；亦表现为接受学校教育、医院治疗和保健服务，等等。简言之，文化消费主要是劳务消耗。劳务消耗量即文化消费量，劳务消耗的构成即文化消费的结构。其特点是，在它的背后是各种文化艺术的创作，它的实现又是以物质消费为依托的。既然经济学要重视考察文化消费，那么除物质消费的规律和结构外，还须深入探讨劳务消耗的规模和结构。否则，我们就不能把握文化消费的内容。而文化消费和“文化生活”一样，照旧是一个含义模糊的经济范畴。
(3)文化消费的条件。消费条件有二：收入和市场。在这方面，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是共同的，不过文化消费也有自己的特点。就收入而言，在饥寒阶段谈不到文化消费，只存在文化需求；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文化消费开始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层次。但是只有达到小康，进而过渡到富裕阶段时，这个消费层次才能更加充实和完善。就市场来说，不但需要有发达的物质消费市场，为文化消费提供适宜的物质条件，而且需要有独立的文化消费市场，如图书音像市场、专业性劳务市场，这些都是直接为文化消费服务的。要全面揭示文化消费的依存条件，在当前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4)文化消费的增长分配机制。消费运行表现为其机制的有序运转，物质消费如此，文化消费也理当如此。对于物质消费的增长、分配机制，我们已有初步的认识，有些问题尚在探讨之中。可是对于文化消费的增长、分配机制，我们几乎还一无所知。显然，这是经济学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5)文化消费和物质消费的关系。文化消费具有兼容性。上文指出，文化消费是以物质消费为依托的，事实上它也包含着物质消费。此外，文化消费还兼有生存、发展和享受等各种消费。它既是为谋求发展享受而获取知识的过程，也是为谋求生存而获取知识的过程，这几乎是不可分割的。所有这些都涉及文化消费和物质消费的关系，而且具有时代的特点。唯有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揭示文化消费的运行规律。
(6)文化消费的实质。文化消费的增长，从根本上说，依赖于文化、艺术、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与创新，所以它的实质是精神财富的消耗。调节物质消费的主要使命，是谋求适宜消费，同时抑制超前消费和防止滞后消费。文化消费与之有所不同，虽然它也有一个是否适度的问题，但首要的却是是否健康的问题。即是说，调节文化消费的中心使命是提倡健康的消费，并排斥不健康乃至病态的消费。
经济学有理论经济学和历史经济学之分，但它本质上是历史经济学。现在，我们应顺应历史的步伐，把经济学推向前进。看来，创建文化消费经济学，是理论界面临的一项共同任务。
精神文化消费的特点与消费引导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起飞时期，居民消费迅速变化，由此引起一系列社会矛盾。其中精神文化消费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认真研究和加以引导。本文拟就精神文化消费的特点和消费引导谈一些看法。
一、精神消费需要不断提高，精神文化消费的比例不断增大。人本来就有其丰富的精神生活，因而有精神消费需要，要进行精神文化消费。即令是在生产力极其落后、消费水平很低的古代社会，人们也有宗教信仰、审美意识、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的需要和消费。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过程中，人们的物质生活已温饱有余向小康过渡，人们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加追求精神消费需要的满足。社会要适应这种需求，提供各种各样的精神文化消费品和精神文化消费服务场所。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在传统精神文化消费资料和消费服务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大量运用高科技生产制造和提供的精神文化消费资料和精神文化消费服务。如，电视机、录相机、游戏机、多媒体、音响设备等；录相厅、歌舞厅、游戏厅等。在这些消费资料和消费服务风起云涌时，难免鱼龙混杂，而消费者出于急切的消费需求和好奇求新的消费心理，往往良莠不分盲目消费。针对精神文化消费的这一特点，政府和社会各方面，既要加强对精神文化消费品的生产和精神文化消费服务的指导和监督，又要及时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对制造黄色消费品、提供黄色消费服务的企业和个人要依法制裁。
二、消费者对精神文化消费的选择有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人们对精神消费的选择受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支配，而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青少年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之中，他们对精神文化的消费，好奇猎奇的消费心理起支配作用，缺乏辨别能力，盲目消费。盲目消费可能走入误区、掉进陷井。许多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黄色精神文化消费是重要原因之一。当一个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以后，对精神文化消费品和消费服务有了鉴别能力，能自觉选择消费积极、健康、向上的消费品和消费服务。反过来，这种消费又可以进一步净化人的精神世界，陶冶其禀性和情操。当然，如果一个人形成一种消极、颓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就要选择消费消极黄色的精神文化消费品和消费服务，进一步滑向可悲的泥潭。精神文化消费的这一特点要求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关心青少年的精神文化消费。一方面对青少年的精神文化消费要加强指导，防止他们进入消费误区并掉进陷井；另一方面要给他们提供适合其消费特点的丰富的精神文化消费品和消费服务。对于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消费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精神文化消费品和消费服务；对消极颓废的精神文化消费者首先要断其“粮道”，进而引导他们进行健康的精神文化消费。
三、精神文化消费具有很强的习惯性、继承性，消费弹性很大。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都有其传统文化，例如，地方戏曲、地方民歌、传统的文化娱乐形式、宗教信仰等。传统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世代相传的东西，群众喜闻乐见；但又往往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加之，精神文化消费有很大的消费弹性，它不象物质消费中的吃、住、用、行那样一天也离不开，有些人经常不看书看报、不学习、不参加有益的文化活动，照样活着照样过日子。所以，一些传统的消极娱乐活动（如打麻将等）占据着许多人的休闲时光；一些农村敬神祭鬼的活动死灰复燃。针对精神文化消费这一特点，对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应加以改革创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要为其提供新的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把群众从不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中吸引过来、拉过来，让社会主义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占领精神文化市场。
四、高层精神文化消费作用的双重性。各种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和提供者是精神文化的高层消费者。他们需要大量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其需要。他们的消费一方面是为了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工作需要。他们既要从消费中吸取创作提供精神文化产品、服务的素质，又要通过自身的消费来鉴别评估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优劣，以指导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所以，国家、社会、精神文化的生产者应把这部分消费者当作自己的特殊精神文化消费对象，首先要满足他们的消费需要，提高他们的消费品位，使他们的精神文化消费能起好的带头示范作用。这就要求国家、社会必须加强对精神文化生产者、服务者的教育、培养、提高和管理工作。
精神文化与社会生产力要比翼齐飞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毫无疑义的。与此同时，必须把精神文化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绝不能忽视精神文化而孤立地去发展生产力。如果说，精神文化是社会生产力的灵魂；那么应该说，社会生产力是精神文化的基础。二者是相辅相承、互为因果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人们短期化行为程度不同地带有普遍性，容易重硬（硬环境）轻软（软环境）、轻长（长期效益）重短（近期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交往与竞争中，都必须十分重视和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只有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更快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从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中，人们深深地认识到：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现在又加了一个无外不快。而发展农业、工业、商业与外贸，没有一项是不与相应的文化相联系的，而且是不可分割的。就拿湖南的农业来说：在五十年代，湖南的粮食产量是在低水平上的大起大落，年成最好的1957年产粮达到226.48亿斤，受灾年份猛降到128亿斤；六十年代，全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湖区搞电排、山丘区修塘坝，全省产粮从1971年起跃上了300多亿斤，七十年代初，大搞化肥生产建设，全省产粮从1978年又跃上了400多亿斤的新台阶；从七十年代末期起，全省大力推广杂交水稻，粮食生产又出现了新飞跃，1983年以来全省产粮连续稳定在500亿斤的高产水平。这500多亿斤意味着什么呢？一是湖南水稻年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二是建国以来湖南调出粮食总量居全国第一位；三是湖南水稻单产水平在全世界也是处于领先地位。湖南粮食增产中，建设水利、使用化肥、特别是推广良种，这是与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干部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分不开的。湖南的工业虽然发展较快，但从全国来说，仍然是属于“工业弱省”。有一些企业生产力提高不快，是同科技水平低大有关系。八十年代，我在省计委工作，当时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建了个灯泡厂。这个厂装备是先进的，厂址也邻近四川、贵州，市场销路也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职工技术文化水平低，技术与管理上不去，把上海的老师请来把关，厂里也能够生产出合格产品；上海师傅一走，生产的灯泡质量马上就下来。搞了几个回合，厂子被迫改产日用玻璃。中国人很重视酒文化、茶文化。我们小时候读古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酒因此而古今中外扬名。湖南有个酒鬼酒，包装是著名画家黄永胄设计的，酒名是他写的。这个酒是湖南湘西自治州湘泉酒厂出品的，一位台湾诗人喝了湘泉之后，诗兴油然而生，“酒鬼饮湘泉，一醉三千年。醒来再喝酒，酒鬼变酒仙。”酒鬼酒乃该厂之精品，现在成为了全国价格最高的白酒。这些事实说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基础；反过来，精神文化又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怎样解决文化与生产力比翼齐飞？
第一，要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精神文化与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关系，把两者当作统一的奋斗目标，并肩前进，相互推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忽视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片面追求局部的、近期的利益，这个问题更应引起高度的重视，切切实实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不断深化理解、提高认识，以增强自觉性、坚定性，保证精神文化与社会生产力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要全面制定精神文化与社会生产力近期和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对教育、科技、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以及旅游都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没有远虑，必有近忧”，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应当认真吸取。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仅是一、二、三产业生产力发展要明确重点、调整结构、合理布局，而且对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和建设也要突出重点、调整结构、合理布局。同时，都有一个根据国家和地方的人力、物力、财力，加大投入的问题。在新形势下，要制定新的政策，以更好地优化增量，活化存量，扎实而有效地增强精神文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劲。
第三，要着力于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有效地发展生产力。大家都知道，生产力的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劳动者，一个是生产资料。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者。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越高，科学知识越多，生产经验越丰富，劳动技能越好，特别是积极性、创造性越能得到发挥，就越能加速生产力的发展。为此，搞好企业文化、农村文化、校园文化以及城市的区社文化建设，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以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这对于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更为重大的长远的战略意义。
第四，大力提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水平。当前与今后，精神文化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新的形势下，无论是地区还是部门，一个合格的、高素质的领导者和有效的管理者，应当是有战略眼光，有全局观念，有专业才能，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创新、求实和献身精神。工作中要遵循价值规律，讲求实效性；要遵循竞争规律，讲求开拓性；要遵循客观规律，讲求超前性。总之，“发展才是硬道理”，精神文化与社会生产力真正并驾齐驱、比翼齐飞了，这才是检验干部业绩的标准。
驾驭书籍：日显重要的精神文化消费
精神生活方式是描述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劳动，享用精神财富，进行社会文化交往活动等一定形式的总面貌。当前，要分清文明健康的精神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的精神生活方式的界限。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优越性，客观上要求营造进步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精神生活方式，摈弃落后的、颓废的、病态的、愚昧的精神生活方式。我们难以认同个人精神消费方式纯粹属于个人私事的观念，因为事实上它关联着公共利益、社会风尚与民族精神。某些所谓的“大款”的精神消费示范，如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挥霍浪费、攀比斗富、色情消费等（流行于歌厅、舞厅、餐厅、旅馆和澡堂），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违背了道德法规，于个人身心健康、于国家整体利益均极为不利，理应加以抨击和逐步消除。而在文化普及和文明大发展的今天，精神上的扶正抑邪离不开驾驭书籍。
读书，自然是精神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消费的内涵与类型之一。一般认为，读书总比不读书要好，这有相当硬的道理。不过，在宣扬黄色、愚昧和反动等书籍不算少的转型期市场经济大潮中，读书的前提在于选择好书来读。今年，国内流行一本国际畅销哲学启蒙书——挪威一位高中教师写的《苏菲的世界》，以故事的体裁和文学的笔调叙说含马克思在内的哲学发展史，读来饶有趣味。前年出版的第一部用“演义”形式写成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演义》，上朔古代神话，下迄晚清谴责小说，描绘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杰出作家、经典作品和重要文学思潮，使人在掌握中国文学史知识的同时，又享受到读书悦心明智的乐趣。可见，在鱼龙混杂的信息流中（假、丑、恶与真、善、美并存），学会挑书是驾驭书籍的首要之点。
驾驭书籍的要点之二，在于避免人与书之间出现异化现象。如同马克思揭示的商品拜物教哲理一样，书本来是人手和人脑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但在某些不良的读书方法和环境下，书可能反过来支配人、统治人，从而使人成为书的奴隶，顶礼膜拜，唯书是从。进入90年代，《厚黑学》、《厚黑学续编》、《厚黑教主李宗吾传》等一类书畅销市场（李宗吾的经济学观点有一定的进步性，至于林语堂认为其“厚黑学”旨在“触破奸诈，引人入正”，还需考证），不少人阅后推崇备至，奉若神明，并身体力行，为人处事“厚脸皮、黑心肠”。他们一切从极端自私出发，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升官求名，使有害的精神消费转化为有害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如制黄贩黄、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坑蒙诈骗、偷税漏税、产假销假等）。这是非常可悲的“人书异化”状态。
驾驭书籍的要点之三，是在反思中领悟真谛。物质产品的消费通常无须反复思索，给人的是一种直觉的感受：坐上沙发很舒服，传真联系真方便……。精神产品消费与此不同，往往需要用脑子仔细思考和充分领会，否则，精神消费的效益较低。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是如此，政治、经济、社会的理论书籍更是这样。以美国为例，一般认为它是一个十分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而美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却揭示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型极权主义特征；一般认为它是一个和谐和有序发展的社会，而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家卡瑞和斯科尔尼克合著的《星条旗下的阴影》力作，却揭示了美国现存许多尖锐矛盾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一般认为它是一个大企业家合法竞争和慈善的社会，而美国学者伦德柏格在《美国六十个家族》和《富豪和超级富豪》两本书中，却揭示出大资本家数十年得以发财致富的各种行径与伎俩以及慈善事业的本质与商业目的；一般认为它是冷战的胜利者和世界的领导者，而美国政治家布热斯基撰写的《大失控与大混乱》著作，却列举美国面临十分严重的20个大难题，构成了对美国全球卓越地位的危险；一般认为它是优良管理的国际典范，而美国哈佛商学院的经济学家洛奇推出的《轮到美国改革了》一书，却阐述了改革美国管理的方向是学习日本。所以说，对美国完整的科学认识，只有在不断研读和反思中才可能形成。
驾驭书籍的要点之四，是应在吸收和批评的基础上创新。精神消费的显著特点是具有精神再生产和精神创新的可能性。有时它表现为闪烁的灵感，有时表现为深思的结晶；有时表现为形象化（具体化）思维，有时表现为抽象化思维。譬如，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和《弗洛伊德的使命》等名著里，便在消费弗洛伊德论著的基点上，批判地改造了他的心理分析理论，在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达到某种综合性和互补性的精神创造。再如，笔者在欣赏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的《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和《中国的经济革命》这些文集过程中，发现有的见解是科学的，可以汲取，而有些见解模糊不清，便通过发表系列商榷性论文来逐渐达成共识，即实现了在书籍消费中有所精神创新。同时，又在欣赏北京师范大学近年出版的《陶大镛文集（上卷、下卷）》中获益匪浅，产生对西方经济思维的许多超越性见解。
简而言之，在现代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中，书籍消费的地位和作用日显重要，而学会驾驭书籍又是陶冶情操、增添情趣与追求真理的有效途径。
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已经搞了十余个年头，党的十四大又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来说，经济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令人因惑的、甚至是丑恶的社会经济现象，如以权谋私、掺杂使假、拐卖行骗等等，部分人将这些不法行为归咎于发展市场经济。言下之意，市场经济是一切丑恶现象的根源，只有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我认为，这是对市场经济本质的一种误解。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讲究公平竞争，等价交换。人们自身的利益目标，可通过充分竞争来实现。但有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条件，否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说，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高度的精神文明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市场经济不规范，表现为产权关系不清晰，市场体系不完整，市场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产权关系不清晰，使那些以权谋私者能够借“公权”谋“私利”。市场体系不完整，市场机制不完善，使本来可由市场配置的经济资源仍被少数人的权力所支配，资源难以实现有效使用。法律法规不健全，使那些违法乱纪者有隙可趁，钻改革空子。二是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落后。发展市场经济要与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然而在我国，近10年来的客观现实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尽管也提出了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但实际上，强调得更多的是经济建设，精神文明被认为是一种软指标被人们忽视了。由于缺乏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部分人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就是不择手段，把钱搞得越多越好；部分领导从本地利益出发，纵容伪劣产品的制售，把一个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变为一个藏垢纳污的场所。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人们又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建立和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快法制建设的问题，认为只要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对市场经济多进行规范和约束，就可以避免和消除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丑恶行为。其实法律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它只是外在地、强制性地起作用，唯有文明道德约束才能内在地、自动地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在我国，正是因为既缺乏完整的法律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又缺乏一定的文明道德准则对经济活动的约束，才使得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种种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我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不可能没有法律，也不可能没有相应的文明道德规范。正如包尔丁在他的“经济政策原理”中所指出的，如果一个社会用它的活动产生着与其制度不相适应的理念与价值体系，那么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也正如茅于轼先生在他的“启动人们心中的道德资源”一文中所指出的，不论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势力有多大，如果道德上破了产，表面上的力量一夜之间可以化为乌有。这些说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市场经济建设中是何等重要。所以必须加快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明道德准则，使所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人或集团有一定的道德准则可循。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市场经济活动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要加强对精神文化消费的适当引导
精神文化消费是人的高层次消费，对不同收入的人，这种消费的内容是有区别的，且消费的支出也是多少有别，但相对来说，都属个人消费的高层次。就整个社会讲，精神文化消费比重高，品位高，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了，居民精神文化消费也日益丰富。在这样的形势下，对这种消费作出适当的引导，是十分必要的。
适当引导的含义首先是要区分不同的消费者群体以作不同的引导。如果我们只是用报纸、杂志作媒介去引导精神文化消费，那么对于不看书不看报的人就不起作用。我国现有文盲2亿人，这些人并非不需要精神文化消费，但显然这些人的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与知识分子阶层是有很大差异的。他们要求通俗的基本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方面的消费。更直接地讲，对于文盲来说，脱盲应是最急迫的文化消费，是他们最需要得到的精神享受。改革之初，我国曾有2.5亿人口是贫困人口，现在这一数字已降到6500万人，但是，刚刚脱贫的人口也有6500万，虽早就脱贫但生活仍比较紧张困难的人口也不会少于6500万，因此，就农村讲，我国现在恐怕还有2亿多人口贫困、准贫困或仅仅能满足温饱。在城市，据估计，现在贫困人口的总量也在2000万人以上。对这些人如何引导精神文化消费是真正需要重视的大问题。贫困，说到底，是一个教育问题，没有教育支持，劳动人口的素质低，是产生贫困的根本原因。如果文化教育跟不上，我国的贫困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历史表明，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几乎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尺。在我国，近十几年来，江南无锡、常州、苏州一带的发展速度大大快于其他地方，其实这并不是得到多少优惠政策，更主要的是在当地（包括农村在内）有深厚的文化积蕴。所以，对贫困的地区，对贫困的人口，需要适当地引导学习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尤其应引导学习外地创业者的生活经验，通过学习来提高他们的认识，提高他们的进取心和实际能力。在文盲、贫困人口这一类人口群，精神文化消费的自觉性是不高的，必须由政府来作引导工作，才能收到成效。这是不可忽视的引导对象，只是我们要注意引导内容，既不能脱离他们的脱盲、脱贫需要，也不能脱离他们的消费水平。如果引导不适当，直接的后果就是达不到消费的目的，使这些群体实际成为精神文化消费的空白点。
在能看书看报的人口群体中，对精神文化消费的引导也须有一定的层次性。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的史论性散文，写得气势磅礴，纵横捭阖，指点历史，激扬正义，读之使人荡气回肠，顿生感慨，不由不审视自己，以史为鉴，弘扬向上的奋斗精神，在得到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享受的同时，也磨砺了自己的思想，检讨了自己人生中的惰性。但是，余先生的大作似乎对于大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难以唤起共鸣。精神文化消费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即它要求消费者在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还要有“吃”得透消费品的“消化”能力。因而，无论余先生的散文写得多么好，社会的引导消费也无法脱离开知识分子这一圈子。我们看报纸，往往有些人在善意地号召民众要提高消费的品位，孰不知这种品位是有既定对象的，并非不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能品味到的。所以，适当的引导就引出双向的含义：一方面要求对适于消费的对象作积极的引导，一方面要求对不适于消费的对象不作强制性的引导。全国人民天天都读老三篇的日子早已过去了，改革之后，中国的文化空间是丰美异常的，多层次、高导向地引导各阶层、各群体的消费，是我们重视精神文化消费的应有之义。
适当地引导精神文化消费还有个总体上的文化导向问题。也许，这个问题更值得讨论。加强引导是导向世界，还是导向传统，这是精神文化消费的价值衡量。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极为丰富的，但是，就一个国家来说，再丰富的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愚昧的观念，才将东方文化与世界文化割裂开来。世界的范围是涵盖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内容的，包括传统与现代，而仅仅局限于传统则必定又要造成文化落后之势。况且，就一个国家而言，在它的文化总成中，传统文化占的比重越高，说明文化的发展越是慢的，反之，在传统文化的既定量下，传统文化占有比重越低，就越说明文化在现代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传统的文化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国家的活力却是体现在这一基础上的新的蓬勃的创造。在传统与创造的关系上，舍弃传统的创造是没有生命力的，但重视传统胜于重视创造，则是向后看的文化导向，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因而，正确的态度只能是，尊重传统而又不囿于传统，保持传统而又要走向世界，在传统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当代的文化创造。只有这样，文化才有活力，引导文化消费，特别是引导精神文化消费才能产生魅力。进一步说，文化有活力，经济的发展才能有活力。如果将炎黄文化看得比世界文化还重，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作精神文化消费的引导，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在精神文化消费上，即使是从通俗的角度讲，也可看出走向世界文化的必要性。《廊桥遗梦》、《马语者》对万万千千中国读者同样有强大的感召力，这样的爱情小说是通俗的，但它揭示的人物内心情感是以现代社会发展的人类生存环境为大背景的，内含着现代人对社会精神生活水平更高的追求，因而以极普通的生活事实唤起了全世界读者的激情。说到底，这不是哪一个国家作者的笔力之功，它真正是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伟力之体现。但这还仅仅是通俗层次的作品，在高层次的文化研究中已经达到的高度更是需要我们在当今的精神文化消费的引导中予以承认的。已故美国女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人的名著《菊与刀》，站在人类文化学的高度审视日本人的历史与其在二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不是愤怒的谴责，而是作透底的文化剖析，得出非常有说服力的结论，不仅使美国人了解了日本人的根底，而且使日本人也更加了解自己。其实，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讲，《菊与刀》对日本本土的文化是一种文化的超越。在这一方面，日本这个国家是比较愿意走向世界文化的，日本不是舍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是更注重当代的文化创造，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不使自己的文化发展落在世界文化的发展激流之后，因而它折射出经济发展的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上，不能忽视文化的基础作用。在引导精神文化消费的问题上，不可忽视世界文化的展向，不可将自己的文化传统搬到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前面固步自封。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文化只有敢于走向世界，才能获得发展的持久力，才能在自身的民族性中体现世界性，才能在自身的传统基础上创造出充满活力的支撑当代社会发展的当代文化。所以，向哪边引导精神文化消费十分重要，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因而必定要溶于现代化的世界之中，必定要以包含传统在内的世界文化作广阔的现代文明消费的导向。社会主义代表的是全人类进步的方向，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必然要以世界文化的精髓为其丰富而深厚的底蕴。
定期开出“精神消费餐”，给市民“点菜”
倡导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但要把倡导变为现实，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抑制日趋增强的物欲化倾向。
物欲化倾向，使人们过于迷恋对物的享受，对物的崇拜，根本无视自己的精神需要和道德完善。拜金主义、吃喝玩乐之风盛行就是例证。
物欲化倾向过于强调享受和占有，它必然使人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易于恪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
物欲化倾向过于轻视伦理和道义，因而使不少人道德滑坡、人格退化，为了一点小利而置规章制度、礼义廉耻、乃至个人良心于不顾。物欲化倾向必然带来社会责任感的淡漠，人与人之间距离拉大，感情冷淡。大众传播媒介所曝光的见义不为、见死不救的“看客现象”就是典型。
物欲化倾向导致了人的庸俗和素质下降。如今，在相当多的“小环境”中，人们所认同、所喜欢、所流行的不是高雅和精致，而是粗俗、媚俗、恶俗，寻求的是放荡、刺激和潇洒。如有不愿“同流合污”者，则会受到“假清高”、“假斯文”、“假正经”之类的指责和压力，甚至办事处处碰壁。
物欲化倾向会引起社会的“浮躁病”。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和物欲的无止境，加上机会的不平等和攀比心理的作用，使人们心理严重失衡，造成了行为不安份、思想不集中、见异思迁、趋利若鹜的有岗不上岗、有业不敬业的浮动、急躁、狂躁等现象。
这样一种物欲化倾向不仅造成了消费生活质量的低劣，而且造成了不亚于“社会生态危机”的“社会心态危机”。只有对这种“心态危机”进行社会心理调适，才能保证消费生活趋向健康和文明。
首先，要加强消费生活的正确引导，提高精神生活的层次。追求片面的物质高消费，是一种病态消费现象，必将滋长追求享乐、贪图安逸的恶劣气息，丧失人的精神追求和气质。为此，要对一些过度的物质消费进行适当的控制，加强精神消费的引导；要在社会开展国情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要多公开一些贫困山区的困苦情况，鼓励勤俭节约，重提“节约一个铜板”的精神；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是，要给市民开“精神生活餐”，并定期“点菜”。比如，五月以劳动为主题，七月以爱党为主题，十月以爱国为主题，从影音像乃至媒体宣传各方面联盟合作，开展市民参与的文化活动。也可由宣传部、工会、共青团统一给市民开必读书目，教必唱歌曲，播必听音乐，放必看电影。这样才可以把人们的生活热情从物欲层提升到高尚的精神层。
其次，要正确划定社会赏罚中经济手段的使用范围和限度。社会赏罚是社会对人的行为的价值评价及合理奖惩，其手段有法律的、经济的、道德的、行政的。目前社会上出现的“重奖热”、“罚款热”从正反两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了社会“一切向钱看”的物欲化心态。对有突出贡献的人加以重奖，这是对他们劳动创造的充分肯定。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看中那巨额奖金，就容易使人不择手段地去争当“明星”、“名人”。如果连学雷锋的先进事迹也从能拿到奖金为交换，这实在是对道德的一种嘲弄和挖苦。罚款是对不良行为的一种惩番但不良行为都用罚款来解决，就造成了一种可怕的社会效应：以为用金钱的支付可以代替对道德过失的忏悔，于是，有钱就可无所顾及，不仅能使鬼推磨，还能用钱赎罪。金钱万能就这样被证实了。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视经济为唯一的赏罚手段，否则，就会对物欲膨胀起推波助澜的作用，难以提高精神消费的层次。
最后，要有意识地塑造公民的健康人格，使之成为精神生活的富有者。目前不少人视“大款”、“老板”为生活目标，拼命追怯蜗质财富的富有，而置精神自我于自我之外，此所谓“穷得只有钱了”。重物质享受轻精神追求就是人格缺乏，就是人格内部要素不和谐。同蕬，人格内部要素不和谐就会导致外部不和谐，猜忌、冷漠、拆台、陷害等恶劣的人际环境就会出现，并反过来成为产生病态人格的瘟床。要倡导人格的内在美。如果将粗俗作为社会的时尚，将丑陋作为美加以追逐，只注重美容、美发、美装，不注重美言、美行、美心，就会美丑不分、善恶不分。
总之，倡导精神文化消费首先要致力于国民消费心态的调整，把人们从物欲的狂热中拯救出来，这样才有可能谈精神文化消费的现实操作问题。
精神文化消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精神文化消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发展精神文化消费，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精神文化消费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党的十四大确立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所倡导的精神文化消费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消费。
改革开放、敞开国门，带来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比如说一些人唯利是图、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商品交换原则也可以侵入政治生活，出现钱权交易。这些都会对经济起破坏作用。所以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正确发展方向。精神文化消费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围绕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来进行。即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1]要以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2]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积极提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正确的人生观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建设，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的生活方式”。[3]
二、精神文化消费对市场经济的巨大反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走向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精神文化消费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有巨大的作用，为它们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精神文化消费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心灵、思想和精神状态，对人们精神面貌的形成与改变有极大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中，唯有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推动和促进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要达到这个目标，一般不能采取简单的、强制的方法，主要应通过精神文化消费来引导。如果我们不把握精神文化消费的正确方向，不着力于培养人们高尚的品质、高雅的情操、丰富的知识，那么，不健康的以及黄色和黑色的精神文化消费就会乘虚而入，更加泛滥，诸如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愚昧无知、贪图享乐、消极颓废、道德沦丧、封建迷信、目无法纪等。如此下去，人的素质就会下降，党风和社会风气会被破坏，这必然会使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不能充分发挥而消极作用得不到有效控制，最后，势必阻碍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有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4]
精神文明消费要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要多生产内容健康和形式多样的精神产品。具有商品属性的文化产品是用以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人们由于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性格气质、生活经历、兴趣爱好、审美能力以及艺术素养不同，其消费习惯、消费能力也就有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必须贯彻“双百”方针，提倡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以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方面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做到传统与创新相结合，高雅与通俗相结合，自娱性和公益性相结合，日常和节日活动相结合。进一步强化文学、电视、电影、广播、音像、戏剧、曲艺、美术、书法等的教育、审美、娱乐、传播知识的功能。进一步办好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展览馆、艺术馆、体育馆、文化站、少年宫等公共文化场所，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2.要加强精神文化消费领域的立法与司法。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文化市场的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产品的丰富和发展，已经产生了一大批内容好、形式新、质量高的精品，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泥沙俱下、良莠混杂的现象。一部分人缺乏职业道德，利欲熏心，向消费者提供假冒伪劣精神产品及服务，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录相带、图片或其它淫秽物品，进行色情、赌博、迷信等活动，严重损害消费者精神文化消费权益。我们必须加快精神文化消费领域的立法工作，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文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售制有害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行为要坚决打击、依法严惩。重点要管好书报刊、影视音像和以“三厅”为主的娱乐场所的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加强扫黄、打黑、除六害的力度，促使文化市场健康、繁荣发展。
3.要加强对精神文化消费领域的领导与管理。我们不反对发展健康的、优秀的、寓教于乐的消遣型、娱乐型精神文化消费，但着力点要放在发展型、智力型和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消费上。政府和社会各界要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政策倾斜，扶持和鼓励具有开拓性的、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限制低级庸俗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引导人们自觉提高精神消费力，让精神文化消费焕发时代光彩，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巩固和完善服务。
市场经济与精神文化
二十世纪的历史给人类最重要的启示之一是：亚当·斯密所阐述的市场经济理论是不可以轻易加以抛弃的，市场经济是现阶段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可超越的经济运行模式。在亚当·斯密看来，人们的贪婪或发财致富的冲动通过市场以物化的、似乎自动的方式服务于社会。生产者根据市场所显示的信息，以最低成本生产消费者所需要的物品。无需谁来评判什么对制度、对社会有益，只要一个人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他就自然而然地为社会造福了。
亚当·斯密过高地估计了市场的作用，过高估计了“利已的润滑油”（参见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下册第290页）的作用。然而，“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中，市场都已被证明是个无可辩驳的高效生产组织者”（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第65页）。旧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就因为政府过分压制了市场。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中央计划对市场的压抑以及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曾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说市场经济的不可超越性是二十世纪昭示于人类的最重要启示之一，就因为它是七十余年社会主义实践所提供的沉痛的历史教训。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我们不再人为地压制市场了，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在承认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充分看到它消极性的一面。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早已认识到，“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必须被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序言第5页）。如果不把市场控制在恰当的范围之内，那么不应以金钱买卖的价值也会被卷入买卖之中。这样，不仅法律所授予每个人的各种权利（如选举权、享受治安保护、公共教育等的权利）会被富有者所垄断，而且友谊、爱情、名誉等精神价值也会受到金钱的腐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成为“一台巨大的自动售货机，吐出一切可卖的，再毫厘不爽地吃进钱币”。在这种社会中，人就成了“认钱不认价值的钱串子”（同上书，第16页）。当代西方宗教思想家曾哀叹，在这种社会中，“人生的意义就在商业和制造业中，而不在心灵和灵魂中，人的尊严和独特品格被市场和广告世界所毁灭，友谊、欢乐、爱情、亲情和忠诚皆成为商品，皆在名牌汽车、昂贵香水、地位标志和体育比赛入场券的流通中买卖。所以市场和消费影响着我们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每一领域，和我们意识行为的每一层次，直到我们总想把自己和他人皆看作商品”（丁·豪斯顿，《心灵的欲望》1992年英文版第13页）。以资本主义为前车之鉴，我们对于计划经济不应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压制市场走向过分迷信市场，不能一任市场吞噬一切。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坚持这一原则尤其重要。为能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政府对文化教育事业投资的保证，二是知识界、文化界维护精神文化价值纯洁性的努力。
市场的实质是人们认为以自愿协商的方式交换各自之所需。大众选择是影响市场供求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精神文化消费领域就存在大众趣味与精英趣味的矛盾问题。就文学艺术来讲，如果完全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主宰文学艺术的兴衰，那么许多高雅的“阳春白雪”可能会被市场所淘汰从而趋于衰亡。亚当·斯密的故乡英国是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近几年来也有颇多学者倡导一种完善主义(Porfectionism)的观点，其要点就是政府应出资保护扶植英国文化传统中那些极有价值的瑰宝（如英国歌剧），否则它们会趋于消亡（参见S·玛尔豪，A·斯威夫特编《自由主义者与社会公有主义者》1992年英文版）。今天中国也有许多艺术品种面临着与英国歌剧同样的命运，例如京剧、越剧等。交响乐、西洋唱法的声乐、芭蕾舞等高雅艺术也远不如包括港台歌曲在内的通俗音乐走俏。若任凭市场裁夺，这些艺术品种势必渐趋衰落，所以要保护这些高雅艺术品种，须有政府的支持。
不可否认，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当前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人们有对荣誉的需求。荣誉本不应被当作商品买卖，它应是对人们所作出的贡献以及所展现出的美德的社会奖掖，但在市场作用范围日益扩大的今天，它已难保自己的纯洁性。在许多颁奖仪式的背后都隐藏着形形色色的金钱交易。又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行各业的管理体制正努力与国际通行的体制接轨，在这种情况下学位和文凭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文凭和学位本应是学校对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经历和学习成绩的证明和褒奖，它们应以实际情况为依据。然而，我们今天的高校正为形势所迫而走向市场，而我们的市场制度又远没有西方的市场制度成熟，我们的民主与法制又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故在实际操作中未免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使各种文凭的知识含量和学术严肃性大打折扣。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出路似乎未必是彻底地走向市场，解决问题的现实措施似乎是政府增加教育投入。
中央政府管的事太多会压制市场的正常运作，而市场失控又会导致社会混乱，所以政府又要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但精神文化消费领域仅有政府的调控还不够，市场这个顺着人的感情欲望和自然倾向而扩大自己作用的东西还必须受精神文化本身的约束。精神文化对市场的约束又必须体现为文艺界、知识界、学术界人士维护精神文化相对独立性的执着努力，这种努力又依赖于他们自身的道德纯洁性和精神超越性。一个文化子系统仅当不完全受控于市场时才可能反过来对市场产生约束和导向作用。精神文化生产若完全顺着消费者的欲求而进行，那么低级趣味的产品可能越来越多，高雅的东西可能会渐趋消亡。高校若完全顺着受教育者的欲求，对有些人就只消发给文凭而无需传授知识，对有些人就只消告知考题使之通过考试而无需督促他们刻苦学习。可见，为提高大众的精神文化消费水平，文艺界、知识界、学术界人士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他们一方面不能不了解市场，不能不关注市场，另一方面又不能被市场拖下水。他们有责任为大众提供既高雅健康又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又有责任提高我们民族的整体文化水平。这就要求他们既把握市场动态、了解大众情趣，又保持自己理性思考和艺术创作的独立性，而不是只充任市场动态和大众情趣的记录员。在现代社会，没有金钱就无法生存。但文艺界、知识界和学术界人士不应象商人一样唯利是图，不应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艺术良心或学术良知。仅当文艺、教育、学术的从业者有独立人格，精神文化才能成为对市场的约束力量。
总起来讲，过分压制市场会牺牲效率，而失控的市场又会吞噬一切精神价值。对市场的规约不能仅靠行政法令等硬调控手段，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精神文化事业应对人们精神文化消费担负起价值导向的任务，从而构成对市场的软调控系统。
注释：
[1]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
[2]江泽民同志在1994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54页。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文化消费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物质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服务文化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