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仙传》成书时代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书论文,时代论文,列仙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仙传》是一部道教辅教之作，也是一部重要的早期志怪小说。考证其成书时代，对于认识神仙志怪小说的形成背景和发展序列，理解魏晋游仙文学高潮的兴起，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文献学的角度，通过对《楚辞》王注、《汉书》古注和《文选》古注引用《仙传》情况的考辨，重新判断其成书时代。
关于《仙传》的成书时代，古今论者聚讼纷纭。古代学者已经大致形成西汉末、东汉和魏晋三说。西晋至北宋，都认为是出自西汉末年刘向之手，如葛洪《神仙传序》、《抱朴子·论仙篇》、《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艺文志》等。南宋至清代，则不断有人对刘向作说提出质疑，如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说该书文字不类西汉文章，或是东汉人作；清纪晓岚等《四库全书提要》卷一四六认为《汉书·艺文志》不载，或说是魏晋间方士伪托①。
对此，现代学者则形成赞同或质疑刘向作说两派。赞同一派主要有鲁迅、侯忠义、李剑国、王枝忠和欧阳健等先生。鲁迅认为：现存汉人小说皆伪托，“惟此外有刘向的《列仙传》是真的”②，但没有提出理由。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采此说③。李剑国判断：“《列仙传》是刘向晚年作品。”其主要理由是：“东汉末王逸《楚辞·天问》注及应劭《汉书音义》，均引《列仙传》，但不云撰人；最早称刘向作《列仙》者则是葛洪……其确信《列仙传》为向作必有所据。”④ 以后有关小说史专著多赞同此论及其理由⑤。反对一派主要有杨守敬、余嘉锡和王青等先生。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六据《世说新语·文学》注引《仙传序》称“七十四人在佛经”、仙传中多有东汉时地名(如太邱、钜鹿、宁等)，怀疑该书“似东汉人所作”，余嘉锡更据王逸、应劭均注引《仙传》，并综合诸说，认为“是书已盛行于东汉，不自魏晋始……此书盖明帝以后顺帝以前人之所作”⑥。最近，王青又从《仙传》所载东汉的地名、时间考证，认为该书是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形成古本与今本的差别，今本《仙传》的基本定型在东汉永和五年(140)至西晋太安二年(303年)⑦。
围绕《仙传》成书时代问题，古今学者持论的依据不外乎四点。一是古籍目录方面的著录，如《汉志》、《隋志》等；二是《仙传》的文字风格；三是《仙传》中涉及到的东汉地名和可以推算出的东汉时间；四是早期文献注引，如东汉《楚辞章句》、《汉书音义》注引。比较而言，这四点依据的可靠性有悬殊的高下之别：其一、二方面的理由极不可靠，余嘉锡、姚振宗等对《汉志》、《隋志》所漏载古籍多有补充，至于从文字风格判断所属时代，更是因人而异的模糊感觉；其三关于地名、时间方面的依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许多古籍本身多有后代不断增补的现象，因此从这条路径判断成书年代，具有相当的冒险性；第四方面依据的可靠性是相当高的，但如何运用早期文献所征引的材料却也会因人而异，如余嘉锡据王逸《楚辞》注、应劭《汉书》注，谨慎地判断《仙传》已盛行东汉，成书于汉明帝至顺帝之间，而李剑国则据此径直判断该书为西汉末刘向作。
在此，本文主要从早期文献注引的角度切入论题，即重新考察王逸、应劭旧注所引《仙传》三条资料的可靠性。根据笔者的检视，这几条似乎“过硬”的资料本身都存在着问题，据此可以得出《仙传》并非刘向作的相反结论。
先看诸家所据第一条资料的真伪问题。王逸《楚辞章句》卷三《天问》“鳌戴山抃，何以安之”句下注：
鳌，大龟也。击手曰抃。《列仙传》曰：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而抃舞，戏沧海之中，独何以安之乎？⑧
对于这条重要的材料，应当谨慎地问一下：王逸是否采用过《仙传》？该条注释是否是《章句》原有的注释？有三点理由使我们可以得出否定的结论：
其一，该条注释与《章句》的体例不合。《章句》引《仙传》，全书独存此一条，而且巨鳌背负蓬莱山的故事不见于今传本《仙传》，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王逸在《天问》、《远游》、《七谏》和《九思》篇中，还注释过王子乔、彭祖、赤松子、韩终、黄帝和安期生等赫赫有名的仙人故事，但都没有引用过专门记载神仙事迹的《仙传》，而这些大仙的事迹大多见于今本《仙传》。揆《章句》体例，引同一本书并不省略书名，如其《离骚》、《天问》篇注引《淮南子》至少有六、七条，都注明了书名；卷三《天问序》里还特地提到刘向、扬雄等注释过《天问》的事。因此，如果王逸真的见过著名学者刘向的《仙传》，他不可能只注引一例，也不可能只在一处注明书名，而在其他地方又不注明书名；也不可能在自己的作品《九思》中简单地自注(或其子王延寿注)：“安期生，仙人名也。”所以，合理的解释是，王逸没有采用过所谓的刘向《仙传》，《天问》巨鳌条注是后人注文羼入王逸《章句》的。
其二，西晋至初唐的著名注家所见《章句》中，都看不出有“列仙传曰有巨灵之鳌”之注。据现存资料看，最早引用《仙传》注释“巨鳌抃舞”典故的，是西晋人刘渊林，然后是初唐人李善、李贤。请看下面三条注文：
1.(刘渊林注：)《列仙传》曰：“鳌负蓬莱山，而抃沧海之中。”……善曰：“……《列子》：‘……’《玄中记》曰：‘鳌，巨龟也。’王逸《楚辞》注曰：‘击手曰抃。’音卞。”(《文选·吴都赋》)⑨
2.(旧注：)“抃，手搏也。”善曰：“《列仙传》曰：‘巨鳌负蓬莱山而抃于沧海之中。’”(《文选·思玄赋》)⑩
3.(李贤注：)“鳌，大龟也。《列子》曰：‘勃海之东有大壑焉……仙圣诉于帝，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不动。’抃音皮媛反。《楚辞》曰：‘鳌戴山抃。’《说文》：‘抃，拊手也。”(《后汉书》张衡《思玄赋》)(11)
稍稍分辨第1条注文各部分的所属可知，刘渊林首先引《仙传》注左思《吴都赋》，李善又引《列子》、《玄中记》、《章句》加以补注，其中属于王逸的注文只有“击手曰抃”四字。否则，李善应当在第2条直接说“王逸《楚辞》注曰：‘击手曰抃。《列仙传》曰：……’”。仔细比较第2、3条注文可知，初唐人所见《章句》中也没有王逸引用《仙传》注释“鳌戴山抃”的注文。否则，无法理解李贤为何在该赋结尾注引《仙传》赤松子、王子乔故事以及全赋注中多处引用王注，但在该条注中偏偏不引《仙传》、王注的现象，也无法理解一向好引用王注的李善，为何偏偏在该条注中不直接引用《章句》的现象。综合这三条注文看来，用《仙传》故事注释屈原“鳌戴山抃”句并羼入《章句》的时代，应当是在李善以后。
其三，今本《章句》已非原始面貌，其中的王注不尽可信。楚辞专家汤炳正指出，“王逸《楚辞章句》本亟待整理”，个中问题很多：“通行《章句》本或已多有后人校文切语杂入其中”；洪兴祖《楚辞补注》问世之后，《章句》传本“几乎绝迹”，故又产生不少将洪注与王注相互误认、将洪氏“补曰”前的注文都看作王注的错误(12)。至于今本与古本《章句》之篇次不同的大问题，更为学界所共知。在这种背景下，本文说所谓王逸引《仙传》条注文是窜入《章句》的，应当不无道理，更何况《补注》该条注本身就存在着疑问：
鳌，大龟也。击手曰抃。《列仙传》曰：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而抃舞，戏沧海之中，独何以安之乎？戴，一作载。抃，《释文》作拚。[补]曰：鳌，音敖。抃，音卞。《列子》云：五山之根，……五山始峙而不动。张衡赋云：登蓬莱而容与兮，鳌虽抃而不倾。《玄中记》云：即巨龟也。一云：海中大鳖。(13)
据《补注》注释体例，“补曰”以下大多是洪氏注，“补曰”以前多是王注、五代王勉《楚辞释文》、洪兴祖《楚辞考异》以及其他二十馀家校释(14)。然而该条注释可疑者有二：“戴一作载”，不详出自哪家旧校，但肯定不是王注、《释文》；“即巨龟也”、“一云海中大鳌”两语，上均无所承，疑此因杂抄《思玄赋》李贤、李善旧注(见上引)而造成文字脱误或位置错落。有此二疑并结合前上述考证，似可判断：“曰抃”之后的文字，都不是王逸的手笔；“列仙……一作载”数字，都是李善之后、王勉之前的校注家手迹。
再看诸家所据第二、三条资料的来源问题。东汉未应劭曾作《汉书音义》，其中明确注引到《仙传》的还残存两条：
应劭曰：“《列仙传》曰崔文子学仙于王子乔，[王子乔]化为白蜺，文子惊，引戈击之，俯而见之，为王子乔之尸也，须臾则为大鸟飞而去。”(15)
应劭曰：“《列仙传》陵阳子言春(朗)[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黄气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气也。并天地玄黄之气为六气。”(16)
这两条注其实都来自王逸《章句》的注文，前一条同于卷三《天问》王注，后一条接近于卷五《远游》王注，只是文字上稍为简略些。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应劭这两条注改变了王逸注文的出处。前一条王逸没有交代注文出处，只是说：“言崔文子学仙于王子侨，子侨化为白蜺……”；后一条王逸则明确交代了注文出处：“《陵阳子明经》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黄气也……”。在这种情况下，应劭是根据什么改说是出自《仙传》的？很可能是采用了王逸之后、建安初(约165-204)时期才产生的《仙传》(17)。其中后一条改造或误引的痕迹比较明显。《文选》李注中多次引到《陵阳子明经》，尤其是卷十二《江赋》注、卷十五《思玄赋》注两处所引该经文字，正与应劭注引文字相同；又《文选·甘泉赋》有曹魏时人张揖的旧注：“《陵阳子明经》曰：倒景气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18) 据此，则应劭所谓“《列仙传》陵阳子言”的产生有两种可能：如果不是误引书名，就是根据所见的《仙传》而改变书名的。
二是应劭这两条注所引文字，均不见于今本《仙传》中的王子乔、崔文子、陵阳子明三传。对此现象，汤炳正认为，“王逸注盖引之古本《列仙传》”，又根据蔡邕《王子乔碑》记有大鸟迹见于王子乔墓上之事，认为崔文子学仙于王子乔的故事，可能是先秦时期就已流行的传说(19)。按，蔡邕碑写于延熹八年(165)，其中有“(古碑)曰王子乔者，盖上世之真人，闻其仙，不知兴何代也。博问道家，或言颕川，或言东蒙”云云(20)。如果此时已经有刘向《仙传》行世，则蔡邕似不应有“博问道家”而不得其解的疑惑。应劭在初平二年(191)开始撰写的《风俗通义》卷二叶县令条，专门批驳“俗说”的汉明帝时王子乔仙话故事云：“何有伺一飞凫而建其处乎！世之矫诬岂一事哉！”(21) 但应劭所言，只涉及到“《周书》称灵王太子晋”死后、“传称王子乔仙”事，也没有提到《仙传》。应劭对于当时流行各种神仙传说的这种态度，使我们产生两种疑问：应劭没有见过《仙传》？应劭只是直录所见的当时《仙传》王子乔故事，并非有意改造王逸注？
那么，上述两种可能、两种疑问哪种更接近于事实呢？《汉书·王褒传》有一条珍贵的古注恰可以澄清我们的疑惑：
如淳曰：“《五帝纪》彭祖，尧舜时人。《列仙传》彭祖，殷大夫也，历夏至商末，寿年七百。”(22)
按，唐代颜师古《汉书叙例》说：“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据此，则如淳当是应劭同时代稍后的《汉书》著名注家。又，如淳所引《仙传》文字已经十分接近今本《仙传》(23)。所以，该条注文可以证明，应劭的确可以看到并采用某种《仙传》。
如果本文上节考论的观点成立，则《仙传》是东汉末年(约165—204)的产物了。但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即有没有所谓的“古本”《仙传》存在？如果有，它与后来的续定本(或曰“鬷续”本)、今本是什么关系？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由于《仙传》在成书、流传过程中，被不断增饰、删改和误抄等造成的，这也是早期古书形成定本以前常有的普遍现象，正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考、《古书通例》所论。
《仙传》在成书、流传过程中的复杂现象，从史志记载即可看出端倪。《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云：“《列仙传赞》三卷，刘向撰，鬷续，孙绰赞。”又云：“《列仙传赞》二卷，刘向撰，晋郭元祖赞。”(24) 这里有三卷、二卷本的差别，有续作本、无续作本的不同，还有不同人作赞的区别。因此，如果《隋志》记录不错的话，则流传到梁代或唐代的《仙传》，应当是一个原作、续作和赞都混杂在一起的本子，至于流传到今天的《仙传》，则早已不是“古本”的原来面目了。
《仙传》成书、流传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隋志》所谓“鬷续”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考证出到底谁是《仙传》的续作者，而在于求证出《仙传》续定本的时代。《四库提要》认为，鬷是名，脱去姓。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说：“鬷是姓，非名，魏有奉车都尉鬷弘，辽东人，见《魏志公孙度传》。此盖鬷下敚去一字耳。”(25) 此说可从，同时具有启发性。在汉末应劭卒年(204)到东晋孙绰卒年(371)之间，姓鬷而又有成就的人很少，查《三国志》、《晋书》、《元和姓纂》等，只有鬷弘这么一个。这里是否可以推测一下，《隋志》所记的“鬷续”有没有可能是指鬷弘？检《三国志·魏志·公孙度传》裴注引夏侯献表可知，这个鬷弘的确不简单，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表云：
奉车都尉鬷弘，武皇帝时始奉使命，开通道路。文皇帝即位(220)，……身奉使命。公孙康遂称臣妾，以弘奉使称意，赐爵关内侯。……(弘)冠族子孙，少好学问，博通书记，多所关涉，口论速捷，辩而不俗，附依典诰，若出胸臆。(26)
按照表中所说，则鬷弘在曹操时代开始奉使，并活跃到明帝太和(228-233)时期，其年辈应当稍晚于应劭。同时，他还有“少好学问，博通书记，多所关涉”的文才。因此，这个鬷弘很有可能就是续作《仙传》的作者。
除了鬷弘有适合的时代、文才条件以外，推测可能是他续作《仙传》的旁证理由还有：《仙传》在嵇康作《答难养生论》时(263年以前)已经基本形成。
根据对魏晋作品用典和《文选》旧注的考察，可知《仙传》在魏景元四年(263)以前已有了基本定型的本子，其形成时代正好与“鬷续”的时代重叠。在现存的魏晋诗赋文中，以嵇康《答难养生论》用《仙传》典故最为集中，时代也较早。其文曰：
故赤斧以练丹赪发，涓子以术精久延，偓佺以松实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务光以蒲韭长耳，卭疏以石髓驻年，方回以云母变化，昌容以蓬蔂易颜，若此之类不可详载也。……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则狭见者谓书籍妄记。(27)
这里一口气提到了赤斧、涓子、偓佺、赤松子、务光、卭疏、方回、昌容、彭祖和安期等十来个仙人，而且所概括的主要事迹无不见于今本《仙传》，如赤斧“能作水
、炼丹与消石，服三十年，反如童子，毛发生皆赤”；涓子“好饵术，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见于齐”；偓佺“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数寸，两目更方”；卭疏“煮石髓而服之，谓之石钟乳，至数百年”；务光“耳长七寸，好琴，服蒲韭根”……(28) 在此以前，这些仙人的名字或能见于以往的史传、诗赋中，但他们的事迹从来没有被这样集中而准确地表现过，因此可以判断，嵇康不是一般沿袭性的用典，而是直接引用了与今本大致相同的《仙传》故事。换言之，在嵇康被杀以前(263)，《仙传》在曹魏时期已经形成了基本定型本！
稍后，左思《三都赋》徵用《仙传》典故的情况，也印证了嵇康采用《仙传》的事实。左思赋中所写的仙人，共有山图、赤斧、江妃二女、朱仲、桂父、赤须子、昌容、犊子、元俗、木羽、琴高、师门和啸父等十三位，也都见于今本《仙传》(29)。更重要的是，《文选》所载西晋刘渊林、张载等旧注中引录的有关十三个仙人的文字，都与今本《仙传》基本相同，仅有简略、文序颠倒和个别字词脱误方面的差异，但不属于上述的“古本”与今本那样的差异(其中“鳌戴蓬莱”条除外)。这里对录一条，以见一斑：
(刘渊林曰)《列仙传》曰高后时，会稽朱仲献三寸、四寸珠。(30)
(今本《列仙传》)朱仲者，会稽人也。常于会稽市上贩珠。高后时，下书募三寸珠。仲读购书，笑曰：“直值汝矣。”赍三寸珠，诣阙上书……金鲁元公主，复以七百金，从仲求珠。仲献四寸珠，送至于阙即去……(31)
从中显然可以看出，刘注出于注书体例并据与今本相同的《仙传》，对朱仲两次献珠以及其它情节作了合并、删节的处理。《蜀都赋》刘注中所谓“见《列仙传》”、“语在《列仙传》”云云(32)，宛然可见据本处理而留下的痕迹。《三都赋》初稿写成时间向有280年前、291年和302年三说，其中280年前说比较可信，但不排除后来有所修改(33)。如此，该赋距离嵇康撰论的时间不过二十年左右，两人所依据的当是同一种《仙传》。
这样，我们从嵇康、左思作品中共找到了二十一个“定型”的仙人，这一数字已占今本七十二人的近三分之一。如果再加上以往学者指出有东汉地名、时间问题的六条(太邱文宾、高邑商邱子胥、宁人瑕邱仲、吴地负局先生、毛女和刘渊林已引巨鳌条)(34)，则达到二十七条，超过了今本的三分之一。据此可以确证，《仙传》在曹魏时期已经形成基本定型的本子，而且很可能就是“鬷续”本；也可以间接证明，汉末“古本”存在的可能性很大。从这个数据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古本、续定本(或称“鬷续”)和今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比较明朗了。一是明确属于古本的只有应劭注文两条，可能属于古本的有两条(所谓王逸注引巨鳌条、如淳注引彭祖条)，因此，古本与续定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其中文宾与木羽、负局先生、赤斧等六条很可能是续作的；二是明确见于续定本的至少有二十二或二十七条，其中大都见于今本，只有巨鳖一条不见，因此，续定本与今本的关系极为密切，今本大体上应是续定本的延续，但也删去了如巨鳌这类的条目。
注释：
①详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子部十》卷十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18-1026页。
②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05页。此说与其《中国小说史略》意见似有不同。
③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④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93页、188页。
⑤如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6页)、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0页)等。
⑥《四库提要辨证·子部十》卷十九，第1020-1022页。
⑦王青：《〈列仙传〉成书年代考》，载《滨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42-44页。
⑧(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1062册，第28页。下引均同。
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第84页。
⑩同上，卷十五，第213、216页。《思玄赋》题下有“旧注”二字，李善说：“未详注者姓名，挚虞流别云衡注。……疑非(张)衡明矣。但行来既久，故不去。”又五臣注《文选》在“抃，手搏也”之前有“衡曰”二字。
(11)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中华书局，1991年，第1920页。
(12)汤炳正：《楚辞类稿》第三十条，巴蜀书社，1988年，第92-97页。
(13)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三，第102页，中华书局，1983年。
(14)参见《楚辞类稿》第三十一条“洪兴祖《楚辞考异》散附《楚辞补注》问题”，第98-101页；姜亮夫：《洪庆善楚辞补注所引释文考》，《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02-421页。
(15)班固：《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五上》，中华书局，1992年，第1204页。
(16)《汉书》卷五十七下《司马相如传》，第2599页。
(17)据《后汉书·文苑传》，王逸注《楚辞》可能是在汉元初(114-119)年间任校书郎时，顺帝在位时(126-144)官至侍中。陆侃如推考，其卒约在165年。《中古文学系年》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225页。应劭生卒年不详，曹道衡、沈玉成推考说：“其生年或在顺帝末(144)，至建安九年(204)前卒。”《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第31页。
(18)《文选》卷七，第113页。
(19)汤炳正：《楚辞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第166-167页。
(20)王国维：《水经注校》卷二十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54页。
(21)郑尧臣：《龙溪精舍丛书》本《风俗通义》，中国书店，1991年，第3册，第560-561页。据吴树平先生《〈风俗通义〉杂考》(《文史》第七辑)说，该书始撰于191年，成书于194年后。
(22)《汉书·王褒传》王褒对宣帝问“何必偃卬诎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句注，卷六十四下，第2828页。
(23)《龙溪精舍丛书》王照圆校本《列仙传》卷上：“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篯名铿，帝颛顼之孙，陆终之中子。历夏至商殷末，八百余岁。尝食桂芝……”，第4册，第182-183页。
(24)《隋书》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87年，第979页。
(25)转引自《四库提要辨证》子部十，第1025页。中华书局本《隋书》校勘记已采用姚说。
(26)《三国志》卷八，中华书局，1982年，第257-258页。
(27)殷翔、郭全芝：《嵇康集注》，黄山书杜，1986年，第180、185页。
(28)《龙溪精舍丛书》所收王照圆校本《列仙传》，第192、181、180、183、182页。
(29)这里参考了王青的意见(第一节注引)，但论证、结论稍有不同。
(30)《文选》卷五，第93页。
(31)《龙溪精舍丛书》所收王照圆校本《列仙传》，卷上，第186页。
(32)《文选》卷四，第76、80页。
(33)参见《中古文学系年》第803页、《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第166-168。
(34)参见《四库提要辨证·子部十》卷十九“《列仙传》”条，王青《〈列仙传〉成书年代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