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成果——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全面发展论文,论述论文,江泽民同志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不是对这一学说的诠释，而是将这一学说作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由此坚持和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成果。
一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开展欧洲工人运动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一个主题，因而其理论范式带有浓重的政治革命色彩。他们终身思考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并没有脱离这样的主题和理论范式。纵观他们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不难发现其中贯串着这样一条理论主线：揭露私有制下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剥夺人（尤其是劳动者）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强调唯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创造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资本论》十分集中地表明了这一点。它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所以，工人阶级必须进行革命，建立起“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8、649页。）。这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的全面发展是他们政治革命理论范式中的一条基本原理。由于这条基本原理主要是对未来新社会的理论构想，而这构想的新社会则要借助政治革命来实现。于是，这条基本原理在政治革命的理论范式里就有可能遭到遮蔽，即突出和强调的是与政治革命直接相关的基本原理，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而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原理的地位则被淡化甚至隐没了。
这种可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列宁、毛泽东身上，程度不同地成了现实。列宁和毛泽东的理论范式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列宁的理论，重点是解决俄国无产阶级如何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尽管他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作过有益的探索，但由于实践的时间很短暂，这些探索不足以改变其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毛泽东的理论，主要是回答中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虽然曾力图避免苏联社会主义的某些弊病，但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仍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因此，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凸显、发挥和创新，基本上是偏重于政治革命领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意识形态领域。
邓小平理论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随着这种转变，某些在过去隐而不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后一理论范式里开始得以彰明和显扬。邓小平实践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石。江泽民同志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说其坚持，从根本上讲就是坚持了这一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说其丰富和发展，表现之一，就是他的“三个代表”思想在打牢和夯实生产力理论这块基石的同时，又突出和强调了另一条被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所遮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的全面发展。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里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一切工作”、“本质要求”归结于马克思主义指出的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鲜明地表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建构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
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固然有着重新认识一度被遮蔽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学说的意义。但是，当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的基本原理时，就有着它的新意义：人的全面发展正从社会主义革命前预设的理想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中现实的课题。江泽民同志的“努力促进”和“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正表达了这样的化理想为现实的意义。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理论反思，另一方面又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同志，主要从发展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两大方面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两大方面都表现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失误的纠正。这两大方面也表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是科学和价值的统一，因为前者体现其科学根据，后者指明其价值目标。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成果。
二
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这一讲话中，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正体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为直接思想来源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承接了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理想；与前人所不同的，是他们已初步具有了把这一理想与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理念。就是说，他们开始有了将人的全面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极价值的萌芽。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继承了这一点，而且将其鲜明地标识出来。从他们的早期重要著作到晚期的重要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年至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都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以至于恩格斯在1894年1月，应《新纪元》周刊之请，用概括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纪元，以区别于但丁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难”的旧纪元时，这样说道：“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89页。）十几个月后，恩格斯去世了。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始终不渝地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如果说在价值维度上主要是继承，那么在科学维度上则主要是批判。他们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从理性和永恒的正义出发，谴责资本主义的罪恶，构思社会主义的美好轮廓，因而无法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根据和现实力量。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发展的动力最终归结于生产力，由此如同“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一般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它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必然性，指明了这一历史使命落在无产阶级身上的必然性。于是，社会主义就由纯粹是头脑中的空想变成有客观根据的科学认识。正是依照这样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的全面发展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革命才能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的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所以，他们把共产主义表述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
“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正是这样来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的。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就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结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就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注：《李大钊文集》下卷，第68页。）这里的用语尽管不完全精当，但显示了以科学维度（改造经济组织）和价值维度（改造人类精神（注：李大钊的“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包含着“个性解放”，因而有人的全面发展的意蕴。））的统一来认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了这一正确方向。他指出：要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破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束缚，保障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能够自由发展”，“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否则“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9、1061页。）这里进一步指明了如何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把科学和价值统一起来认识社会主义。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同怎样革命以建立社会主义相联系的；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则是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如前所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能够将其理论范式由政治革命为中心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因此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矛盾。这实际上是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错误的认识，发展到“文革”，更极端地把所谓的“全面专政”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就既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又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
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方向。邓小平在1980年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以后他又多次论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其中最集中、最经典的是1992年南方谈话里的一段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个概括首先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方面来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个概括中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从价值目标方面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显示出了科学和价值的兼顾。当然，共同富裕是经济上的价值目标，并不是终极的价值目标。
正是在这基础上，江泽民同志一方面把代表先进生产力放在首位，另一方面提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就进一步从终极价值方面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完善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正确认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人的畸形发展也不是社会主义，必须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样来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前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价值相统一的理论建构的表现。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同志，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是经历了螺旋式上升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不仅是指其具有总结中国百年来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指其揭示了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遇到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这类问题的一条基本原则：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相统一。
三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就必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如何保持长期执政的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的先进性。回答这一问题是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主题，他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则贯穿于其中，从而在建党学说方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成果。
首先，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一的联结点。政党的纲领是判断其先进性的主要标志。共产党以实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最终目标即最高纲领，因而它始终站在人类进步事业的前列。显然，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是共产党昭示其先进性的旗帜。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因此，把人的全面发展写入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从而体现其先进性，是完全必要的。
这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是有依据的。《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作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在那里他们就把人的全面发展与实现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表述共产主义社会的名言。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制订纲领时，普列汉诺夫写的纲领草案提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满足整个社会及社会成员的需要”；列宁对此指出：“不恰当。这不够，托拉斯大概也能这样组织”，他认为应当改为“‘由整个社会承担’（因为这既包括计划性又指出计划的指导者），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注：《列宁全集》第6卷，第218页。）可见列宁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党的最高纲领不可缺少的，因而必须明确无误地写进党纲中去。十月革命胜利后，在1919年初召开的俄共八大会议上，列宁仍然坚持了这一点。这次会议通过的《俄共（布）纲领》写道：“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注：《列宁全集》第36卷，第96页。）显然，江泽民同志把人的全面发展写在党的最高纲领里，是对上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的继承。
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含义是相同或近似的，即推翻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社会；就是在论及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也没有把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国家与革命》，把这第一阶段单独称为社会主义。但1919年的列宁正试图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原则”（如产品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即使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他对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漫长性和复杂性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因为他将实行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暂时的“退却”。就是说，从马克思到列宁，都还没有社会主义是需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的很长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因此，他们不可能考虑如何把最高纲领中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体现于社会主义各个阶段具体纲领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根据邓小平理论，指出在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其初始阶段就是至少需要经过上百年时间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结束后，将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由此达到共产主义。这就把党的纲领作了三个层面的划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三个层面联结在一起，构成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这统一的重要联结点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因为他在把人的全面发展写进最高纲领的同时，又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样，人的全面发展就贯彻于党的纲领的三个层面；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纲领的先进性要素也体现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关于后者，江泽民同志指出了四个方面：尽快使全国人民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党既认识到实现最高纲领的路是极其漫长的，又在这漫长征途的起步初始就为体现最高纲领的先进性而扎实工作。
江泽民同志认为，我们党的先进性不仅表现在纲领上，而且表现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中，人的全面发展同样贯穿于“三个代表”，成为是否体现“三个代表”的评价尺度。
说到生产力，人们往往会把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作为衡量其先进与否及先进程度的标准。这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马克思在比较古希腊和现代资本主义时指出，就生产力发达的水平而言，前者是无法与后者相比拟的；但是，“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高尚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因此，“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而现代资本主义则是“鄙俗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487页。）这段话启示我们：生产率的高低是评价生产力发达程度的尺度，但是发达的生产力如果为了追求财富这个“外在的目的”而牺牲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目的本身”，那么它是不值得完全肯定的，是不能称之为先进的。江泽民同志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包含了这样的观点。因此，他提出包括发展生产力在内的“一切工作”，都要着眼于“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说，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仅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驳斥“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到明确生产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而不是以革命为目的，再到确立生产力标准，进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这就是我们党二十多年来在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问题上的认识轨迹。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指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如前所述，人的全面发展是写在党的纲领这面旗帜上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都出现在党的旗帜上，后者是判断代表什么样文化的评价尺度。恩格斯说：“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文化是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创造，是人的自由本质和素质才能的表现，因而文化上的进步就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上的进步。于是，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评价文化的先进性的尺度。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文化又归结于对人的塑造。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四有”公民；这“四有”公民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在现阶段的基本要求。因此，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文化先进性的尺度，在现阶段就体现为我们坚持和建设的文化是否有利于培养“四有”公民。
人的全面发展还是评价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尺度。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分化为不同阶层的。各个阶层的具体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互相冲突，因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整合各阶层的具体利益而形成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整合各阶层具体利益的一个尺度。因为这个尺度最具涵盖性和终极性。我们在现阶段提出这一尺度是有现实意义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上是不同的。人的利益有物质利益、精神利益以及在这两者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高利益。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水平，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构成中，精神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高利益的因素日益增长。因此，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把“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到了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议事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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