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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1-0070-07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下文简称“和发理论”)是指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用科学发展观，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根据国际、国内与两岸关系形势发展变化，在科学总结两岸关系发展规律与祖国大陆对台工作实践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思想理论与大政方针，逐步提出并形成的通过和平发展方式最终达成国家统一目标的思想和理论。和发理论抓住了两岸关系发展当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与问题，撷取了两岸与国际社会三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既坚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两岸关系的历史、现实以及台湾同胞的特殊心理，力图通过和平发展逐步解决两岸关系当中存在的各种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有力地指导了对台工作实践，开辟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本文将对和发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形成过程、内涵特点、主要意义进行分析。
一、和发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和发理论是在新世纪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冷战结束后，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的潮流与主题。这既使我们面临发展机遇，也使我们面临严峻挑战，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有利和不利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关系不断发展壮大，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与遵守，任何旨在分裂中国领土主权的主张均行不通。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冷战幽灵仍在游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玩弄“以台制华促变”把戏，企图以台湾为筹码牵制我国，企图促使大陆朝着他们所期待的方向演变。两岸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在新形势下，顺应时代潮流、追求和平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是我们的不二选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张完全符合时代主题，符合台海两岸与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利益，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这一主张将时代潮流与和平统一的既定方针相结合，将两岸的主题与世界的主题相统一，在理论上占领了道义制高点，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赞同。
(二)和发理论是在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时刻提出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对台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各项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必须同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相适应。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张正是科学发展观运用于解决台湾问题暨处理两岸关系的体现。关于和平统一战略要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一致问题，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对此就做过论述。他说：“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把经济建设搞好”；“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1]。两岸关系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可以避免台海发生危机，防止台海局势过多牵扯中央精力。这对于维护和延长大陆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实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发理论的提出正是以此为主要出发点和着眼点的。
(三)和发理论是在两岸关系与岛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提出的。两岸关系自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特别是1987年底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以来取得了长足进展。两岸在经济文化交流、社会交往、宗教对话等方面十分热络，为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复杂历史因素造成的两岸之间的结构性敌意在短时间内不能得到改变，两岸现阶段立刻实现统一的时机并不成熟。台湾政局急剧演变也使中央重新思考对台政策和部署对台工作，将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稳定台海局势、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为重点。蒋氏父子在其统治时期，虽坚持反共立场和推行本土化政策，但始终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李登辉在其主政前期坚持蒋氏父子的立场，制定了《国家统一纲领》，成立了半官方的海峡交流基金会与大陆展开接触谈判协商，促进了两岸民间交流快速发展。但在其主政的中后期，李登辉推行“分裂、分治”路线，致使两岸关系屡屡陷入紧张状态，一度濒临战争边缘。以陈水扁为代表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后，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台独”路线，不仅大搞“去中国化”，挑拨制造族群对立与仇恨，而且大搞“正名、制宪”、“公投自决”等活动，有计划地向“法理独立”目标迈进。“台独”分裂势力所进行的这些冒险挑衅活动给台海地区和平造成了严重威胁。
二、和发理论的形成过程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体系的提出与形成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从2002年11月胡锦涛全面领导对台工作到2005年3月大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这个阶段，中央针对“台独”势力活动猖獗，直接威胁台海和平和大陆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述。主要内容包括：2003年3月胡锦涛就做好对台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大力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团结两岸同胞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里首次提出了“团结两岸同胞”的概念。2004年5月17日，针对陈水扁连任的严峻形势，中台办、国台办授权发表声明，对“台独”势力发出严正警告，首次提出了“共谋两岸和平发展”的概念。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就新形势下的两岸关系发表四点意见，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此次谈话有许多重要的新提法，例如对“四个只要”作出“庄严承诺”，为和发理论注入了新元素。
(二)第二阶段：从2005年4月国共两党北京会谈到2008年3月中国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这个阶段，鉴于反“台独”斗争取得重大成效、“台独”政权在岛内日益不得人心，台湾泛蓝阵营三党领袖相继大陆行，国共两党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简称“国共五项愿景”)，中央在加大对台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理论论述。2006年4月16日，胡锦涛在会见参加首届两岸经贸论坛的台方代表时首次明确提议：“两岸同胞携起手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个主题，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使我们的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新时期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对台工作行动纲领，主张在“一中原则”的基础上，两岸协商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三)第三阶段：从2008年4月“胡萧会”至该年底胡锦涛发表“12·31讲话”。这个阶段，鉴于中国国民党在岛内两场关键选举中获得大胜，中央抓住机遇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部署，并及时提出一系列新的论述。2008年4月12日，胡锦涛在博鳌会见台候任副领导人萧万长时指出，两岸在新形势下应做到“四个继续”。同年4月29日，胡锦涛在会见连战时指出：两岸双方应当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同年5月28日，胡锦涛会见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指出：首先要建立互信，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是双方建立互信的根本基础。同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12·31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30年来对台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深刻阐述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战略，就如何开创和平发展新局面提出六项重大主张。“12·31讲话”标志着中央关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张，历经实践检验和经验总结逐步臻于成熟完善，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
三、和发理论的主要内涵
(一)为什么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1.和平发展是以人为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需要。胡锦涛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对台工作中去，理解、信赖、关心台湾同胞，体察他们的意愿，了解他们的诉求，为他们排忧解难，满腔热情为台湾同胞多办好事、多办实事，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最广泛地团结台湾同胞一道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国共五项愿景”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二十一世纪的潮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利益”。“12·31讲话”进一步指出：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符合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要继续长期坚持和全面贯彻这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大政方针。
2.和平发展是促进全民族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需要。胡锦涛在2003年就指出：“中国发展了，中华民族强盛了，是全体中华儿女之福。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家和万事兴。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强盛、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去奋斗、去拼搏”[2]。“12·31讲话”进一步指出：“回顾近代民族之艰难奋斗历程，展望未来民族之光明发展前景，我们应该登高望远、审时度势，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以更远大的目光、更丰富的智慧、更坚毅的勇气、更务实的思路，认真思考和务实解决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全民族的团结、和谐、昌盛。”中央领导还反复强调：两岸同胞的前途命运归根结底系于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统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民族复兴、实现民族夙愿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3]。这些论述总体表明一个意思，就是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团结奋斗，必须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共创民族复兴的最大根基。
3.和平发展是中国大陆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世界历史，传统大国的崛起几乎无一例外要靠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进行掠夺。中国现代化之路究竟怎么走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很多人担心中国大陆的崛起会重走传统大国的老路，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中国共产党明确宣示要坚持和平发展战略，下决心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兴盛不同的强国之路，“其核心是以发展的成果增强维护和平的能力，又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3]。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党和政府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然选择。
4.和平发展是通往和平统一的必经之路。台湾问题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决定了解决台湾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条件准备。和平发展是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必要过程。“12·31讲话”提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论断，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致力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问题，从而“既确定了当前推进两岸关系的主题，又表明了我们坚定不移的努力目标”。换言之，除非有外力干预和“台独”分裂势力挑衅打乱和平统一的部署，否则大陆不会中断和平发展的进程，主动发动台海战争。
(二)如何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1.和发理论擘划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框架。这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在“12·31讲话”提出的六项主张上。
(1)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增进政治互信。“12·31讲话”指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核心利益，“两岸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就有了构筑政治互信的基石，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坚持“一中原则”首先应该坚持“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1992年由两岸正式授权的民间团体达成的，其“核心是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精髓是求同存异，即求一个中国之同，存政治分歧之异”。两岸当年正因为有“九二共识”，才有了1993年“汪辜会谈”的举行，以及两会先后所达成的若干个促进交流合作的协议。国共两党也正是基于“九二共识”，才在2005年达成了“五项共同愿景”，并在2008年后共同推动两岸关系步上和平发展的轨道。因此，“九二共识”是寻求打破两岸政治僵局的务实做法，是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产物。20年来的实践证明，“九二共识”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定海神针，也是两会开展对话协商的必要前提，否定“九二共识”必然会导致两岸关系动荡不安，造成两会协商谈判的中断。
(2)必须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经济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以人为本理应经济先行，特别在全球经济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况下更应如此。祖国大陆从1979年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开始就积极推动两岸直接“三通”，主张政经分开，主张将经济交流放在各项交流的首位。事实证明，两岸经济合作有先天之利，两岸经济交流是两岸关系中最活跃的因素，不仅有利于台湾经济提升竞争力和扩大发展空间，有利于两岸经济优势互补和互利互惠，有利于“两岸合作赚世界的钱”[4]，还有利于推动两岸经济关系朝着制度化、机制化、正常化的方向发展，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更为扎实的物质基础。经济交流与和平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两岸民众的生存发展呼唤经济交流，经济交流需要和平发展，而和平发展又极大地推进了两岸经济的交流合作，直接造福两岸同胞。
(3)必须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经济是联结物质利益的纽带，文化则是联结精神和情感的纽带。实现两岸关系持久和平良性发展，文化同样不可或缺。正如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所说，经济交流使两岸手牵手，但只有文化交流才能使两岸心连心[5]。两岸一个多世纪的疏离，半个多世纪的敌对并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使两岸的意识形态和情感认同出现了严重的断裂乃至对立。要改变这种情况，除了加强经济交流，还要增进文化交流，而两岸共同拥有的中华文化就是最好的抓手。“12·31”讲话指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应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4)必须加强人员往来、扩大各界交流。“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最珍贵的是两岸同胞心与心的沟通。”[6]“两岸关系的转变，根基在民间，动力在人民。”[7]两岸交流应当以两岸民众为主体，以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为核心，以增进同胞感情和提升福祉为归宿。两岸交流没有党派之分和地域之别，应当遍及城市和农村，深入到县市、乡镇、学校和社区，深入到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少数民族等各个界别之中。广泛开展两岸各界交流特别是加强基层民众直接交流，有助于增进了解、积累共识、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深化合作，为两岸关系发展营造更好的氛围，打下更坚实的民意基础，创造更有利的条件。“12·31”讲话指出：对于那些曾经主张、从事、追随过“台独”的人，“也热诚欢迎他们回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来”。可见，两岸关系要实现和平发展，两岸同胞必须大和解大团结，加强交往、促进交流是先决条件。
(5)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协商涉外事务。在和平发展阶段，如何处理好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又适度满足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需求及愿望，对我们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解决这一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在现有国际法体系下使分而未裂的两岸能在国际社会“和平共处”，包括如何定位过渡期的两岸政治关系，如何处理与政治定位相关的国旗、国歌、称谓等。“12·31讲话”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指出：“两岸在涉外事务中避免不必要的内耗，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对于台湾同外国开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往来的前景，可以视需要进一步协商。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6)必须促进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应以正式宣布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作为重要标志。两岸一日不这样做，和平发展就一日没有制度保障，就存在倒退的隐忧。鉴于此，“12·31讲话”呼吁：为了避免再出现骨肉同胞兵戎相见，让子孙后代在和平环境中携手创造美好生活，两岸中国人有责任共同终结两岸敌对的历史；为有利于两岸协商谈判、对彼此往来作出安排，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为有利于稳定台海局势，减轻军事安全顾虑，两岸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总之，“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应是两岸共促和平发展的阶段性奋斗目标。
2.和发理论明确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思路。这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在近年来胡锦涛提出的3个“16字箴言”上。
(1)关于“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8]。这是2008年4月胡锦涛在中国国民党获得台湾大选胜利后会见连战时所提出的，因获得国民党方面的高度认同而成为国共两党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其中“建立互信”是16字的核心，“关键是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9]。“搁置争议”就是要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暂时搁置双方有高度争议的问题和难题。“共创双赢”就是要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摒弃冷战零和思维，最大限度地寻求双方利益的交汇，照顾彼此关切。
(2)关于“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10]。这是2009年5月胡锦涛在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轨道一周年之际所提出的。中央领导多次反复重申这16字箴言，其原因在于两岸关系错综复杂，两岸关系发展经纬万端，既蕴含巨大潜力，又为各种复杂因素制约。因此，必须在推进和平发展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统筹协调各领域工作，分清轻重缓急，把握节奏时机”；“从解决两岸民众最需要、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做起，从两岸双方有共同意愿、有合作条件的领域开始”。这既符合两岸关系发展规律和做事情的规律，也体现了对台工作以人为本的主旨，是“已被实践证明的有益经验和可行途径”[9]。
(3)关于“平等协商、善意沟通、积累共识、务实进取”[11]。这是2008年6月胡锦涛在会见江丙坤率领的海基会复谈代表团一行时所提出的，以此作为开展两岸协商谈判的指导思想。胡锦涛指出：平等协商就是在商谈中双方要平等相待，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善意沟通就是在商谈中要充分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多从善意的角度理解对方的想法，消除不必要的疑虑。积累共识就是要不断扩大共识、缩小分歧，这样才能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务实进取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做到行稳致远。这16个字可以说体现了祖国大陆积极推进两岸复谈的态度。
四、和发理论的主要特点
和发理论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运用科学发展观处理台湾问题所提出的新论述，具有鲜明的风格。
(一)最大限度地寻求两岸与国际社会三方利益的公约数。冷战结束后，和平发展成为时代潮流和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在两岸统一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符合两岸与国际社会三方面的利益，既有利于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争取台湾同胞的支持和世界舆论的同情；也有利于我们抓住时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的伟业，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因而是上上策。
(二)抓住了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台湾问题长拖不决的原因复杂，但主要矛盾是两岸发展不平衡。大陆的综合实力还不够强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体现，解决台湾问题的筹码还不够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我们自己。因此，中央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和平发展作为现阶段两岸关系的主题，抓住了解决台湾问题暨两岸关系问题的关键，有助于统一全党的认识和作为。
(三)把促进两岸同胞共同奋斗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十六大以来，中央所有公开发表的涉及对台政策的文稿几乎无一不提到“团结”、“共同”等字眼，使用频率之高为2003年以前所罕见。以胡锦涛“12·31讲话”为例，其中28次提到“共同”一词，3次提到“团结”一词。这既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本质体现，有助于团结两岸同胞，形成共促和平发展、振兴中华的合力。
(四)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和发理论体现了“两手并用”的策略思想，使“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例如：一方面强调要以人为本，将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落到实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尊重、信赖、依靠台湾同胞，努力为台胞排忧解难，推动实现全民族的团结、和谐、昌盛；另一方面则明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11]。对台工作正是秉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宗旨，在两条战线上都展开攻势，才激活了两岸关系一盘棋，推动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五、和发理论的主要意义
(一)和发理论奠定了对台工作和对台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发理论涉及开展对台工作、发展两岸关系的原则、目标、主题、宗旨、依靠力量、途径、步骤、方法等，涵盖了两岸关系的所有重要领域，较全面地回答了两岸同胞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刻阐述了为什么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怎样才能实现和平发展两大问题，提出了解决两岸关系发展当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新情况新问题及症结难点的新思路新办法，指导了两岸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使党的对台政策建立在科学可行的基础之上。
(二)和发理论使祖国大陆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和发理论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出发，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出发，从海峡两岸的实际情况出发，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大陆、台湾和国际社会三方面的利益，寻求和谐社会、和谐两岸关系与和谐世界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为本、顾全大局、理性务实、重信守诺、追求双赢的良好形象，从而极大地争取了岛内民心，争取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情，也使“台独”分裂势力失去攻击的着力点，使我们牢牢掌握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三)和发理论较好地回答了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关系问题。和发理论描绘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宏伟蓝图，提出了走出僵局、实现和平发展的办法与措施，指导对台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为两岸和平统一找到了一条务实可行的道路，即寓振兴中华、和平统一目标于和平发展、共创双赢的过程之中，通过后者来创造实现前者所需的条件和能量，以量变促质变。和平发展、共创双赢与振兴中华、和平统一相辅相成，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反之亦然。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将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都落到实处。和平发展阶段的实质是由敌对状态向最终统一过渡，是和平统一的低级阶段；和平统一则是和平发展的高级阶段及必然走向。和发理论的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的两岸统一理论，是以和平统一为导向、分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创新。
总之，和发理论孕育于反“台独”斗争尖锐之时，形成于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关头。这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党对台湾问题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入，对两岸关系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全面，对现阶段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总体形势的把握更加准确，对由“和平发展”到“和平统一”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等更加有数，对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战略思考更加清晰，对现阶段对台工作的任务、重点更加明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已经并将继续指导对台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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