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出版业集团化扩张战略分析（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是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发展高歌猛进的一年：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销售收入超140亿元，该集团是中国第一个实现“双百亿”的集团，已经连续数年保持资产与销售收入的两位数高速增长。按该集团计划，其旗下的六大产业板块(出版、发行、印刷、地产、金融、酒店)至少将培育三家上市公司。
2010年12月，包括中国最大的两家教育类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内的五家教育、出版机构合并成立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该集团一跃而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有消息称，该集团下一步将合并多家教育部属大学出版社。
此外，新的出版“巨无霸”也都在酝酿之中。2011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宣布，两年内，将会通过重组或者联合的手段组建一家甚至多家“双200亿”的大型出版传媒航母，未来还将向全球出版传媒巨头看齐，向千亿级别迈进①……
让我们再放眼欧美出版业，时至今日，它们基本上还没有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投射下的阴影，图书出版业笼罩着浓重的紧缩和末日气氛。而自上世纪末到2007年为止，那些激动人心的收购兼并整合案例，似乎已经成了历史。包括贝塔斯曼、阿歇特、汤姆森、培生、约翰·威立在内的一个个出版帝国扩张战略的雄心勃勃的主角，都好像在目送一个时代的远去……
更糟糕的是在渠道方面。2010年，美国第二大连锁书店鲍德斯关闭了17家门店；2011年2月，鲍德斯因负债近13亿美元且无法向出版商支付巨额应付款，正式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并将关闭200多家门店。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各发行集团的“圈地运动”方兴未艾，规划中的图书卖场、图书物流规模宏大。中国最大的网上图书零售商当当网于2010年12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日收盘价较发行价16美元涨87％。该网站2009年的图书销售码洋为22亿元人民币，占中国网上图书零售额的51％，一般图书销售的10％。而其2011年的计划是继续保持50％左右的年增长率。
但是，透过以上现象，我们不难看到，在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过程中，强有力的行政力量的推动力和主导性远远高过企业的自发演化和市场博弈。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仍然是高度行政化、计划性的教育出版。中国出版业的原创能力依然缺乏。因此，中国出版作为一个产业，依然是相当脆弱的。
相反，在市场经济的风风雨雨中一路走过来的西方出版业，通过集团化整合，一步步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转型。西方出版业近十多年来的整合战略有一个重要背景——数字化的革命性发展。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对既有的产业定义、标准，甚至商业模式，都是颠覆性的。可以说，西方出版业任何一项较为重大的兼并、扩张案例，背后都有数字化发展的影子。
从渠道变革而言，中西方的扩张或收缩的内在机理与深层涵义也是很不一样的。在美国，不但是网络零售商亚马逊有Kindle阅读器，最大的巴诺连锁书店有Nook阅读器，就是目前申请破产保护的鲍德斯都有至少六种阅读器。而在中国，包括当当在内，几乎没有一家渠道商有ebook产品问世，当当们所做的，仍然是纸书的搬运工，只是借助了互联网而已。
本文基于全球范围的出版业集团化整合和数字化发展背景，梳理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宏观环境和集团化过程，提出中国出版业集团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按照PEST分析框架对中国出版业集团化扩张战略的宏观环境进行归纳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发展的多元化战略以及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适当功能，提出分析性观点。
二、中国出版业现状与集团化进程分析
2009年，中国共有出版社580家，出版图书301719种，其中新版图书168296种，重版、重印图书133423种，总印数70.37亿册(张)，总印张565.50亿印张，折合用纸量132.93万吨，定价总金额848.04亿元。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10.07％，新版图书品种增长12.97％，重版、重印图书品种增长6.61％，总印数下降0.36％，总印张增长0.78％，定价总金额增长5.68％。(见表1)
从图书出版品种数、总印数、总印张以及定价总金额的数据来看，近五年来我国图书出版发展缓慢，总体低于中国GDP增长水平。尽管出书品种数和定价总金额连年增长，但总印数有三年为负增长。2005年-2009年的五年期间，出书种数增长44.8%，定价总金额增长42.98％，但图书总印数只增长了9.7％。这表明，图书的平均印数在下降，图书实物产量增长迟缓，出版业没有走出以品种扩张推动总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局面；图书出版业定价总金额的增长主要是由单位产品定价上涨来拉动的。
2009年，23.9万种图书(含一般图书、教辅等)的总印数为37.88亿册，而6.2万种中小学课本总印数则达到32.35亿册，课本的平均印数约为图书的3.3倍，因此，教育类出版社的平均利润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出版社。
由于我国对图书出版机构实行审批制，近十年来出版社数量增长缓慢，不到600家的出版社对于一个具有超过13亿人口的图书市场而言，是偏少的。目前，行业外资本与资源很难直接进入出版市场，只能通过与出版社合作等方式“曲线”进入出版产业。行业内的国有出版社总体处于低水平发展与同质竞争的状态。一些经营不善的出版社，由于社号与书号是稀缺资源，通过寻租行为仍能得以生存。即便生存困难、资不抵债的出版社，由于其存亡与否与“政绩”有关，因此也难以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优胜劣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经历过两个黄金时期。
1978年-1985年的井喷式增长是对被压抑了至少十年的全社会阅读需求的补偿性反弹。但是，出版行业仍基本维持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机制。1995年起，中国出版业结束了之前长达九年的徘徊期，进入了新一轮的上行通道。导致出版业第二个黄金时期出现的一个关键因素，是1994年底国家对中小学教材定价的一次性松绑。②这给了以教材出版为生命线的中国出版业一次巨大的发展机遇。
尽管这第二次快速增长仍是由制度原因引起的，但是，世易时移，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整个行业的经济、社会、心理、市场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改变，一旦出版行业整体增长强劲，出版业自身确立和加强市场主体地位，以及实行行业整合、扩张的欲望与行为必然会高涨。同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带来的行业内不平衡发展(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人口多与人口少地区、开放度高和不高的地区、出版资源丰富与不丰富地区的不平衡)，必然也对集团化扩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中国出版集团化建设的内在背景。
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一直在谋求恢复GATT缔约国地位，而一旦恢复(即之后的加入WTO)，按照有限开放文化市场的承诺，包括出版业在内的中国文化产业，必然会面临西方文化产业的强势竞争与挤压。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一个问题，事关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的命运。通过集团化扩张战略做大做强自身的出版企业，是对策之一。
1999年2月，中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诞生，作为试点，该集团最初仅包括5家出版单位。之后，广东、辽宁、北京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各自的出版集团。这些集团也没有全部涵括本地区出版业中的出版、发行和印刷机构。2002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原直属出版单位组建成了中国出版集团。
到2009年，中国各省份纷纷成立了各自的出版集团，并且大部分采取了把当地的所有出版、发行、印刷单位悉数收入囊中的做法。其间，中央有出版单位的各部委机构，也纷纷成立或酝酿成立出版集团，如：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等。
根据政府高层观点和业内人士的讨论，以及出版集团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这里试图总结中国出版业集团化战略的初衷，以及希望实现的理想模式。
1.培育若干市场竞争主体。中国出版业在合并壮大的同时，必须要有真正参与市场竞争的市场主体出现。因此，出版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可以有多个市场主体参与竞争。这一点，正是最早试点集团化改革的上海出版业集团化的特征。这在后来的各省份集团化过程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2.打破地区、部门、行业壁垒。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图书出版业是按照条、块结合的方式来规划的，报刊、广电等传媒行业也大体如此。当时的集团化改革策动者希望出版集团是可以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地发展、组合、兼并、收购的。从而，打破各种各样的地区、部门壁垒和垄断，通过竞争通过优胜劣汰激活和优化整个产业。同时，通过多种媒体形式的跨行业组合，打破单一的出版行业特征，以发展传媒集团来促进产业融合。这一点，与西方出版业的整合发展战略也较为一致。
3.以合并和裂变相结合的方式推进集团化。多个出版单位的合并，是集团化的捷径。但是，其问题是合并后的融合难度较高。要真正培育有自身竞争力的出版集团，必须同时鼓励出版单位的内部发展(internal development)③，即加强单个出版单位自身的资源基础和能力，自我孵化，实现有机发展，达到集团化扩张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若干有特色的集团、专业能力强劲的集团。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作为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其合并本身是分步实现的。1999年集团成立后，经过数年整合，2003年又有7家出版单位进入该集团。事实上，该集团的发行、物流、产品线、ERP系统经过了多年的整合，比如，直到2008年，发行和物流才实现完全的整合。而在整合优化了出版服务平台之后，该集团逐步在内部衍生、裂变出包括世纪文景公司在内的多家出版机构。由于磨合出了大出版平台，集团的新出版机构正在加速产生和成长。
4.从捏合走向整合。在集团化过程中，行政力量给予的第一推动力只能算是“捏合”，捏合之后，要通过内容产品线的整合、出版服务平台等的整合，产生真正的规模效应。
从初衷而言，中国的出版业集团化战略是健康的，但是从中国出版业集团化扩张的实际过程而言，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翻牌”现象严重。如上述，最初的上海模式是力图避免翻牌的一个模式。随着集团化进程的展开，各省份原出版局所属的所有编辑、发行、印刷单位一般一步到位全部进入集团。但是，业务难以整合，流程无法重组，集团对各出版机构的管理与原出版局的管理基本类似，这样几乎就失去了集团化改革的意义。而像世纪出版集团那样，从产品线、发行、物流、财务、人力资源等业务流程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加以整合，做大出版服务平台，做深做专产品线的整合发展模式，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2.地区保护、部门垄断依然存在。由于中国大部分出版集团是以省份为单位建立的，大部分又是出版、发行、印刷一体的，出版集团有进行地区封锁的冲动，在操作上也更容易实施了。
3.集团化越来越单纯以做大为目标，不考虑核心竞争能力的培育。由于培育“巨无霸”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国家战略，各地各部门往往片面地以规模作为集团成功与否、领先与否的指标。因此，一些地方不但把所有出版产业链上的单位装进集团，而且还把其他一些与出版毫无关系的机构与资源放入集团，或利用行政资源去发展其他产业，如：房地产、酒店业、金融业，甚至外贸等等。而事实上，由于这些集团的出版物产品线本身拉得过长，从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学术出版到少儿、文学、古籍，样样都有，但大多不精不强，集团化并没有强化出版机构的出版竞争力。也没有在文化传媒产业内部，根据新技术条件下的产业融合发展趋势，采取相关相近的多元化，无法产生协同效应。
4.行业内外资本的流动尚未畅通。由于出版业的非经济属性，除了少量上市公司外，目前行业外资本尤其是非国有资本是不能进入出版行业的，出版集团的资本流动至多是从国有一元进化到国有多元。这种资本市场瓶颈现象的存在，必然导致出版集团难以真正以市场的方式来配置包括人才在内的各种资源。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是其根本原因还是利益问题，这里所说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更包括控制权、话语权、行政权等诸多非经济利益。因此，如何通过改革打破地方、行业、部门的固有利益格局，松绑出版行业，更多地以市场的方式推动出版产业的集团化扩张，应该是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的议题之一。表2列出了2009年中国出版集团经营数据排名。
从表中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出版集团的实力排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集团所在地区的人口资源(从而获得中小学教材的出版与发行权)和集团能够获得的政府资源支持，与出版集团本身的市场占有率、社会影响力以及核心竞争力、管理能力没有正相关关系。另外，上市公司和即将上市的公司由于资产释放的关系，也会影响到资产排名。④
另外，由表2可见，大部分的出版集团仍然是集各种出版社类型于一体的综合性出版集团，大多没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专业特点，没有跨出从出版局体制到出版集团体制的实质性的一步。更看不到数字化背景下，由产业协同效应与融合作用导致的出版与传媒、信息产业的整合。
三、中国出版业集团化扩张战略的PEST分析
PEST框架模型将一个产业面临的环境因素分为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Social)、科技(Technological)等因素加以分析，从中归纳、识别出影响特定行业在特定时间段的结构性变革驱动力(structural drivers of change)以及对组织有冲击作用的力量。⑤以下我们运用PEST框架模型分析中国出版业所面临的宏观环境。
应当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不是对出版产业作一般的宏观环境因素罗列与分析，而是试图针对我们所关心的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扩张战略，透视影响或推动产业扩张的宏观环境，从中找到若干关键因素与环节。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也希望把西方出版业的产业环境作为参照，在比较中找寻、推导中国出版业整合战略的逻辑与路径。
1.政策、法规因素
中国出版业与西方出版业在政策、法规环境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西方政府对出版业的管理，大部分是以明文法律法规或产业引导政策的方式出现的。
中国政府把出版业作为意识形态管理和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来加以定位。政府管理出版的范围广、力度大。目前极大部分出版社、出版集团在资产关系上为完全国有，其国资由相应的上级宣传部管理。
目前，少量公益性出版机构(如民族出版社、盲文出版社等)仍为事业单位，且由财政全额拨款。极大部分出版机构为经营性出版单位，已全部转制为企业。由于出版机构特殊的文化和政治属性，出版机构是有非经济目标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目标(如大发展大繁荣、做大做强、“双百亿”等)在根本上是从属于非经济目标的。也就是说，正是为了应对加入WTO后出版业有条件开放的趋势，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了保护民族文化，为了未来能与西方传媒集团进行市场竞争，为了能让政府调动和控制出版力量，才推动出版业的集团化扩张。因此，中国出版业的扩张战略与西方出版传媒业的扩张战略，其基本出发点和内在逻辑是不同的。
近年政府对出版业的战略是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转企改制和集团化。政府提出培养出版产业的战略投资者，鼓励出版企业进行资本运作和公开上市。为了促进这一过程，改制后的出版社与集团享受免征所得税等政策。
三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府财力不断增强，通过划拨资源、政府采购等方式，中国国有出版机构得到政府力量的大力扶持。
“十一五”期间，我国GDP达到39.8万亿元，年均增长11.2%，而财政收入从3.16万亿元增加到8.31万亿元，年均增长21.3％，财政收入的增幅几乎是GDP的两倍。2006年-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2％(2009年为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3％(2009年为5153元)。可见，农民收入增速略低于城镇居民，居民收入增速要低于GDP的增速，而GDP增速远低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速。
由于政府财力雄厚，政府对出版物的采购和对出版项目的补贴力度不断加大。从2007年开始的农家书屋工程即为一例。几年来，中央政府用于农家书屋工程的资金投入呈几何级数增长，加上地方政府投入的30多亿元，总投入超70亿元。截至2011年，全国已建成农家书屋38万家。⑥另外，包括政府出版基金、国家社科规划出版基金、古籍整理项目、扶持“走出去”项目以及各地的各种文化出版基金，各级政府在扶持出版方面耗资巨大，甚至一些社科院校都有很大的财力用于出版项目。这些资金扶持所占出版社收入的权重也在增大。如，某地一家社科类出版社，其2010年的销售额不到7000万元，而其中各种出版补贴就达3500万元，与来自一般市场的销售额持平。
另外，教材、教辅出版在我国图书出版产业中的比重超过60％，而这部分主要由政府主导，市场的竞争性很弱。
无论是教育出版由政府主导，还是政府对一般图书出版的各种采购、补贴、扶持，都是非经济因素影响出版业的发展。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出版产业过于依赖于政府的各种政策与扶持，出版企业的各项决策偏离市场竞争环境，其产出的产品和服务与实际的市场需求必然产生扭曲。在这一制度环境下的出版业集团化扩张，也必然是高度依存于政府，即便企业规模与资产实力大大增强了，其市场竞争能力必然是脆弱的。
反观西方出版业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即使是教育出版，也是处于自由市场竞争中的。2007年，培生收购哈考特教育时，由于需要接受公平竞争办公室的调查，以保证此项并购不会超过中小学教育出版的25％的市场份额，符合相关的竞争条款，培生不得不推迟整合计划。
2.技术因素
全球出版业面临着相同的技术背景，即计算机、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一数字化技术背景跨越国界和时空，成为出版全球化的技术基础。
数字化技术导致的出版业商业环境革命性的变革，尤其是对国内出版业环境的影响有：
(1)网上书店、电子图书改变了出版的流程与成本结构，并将重构传统出版的商业格局。网络销售渠道发展迅猛(目前已占到国内大众图书销售的30％强)，并具有典型的长尾特征，反过来影响到了大众、专业图书的品种、结构以及营利模式。
电子图书改变了传统图书的成本结构，传统图书的批发、印制环节淡出流程，出版者需要重新定位，出版者、作者、销售商的利益结构需要重新界定。
(2)出版的成本门槛和技术门槛因为数字技术而大大降低了，作者与出版者可能合一；读者与作者的互动与互换角色成为可能，突破了传统的对出版传媒产业的静态定义与分析，如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使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信息发布者(自媒体)在技术和成本上成为可能。维亚康姆和新闻集团等大举并购MySpace等网络出版商也是出于对这一发展方向的尝试。
(3)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免费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商业模式。如上文所述，这对长期以来“卖内容为生”的出版业是一个沉重打击。这也促使出版商更重视对版权的保护。这一点，西方出版业对于谷歌图书馆计划的抵制，以及近期国内沸沸扬扬的百度文库版权问题，已经有了清楚的表现。但同时，这种不可逆转的“免费”趋势也使得出版商努力寻找“内容”以外的盈利模式，这也便是西方出版业跨行业兼并整合的动机之一。
(4)内容产业的出现导致产业融合，出版产业广度扩大，深度加深。数字技术将大大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Ipad、Iphone、Kindle等成为时尚，无处不在的宽带网络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由于数字化技术而导致的产业跨界融合，对产业的宽度和深度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内容产业而言，其开发、创新需要比传统出版业的策划、创意需要大得多的平台支撑，其背后就是资本的支持。因此，内容产业的规模经济要求要比传统出版业大得多，明显具有资本饥渴症。
另外，内容产业导致的产业融合，也需要出版、传媒、通信等产业通过兼并、收购等资本运作，最大限度地在一个企业范围内实现内容多次多形式开发利用，从而实现规模经济。这在西方出版业的兼并中已有很好的案例，尤其是在大众出版领域，如贝塔斯曼旗下兰登书屋对于影视版权的拓展、与广电业务的互动，皆是出版作为内容产业，努力开发新形式的典型。
因而，数字化推动出版业的集团化扩张与整合。但是，这种扩张与整合应该与内容产业的本质特征相协调。也就是说，打破传统产业分野，以内容融合度来重塑出版业与传媒、信息等产业内各细分领域的产业关系。
目前，我国数字化变革的压力已经形成，传统出版业面临更多的竞争。技术厂商的纵向一体化已经展开，如作为技术厂商的汉王科技开发的电子书2010年在国内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该公司也因此产品而成功上市；在横向一体化方面，内容业者上海的第一财经以电视起步，现已横跨电视、期刊、报纸等多个领域；由于中国的运营商具有强大的垄断力量，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在手机阅读、手机报、数字音乐等业务领域使传统的内容提供者几乎无法取得利润空间。因此，在数字化革命的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出版业所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
3.社会因素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1990年代以来中国高校的大规模扩招，中国的受教育人口比例显著提高。但是，总体而言，中西文化差距仍然很大，中国阅读人口比例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国民阅读习惯远未形成。在法国，根据2010年的调查，有25％的人每年阅读6本到20本书，有10％的人每年的阅读量超过20本。而根据2009年的国民阅读调查，中国18岁-70岁国民的纸质图书阅读率仅为50.1%，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成年人从来不读书。
中国较低比例的阅读习惯表明，或许通过培养国民阅读习惯，可以开发出巨大的潜在阅读市场。另外，由于中国人口总量巨大，阅读人口的绝对量大。加上我国有统一的语言文字和较为一致的价值观与风俗习惯，出版和阅读的任一细分市场在规模上都可形成一个足够大的有效市场。
应当指出的是，目前中国的阅读人口分布极不平衡。根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统计，其大众图书90％的销售额是在北京、江浙沪、广州深圳这三大都市圈实现的。
另外，历年调查表明，纸书阅读已受到电子书阅读的冲击，尽管没有纸质报刊受到网络的冲击那么明显。总体而言，中国国民的阅读习惯相当脆弱。更可担忧的是，大众出版受到大众传媒、影视尤其是互联网的直接威胁。读者的阅读时间愈益被瓜分了(电视、媒体、手机、网络游戏，等等)；读者的阅读方式也被分化了(纸书之外，还有电子书、手机阅读、电脑阅读、互联网阅读)；读者的阅读消费被其他文化消费方式(电视、互联网、电影、报刊等)所蚕食。
在现阶段，低价、免费也成了中国文化消费的大趋势。据统计，凡销量超过10万册的畅销书，都有低价、劣质的盗版书，且正版与盗版的比例约为1∶4。大学教材、参考书也是盗版书的一个重要市场，在网络上，电子版图书的盗版更是蔚然成风。
简言之，只要处理好产业扩张方向、行业融合方式以及内容资源保护与开发等问题，中国的社会因素给中国出版产业的集团化扩张战略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4.经济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速度，可以说是史所罕见的。2006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四年之后的2010年，人均GDP即达4000美元。而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当人均GDP处于3000美元左右的时候，正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再加上中国有一个强而有为的政府，在今后可见的若干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将与西方国家经济危机之后恢复性的平缓发展形成很大的反差。
目前，中国在包括出版在内的各产业的硬件设施上与西方国家已没有显著差距，由于在加工制造业上具备人力成本优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制造大国。相应地，在出版产业链的国际分工中，印刷环节逐渐向中国转移。
应当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GDP的全国人均概念对西部不发达地区和东部发达都市圈都缺乏指标意义。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扩大，中产阶层缺乏，社会阶层呈现哑铃型。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出版产业的稳定与繁荣是建立在中产阶层作为它的稳定的消费群体基础之上的，所以，出版产业真正面向市场的空间开拓还需要待以时日。
当然，出版业在诸产业中是较晚进入市场经济的，相对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版产业的进入门槛尚未消除，换言之，出版业是中国不多的投资洼地之一，因而发展潜力巨大。
但最后必须补充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如果要继续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从积极作为的干预型政府，从设置各种进入门槛的监管型政府，转变为无为而治的服务型政府，转变为努力让市场规律发生作用的消极型政府。
注释：
①李鹏：“柳斌杰：两年内200亿元量级新闻出版‘航母’下水”，《中国图书商报》，2011年3月18日。
②陈昕：“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的由来、现状与趋势”，《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③[英]格里·约翰逊、凯万·斯科尔斯著，王军等译：《战略管理》，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第238页。
④表2中，已经上市或包含上市公司的集团有：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江西出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正在准备上市的集团有：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吉林出版集团。
⑤[英]格里·约翰逊、凯万·斯科尔斯：《战略管理》，第64页。
⑥燕玉海：“农家书屋工程投入已超70亿元”，《农民日报》，2011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