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苗图》与苗族的历史和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苗族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百苗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清代中叶所画的《百苗图》和各种“苗图”是个有力的佐证。
由于的历史的原因，在古代，苗族受压深重、迁徙频繁、分布面广、发展极不平衡，故支系繁多、风俗殊异，各种古风都可以在苗族中间找到。古代的一些官员或学士，到苗族地区看到苗族的各种衣饰、习俗的差异，记载时为区分类别，依其特点加上各种名称，故有“百苗”之称。“百”是概数，含多之意，并不是指有百幅苗族画图，也不是指有百支苗族。
《百苗图》是清人用绘画记录当时各地苗族生产、生活、娱乐和习俗等风情的一种图册。多数没有注明作者，绝大多数还是手绘本，未经出版，鲜为人知，十分珍贵。这种图，线条精细、流利，形象生动、逼真，人物各具特色，形象地再现了苗族支系繁多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幸存至今，成了重要的文物资料。这些图册，有的直接取名叫《百苗图》，有的虽不叫《百苗图》，而是叫别的名称，如《苗族图》、《苗族风俗图说》、《苗蛮图》、《黔南苗蛮图说》等等，但形式上也是一图一说，每图之后，附有简要的文字说明或有配有诗文，介绍图中民族的史略和与清王朝的关系、以及生活习俗等。每册张数不等，分别为三五十幅或七八十幅，或者更多。如：《苗蛮图》共有62图；《苗族图》有35图；《黔南苗蛮图说》计有86图。从本质上看都是和《百苗图》同一类型。
由于苗族在历史上没有形成自己民族的文字，许多事都无本民族自己的记载，《百苗图》绘出了“百苗”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为我们了解清代中期苗族当时的社会风貌提供了可贵的形象资料。看了《百苗图》，我们就可以形象地知道苗族真正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当然，《百苗图》还涉及了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内容极为丰富，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研究。本文仅从《百苗图》的产生和绘制、中外对《百苗图》的收藏情况以及它与苗族历史文化的关系作一些探讨。
一、《百苗图》的产生和绘制情况
《百苗图》源于职贡图，与职贡图的绘制有关，属于职贡图的范围，也应是职贡图当中的一种。
我国职贡活动的历史悠久，且有绘制《职贡图》的传统。据古籍所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就有“施贡分职，以任邦国”的记载。在出土文物中，1987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戈就有一件刻有“卢方入戈”的字样。东汉武梁祠画像石中有《祥瑞图》，图中就有国内产的珍奇异兽、珠宝等物，还有来自外国的名贵特产，这些都是贡物。历来国内少数民族或国外入贡贡使到中央朝廷表示敬意，都带贡物。这种来朝入觐就是职贡，用绘画来记载这种职贡活动的画图就是职贡图。不过反映职贡活动的这些画图，历代不是所有都统称为“职贡图”，也有称为“王会图”、“诸夷献兽图”、“诸夷图”等等。不管取何名，这些图都是反映职贡的情景，就属于职贡的范围。“苗民图”、“百苗图”、“苗族图”等，有不少是明清时期在国内苗族地区任职的官员所绘，内容都是描绘其所在苗族地区内的生产和生活形象，或则描绘苗族地区的山川河流，虽然这些图不是直接反映职贡活动，但由于当地的苗族对清王朝来说也是“守土纳贡”的臣民，因此，这类作品也可归入职贡图的范围。
我国古代许多文献，如《三国志》、新旧《唐书》、《宋史》、《元史》都记载有中央王朝与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的关系，其中就有许多关于职贡的情况。留下的《职贡图》也不少。如：唐代的《王会图》、《蛮夷职贡图》、《诸夷图》，宋代的《蛮王入贡图》、《蛮夷朝贡图》、《诸夷朝贡图》等等，都反映了外国和国内少数民族的职贡活动。不过由于年代久远，保存的资料不多，对各民族的记载还不够详细。
清代官修的《皇清职贡图》，是一部职贡活动的集大成之作。对各民族的情况均有所反映，但由于苗族支系的众多和文化上的丰富多彩，限于篇幅，还有许多苗族地区和支系的情况无法全部纳入，因此，《皇清职贡图》刊出后，地方上就有各种《苗图》或《百苗图》出现。
乾隆帝谕令绘制《皇清职贡图》，时逢清代中期，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经营边疆，平定割据、抵御外侵，统一中国的大业基本完成。国泰民安，人心思治，内外民族融合、交往频繁。“先是，乾隆岁戊辰（1748），王师平定金川，皇上念列朝服属外臣，式增式扩，受敕所司绘职贡图，以昭方来而资治镜。”（载《四库全书》所收《皇清职贡图·跋》），经过三年的搜集、绘制，得到了许多手绘本画图，但仍不齐全。又于“乾隆16年闰五月己已，上谕军机大臣等，我朝统一寰宇，凡属外内苗夷莫不输诚向化。其衣冠装貌各有不同，今虽有数处图象，尚未齐全。著将见有图式数张，交近边各督抚，令其将所属苗瑶黎壮，以及外夷番众，俱照此式样，仿其形貌衣饰，绘图送军机处呈览。”（载光绪《镇宁府志·训典》卷一）。同年六月初初一日，谕军机大臣、大学士傅恒等：“著沿边各督抚于，于所属苗瑶黎壮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各该督抚于接壤处，俟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便，传谕知之。”（载《皇清职贡图》卷首）。《皇清职贡图》编纂由此开始，各地遵旨把他们所管辖的域内各少数民族以及外国民族的衣冠服节，绘成图像，送军机处。经过十年的努力，《皇清职贡图》终于乾隆26年（1761）编成。
《皇清职贡图》绘成后，篇幅宏大，超过以往所有职贡图。在总长十余丈的手卷中，共绘制亚、欧、非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物74幅，西藏及附近地区少数民族12幅，关东、福建、台湾、湖南等地苗、瑶、土家各族56幅，广东、广西等地瑶、僮、黎、苗、侬各族72幅，甘肃省撒喇、藏、土、黑番、黄番各族72幅，四川省藏、罗罗、苗、西番、保罗、摆夷、仲人、沙人、侬人、怒、蒲、窝泥、苦葱、朴喇、傈僳、么些、西番各族72幅，贵州苗、仲家、保罗、仡佬、瑶、憧各族84幅，另外补土尔扈特部等18幅。
《皇清职贡图》共有570幅画图，一般每个民族各绘一男一女。苗族由于支系众多、服饰多样，文化丰富多彩，朝廷根据各地苗族来朝进贡者的服饰差异，实际绘出了多幅画图，故在编成《皇清职贡图》的570幅图的总数中，“苗图”竟占了60幅。比任何民族的画图都多。
二、中外收藏《百苗图》的情况
《苗图》或《百苗图》产生在过去和平时期的封建强盛时代，最初是苗族到朝廷进贡，由皇宫绘制，这一部分本来就存于皇宫；另一部分是据皇帝指令，由到苗族地区工作的大臣组织人绘制，而后交到皇宫，这部分或在皇宫或存于当时的大臣手中；还有一部分是由地方绘制，故存于地方或民间。清王朝衰落后，随着外国列强侵略者的入侵，从18世纪开始，国际上一批史学家、人类学家、宗教人士来到中国，调查搜集我国的民族、民俗情况。他们到苗族地区，看到丰富多采的苗族历史文化，即着手苗学研究，搜集苗族资料，也搜去了不少《苗图》。这样，就形成目前国内、国外、国家与个人均有收藏《苗图》或《百苗图》的状况。
在国内，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和图书馆等单位收藏有《百苗图》；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百苗图》收藏。在我国民间也有《百苗图》，直到80年代文化部门还发现一套相当完整的《百苗图》，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正式确定是：“有重要历史价值，研究清代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实物资料”的大型历史文献型书画图册。
也有的《百苗图》已流落国外又幸而得归。如：我国民族学老前辈吴文藻教授，生前于1948年11月17日在日本东京购得《苗族图》一册，其中共有苗图34幅。吴老后将此书赠给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并亲笔注明此书收藏的经过：“入手路经：广州→闽船→长崎（德川时代）→水户（儒家）→明治末期流散→零本收千里藏书。”（见该书赠时附言）
至于各种《苗图》，如《黔南苗蛮图说》、《苗蛮图说》、《苗族图》、《苗蛮图》、《苗族风俗图说》、《清代苗民图》、《苗族生活礼俗图》、《苗族风俗图》、《苗图百幅》、《苗人物风俗全图》、《苗疆图》、《苗蛮全图》……等图册，现在国内分别在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和中南民族学院图书馆等单位还都能找到。
在国外，据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于1905年所著的《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介绍，《黔苗图说》早在1859年就被外国译成英文流到国外，与此同时，各种“苗图”也被外国人搜去。
在英国，据我国学者刘崇熙先生1933年在山东大学《科学丛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苗图考略》一文说，他在英国期间访问到：在英国的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计有《黔省各种苗图》、《云南两迤夷类图说》、《罗甸遗风农桑雅化》、《黔苗图说》、《普洱府与地夷人图说》、《蛮僚图说》、《苗疆图说》、《黔省苗图》、《贵州图册》、《苗图》、《名人精写苗蛮图》、《黔省八十二种苗图》等共12种、25册、545图之多。另外，据近年大型专题电视系列片《百苗图》简介中说：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室还藏有13张《百苗图》。
在日本，据中央民族大学胡起望教授撰写的《东京所见“苗图”概述》一文载：东京的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庆应大学图书馆都有一些《苗图》收藏。如《苗族风俗图》、《苗图》、《苗子风俗图》、《内府精绘苗蛮图》、《异族图说》、《苗册》等共有11种。庆应大学伊藤清司教授个人也有一册《苗图》珍藏在家中。
在德国，据近年大型专题电视系列片《百苗图》简介中说：“德意志民族博物馆藏有《百苗图》四十一张。”其他国家，如越南、美国、法国等有关图书馆和博物馆也有一些“苗图”收藏。
三、《百苗图》与苗族历史文化的关系
《百苗图》是苗族的历史画卷，也可以说是清代中叶古人用绘画和文字编纂成的一种最早的苗学专著。过去我们研究苗族历史，多利用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但对古代图册之类的形象资料却挖掘和利用不够，而《百苗图》这一文化遗产却正可利用。
（一）《百苗图》反映了苗族各地各支系的历史文化。苗族古老的历史共同特点，是在远古时代长期聚居在江淮流域时就已异常牢固地形成。后经上下几千年多种原因的多次大迁徙，形成众多的大分散小聚居局面。秦汉以后，随着分布地域日趋辽阔，相互间山水阻隔和环境的差异，以及与其他民族交往的相互影响，分处各地的苗族，虽仍然保持苗族原有的某些共性，但各自独立发展的特点，已不断演变成为从服饰、习俗、信仰到语言，都有差异的不同支系。
到明、清时期，据文献所载：《明实录》先后出现“白苗”（东苗）、“黑苗”、“红苗”等称呼；《明史》有：“曰东苗，曰西苗，曰紫羌苗，曰卖爷苗”的记载；雍乾间所编纂的《贵州通志》有：“曰仲苗，曰花苗，曰青苗，曰东苗，曰西苗，曰克孟牯羊苗，曰谷蔺苗，曰平伐苗，曰苗人”的叫法；陈鼎《黔记》所举，则有：花苗，西苗，牯羊苗，白苗，青苗，谷蔺苗，紫姜苗，平伐苗，九股黑苗，夭苗，红苗，生苗，罗汉苗，阳洞苗，八番苗，仲家苗，土人苗，佯本苗，杨保苗，狗耳龙家苗，马镫龙家苗，等等；清代文学家陆次云在《峒溪纤志》说“苗人盘瓠之种……尽夜郎境多有之，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苗部所衣各别以色，散处山谷，聚而成寨”。这些名称虽不科学，有的也不是今天的苗族先民，但从客观上看，在一定程度也反映了苗族支系的众多。
清代的文献和《百苗图》对苗族的各种称呼大体是根据其服饰、住地和姓氏三种情况而分。根据服饰称呼的各种苗有如：红苗、黑苗、花苗、青苗、长裙苗、黑脚苗、短裙苗……等。这些“苗”在当时的特征，与近现代同地区的苗族有其相似之处，这是我们今天认定他们是苗族的主要依据；以居住地区命名的苗称有：黔苗、楚苗、永绥苗、乾州苗、镇竿苗、清溪苗、东苗、西苗、清江苗、偏桥苗、高山苗、平地苗……等。这些苗，有些可以判定全是指苗族，如永绥苗、乾州苗、镇竿苗、清溪苗……等。这当中有与前之所称红、黑、花苗实际上是指同一苗，只不过前者是按服饰称呼，而在后者是以地域来称呼而已；以姓氏命名的各种苗有：蔡家苗、宋家苗……等。这一部分与汉族接触较多，且已汉化，只保留有小部分原有的习俗。他们主要居住在贵阳及其附近的修文、清镇，远者如织金、大方、威宁等地。到了近代，大部分原来的宋家苗、蔡家苗已汉化，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只有少数仍留在苗族内。此外，还有不属于以上三类，而是只抓住苗族的某项特征而乱称的、甚至个别还带歧视性侮辱性，如：炕骨苗（因有山洞葬或岩壁葬习俗）、鸦雀苗（其言语雀音，故名）、歪梳苗、九股黑苗、夭苗、牯羊苗……等。总之，这些名称和叫法有的既不确切也不科学，其含义所指也有重复和可以归并，还有的不是今天的苗族先民，但这些多种名称，具体都有所指，它不仅从客观上反映了各地区苗族确是存在着不同支系，同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苗族文化的丰富多采。
以服饰为例，至今苗族服饰仍如同一个百花园，万紫千红。它的款式之多、头饰之奇、佩饰之广、纹样之美，使人赞叹。这在各民族中是很突出的。新中国成立后，凡民族服饰只要类型不同，都予搜集。在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据笔者1979年的统计，该馆藏有全国56个民族的服装11000多件，其中苗族服装就达2600多件；银饰1900多件，其中苗族就达360多件。在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据笔者1973年整理统计，共有中南地区15个民族的文物一万多件，其中苗族就占2500多件。
清代的文献和《百苗图》对诸苗的称呼主要是根据服装。苗族服装的型到底有多少？苗族的种类（应称为支系较为合适，以下同——笔者注）到底有多少？各种古籍所载不一：《苗民风俗谈》说有百数十种，《黔中游记》说有百种，《黔苗竹枝词注》计有83种，《黔苗图说》共有82种，《黔记》说有82种，《黔南职方纪略》分50种，《黔记》卷二苗蛮种类部落及苗俗分为39种，《峒溪纤志》分为43种。《大明一统志》、《清一统志》、《贵州通志》说有20余种、30余种、40余种。以上文献所指虽不全是苗族，但多数还是指苗族，说明苗族服装类型和苗族支系确实是相当繁多。
笔者曾亲自根据现有文物，作过一次分类研究。在70年代，当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两校民族博物馆的文物图片和资料，都集中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文物室同存一处时，笔者曾在库房内将苗族的服饰类文物和图片作过分类比较和初步统计：证明苗族服饰确实有百种以上。这个数字当然还是十分保守的。贵州吴士中同志在现场、实地拍摄，他就“照有200种苗族服饰照片”。在我国学者中，对于苗族服饰种类也有不同的说法，如说有几十种、百余种、一百四十余种、一百五十余种等等。总之，都说明苗族服装和支系确是不少。
今天的苗族服饰被科学地划分成五型二十三式。五型：即湘西、黔东、黔中南、川黔滇、海南五型。二十三式：即湘西型的花保、风松、古泸三式；黔东型的台江、雷公山、丹寨、丹都、融水五式；黔中南型的罗泊河、花溪、南丹、惠水、安清、安宁六式；川黔滇型的昭通、华节、开远、织金、安普、江龙、丘北、古蔺、马关九式。“型”是以有代表性的地区命名的，式是以典型的县市或特殊地段及两个以上的县市（地区）命名的。这样处理，即大体上按苗族方言划分，把苗族服饰分成“型”，在一个“型”里再依各类服饰和款式又分成若干式；又不是机械地用三大苗语方言的尺度把苗族服饰的型局限住；对于贵州中南部、西部苗族服饰丰富多样的类别单独列型，把海南岛的苗族因情况特殊也单独列型。这就对纷繁多样的苗族服饰作了科学分类和区分，为苗族支系、苗族服饰以及对历史上《百苗图》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苗族到底存在那些主要支系，清代文学家陆次云在《峒溪纤志》说“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五支。从大的方面看，也有些符合实际。这五种苗所分布的地区，正好与现今苗语三大方言的分布地区大体相符。即：湘西方言通行黔东、川东、鄂西地区，主要是“红苗”分布；黔东方言，基本属“黑苗”居住地域；川黔滇方言则属“青苗”、“白苗”、“花苗”的分布区。其中，“青苗”主要属贵州中部的贵阳、惠水、麻山等次方言，“白苗”主要属川黔滇次方言，“花苗”主要属滇东北次方言。这种吻合说明苗语的三大方言和次方言的形成，大体和苗族内部的主要支系的形成同时，而且语言差异的形成，正好是苗族分为不同支系的一个主要标志。从历史迁徙资料考察，黔西北及滇东北的苗族一部分是从唐宋时期迁来的，显然正是这一部分苗族在元明之际相对稳定下来，形成了讲滇东北次方言的“花苗”支系。滇东南丘北、砚山等地的“白苗”，是明初由贵州迁来的，时间较晚，至今仍能同川南、滇东北、贵州遵义等地的“白苗”通话，说明“白苗”支系和作为这一支系主要标志的川黔滇次方言，其中一部分是在唐宋以后的元明之际在贵州北部、中部和四川南部形成的，然后再迁入云南各地。广西南丹的苗族，是清代乾嘉起义时从湖南凤凰迁去的，现在讲的仍是湘西苗语，也正好说明在他们迁去以前“红苗”支系早已形成。
对于苗族在清代时到底就存在那些主要的支系，我们只要将历史文献和“百苗图”上出现过的各种“苗”名称，以其所记载的住地、风俗习惯、画图和文字所描述的内容与今日当地苗族加以对比，仔细加以研究，并与苗语三大方言和次方言的分布地区加以对照，就可以知道苗族二百年来其主要支系的大体情况。此外，《百苗图》和《皇清职贡图》除了图画外，还有简要的文字说明。分别介绍了苗族各支系的简要历史、生产、生活和习俗及其他方面的特点。从这些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知道这些苗族支系在清代当时的情况。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历史上“苗”字曾作过西南少数民族的泛称等原因，《百苗图》中所画的“苗”，其中有的不是今天的苗族。
（二）《百苗图》是一种绘画，即客观又真实，要比文字记载更为可信，是清代苗族各地区各支系历史的记录。《百苗图》和《皇清职贡图》一样，它的画图颇有些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新闻照片，比较客观、形象、真实地记录了各地苗族各支系的情况。因此，把它做为苗族历史文化的佐证，比文字更为可信。在这些图说中绝大多数都为彩色绘本，图像线条都很精细、流利，形象都生动、逼真，人物也各具特色。是我们今天研究当时苗族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们若再从文献上考察一下《百苗图》和《皇清职贡图》绘制的历史环境，还会从中得到启示。这些图在绘制时还是比较强调实事求是，因当时就十分强调：“非我监臣所手量，我将帅所目击，我驿使所口陈者，不以登”，这种强调客观的思想，所画必须要有事实，不能是凭空杜撰，所以它绘画记录比较准确；加上当时学术上出现的乾嘉学派，一代风气，着重考据，“每事必详其始末，参之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凡治一学，著一书，必参互考验”。处于这样的考据时代，整个形势和客观要求都必须重事实，不能凭想象。在乾隆时代，随着清王朝大一统国家的形成，皇权达到了顶点，封建制度趋于严密，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内部和外部严峻的挑战。此时，社会心态表现是静止的反思。学者们要求以考据的方法寻找经世致用的良药，以集大成的态度总结过去的一切，如编纂《四库全书》，提倡严谨的实证和高度概括的方法，这种学风和时代的风气反映在当时《皇清职贡图》和《百苗图》的绘制上就是求大求全，尽详尽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百苗图》，作为苗族历史文化的佐证，必然有它的客观可信性及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因此，《百苗图》也可称为苗族的历史画卷，它与苗族历史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它绘制于清代中期，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苗族情况，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苗族不可多得的资料依据。
（三）从《百苗图》的绘画和文字记录中，我们还可以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我们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如“九股苗”，《皇清职贡图》中说：“清平县属凯里地方九股苗本南夷种，后汉诸葛南征悉剿除之，仅存九人其后蔓延遂成九股”，《百苗图》绘画了三位苗族男子，正在用弩射猎一只猛虎。文曰：“九股苗相传武侯南征后遗九人，遂成九股……”。这“九股苗”究竟是那九股？怎样同今日苗族支系联系起来。以前有人说“九股苗”就是九个支系。又有人对“股字”作校正，认为“九股苗”就是“九鼓苗”，其根据是黔东南以鼓结社，九股苗就是九个鼓社（支系）。但到底是那九个支系，尚需深入研究。
当然，观看《百苗图》也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知识，并从中得到启迪。首先是服饰各异，丰富多彩。居住条件也多样，如原始的穴居式村寨“择悬崖凿穴而居，架竹梯，有高至百仞者，上下自便”。习俗内容更为丰富，“孟春跳月，男吹芦笙，女振响铃，戏谑为乐”，春天节日交偶择配，秋后斗牛活动，年尾的傩仪式，都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特别是生产劳动的场面更多，“耕不用犁，以铁搏发土”、“夫妇并偶耕力作”、“刀耕火种”，以及妇女养蚕织锦、纺纱织布、洗衣印染，充分表现了苗族勤劳生产，一派和平的景象。图中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形象生动。翻阅此图，尤如亲临苗乡，观看苗乡秀丽的山水和浓郁民族风情。
在清代，《百苗图》的绘制，有利于当时和平的趋势、有利于促使民族间的相互了解。由于《百苗图》对各地区苗族的不同支系的特点，作了历史的、客观的绘画和记录，所以至今对苗族研究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今天我们研究《百苗图》，不仅是要把它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揭示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更好了解和研究苗族的历史和文化，继承和发扬苗族的优良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