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与“中学”：西方政治学“影像”在中国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中国论文,影像论文,中学论文,西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政治学的建立乃“援西入中”的产物，这已是学界的共识。（注：林尚立：《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学者们以往探讨“西学东渐”在“政治学”领域的展开过程时，所取的视角是不同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张锡彤以英文发表的论文，就试图揭示中国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及学理的本土背景。（注：张锡彤认为西方政治学之入传，依赖于本土的三个条件：嘉道年间学风由考据学转向研究经济、政治问题的实学；今文经学复兴，改变了以往古文经学主导下学界对现实治平问题一向的冷漠态度，从而使晚清“经世致用”之学的兴盛成为可能；李兆洛、吴兰修、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史地研究使寻求富强的中国人开始接触到与西方历史、地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政治制度，并意识到它的优越性。参见Chang,Hsi-t'ung,The Earliest Pha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into China,Yene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no.5,1950,pp.1417-1444。）近年来，研究者则致力于概念史的清理，对与政治学相关的术语在汉语世界的出现，尤其对某些重要观念如“权力”、“权利”在中文政治话语中的阐释及由此衍生的问题，都有相当的研究。（注：Rune Svarverud,The notion of'Power'and'Right'in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In Michael Lackner,Iwo Amelung and Joachim Kurtz(eds.),New Terms for New Ideas.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Leiden et al:Kminklijke Brill,2001,pp.125-144;Wolfgang Lippert,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rm'Political Economy'in Japanese and Chinese，参见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Mapping Meanings-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Leiden et.al.,Brill,2004。）这些开拓性的工作，无疑为进一步讨论相关话题展示了极有价值的研究视角。
不过，上述研究皆着眼于“‘西方政治学’的东传”，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客观存在一个固定统一、定义明确的“西方政治学”。这一点恰是值得推敲的。实际上，所谓“西方政治学”至今仍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提法，很大程度上乃是相对于“西学东渐”的认识主体——“中国人”而言的。在西方，与“political science”相关的学科名称，即便在今天仍非天下一统。（注：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常青藤盟校中，哈佛大学用的是“government”，普林斯顿用的是“politics”，哥伦比亚用的是“public law and government”。其他相关提法尚有“politology”、"theory of politics"、"public law"、"politicological studies"、"state science(Staatswissenschaft)"、"politicology"、"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ocial administration(or management)"、“science of politics”等。）早在1888年，当第一本政治学专业期刊——美国《政治学季刊》创刊时，其卷首文章《政治学的范围》开篇就写道：“‘政治学’作为一个术语，是极为需要定义的(The term'politicalscience'is greatly in need of definition)。”（注：Edward Munroe Smith,The Domain of Political Science,Political Seience Quarterly,no.1(1886):1-8,p.1.）从那时起，“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不同背景下所具有的极为不统一的“特性”、“目的”乃至“语言”，就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就此问题，研究学科史的学者，曾从政治学与其他学科亲缘关系的复杂性、短暂的发展史、各地区不均衡的发展程度、理论与实践综合的两难处境、学科本身与各地文化复杂的联系性，以及学科与生俱来的折衷主义等诸多角度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确如论者所说的，“政治学是一门寻找着自己身份的学科”。（注：David Easton,A Discipline in Search of Its Identity.In David L.sills (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ees,vol.17,New York:Macmillan,1968，转引自 William G.Andrews,Introduction:Freaks,Rainbows and Pots of Gold,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Westport,Connecticut·London,England:Greenwood Press,1982。）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仍然称政治学是一个主要脱胎于法学与历史学而来的怪物，一门彩虹般的学科。（注：William G.Andrews,Introduction:Freaks,Rainbows and Pots of Gold,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Westport,Connecticut·London,England:Greenwood Press,1982.）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中国人大规模主动接触西学之时，即使那么不统一的“政治学”在西方也远远没有成型，因此也就当然不存在中国学者预设中那个清晰的“西方政治学”。然而，有意思的是，“西方政治学”作为一个影像，确确实实存在于百年前寻求富强的中国人观念之中，后世学者的理论预设也许只是未加区别地沿用了其研究对象关于“西方政治学”的笼统看法而已。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开始热烈地讨论“西方政治学”，并力图从自身传统出发，去理解和消融这一外来学科，甚至还希望借之以解决中国传统学术发展中遇到的一些瓶颈问题。从晚清流行的“西学中源说”及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这类文章中，都可以感受到，在当时讨论西学的知识分子观念中，的确存在一个清晰可辨的“西方政治学”的影像。（注：刘师培就认为西方政治学有助于他治前儒所不能的“诸子义理之学”，参见氏著《周末学术史序》，收入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第211页。）
表1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双语字典中“politics”的汉语译名表
注释：
(13)此处不是“politics”的中译，而是德文staatsregeling、staatsinrinchting的中译，由于也表现了西文＼汉文字典对于相关概念的看法，故列入。
(14)关于字典中“部定”这个标注的所指，《官话》的凡例中是这样说的：“凡由1912年中国教育部根据著名英华学者严复博士的意见所定之大学及普通学校通用标准科学术语，皆注上‘部定’字样”。
相较而言，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影响更大的，实际上恰是上述本土知识分子观念中的“西方政治学”影像。这也是本文所关切的问题所在：“西方政治学”这一影像，是如何在中文语境中建立起来的，其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在国人观念中似乎日益清晰的“西方政治之学”影像面前，中国传统的知识样式开始遭遇到了分类上的难局，而中国知识界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困惑以及应对之道，则显示了国人对“西方政治之学”的特殊认知方式。中国人自己构建出了一个清晰的“西方政治学”影像，这个影像又主导了政治学学科在中国本土的形成。此一局面，不仅在当时引发了西学东渐的诸多具体问题，更对日后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造成了深远而有趣的影响。
本文将从“西方政治之学”（注：如上所述，19世纪中叶西方研究政治的学问，本身分别很大，与当代意义的“political science”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能说中文语境最初指称的西方政治之学，就是当代意义的political science，此处为便于行文和论述，姑用“西方政治之学”来指称当时西方人安排其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活的理性化思考。）如何在汉语中寻求相应表达入手，探讨其在中文语境中的基本内容，考察其在知识分类上与本土资源的遭遇过程，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因素，并尝试揭示中国立足本土认知“西方政治之学”的背景和前提。
表2 有关“政治”的早期西文译名表
注释：
(15)惠顿(Henry Wheaton)：《万国公法》卷1，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译，页31a，见王西清、庐梯青共编《西学大成》，醉六堂书坊，光绪二十一年石印本，共12册。
(16)见该书第127页。
(17)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12年。
表3 早期英汉字典“political science”汉语译名表
注释：
(18)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编《（改订增补）哲学字汇》，东洋馆，1884年。该字典虽是日本人所编的英日字典，但由于其中的新词多使用汉字，而且其中收录的许多日文新词随着日译书籍的东来，对中国现代汉语语词的形成影响极大，故亦将其列入表中。
(19)与economical philosophy（财理学），mental philosophy（心理学），natural philosophy（物理学），divine philosophy（神理学），均在“philosophy（哲学）”条下。
(20)Calvin.W.Mateer（狄考文），Technical Terms,English and Chinese,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4,p.388.
(21)颜惠庆，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Comprising 120000 Words and Phrase,with Translations,Pronunciations,Definitons,lllustrations,Etc,with a Copious Appendix,Ⅱ，《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1996页。
(22)Evan Morgan（莫安仁），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Introduction and Notes,Shanghai:Kelly＆ Walsh,1913,P.34.
(23)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Donald Mac Grillvray（季理斐），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ical Terms,Chiefly from the Japanese,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1913,p.48.
一、清末中文语境中的“政治”与“西方政治之学”
按照通常的见解，“political science”、“political philosophy”这类指称西方“政治之学”的词汇，开始在汉语语境中寻求其对应，是由魏源等人的史地研究所引发的。随后，国人进而关注到与之紧密联系的西方政治制度，并注意到西方人安排其政治生活与政治秩序的理性化思考。不过，实际情形恐怕要复杂得多，单就译名而言，直到1912年，严复主持的教育部，才试图用“政治学”这个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来统一各种不同的译名。根据马西尼的看法，“政治学”作为一个三音节词，“学”是后缀。从构词学角度来说，它获得的意思应该是“politics(the study of)”。（注：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266页。）因此要理解中文语境中的“西方政治之学”（political science或political philosophy），首先有必要考察一下更基本的“politics”的早期中文表达，为此，本文选取了清末部分双语字典中“politics”的汉语译名略作说明（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19世纪中叶以后一些双语字典大致上已将“politics”与“政治”、“治国”、“衙门”、“章程”、“术”这些概念对应起来。它首先是“衙门”（政府机关）之事，是“国”之“政事”，其主要讨论对象是“治国”，内容上则包括“章程”、“国之律法制度”等等，本质上是一种“术。”这里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对西方政治学有较深研究的严复在1904年编译《社会通诠》时，不仅用“波里狄思”音译“politics”，（注：严复在《社会通诠》中写道：“其论分世界国制，统为三科：曰专制，蒙讷阿基；曰贤政，亚理斯托括拉寺；曰民主，德谟括拉寺。民主又曰波里狄思。此其大经也。五十年前，欧洲言治术者，皆以亚氏之论为先河。以言国制，亦必以所立之三科为要素。”（在“波里狄思”后，严复附译注：“译曰国众即此，为本科学术之名”）见甄克斯《社会通诠》（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3页。此处严氏除了在译者注中提及“波里狄思”的“学科”意项外，更多的是在“民主制度”层面提及这个词。）同时，在另外的语境中，又将“politics”译为“治制”、“治术论”。（注：例如：“夫言治制之书多矣。”（《社会通诠·原序》）“治制社会界说：治制者，民生有群，群而有约束刑政，凡以善其群之相生相养者，则立之政府焉。故治制者，政府之事也……”（《社会通诠》，第1页）“吾是书所欲讲者，在治制，凡所以合群驭众者，皆所论也。”（同上书，第5页）“吾欧言治术者，以希腊诸哲为最先，而希腊鸿哲言治之书，其最为后人所崇拜者，又莫若亚里斯多德之《治术论》。”（甄克斯：《社会通诠》，第143页））可以认为，1912年严复主持的教育部用“政治”两个字作为“politics”的部定译名，正是以上述语境作为基础的。
另一方面，在最早的双语字典中，与中文“政治”对应的西文词汇，除了“politics”之外，常常还有“administration”、“gouverner（法）”、“government”、“regeering（荷）”“administration government”、“art of government”等（参见表2）。也就是说，根据在中国的西方早期观察象——那些双语字典的编者们所考察，来自日本的汉词——“政治”在当时还包括了“行政”、“政府统治”、“统治艺术”等更多层次的含义。
直至1912年以前，西文“politics”和来自日文的原语汉字借词“政治”；“study of politics”和“政治学”就在上述基础上开始了它们在中文语境中较为持久的对应关系。根据最早的英汉字典《五车韵府》所总结，在当时的中文语境中，“世务大曰政，小曰事(the great concern of the world are called thing;the less,are call sze)”。（注：马礼逊：《五车韵府》（共6卷），澳门：Honorable East lndia Company's Press,1815-1823年。）指涉整个“世务”的“政”的概念，实际上比“politics”要更为宽泛。中国本土语境中的“政”的概念实际上比日语汉词“政治”的意指要更为丰富。当20世纪初“政治”及“政治学”这两个词随着日译西籍的东来而回归汉语世界，成为对“politics”及“political science”的官定译名时，实际上也同时吸收了本土更为丰富的解释。
当然，直接指称“西方政治之学”的词汇“political science”或“political philosophy”，在汉语中寻求对应的过程比之“politics”还要复杂得多。早期在华西人所编的那些英汉、汉英字典，比较完整地呈现了这种对应（参见表3）。
在这些字典中，编者出于各自的理解和考虑，为“political science”寻找着不同的译名，其中有“政理学”、“国政学”、“政治学”、“正治的科学”和“经济的科学”等等。这显示出尽管1912年教育部即有用“政治学”来统一译名的政府行为，但仍有人试图从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这类更为宽泛的概念中，去寻求其他的对应方式。这意味着，political science的现代含义当时仍未被国人完全接受。
表4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不同中文语境中的“西方政治之学”
注释：
(25)梁廷枬《海国四说》卷4《兰仑偶说》，中华书局，1993年，第159页。
(26)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收入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4年，第150页。
(27)郑观应：《论考试（附洋学）·易言三十六篇本》，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0页。
(28)郑观应：《西学·易言二十篇本》，《郑观应集》上册，第201页。
(29)黄遵宪：《日本国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0)，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805页。
(30)海文(Joseph Haven)：《心灵学》(Mental Philosopy)，颜永京译，益智书会，1889年，第1页。
(31)张自牧：《蠡测危言》卷21，广雅书局，1891年。
(32)《汇报》卷116，汇报社。
(33)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上》，《郑观应集》上册，第247页。
(34)黄庆澄：《东游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341页。
(35)郑观应：《倔弛危言·学校上》，《郑观应集》上册，第260页。
(36)《格致益闻汇报》，格致报馆，1898年。
(37)郑观应：《盛世危言·吏治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71页。
(38)梁启超：《格致学沿革考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第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3-14页。
(39)汪荣宝、叶澜：《新尔雅》，明权社，1903年，第59页。
(40)载泽：《考察政治日记》，收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
通过对比早期西汉、汉西字（辞）典，可以比较直接了解到指称西方“政治之学”的“political science”或“political philosophy”在本土语境中获得的一些基本意指。但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政治之学”在字典以外更广泛的中文语境中，其含义比politics所指的“治国之术”，实际上还要宽泛得多。从表4所举诸例可以看出，晚清时期人们大致上是在如下三种场合谈及“政治之学”的：1.介绍西方分科式教育制度；2.思考西方具体学科门类及其在知识体系中之定位；3.论证中国官吏当受专业训练。在当时的汉语语境中，“西方政治之学”首先是分科大学中的一个独立科目，属法科，该提法基本上是在介绍日本大学分科科目的情况下出现的。
作为分科大学中的一个独立科目，19世纪汉语世界的“西方政治之学”，其称谓大体上经历了从中期的“治科”到80年代的“法学”，再到90年代的“政治之学”、“政治学”这样一个过程。“治科”一词，显然取材于传统，后期则呈现出较多援引日本的特点。先称之为“法学”，继之“政治学”，则体现出从笼统的社会科学到清晰的“政治学”分科的转变。
至于“西方政治之学”的范围，则大致被界定为“考论古今政事利弊异同，如何损益，又奉使外国如何修辞，或通商事宜，有关国例者”、属于“吏事”。很显然，这些特征都与当时人们对于现实和富强的关怀交织在一起。颜永京所译的《心灵学》一书对“格致学”作了“格物学”、“格物后学”的划分，并把讨论“人事”的学科包括“国政学”都归入“格物后学”，就较为明确地规定了中文语境中“西方政治之学”的实用性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是用传统资源中的“政”、“法学”、“经济之学”、“吏学”、“治”这样一些概念，来对应西方人安排其政治秩序的理性思考。如梁启超的《格致学沿革考略》，就明确表示，“政治学”在中国二三百年前即有，并且并不逊于“欧西”。因此，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来的“political science”或“political philosophy”之初，首先把它和传统资源中的“政”、“法学”、“吏学”、“经济”建立起联系，内容上更强调与实际操作有关的“奉使”、“通商”、“国例”等，这构成了他们认知上的重要起点。
二、中国本土知识结构对“西政”的初步回应
“politics”、“political science”、“political philosophy”这类指称西方具体政治制度、西方政治之学的词汇，在中文语境中首先与本土的“政”、“法学”、“吏学”、“经济”等建立起联系。与此相应，外来的“西政”在知识分类上也遭遇了相似的处境，往往被援据传统资源进行比附。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中论及治学顺序时说：“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注：张之洞：《劝学篇》，王树枬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收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82)，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4429页。）此处，“西政”作为医国之术有“起疾”的作用，但是必须先有一个按照经、史、子、集框架建构起来的中学认知系统，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吸纳之。这意味着，在最初，人们是希望把“西政”纳入经、史、子、集的传统知识框架中去的。
表5 19世纪末西学类书涉及“西政”内容书目之分类表
注释：
(45)王西清、庐梯青共编《西学大成》，醉六堂书坊，光绪二十一年石印本，共12册。
(46)张荫桓编《西学富强丛书》，鸿文书局，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石印本，共44册。
(47)《西政丛书》，慎记书庄，光绪二十三年印本，共32册。
(48)《益智书会书目》，Descriptive Catalogue and Price List of the Books,Wall Charts,Maps& c(Published or Adopted By the Edue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4。
(49)徐维则：《东西学书录·序》，江南制造局印本，光绪二十五年。
(50)胡兆鸾等辑《西学通考》36卷，上海书局，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共12册。
(51)秦荣光：《中西经济策论通考》，深柳读书堂印本，光绪壬寅(1902)春。
(52)《皇朝新学类纂》，广益书室，光绪二十七年。
虽然一开始，人们曾试图将“西政”整合进本土传统的知识框架中，但作为具体的制度性知识，又不得不将其独立于“中政”之外来考虑。《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中，张之洞又对传统的“经济”概念作了“西学经济”和“中学经济”的区分：“……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同时，他还界定了“西政”的具体内容：“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并指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注：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见张之洞著，王树枬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收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82)，第14538-14539页。）
一方面试图纳“西政”于“经、史、子、集”的传统框架中去，一方面又要在内容上区分“中、西、新、旧”，这种努力必然遭遇知识分类的难题。上述张之洞式具有内在矛盾的西学分类法，在当时是颇具代表性的，反映了“西方政治之学”遭遇本土知识结构时的最初经历。
根据张锡彤的研究，（注：张锡彤(Chang,Hsi-t'ung),The Earliest Pha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into China,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no.5,1950,pp.1417-1444。）关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具体知识，是经由晚清史地学研究得到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这一点大致无疑。1886年，王锡祺、王锡礽编成舆地学大类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注：王锡祺、王锡礽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著易堂，光绪十七年刊本。）包罗了此前论述“西方”的种种著述。其中就有大量传教士所撰介绍西方地理、政治、历史的书籍以及中国使臣的出使日记，也包括了《蠡测危言》这类涉及西学西政之书。如果当时的“政学”概念确如前引郑观应所述，乃“考论古今政事利弊异同，如何损益，又奉使外国如何修辞，或通商事宜，有关国例者”，那么这些内容最初显然是被收纳在“舆地学”的范围之内的。不过，情况显然一直在变化中，此后出现的大量讨论西学的类书，在分类问题上便呈现出新的取向。将19世纪末随着科举改制等一系列知识大变动而出现的大量新学类书择要列表，不仅可以大致弄清当时中文世界流行的“西方政治之学”的书目，还有助我们考察“西方政治之学”在传统知识格局中分类上的变迁。（参见表5）
在表5所列类书中，最初关于“政学”的内容分散在地学和史学之中（如《西学大成》），此后，《西学富强丛书》另列法学一门，来讨论在编者看来独立于史学之外的这部分内容。就梁启超所编《西政丛书》而言，其“西政”所涉内容包括兵、农、工、财、教育、政治制度、政治理论等各个方面，极为宽泛。以后，探讨西方政治的内容虽然渐渐从史志中分离出来，单列于政治、法律这样的专门子目之下，但《益智书会书目》和《西学书目表》却对此显得相当犹豫，仍将某些东西分列于“杂项”、“议论”、“无可分类之书”这类笼而统之的名目下。1902年的《中西经济策论通考》试图对这些内容作出更细致的分疏，开列了“地舆”、“政治”、“海国”、“议院”等目。
关于西方政治的讨论，在知识分类上从舆地学、史学走向法学、政治，并寻求其内部更为细致的分疏，这一过程，正是中国本土知识框架对“西方政治之学”所作的初步回应。
三、清末精英观念中的“西政”
如上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讨论西方政治制度以及西方人安排其政治秩序之理性思考的“西方政治之学”，在进入中国之初，首先被试图整合进经、史、子、集的传统框架中。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并不总是那么自信。比如，“杂项”、“议论”、“无可分类之书”、“海国”、“议院”这类或过于笼统，或过于细节的子目的出现，便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事实上，这与当时人们对于“西政”的理解，是有深切关系的。
1880年，郑观应在《易言（三十六篇本）·论考试（附洋学）》中，（注：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本）·论考试（附洋学）》，《郑观应集》上册，第170页。）介绍了西方学科体系中的政治之学（郑氏以“法学”名之）：“法学者考论古今政事利弊异同，如何损益，又奉使外国如何修辞，或通商事宜，有关国例者，详加讨论。”郑氏强调的“古今政事”、“如何损益”、“奉使外国如何修辞”、“通商事宜”、“有关国例”，恰恰都是中国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他对“法学”的这个定义，后来直接被《蠡测危言》所沿用。可以推想，当时许多人正是出于应对国内“现实问题”的需要，开始关注“西方政治之学”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对“西方政治之学”的理解是从讨论中国现实问题，讨论“富强”出发的。
1896年，梁启超作《西学书目表》，主要是将“西政”目为“富强”之术，与“精微”的“西学、格致”相对应：“而问其于西学、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之本末，有所得乎？无有也。”（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26页。）1897年叶瀚在《读译书须知》谈到中译西政诸书时说：“政贵达事致用，不是纸上空谈。”（注：叶瀚：《读译书须知·第四端论读书宜立讲社》，光绪丁酉(1897)仁和叶氏自刻本，第4页。）所表达的也是类似的观念。相较而言，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体西用，政艺兼学”的设学思想，更是影响深远。1902年1月，张百熙奏陈设立京师大学堂办法时，便据此将课程分为政、艺二科。在张之洞“中体西用，政艺兼学”的设学思想中，“西政”的核心是与国家富强（救时之计，谋国之方）密切相关的一些实用性制度知识，其中最好的东西是刑狱立法。由于是制度性知识，没有什么值得深研的学问在脊后，所以在张氏看来，年长的人，有中“体”基础的所谓“才识远大者”，花三年时间就可以得要领了。（注：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见王树枬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收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82)，第14538-14539页。）
此外，根据表5，我们大致上可以勾画出19世纪末中文语境中那个“西方政治之学”所涉及的书目。除了一些出使日记以外，基本上是一些介绍西方具体学校、制度、议院、公法等等内容的实用性章程。可以说，此时中国人视野中，还不存在学理性的“西方政治学”书籍。
我们发现，19、20世纪之交那些讨论西方政治之学的精英们，其背景、身份、学养不尽相同，但他们在理解“西政”时，却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西政”的内容是技术层面的制度性知识，指涉宽泛。其次，作为“中体西用”中的“西用”，没有或者至少可以割裂背后的学理。第三，是致“富强”的富强术。如此内容混杂宽泛的“西政”，显然不容易清楚明白地被纳入任何一个现有的知识门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式的分类困惑。
四、“旧瓶”难以装下的“新酒”：中国传统分类模式在“西政”前的难局
19、20世纪之交，受科举改制的影响，人们了解西学的需求剧增。当时，不仅应考的士人需要介绍西学的书目和百科全书，就是考官为了弥补知识结构的缺陷，也急需这类书籍。虽然，有人并不怀疑能够从传统出发来应对西学分类，正如上文已经讲到的那样，张之洞曾经试图把“西政”整合进经、史、子、集的传统框架中去，但矛盾的是，同时强调其内容上的“西”和“新”，以和本土政学的“中”和“旧”对照，必然造成知识分类上的难题。早期的一些类书在遭遇“西方政治之学”的时候，曾将其从舆地学、史学分出，纳入新建的法学、政治学等子目中去。但上文已经论述，这一初步应对的过程其实也显示出了另一种程度上的迷茫。
1896年，梁启超所作《西学书目表》，明确地提到了这种困惑：“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顾自七略七录，以至四库总目，其门类之分合，归部之异同，通人犹或訾之，聚讼至今，未有善法。此事之难久矣，海内君子，惠而教之，为幸何如。”与此相应，梁启超把一些讨论政治的书如《治国要务》、《时事新论》、《新政策》等等归入“西人议论之书”。同时，“无可归类之书”目下，一向被目为介绍西方政治学的书籍《佐治刍言》，则与讨论西餐制作法的《造洋饭书》同列。
1899年，徐维则作《东西学书录》，也发出了和梁启超相似的疑问：“自七略以下，门类分合，部居异同，前人犹多訾议。东西学书分类更难，言政之书，皆出于学，言学之书，皆关乎政，政学不分则部次奚定。今强为区别，取便购读，通人之诮，知难免矣。”（注：徐维则：《东西学书录·序》。）他把“政论”书归为“议论”，其中包括《治国要务》、《时事新论》、《新政策》、《中西四大政》、《民约通义》等书。在政治类中，归入了《列国岁计政要》、《佐治刍言》、《中国度支考》等书，其中《列国岁计政要》在别的新学书目中一向被划归“史志”类。徐维则和梁启超，都没有把讨论政治哲学、政治理论的书籍归入“政治类”中，而是另列一类“议论类”，这显然和当时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有关，“政治学”应该是不包括学理的制度性知识。
1902年的《西学三通》虽然采用杜佑通典的体例，实际上还是感受到了某种困惑，编者称：“泰西于治术学术，会通甚多，如工典与工艺考，颇难区别。是编以大工种大制造，如海塘、河防、轮船、铁路之类有关国计者列之，余均散布各艺学，不更阑入。”（注：袁清舫、晏海澜：《西学三通·西政通典·凡例》，光绪壬寅1902年。）直到1904年的《新学书目提要》，这种困惑似仍未解决：“今日之著书陈义，欲以见诸施行者，专门之言则曰‘政学’，策世之言则曰‘政论’。顾求其界域，则旁衍方滋，每多泛滥，必欲划为一定之范围，抑又隘矣。譬如学校管理之方，理财经济之术，权利义务之说，进化现势之篇，于事实皆与政界相关，于目录则与政谈不合，如改附他类，则穿凿必深，另立一门则冗杂尤甚，别裁之用，于是为难。因以实施之纲领，哲学之名言，虽形式殊科，精神则一，溯其命义，皆以试验为衡，冀为准则。故此篇汇集众体，而题曰‘法制类’。以云兼赅，似仍未协，特较政治二字，则已优矣。”（注：沈兆祎：《新学书目提要·法制类卷一》，通雅书局，光绪三十年本。）
从自本土知识框架出发去整合西学，到感受到西学分类上的严重困惑，关注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西学、西政，可能属于与中学和中国“治国之事”不能完全等同的独立体系。造成当时中国原有知识分类方式，无法适应“西政”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其一，中国人虽然试图将“西政”纳入传统框架中去，却又要在内容上强调它的“西”和“新”，以从寻求富强角度，突出它具有“起疾”“医国”的功效。其二，人们从寻求富强角度出发，来理解西政，对其的指涉极为宽泛，包括了从兵、农、工、财、教育到政治制度、政治理论等的各个方面。其三，随着对“西方政治之学”了解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其背后也有超越于制度层面的理性化思考。这部分内容在西方学科谱系中如何归属，本来就莫衷一是，于是便更难与本土资源来进行整合类比了。
其实，20世纪初，已经有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应对这系列问题。比如针对上述第三个问题，他们开始关心“西政”在西方学科谱系中该如何归属。1902年，梁启超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中认为西方学问可以分为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政治学在其中属于“形而上学”：“学问之种类极繁。要可分为二端。其一行而上学。即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注：梁启超：《格致学沿革考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3-14页。）这里实际上已近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分。1902年，《理学教科书·普通问答教科书四种》在“问西国学问若何”条下，认为政治学属于“道德之学”：“答曰，宗教之外，西国学问，近百年亦多进步，大致分哲学、政治学、法律学、宪法学、等为道德之学……”（注：储丙鹑：《人学问答·第一百五十二款》，见氏著《理学教科书·普通问答教科书四种》第1卷第9章，1902年，第29页。）1903年，汪荣宝、叶澜在《新尔雅》中为“国家学”下了明确的定义“研究比较国家之成立、组织、目的、变迁等者名曰国家学。”（注：汪荣宝、叶澜：《新尔雅》，第59页。）
1904，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在介绍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时，不但区分了英文“政治学”与德文“国家学”，而且对政治学的具体分支，也作了清晰的分疏。在“法政目”下，有更为细致的分类：“法政第二：首政治、次宪法、次财政、次经济、次警察、次法制、次法学、次法律。”（注：参见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2《法政第二》，1904年，见《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57页。）
曾有学者考称，中国第一本有关日本书的目录——康有为作于1896年的《日本书目志》，其在分类编排及书目选择上，乃全盘照搬了日本坊间流行的书肆目录（注：沈国威：《康有为及其〈日本书目志〉》，见《或问》(WAKUMON)，Journal of Studies o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大阪）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编，2003年1月，第5号，第51-68页。）。实际上也正是从《日本书目志》开始，日式西籍分类法开始对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20世纪初迷茫的国人带来了“西学的体系”。梁启超、顾燮光等人在应对“西学”分类难题时，显然也受到了上述日本影响力的作用。然而，就“政治学”在中国的建立而言，晚清知识分子在遭遇西政之初曾表现出的这种困惑本身反而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一知识分类上的困惑恰集中体现了国人自身对于“西政”的独特理解，因此也就构成了中国认识西方政治学的重要的本土前提。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注意到“西方政治之学”。虽然，在当时的西方，“西方政治之学”这一讨论现实政治制度及人们有关理性思考的新兴社会学科，尚处于不断成型的过程之中，远未天下一统。但是，在当时中国知识精英的观念中，却已经存在了一个清晰明确的“西方政治学”。可以说，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学科建立发生实际作用的，正是本土知识精英观念中的这一“西方政治学”影像。
事实上，“政治学”这一新兴社会学科不仅在西方各国形态各异，就其在中国的历程而言也曾遭遇过多次知识传承的断裂。从晚清传教士阶段的“西方政治之学”到20世纪初随日本法政书籍大规模东来而进入国人视野的日式“西方政治学”，再到民国时期英美背景的大学政治系教育，这几种“西方政治之学”在符号体系、书籍资源、学科定义等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系统的传承关系。那么，从上述考察出发，进入“现代政治学在中国建立过程”这样一个大话题的讨论，就可能是必要与合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