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亲社会行为及其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1，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4)06-093-06 如果看见一个溺水者，我们是否会施以援手？如果看见一个虐婴者，我们是否会挺身指责？尽管这些行为会给我们带来风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对弱者表示同情、对不公正的事情表示愤慨，似乎是人类非常显著的行为特征。行为经济学家把这种行为称作“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但从进化论角度看，这些带有利他主义性质的亲社会行为为什么能够存在，却是一个有待解释的难题，被称作“亲社会行为之谜”(Gintis，2003)。因为这些行为在演化过程中会增加他人的适应度，同时却减少了行为者自身的适应度。 在生物学中，适应度(fitness)是一个刻画生物性状演化优势的指标，被定义为“生命有机体预期的后代数量”。根据遗传学计算，如果导致某种生物性状的基因在基因库中的初始频率为十万分之一，但只要它相对另一种基因具有0.001的演化优势；即使1年繁殖1次，经过23400年(就地质年代而言，这是非常短暂的)，这一基因的频率就可以上升至99.99%；从统计意义上讲，处于劣势地位的基因事实上已经被淘汰(陈阅增，1997；叶航、陈叶烽、贾拥民，2013)。正因为如此，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说，“如果你认真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道金斯，1976)。 为了探讨人类亲社会行为的演化机制，我们通过一个附带同情和惩罚的公共品博弈模型，用计算机仿真模拟了早期人类狩猎-采集社会原始族群合作劳动的随机演化过程。仿真结果显示，以同情心和正义感为主要表征的人类亲社会行为与合作行为可以实现共生演化(co-evolution)。我们的研究表明，亲社会行为虽然会降低行为者的适应度，但只要行为多样化能够有效缩小亲社会行为与自利行为在演化优势上的差异，复杂系统演化过程所具有的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就有可能抵消这种差异，使亲社会行为获得某种演化优势。 二、模型与方法 距今一万二千年左右，随着农耕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诞生，个人或家庭才有可能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换言之，对人类长达700万年的进化史来说，在99%以上的时间中，我们的祖先不得不依靠集体而不是个人的力量来维持种群生存。这种生存方式包括共同狩猎、共同采集、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共同防卫来自其他物种或族群的侵袭，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共同分享这些集体合作的成果，尤其是食物的共享。从本质上看，这种生存方式就是一种公共品的生产和分配方式。 假设一个m人组成的原始族群中，有n人参加一项集体性的合作行动如采集、狩猎或保卫领地的战斗，参加行动的成员i(i=1，2，…，n)有两种行为方式：合作或搭便车(设合作者的人数为x，搭便车的人数为y，即n=x+y)。合作者在每一次行动中将提供成本为c的贡献(c＞0)，给定成员的全部合作贡献∑c，则集体行动的回报将扩大r倍，即r∑c。r是一个外生给定的回报乘数(r＞1)，它表示集体行动的回报总是大于每个人单干所获得的回报总和①。如果所有成员都合作，即n=x；则一项集体行动的净回报P和每个成员的个人净回报P[，i]都将实现帕累托最优。 但由于公共品分配的非排他性质，合作回报将在所有成员之间平均分配。这就意味着，虽然合作依赖每个人的努力，但合作规范的背叛者仍然可以通过搭便车获取合作收益
。因此，一个努力奉献的合作者所能获得的净收益
反而低于一个搭便车的背叛者：
根据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经典的理性人假设，上述博弈的纳什均衡为所有人都不合作。从个体选择角度看，不论合作者在人群中的初始比例多大，他们最终都将被更具适应度的背叛者所取代，其演化均衡状态为n=y。如此，一项集体行动的净回报P和每个成员的个人净回报
都为零，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困境”(Ostrom，1990)。 惩罚机制的产生，被认为是化解社会困境的有效途径(Fehr and Gachter，2002)。假如存在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合作者z，他们不但为集体做贡献，而且还会去惩罚那些破坏合作规范的背叛者，则社会困境就可以得到化解。在惩罚强度δ大于等于合作成本c的条件下，合作者所能获得的净收益
将大于等于背叛者，则搭便车行为将不再具有演化优势：
但惩罚不是免费午餐，一个惩罚者不但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可能承受被报复的风险。与不做惩罚的合作者相比，惩罚者需要支付额外成本γ。因此，一个惩罚者所能获得的净收益
将低于一个单纯的合作者：
根据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经典的理性人假设，上述博弈的纳什均衡为所有人都不去惩罚。从演化均衡角度看，不论惩罚者在人群中的初始比例多大，他们最终都将被更具演化适应度的合作者所取代。但当一个族群全都由不做惩罚的合作者组成时，背叛者就可以轻易侵入进来取代合作者。如此，由惩罚者建立起来的合作秩序将再次面临崩溃。这种状况被称为“二阶社会困境”(Colman，2006)。 为探讨化解二阶社会困境的可能性，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一种“可表达的同情心”：即假设合作者会出于同情心而对那些为集体做出贡献却不得不蒙受损失的惩罚者给予一个微量的支付转移。我们的假设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上：那些没有对背叛者施加惩罚的合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出于二阶搭便车的目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更加有利可图的一阶搭便车。他们不去惩罚背叛者也许出于一些具体的原因，比如体力不济或时机不成熟等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其他途径表达他们对背叛者的不满，比如，通过对惩罚者的关爱和支持来激励惩罚行为。我们用一个微量的支付转移s来体现这种同情心，并假定它在合作者中是一个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 根据以上假设，在一个m人的原始族群中有n人参加一项集体合作行动，参加行动的成员i(i=1，2，…，n)中有x个合作者，y个背叛者和z个惩罚者；定义参数：c为合作成本(c＞0)，r为回报乘数(r＞1)，δ为惩罚强度(δ≥c)，γ为惩罚成本(γ＜δ)，s为同情强度(0≤s＜1/2γ)②；
分别为每一个合作者、背叛者或惩罚者在每一次集体行动中的净回报。于是，我们有：
运用有限种群复制动态的方法(Moran，1962；Nowak，2006)，我们通过一个基于多行为主体(Multi-Agent)的计算机仿真技术(Hauert et al.，2007；Ye et al.，2011；叶航，2012)，在上述模型基础上模拟了狩猎-采集社会原始族群公共合作的随机演化过程。 仿真的基本步骤为：1.任意给定族群规模M以及各类型成员的比例(X/Y/Z)作为初始状态；2.通过随机采样从M中获取样本N并让它们参加一项成果共享的集体合作行动；3.根据模型(4)～(6)计算每一类型个体在公共合作中获得的净回报(payoff)；4.根据净回报计算个体遗传复制的适应度(fitness)；5.根据适应度调整每一类型成员在M中所占的比例(适应度越高的个体在M中的比例就越大)并作为这一代(period)的仿真结果；6.对仿真结果进行一个小概率的遗传变异处理，然后在预设的仿真代数内重复步骤1～6。 整个仿真事实上是每一类型成员演化比例的更新与迭代，新一代成员的行为性状完全取决于其遗传特征且对上一次行动没有任何记忆，从而排除了互惠机制或声誉机制的影响。 三、计算机仿真结果 图1所显示的计算机仿真结果表明，如果在合作者中引入“可表达的同情心”，则可以有效化解公共品博弈中的二阶社会困境。典型的演化路径为：经历一个短期震荡后，惩罚者就能在族群中占据统治地位；且一旦惩罚者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他行为者就很难侵入。由于惩罚者可以有效抑制背叛者的搭便车行为，从而使族群呈现出稳定的合作秩序。
图1 附带同情的公共合作 仿真参数：m=100，n=5，x=30，y=40，z=30，c=1，r=3，δ=1，γ=0.3，s=0.12，ω=1，μ=0.001。 作为对比，图2所显示的计算机仿真结果表明，如果没有引入“可表达的同情心”，则公共品博弈将陷入二阶社会困境。典型的演化路径为：虽然惩罚者仍然能够抑制背叛者，但更具演化优势的合作者却可以很容易地侵入；一旦当合作者占据统治地位后，背叛者的侵入就不可避免；整个系统呈现出“石头-剪子-布”式的周期性循环，从而使族群无法形成稳定的合作秩序。
图2 不带同情的公共合作 仿真参数：m=100，n=5，x=30，y=40，z=30，c=1，r=3，δ=1，γ=0.3，s=0，ω=1，μ=0.001。 对各项参数的鲁棒性检验(Robust Test)显示，上述结果在相当宽泛的条件下仍然成立。它表明，计算机仿真得到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生物体的演化优势主要取决于生物个体的适应性(fitness)，而适应性则取决于某种生物行为性状给生物个体带来的收益(payoff)。在我们的博弈模型中，惩罚者在集体行动中的收益明显低于合作者，即便在合作者具有“可表达的同情心”时也是如此。 那么，惩罚者是怎样在个体选择基础上演化出来的？我们给出的解释是，同情心虽然不能逆转惩罚者与合作者之间的演化优势，但行为多样化却可以缩小他们在演化优势上的相对差异。如果这种差异足够小，它就可能被演化过程所具有的随机性所抵消。 在生物学中，演化过程的随机性主要来自基因自身的遗传变异(genetic variation)和由环境因素诱导的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这就意味着，生物性状的演化趋势并非百分之百取决于适应度的大小。在一个较小概率上，它可能受到来自生物体内部的因素或外部环境的随机扰动。当然，如果某种生物性状的演化优势很大，它就可以抵抗这种随机干扰。但如果演化优势足够小，这种演化上的优势就有可能被系统的随机干扰所抵消。 复杂性科学认为，随机性和不可逆性是复杂系统产生秩序涌现的重要条件(Prigogine and Nicolis，1977)。正如我们的计算机仿真所显示的，亲社会行为虽然会降低行为者的适应度，但如果行为多样化能够缩小亲社会行为与自利行为在演化优势上的差异，则复杂系统演化的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就有可能抵消这种差异，使亲社会行为获得演化优势。我们的研究表明，以同情心和正义感为主要表征的人类亲社会行为与人类的合作行为可以实现共生演化。 中国哲学家孟子，以及西方哲学家休谟、斯密和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都把同情心与正义感看作人类的天性。我们的研究则揭示出这种天性形成的原因与机制：人类天性中的同情心与正义感是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适应生存环境的结果，是人类维护合作秩序的社会规范通过自然选择被固化在我们身体和心智中的禀赋。我们的研究表明，只有依靠“惩恶扬善”双重机制，人类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秩序。在现代社会，这种机制就表现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维系社会秩序过程中不可缺一的重要作用。 ①人类学家认为，在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原始社会，个体无法对抗食物分布作为离散型随机变量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因此早期人类通过合作与分享才能维持最基本生存条件。 ②如果同情强度s＞γ-s，则一个同情者就可以实施惩罚；因此，同情的条件是s＜γ-s，即s＜1/2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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