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资料工作》成为学会会刊的缘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刊论文,缘由论文,情报论文,工作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情报资料工作》（前身为《资料工作通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机构的联系早在25年前的1981年初春即已开始。
1981年3月初在春寒料峭的北京召开了一次社科情报工作座谈会，这是中国社科院情报所成立以来首次主持召开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会议规模虽不大，但全国几大区的社科院文献情报机构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人大书报社和《资料工作通讯》编辑部的代表也应邀与会。这个近30人的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每位与会代表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就社科文献情报工作的方方面面交流了意见。会议除决定协作编写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手册以外，还郑重提出建立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者协会的倡议。会后，《资料工作通讯》对会议的情况作了报道，对这次座谈会的《纪要》也全文予以刊载，从而拉近了社科院情报所与人大书报社之间的距离。
1982年春节前夕，《资料工作通讯》编辑部负责人杨教和孙黎明两位同志造访了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领导陈适五和孙方等同志，双方开门见山地畅谈了我国社科情报界工作中的种种问题，既涉及到当前工作中的弊端与缺失，也对未来工作体制作了某些设计和遐想。这次即兴谈话的内容，随后以《新春畅想录》作题名的记者专访刊载在《资料工作通讯》1982年第1期的卷首。该文刊出后在我国社科情报界引起了震动，从此，人大书报社的《资料工作通讯》在社科院系统的文献情报工作人员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社科院情报所与人大书报社双方人员的交往与接触也日渐频繁，情报所科研人员朱铁声、赵国琦和李浩棠等同志对于社科情报工作进行理论探讨的几篇大作，也首先发表在《资料工作通讯》上。当时的情报所领导人之一的孙方同志更是经常走访人大书报社和《资料工作通讯》编辑部，与书报社的夏加、杨教、吴尚宇、孙黎明等同志多次晤谈，交换对社科情报工作的看法，两家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双方协作共事的基础开始逐步奠定。
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授权中国社科院情报所主持召开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规划会议。在京丰宾馆召开的这次会议比1982年的座谈会规模大，与会人员达60多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社科院图书、资料、情报机构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另有上海、江苏等十个社科院主管图书情报工作的副院长应邀与会。人大书报社和《资料工作通讯》编辑部的许振礼、杨教、孙黎明三位同志都是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许振礼同志参与大会的领导工作，杨教同志在会上作专题发言，孙黎明同志则以《资料工作通讯》记者的名义活跃于会场内外，与各地代表广泛接触，采写会议花絮，预约各类稿件。全国各地社科院文献情报机构的代表都亲身领略了《资料工作通讯》编辑与记者的业务素养与干练作风，一年前《新春畅想录》的激扬文字，此刻似乎又重现在人们的眼前。
这次会议又重新审议了1982年座谈会关于组建全国社科情报工作者协会的倡议，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将此倡议作为此次会议的决定写入《会议纪要》，并责成中国社科院情报所与人大书报社作为协会筹备工作的牵头单位，正式成立协会筹备委员会，开展协会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次会议以后，《资料工作通讯》全文刊载了《会议纪要》、主题发言、首长讲话等会议文件，对会议情况作了全方位的详尽报道。
时隔不足一年，1984年3月于京丰宾馆又召开了全国社会科学图书、资料、情报工作“七五”规划会议，仍然由中国社科院情报所受命主持。这次大会主要是制定我国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规划，检查上一次会议决定的落实情况。对于协会筹委会的工作，大会做出了将《资料工作通讯》作为协会筹委会会刊的重要决定。
关于协会筹委会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作为筹委会牵头单位的情报所与人大书报社都派各自单位的负责人作为代表参加筹委会领导工作。双方选派的人员，情报所方面是易克信，人大书报社方面是寇恩田。召开1983年会议时，与会的书报社负责人是许振礼同志，寇恩田同志是会后才就任的，他虽未参加1983年的大会，但对会议情况十分了解，对会议的各项决定都深表赞同。参加协会筹委会核心组工作的寇恩田同志十分热诚与谦虚，与情报所代表的合作可谓亲密无间，各种问题一经提出，双方很快就达成共识，从未出现过扯皮推诿的不愉快情况。诸多筹备工作按部就班地开展起来以后，双方都感到舆论准备工作十分重要，迫切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刊物，于是筹委会会刊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新创办一个刊物作为会刊，另一种意见主张就把《资料工作通讯》作为筹委会会刊。力主后一种意见的代表是时任情报所顾问的孙方同志，他陈述了如此做的种种好处之后，特别强调了《资料工作通讯》在我国社科情报界的地位和影响，认为这种地位和影响是历史形成的，也是无可取代的；新办一种刊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可能达到这种地步。最后筹委会成员一致同意孙老的意见，决定建议将《资料工作通讯》作为协会筹委会会刊。
筹委会的这个建议是否能为人大书报社领导所采纳，这在当时还是个很大的未知数。《资料工作通讯》自1980年创刊以来，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已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赢得了广大固定读者群的喜爱，在社科期刊之林中获得了牢固的立足之地。为此人大书报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今协会筹委会轻而易举地就将它作为自己的会刊，似乎有悖情理。当时由易克信代表筹委会与人大书报社领导就此事进行商谈。作为人大书报社领导出面的寇恩田同志同时具有协会筹委会核心组成员的双重身份，在筹委会讨论会刊问题时他也在场而且投了赞成票，按理是不会不接受此项建议的。果然不出所料，寇恩田同志在双方正式商谈前已与书报社其他领导同志作了沟通，商定了合作的条件。因此，双方商谈进行得很顺利，根据书报社方面提出的条件最后确定，刊物由书报社和筹委会合办，书报社是主办单位，主编由书报社领导担任，作为协会筹委会主管单位的社科院情报所承担一定的经费并由一位所领导担任会刊的第一副主编并承担一定的审稿任务。自会刊创办至今一直严格遵守着这些规定。首任主编由书报社领导寇恩田同志担任，我作为会刊首任第一副主编，从上任起直到1987年底辞职，每期刊物的理论性文章都由我审定。
同时决定的事项还有，孙黎明同志担任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编委会人选由书报社方面提出，经筹委会认定后即可上任。《资料工作通讯》自创刊以来，杨教和孙黎明两位同志就一直共同负责编辑部的工作；杨教同志调任湖北省社科院情报所所长以后，刊物编辑部的重任就落在了孙黎明同志肩上。这位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女同志精明强干，业务水平高，活动能力强，与各系统图书资料情报界的头面人物都有联系，而且人缘极好，号召力很强。于是请她遴选各系统情报工作方面的精英人物担任会刊编委。果然不负众望，孙黎明同志推荐的人选都是各系统文献情报界的精英人物，如中央党校的孟凡、新华社的李雄藩、人民日报的寿孝鹤、广电部的孙庶玉、高校图工委的肖自力、国家民委的李久琦等同志，他们都是会刊的首任编委，学会成立后有的同志还担任了副理事长或常务理事的重任。
从1984年第4期开始，《资料工作通讯》就冠以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会刊的名义面世。1986年底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正式成立，作为协会筹委会会刊的《资料工作通讯》易名《情报资料工作》，成了情报学会的会刊。会刊编委会在原有人员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吸纳了一些学界新秀，更增添了活力。关于会刊的名称问题，从一开始就有些争议。有些同志认为这个刊名理论气息不浓，显得档次不高，建议换个高雅的学术气息浓郁的名称。为会刊定名时确曾有过一番小小的争论。当时坚持这个刊名最烈的是学会首任理事长孙方同志，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情报界前辈，曾在政治情报界、科技情报界和社科情报界任职。解放前他曾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国家安全部前身）任职，建国初期曾担任外交部新闻司专员，长期派驻国外做搜集分析政治情报的机密工作；文革后期转到科技情报所从事科技情报研究，后来又在社科院情报研究所任职。积几十年情报工作的经验，他深知资料工作对情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不管在什么场合，一有机会他就大声疾呼加强资料建设。把会刊定名为《情报资料工作》也是出于资料工作是情报研究的基础的考虑。孙方同志一再强调，会刊名称中的“资料”二字不能去掉，否则方向走偏，后患无穷。
会刊编委会慎重考虑孙老的意见后同意这个刊名而且一直沿用至今。虽然在每年一度的编委会上几乎都有人重提改刊名的话题，但讨论结果还都是维持现有刊名不变。现在，《情报资料工作》在情报界的声望日隆，越办越有生气，不能不说与最初的刊物定位有关。
弹指一挥间，岁月转瞬即逝，学会成立迄今已整20年。伴随20年的风雨历程，会刊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内容也能与时俱进，但始终坚持学科理论探讨与工作经验交流相结合的办刊方针，兼顾不同读者群的需要，做到雅俗共赏而又不趋时媚俗，这确实应归功于历届编委的把关定向，也应感谢历届编辑部的女中豪杰开拓进取的敬业精神。
收稿日期：2006-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