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当代文学（之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尼亚论文,当代文学论文,之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代的优秀小说还有《陌生人》（1955）和《渴望》（1958），它们均出自蒂图斯·波波维奇（1930—1994）之手。这位作家出生于奥拉迪亚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布加勒斯特读大学期间开始创作小说，1955年推出《陌生人》，跨入小说家行列。这部作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8·23”武装起义为背景， 描述了中学生安德烈·沙宾由自发的反叛到自觉革命的成长过程。在中学读书时，由于一篇带有反战倾向的作文，他被学校开除。此后，他开始在社会上闯荡，严酷的战争环境和反法西斯斗争使他从迷茫中走上正确道路，接着又经历了一系列重大革命考验，时代终于把他造就成一名先进分子。《渴望》围绕1945年的土地改革，从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角度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热切追求和地主阶级的伺机反抗，描绘了具有朴素政治觉悟的农民群体和农村知识分子形象。这两部小说情节安排合理，故事性强，人物刻画简练，生动，艺术手法相当高超。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的束缚，解放初期的某些现象未能得到完全真实的反映，善与恶一律通过阶级斗争的观念予以描绘，人物的心理转化被硬性框人“说服动员”、“政治教育”等呆板模式，使某些情节显得不够自然。应该说，波波维奇以自己的艺术才能，在小说天地是大有可为的，但他出版上述两部长篇小说之后却突然把全部精力投向电影脚本创作，成果将近40种。其中不乏精品，如《多瑙河之波》、《达契亚人》、《勇敢的米哈依》、《权力与真理》等。直至1970年，他又发表了中篇小说《伊卜之死》。在这篇作品中，他借助一个孩子的敏锐视角，客观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某村的一名德国占领军被杀，如果找不到凶手，德国人就要枪毙村里的头面人物。这时，头面人物们想到了弱智青年伊卜，让他自首承担“罪责”。伊卜同意了，但条件是在他未死之前就为他举行葬礼。找到了抵罪替身，那些人欣喜若狂，饮酒庆贺。可是伊卜没有死，因为当天夜里德国军队就从村子里撤走了。为此，伊卜不是高兴，反而号啕大哭，因为他失去了做个真正人的唯一机会。这篇小说的含义和艺术特色都比较新颖，被认为是战后最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之一。
《坑》（1957）是欧金·巴尔布（1924—1993）于50年代发表的风格独特的长篇小说，它通过马赛克式的镶拼手法，用粗犷的笔调，再现了解放以前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凄凉堕落的贫民区。那里是小偷、流氓、流浪汉的世界，充斥着暴力和其他不为外人所知的各种隐秘；另一条主线，以小酒馆为中心，展示了被推向社会边缘的穷苦人的生活。这部小说创作历时十年之久，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出版时受到普遍赞扬。但小说中也有不足之处，过多使用了下层社会的粗俗语言和行话，引起批评界的异议。某些情节的描写也带有自然主义的倾向。《北方公路》（1959）以反法西斯地下斗争和“8·23”武装起义为主题， 描写了一批为和平与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者。这部小说在写作技巧方面只注重情节的铺陈，忽略了人物的内心刻画，许多形象落入脸谱化、概念化的俗套。这一点，在他反映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建设新社会的《创世》（1964）中有所克服，对人物的心理分析给予了充分重视。欧金·巴尔布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人品和文学活动在文坛引起的争论也较多。60年代任《金星》杂志主编期间，他曾热情鼓励年轻人从事创作，培养了扬·亚历山德鲁、利奥尼德·迪莫夫等一批作家。可是70年代，主办刊物《每周》时，却利用职权发表文章，中伤了文学界的一些同行。1960年后，他陆续发表了揭示权力之争的历史小说《大公》（1969）、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介于真实与杜撰之间的惊险小说《隐姓埋名》（2卷，1975—1977）以及《疯人的一周》（1981）等多篇小说， 批评界普遍认为他的后期作品与《坑》相比显得粗糙杂乱，对此他经常是作品再版时予以补救，而他的短篇小说则要精炼得多。他对各种体裁的创作都做了尝试，尤其热衷于电影脚本和电视剧的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佩特鲁·杜米特鲁（1924—）曾是50年代文坛比较活跃的作家之一，由于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成果突出，被誉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具体体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尘之路》（1951），描写了多瑙河—黑海运河的开掘。对他来说，这个题材十分敏感，写得好可以出名，写不好容易出问题，因为挖掘运河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头号工程，挖河人又大多是各种类型的劳改犯（其中也有他曾任旧政权高级将领的父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好在他成功了，但仍心有余悸。1952年运河工程停工后，他从创作中得出一条教训，认为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不能对形势跟得太紧，应尽量避免写当代人，为此他发表《风暴鸟》（1952）之后，转向活动余地比较大的历史题材，创作了使他名扬文坛的《家庭纪事》（3卷， 1956—1957）。这部小说以娴熟的艺术手法，描写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贵族家庭的糜乱生活以及被权力、金钱、忌妒、虚荣主宰着的上层社会。人物的虚伪性和双重性格表现得十分突出，华贵、傲慢遮掩着龌龊和丑恶，乱伦、通奸、谋害亲夫都可以成为向上攀登的一级台阶。而另一方面，广大百姓却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由于作者用新的观点重新透视了那一段历史，所以小说的内容极富教育意义。1960年杜米特鲁滞留国外，又发表了回忆录性质的作品《相逢于最后审判》、《隐名》等。
60年代后，小说创作进入另一个发展阶段。此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逐渐清除，强调在新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深刻的民主性、爱国性和参与性，应该全面地深层次地反映当前的社会。新的文艺方针为小说发展提供了宽松条件，在相当程度上鼓舞了作家的积极性。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更新、作品内涵的深化都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对此，马林·普雷达等前一阶段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尤为重要的是一大批新人涌现出来，在小说创作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有杜米特鲁·拉杜·波佩斯库、弗努什·尼亚古、亚历山德鲁·伊瓦修克、尼古拉·布列班、米尔恰·乔班努、扬·伦克冷让、康斯坦丁·措尤、奥古斯丁·布祖拉、斯特凡·勃努列斯库、乔治·勃勒依察、扬·勃耶舒、索林·蒂特尔等多人。
与前期相比，这一阶段的作品没有鲜明特征。其一，题材的急剧扩大突破50年代的限定题材束缚后，小说朝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历史、现实、城市、农村乃至神话传说都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尤其是近期历史和当前社会现状更是作家们热衷的创作题目，力求通过不同视角予以重新认识，从中发掘更深层次的含义和真髓，以儆后人。由于作家们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经历不尽相似，对待近期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态度千差万别，所以他们作品的倾向性也各不相同。大部分作品出于良好愿望，对社会和党内的一些不良现象提出忠恳批评，以求改正。另一些作品对现实流露出强烈不满和抗争，个别作品则对1944年后的社会变革持批判态度。其二，创作手法的多样化。主要表现在对陈旧模式的破除和创造性运用新的写作技巧。文学界同国外的交流逐渐增多，西方流派也开始对罗马尼亚小说界产生影响。亚历山德鲁·伊瓦修克创作了无情节无特定人物的现代派小说（《前室》、《夜识》），杜米特鲁·拉杜·波佩斯库大量运用意识流、怪诞、内心独白等现AI写作作技巧（《御猎》等），马林·普雷达成功地借用了戏剧场景连缀手法（《败子》、《不速之客》），奥古斯丁·布祖拉的独白式小说别具特色（《缺席者》），弗努什·尼亚古的隐喻小说自成一体（《天使在呼唤》）。但是，有时对新的写作技巧的过度追求，使一些作品变成了传统手法与现代手法的混合体，显得不十分和谐。个别作家不顾本国文化传统，一味模仿西方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大大影响了与读者的沟通。其三，人物刻画发生了根本变化。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典型人物等概念基本从小说园地消失。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只有成功与失败之分，根据故事的需要，人物可以是线条式的，平面式的，立体式的，或者根据情况突出某个侧面。列布里亚努和萨多维亚努曾以描绘农民形象而著称，在罗马尼亚小说界很有影响。但是在60年代以后的小说中，质朴和粗犷已经不再是农民形象的基本特征，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突出农民的综合性格和透彻的心理分析是描写农村人物的基本要求。
这一阶段，历史小说在数量上仍然占据重要位置，选题范围集中在对当代有借鉴或教育意义的几个历史时期。公元前的达契亚人是罗马尼亚民族的祖先之一，曾英勇抵抗罗马帝国的入侵。这段历史在扬·托波洛格的《兄弟》（1971）、阿里切·博特兹的《思念的半球》（1979）、博格丹·斯蒂赫的《狼的冬天》（1980）等作品中有所反映。霍里亚·斯坦库的《法纳尔》（1968）描绘了17世纪的法纳尔王朝。1877年的独立战争涉及到巴尔干国家的独立和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两大列强，围绕这段历史，保尔·安格尔从爱国主义教育角度， 创作了预计将含9部作品的系列小说《百年前的雪》（1977）。特兰西瓦尼亚曾被奥匈帝国占领，那里的民族解放和回归祖国的斗争持续了几百年之久。据此，弗朗奇斯科·波库拉里乌创作了《时代与风暴》四部曲，含《创世》（1983）、《天秤星座》（1978），《迷宫》（1974）、《文身不存衣帽间》（1982），从历史、社会和政治角度再现了1848—1940年间当地人民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同样，拉杜·乔班努的富于战斗性的《传令官》（1983）和佩特鲁·文蒂勒的《凌晨一点钟》（1983）也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和奥匈帝国的衰落。1944年“8·23 ”武装起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仍是一些作家的创作题材，这类作品有哈拉朗博·金科的《预定进攻的时刻》（1971）、科尔内留列乌的《伟大的一天》（1979）、欧金·巴尔布的《隐姓埋名》（2卷，1975—1977）、 奥雷尔·米哈莱的三部曲（《黑色的火》1977、《白色的火》1977和《红色的火》1978）、洛连丘·富尔加的《希望之星》（1963）等。这类历史题材小说经常侧重描绘以往的一些著名人物。拉杜·蒂奥多鲁的四卷本《鹰》（1971—1974）展示了15世纪中叶抗击异族入侵实现民族统一的历史画卷，其中的核心人物是一直得到人民颂扬的勇敢的米哈依大公。米哈依尔·迪亚康内斯库的《希望》（1984）刻画了摩尔多瓦的基卡大公的形象，这位大公曾于18世纪改革农业政策，鼓励教育和公益事业，支持民族统一。维奥雷尔·什蒂尔布的《伟大的印痕》（3卷，1977 —1980）描述了1848年革命领袖博尔切斯库的生平和活动。 霍里亚是1784至1785年间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人民起义的领袖。 这位农奴曾四次赴维也纳请愿，要求民族权利，后来被迫同科罗什卡、克里山一起率领人民起义，战败后被捕，被车裂处死。他壮烈的一生在日尔曼族作家奥斯卡尔·瓦尔特·契塞克的小说《燎原之火》（含《克里山》1960和《霍里亚》1963）中得到突出表现。为了创作这部小说，契塞克曾在国内和维也纳研究大量历史资料。后来，霍里亚起义百年纪念时，又有一批同类小说问世，其中有扬·穆沙特的《达契亚之王霍里亚》（3卷，1982 —1985）、拉杜·塞列让的《车裂》（1984）、蒂图斯·波波维奇的《判决》（1984）、欧金·乌利卡鲁的《1784—动荡的年代》（1984）等。
社会、政治小说呈迅猛增长势头。这类作品大多以反思近期历史上重大变革和政治运动为题材，涉及到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国有化、肃反、监禁、多瑙河—黑海运河工程、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新政权建立后领导层面对的权与法、干群关系等。因为在这些问题上，由于政策的失误或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曾经伤害了一批人，浓重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许多人的心头，而50年代小说对此则采取回避、掩盖或美化态度。鉴于这种情况，作家们认为有责任通过艺术手法再现那段历史予以评说，儆戒来者。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小说不应该是资料的简单堆砌，或仅仅满足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样，它也不应该是某些政治口号的系列图解或抛弃艺术标准的文章汇编。这类小说必须是有强烈的现实感，通过尽量完美的艺术形式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同读者交流，开拓读者的内心世界，使其通过阅读作品了解外部社会的同时也进行自我认识。这一阶段，许多作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围绕历史的必然与人的命运、理想与现实、权力与真理、法制与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本质与伦理道德等问题进行创作，但是囿于客观条件，也出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对于某些历史事件作家难以掌握全面材料，有些深层次问题不能触动，即使涉及了一些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材料也往往支离破碎，欲言又止，形不成完整的感人故事，加之笼统的哲理道德议论过于频繁，许多隐喻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些都影响了与读者的沟通，降低了这类小说的可读性和艺术价值。从表现形式来看，大部分作品仍沿袭现实主义传统揭示近期历史或当代社会的某个侧面，但与以往的小说相比，情节大大淡化了，让位于思维空间的开拓和人物的内心刻画。借题发挥的议论和内心独白占据大量篇幅，故事的结尾大多是开放性的。部分作品并非政治小说，但也蜻蜓点水式地触动某些敏感问题，掀起微微涟漪。70年代中期，曾经出现一批堆砌资料的作品。这类“信息文学”试图用档案材料或书信、笔记等表达文学的认识性，但艺术价值往往欠佳。也有大量作品不肯直接面对现实，而是采取影射、象征、隐喻、怪诞等艺术手法间接议论问题，启迪读者的想象和思维。80年代后，由于社会风尚和经济状况的败落，也促使一些作家对此做出反应，但这类作品往往受到压制或不得问世，没有形成气候。至于持不同政见者和境外作家，他们的创作则有另外的政治标准和艺术尺度。
马林·普雷达是政治小说开拓者之一，他虽于50年代已名扬文坛，却一直不满于文学现状，谈到自己的作品时曾说：除20世纪后半叶的重大历史变革外，他经常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人们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为此，他首先以《败子》（1962）做为尝试，该小说在广阔的社会空间背景上描写了两代人的生活。老一代大多是经受过考验的革命者；年轻一代家庭出身好，有知识，有地位，时代对他们极为有利，可就是这些堪称世之骄子的人物却在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涯中摔了跟头，成为可悲的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不肯正视错误。1967年，普雷达在《莫洛米特一家》第二卷中，从某些侧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做了描述。在这本书中，他没有简单化地颂扬农民对合作化所表现出的高涨热情，而是在把握政治因素的情况下，描写了各方面人物对这一运动的心理反应，揭示了农村一些党员干部为权力而勾心斗角，为邀功而欺上瞒下，为私利而鱼肉乡里。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其他一些作品，直至揭示知识分子遭遇的《世上最可爱的人》（1980），为政治、社会小说的崛起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亚历山德鲁·伊瓦修克（1933—1977）以创作随笔式政治小说而见长。他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51年至1956年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医学系读书，毕业前曾因政治嫌疑入狱，获释后从事过各种职业， 1970 年至1974年曾任书籍出版社总编、作协秘书等职。正当他的创作活动处于峰巅时期时，却在1977年的大地震中不幸身亡。初期的三部小说《前室》（1967）、《间隔》（1968）和《夜识》（1969）围绕人生价值、爱情和家族传统束缚等令人困扰的问题，揭示了人们的复杂心态和情感危机。此后，他的作品《鸟》（1970 ）、 《水》（1973 ）、 《感悟》（1975）和《蝲蛄》（1976）突出反映了革命与社会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在道德和政治方面造成的一些后果。核心问题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必然与自由这一对辩证的矛盾。小说通过各种事例和感受，向读者揭示个人或群体的自由必须遵从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必然性总会对事情的发展演化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公乃至暴力做出恰当的解释。只要理解这一点，许多往事就不难承受了。一般来讲，他的作品不注重情节设计和人物刻画，而是把能够引发话题的关键事件放在恰当位置，推动小说向前发展。因而有些批评家认为他的小说无情节，无特定人物。实际上，相当贫乏的情节有时只是故事的简单依托，借以引出无穷的回忆、自白、辩解和议论，而人物形象大多趋于象征化和概念化，政治维度掩盖了人物的其他特征，思想冲突取代了性格冲突，所以也有人称他的作品是思想小说。作为文学现象，他的小说明显区别于同代作家的作品，具有独特的现代主义风格，在思想内容和技巧等方面都有创新。
杜米特鲁·拉杜·波佩斯库（1935—）的小说蒙有浓厚的怪诞色彩，他善于通过离奇的故事和魔幻人物展现人世百态，尤其是近期历史和社会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的各种扭曲，从而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丰富了政治、社会类型小说。他毕业于克卢日大学，1954年在文学刊物《星》上发表处女作《一盘国际象棋》，此后又陆续发表了其他作品，1958年收入小说集《逃跑》中。这本集子里的短篇小说大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没有超越当时流行于文坛的图解生活的创作模式，出版后受到刚刚兴起的反教条主义潮流的批驳。在这种情况下，波佩斯库立即意识到小说创作必须革新，应该突破旧模式的束缚。他的创新精神在后来发表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阳伞》（1962）、《南方姑娘》（1964）、《大地的梦》（1965）、《思恋》（1966）、《白雨》（1971）、《蓝色的狮子》（1981）等中短篇小说集是他成熟时期的作品，风格独特，内容新颖。中篇小说《阿纳丝塔西娅依恋地走了》（1967）带有浓厚传奇色彩，被认为是波佩斯库小说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故事发生在多瑙河畔的一个小城中，德国法西斯捉到一名逃入罗马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游击队员，枪杀之后陈尸广场，以示儆戒。阿纳丝塔丽西娅不顾危险和情人的劝阻，按照宗教仪式埋葬了这位战士，为此她自己也被法西斯杀害了。这篇小说集真实、梦幻和怪诞为一体，在写作技巧上有独到之处。自此，他的含有丰富哲理、道德、政治意义的怪诞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得到发展，尤其表现在长篇小说中，赢得好评的作品有《F》（1969， 获作协奖）、《采巴的两个人》（1973）、《御猎》（1973）、《给我的马儿一升啤酒》（1974）、《旧时的雨》（1976）、《蒂隆·B 的生平与作品》（第1卷《瘸腿的兔子》1980；第2卷《冰桥》，1982）等。其中，《F》通过断断续续的怪诞情节， 叙述了青年检察官调查父亲如何被害的过程。但是他在各地的取证非但没有揭示案情真相，反而由于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一起接一起的凶杀，使案情变得更加真伪难辨了。借助这一主题，作者试图表现传统农村的悲剧和那一时期出现的各种践踏法制的丑恶现象。《蒂隆·B的生平与作品》以战争年代为背景， 描述了人与命运的激烈冲突，从而引发出真理何在、正义何在等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疑问。波佩斯库的小说采用了大量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诸如情节的时空倒错、群体人物的多层面独白、真理的相对性和多内涵、故事的怪诞性和人物形象的扭曲、深奥的象征含义和神话底蕴等。作者对运用这些技巧反映现实的解释是：因为世界本身就不具备完美的逻辑性和理智性。尽管在他卷帙浩繁的作品中包藏着许多读者一时难以理解的奥秘，但有几个层次基本是清楚的。政治方面，战争、武装起义、1945年后重大变革引起的社会震荡和它们在人们心里引起的反响；社会方面，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传统农村的猛烈冲击和由此引发的一些负面效应；日常生活方面，善与恶的冲突以及人们对真理和正义的渴求；哲理方面，存在危机和对生活的悲观情绪。除小说外，他还写作过多种剧本，曾任文学刊物《论坛》主编和作家协会主席（1981—1989）。
尼古拉·布列班（1934—）是罗马尼亚文坛思想比较活跃的作家之一。他生于神甫家庭，读中学时因为成份不好而被开除，17岁时任小职员，18岁在工厂当车工。后来考入布加勒斯特大学，但系主任认为他是可疑分子，又被开除。21岁在财政部当司机并刻苦自学。50年代末结识诗人斯特内斯库，开始发表文学作品。60年代中期成名文坛后，在政治方面也很走红，曾主编《罗马尼亚文学报》。1971年发动小“文化革命”的《七月提纲》出台时，正在法国参加国际电影节的布列班声明反对，并辞掉《罗马尼亚文学报》主编职务。回国后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并经常往来于布加勒斯特—巴黎之间。他的小说以探索内心世界、揭示心灵隐私和描绘多视角人物而著称，内容涉及40至50年代的各种社会现象，诸如激情与幼稚、坦诚与权力欲、适应与反叛等，在强者与弱者的拼搏中突出真挚和纯洁的道德价值。《弗兰齐斯卡》（1965）讲述某工厂干部基里安爱上了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卫生室护士弗兰齐斯卡，为了改造这个姑娘，谈情说爱时他对她进行了无产阶级教育，使她摆脱了儿时受到的家庭影响，站到正确立场上来，成为新人。这样，主人公用他顽强的个性和信念征服了姑娘。《主人不在时》（1966）围绕主人角色的问题对各种年龄和性别的人（老人、妇女、儿童）进行了细腻的心理分析。文体自由，近似散文诗。《病态动物》（1965）透过一名精神病患者的眼睛描写了两起朦胧的凶杀案，借以分析人物的原始心理。《石膏天使》（1973）讲述著名内科医生同上层社会女人结婚后正步步高升时，竟不顾自己已经得到的名誉和地位，突然同坏女人搞到一起。为此，他受到蔑视，朋友、同事没人理解他。可他却认为自己是个胜利者，叛经离道，换了一个人格。《福音》（1977）揭示了某干部的典型生活方式，他每天随身携带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身穿社会流行的尼龙绸外衣，装出一副渴求文化的样子，在爱情和事业上都是个成功者。《堂璜》（1981）通过某司长海滨渡假时与人暂时倒换妻子的故事，揭示了丑恶时尚和人物的变态心理。
奥古斯丁·布祖拉（1938—）主张文学作品应该积极反映现实，应该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建设性和参与精神。这意味着文学创作不仅要真实揭示人和社会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应该面向未来，促使人类和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为此，作家不应该回避当前的时代，既要弘扬它的成就，也应该有勇气暴露它的阴暗面。本着这种思想，他于1970年至1984年间陆续发表了五部长篇小说，即《缺席者》（1970）、 《沉默的人》（1974）、《傲骨》（1977）、《夜之声》（1980）和《归宿》（1984 ），从个人精神道德危机和群体历史命运两个侧面，对近期社会变革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提出质疑，寻求答案。《夜之声》中的斯特凡为了帮助父母建造一所房子而离开大学哲学系，冒着铅中毒的危险到一家工厂做工。失望之中，他曾向社会发出种种责问。布祖拉经常是通过这种人与社会冲突的艺术手法揭示问题。《沉默的人》中，记者托马不赞成撰写弄虚作假的稿件，可他又不敢如实表白自己的意见，怕丢掉饭碗。他偶尔写一些内容真实的文章，而编辑部总是给他改过来，为此他终日惶惶不安，睡不着觉，怕这样下去一辈子说谎、愚弄群众是一种罪过。他的这种反常心理被人发觉了，同事们疏远他，妻子责怪他可能给家庭带来灾难，让他设法补救。书中的另一个主要情节，通过退休后的合作化干部与当时一名受害者的针锋相对，表述各自的观点，揭示了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偏差和错误。由于一些干部专横拔扈，滥用职权，逼死了受害者的两个儿子。第三个儿子无路可走，在地下室里躲藏多年。历史给这个正直农民的家里造成了一场不可挽回的悲剧。他的小说在70年代很受欢迎，因为读者可以从这些作品中获得一些信息，诸如权力至上、违法乱纪、工人怠工、告密成风、工人宿舍的龌龊、报刊语言的虚假等，使那个时期的读者在心理上得到某种平衡。
《野葡萄遮掩的前廊》（1976）是康斯坦丁·措尤（1923—）的一部代表作。为了这部表达人民心声的长篇小说，他整整酝酿了10年，修改了3稿。用作者的话说， 小说是“双重忍耐的产物：自我忍耐和社会忍耐”，而他的成功秘诀在于了解和干预生活，在于用批判的眼光再现生活的勇气。《前廊》的主人公吉里尔是某出版社的编辑，普通党员。1950年审干时，由于他坚持真理而被开除党籍，这件事在他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围绕这一主线，小说中的各类人物从不同角度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前廊》的另一条潜在主线是吉里尔的私人笔记本。开除党籍后他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但是他没有消沉，除了积极做编辑工作外，仍在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共产主义、共产党员的品德、人在新社会中的地位、祖国的前途等等。于是，他把对某些问题的想法和一些名言摘录到了本子上。可是，有一次他去服装店购买衣服时，却把本子丢在了试衣间，从此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找到。在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想泛滥的情况下，他写在本子上的那些东西很可能被人利用，构成拘捕他的罪名。这个伏笔也一直折磨着吉里尔和他的朋友们，小说结尾时这个笔记本终于构成了加在他头上的罪名，酿成了时代的悲剧。布满绿荫的孤岛般的前廊是吉里尔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一组由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普通人构成的群像。他们有过不同的经历，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也各不相似，但他们都是时代和历史的见证者，肯于在朋友中间坦露胸怀，评论耳闻目睹或亲身感受的各种事情。前廊也是“记忆库”，它又像是一架“缝纫机”，把许许多多历史片段、故事和格言接到一起，用镶拼的艺术手法向读者展示了时代与社会的画卷。另一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代表了推动社会前进的主流，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感受到鼓舞和力量。奥利克是个纯朴忠厚的印刷工人，当小说主人公吉里尔和他妹妹成为孤儿时，奥利克夫妇收养了他们，直至吉里尔大学毕业，能够自立。在唯成份论盛行的日子里，奥利克敢于冲破种种社会偏见，同解放前曾当过牢房医生的吉里尔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这足以说明他的正直和勇气。吉里尔被开除党籍时，也是他不避嫌疑多方奔走，征询老共产党员阿克辛特的意见。他们在关键时刻帮助和支持了遭到迫害的吉里尔，使他能够正确认识社会，正确对待革命。另一个令人难忘的共产党员形象是火车司机出身的麦尔夫，他曾主持1950年审查党员的会议，会上他对吉里尔的发言十分担心，曾设法挽回局面。对于他们，吉里尔怀着尊敬的心情在笔记本中写道：“A （指阿克辛特）是我见到过的最诚挚的共产党员……能够为革命赴汤蹈火。他追求的是什么？是勇气、正直、谦虚和革命者的其他美德。领导者不能忘记自己的阶级出身，也不能文过饰非……涉及到有关党的路线和重大决定时，一个真正的党员应该胸怀坦白，不怕被撤职开除，不怕被钉在耻辱柱上，不怕被杀头。”这段话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可能为A 招致大祸，所以吉里尔后来因这个本子受审时，他至死没有交待A是谁， 从而保护了那位老党员。谈到另一位党员麦尔夫时，他接着写道：“我认为他也是工人阶级的忠实代表……当然，一两个人是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可是如果那人具备了工人阶级最优秀的品质，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实际上就代表了整个工人阶级。可以肯定，他比千千万万思想意识仍有污垢的人更能代表工人阶级。”这些话既是吉里尔对真正共产党人做出的评价，也是他本人追求的目标。同上述这组群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革命洪流中泛起的沉渣。他们虽然也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但干的却是危害党的事业的勾当。极“左”是他们得以平步青云的一件法宝，书中有一句话把他们刻画得入木三分：“我是革命的儿子，我只吮吸过她左侧乳房的奶水。”这部小说曾获作协奖和科学院奖，是70年代优秀小说之一。此外，他还著有《树林中的惨案》（1965）、《哑人的星期天》（1968）、《陪同者》（1981）等。
这一类小说中，应该提及的还有彼特·塞尔库迪亚努的《亚历山大图书馆》（1980）、杜米特鲁·波佩斯库的《拳与掌》（3卷，1980 —1982）、维尔吉尔·杜达的《回忆中的战争》（1982）、普拉同·帕尔德乌的《清晨的时光》（1972）、科尔内留·列乌的《康斯坦丁·哈基乌的私生活》、米哈依·辛的《变色》（1985）等，文体风格各有所异。
农村题材一直是罗马尼亚作家的创作热点。自战前的列布里亚努、萨多维亚努到战后的斯坦库和普雷达，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屡屡问世。进入60年代后，这类小说大多从反思角度透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后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揭示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复杂心理状态和他们的不同遭遇。近期历史上的农民问题已经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它涉及到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现实性。因此，单纯的农村题材小说已经成为不可能，布祖拉的《沉默的人》和伦克冷让的《求雨泥人》就是例证。
扬·伦克冷让（1928—）以创作农村小说著称，《科尔多万一家》（3卷，1969 ）描述了解放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某村所经历的动荡与变化。在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社会大变革中，传统的小农思想同不可抗拒的革命潮流发生了激烈冲突。对此，作者没有按照50年代善恶二元论的模式予以简单化处理，而是客观、形象地描述旧的观念渐渐消亡，新生事物逐步成长和完善。小说主人公拉耶·科尔多万的经历生动体现了这一变化过程，人物的内心生活相当丰满。在《后人的痛苦》（1978）中，主人公莫努是个正直的农民，他怀着期望和恐惧的复杂心情经历了解放后的各次重大变革，最后在孤寂中死去。这部小说集梦想与忧虑、激情与冷漠、理解与严酷为一体，反映了农民的群体命运。《求雨泥人》（1975）仿佛一架艺术万花筒，通过场景、事件、小传、肖像、回忆、直述、自白等手法描述了近期社会出现的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例如合作化与监禁、反抗与屈从、真实与伪善等。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部政治题材小说。
迪努·塞拉鲁反映奥尔特尼亚地区农村面貌的《农民们》（1974），以党的工作者为核心人物的《时刻》（1976），以及扬·勃耶舒的《天平》（1985）等，都是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精品。开拓这类小说的作家还有尼古拉·维利亚、弗努什·尼亚古、格奥尔基·苏丘、彼特·安格尔、斯特里安·扎莫拉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