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域风俗在当代小说历史蕴涵形成中的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蕴涵论文,风俗论文,区域论文,功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感是现实主义小说最基本的美学要求，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功能所决定的。在当代头27年的历史环境中，现实主义曾一度赢得独尊的地位，而在新时期文学近20年的发展中，虽出现创作方法多元化的格局，但现实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历史蕴涵的有无、深浅、广狭，成为衡量当代小学美学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区域风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实实在在的物相，在当代小说历史蕴涵的形成中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风俗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千百年来社会生活的沉积，它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几千年民族历史的产物，因而文学通过对风俗的描写，可以展现一个民族历史发展演变的年轮。风俗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世代相传，民族文化的因子沉淀在人们意识的深处，形成容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风俗的这种物质性和精神性、历史性和现实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时间性和空间性相结合的“两栖”型特点，使以它为表现对象的文学能够在历史文化的高层面上更深刻地完整地去把握生活，使文学获得深广的历史蕴涵。
历来杰出的文学家、批评家和理论家都极为重视风俗中包蕴的历史内涵。孔子把《诗经》的作用归总为“兴、观、群、怨”四字，其中“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说的就是风俗反映历史、反映现实的功能。巴尔扎克则说他要当法国社会的“书记”、“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①而他写出的《人间喜剧》这部“风俗史”得到恩格斯极高的评价，认为是“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②而别林斯基则说，风俗“构成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民族就好比是一个没有脸的人物。”③托尔斯泰更如是说“小说家的诗”，是“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④。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诗型的作品，都以风俗作为重要的依托。如《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史的形象描写，但同时又是一部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满汉民族北俗、南俗的百科全书，曹雪芹正是通过对居住、饮食、服饰、家族、仪礼、婚丧、节日、游戏等文化风俗事象的描写，来展现封建贵族从盛到衰的没落过程的。
在中国新文学发轫之时，“为人生而艺术”的小说家们，就将他们的目光投向文化风俗，以他们所熟悉的区域风俗为依托、为支点、为媒介来反映历史，反映现实，反映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这成为中国新文学一个最宝贵的传统。鲁迅小说在新文学的起点上，就在一个很难企及的高度上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他的小说以浙东小村镇的文化风俗来显示社会现实的典型环境，拓展情节，刻画人物，尤其是深刻剖示人物的文化心理，画出“国民的魂灵”，使漫长修远的数千年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与现实社会、现实的人的心灵相接，表现深广的历史蕴涵。如《药》借人血馒头治痨病的陋俗，写出了“华夏”的双重悲剧，深刻揭示辛亥革命的历史面貌；《风波》把政治风云的变化和风情民俗的变迁融合在一起描写，通过七斤失去辫子引起的“风波”这一典型细节，于细处深处展现时代精神。鲁迅小说通过区域风俗的描写来表现历史蕴涵，最高超之处还不在于再现当时的社会历史，还在于他以风俗作为一个支点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使我们不仅能够深刻认识当时的时代面貌，还能看到几千年历史和文明对现实生活和人的心理的影响。风俗从深层沟通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这是鲁迅小说内蕴深厚的重要原因所在。鲁迅开创的路子影响了几代作家。二十年代的“乡土作家”们，直接师承鲁迅，蹇先艾的《水葬》，许钦文的《鼻涕阿二》，彭家煌的《怂恿》等作品，都通过刻意叙写一地的风俗，来反映旧中国落后的面貌。三十年代以叙写湘西风土人情闻名于世的沈从文也师承鲁迅，他说过：“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⑤茅盾先生的小说创作也善于通过地方风俗的描写来反映时代面貌，他的《春蚕》即通过浙江蚕乡特有风俗的描写，深刻地再现三十年代中国农民受三座大山压迫的苦难命运。在现代文学阶段，以区域风俗表现历史蕴涵，成为小说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但现代的小说家们再没有一个达到鲁迅先生的水准，没有一部作品具有鲁迅的《药》、《风波》、《阿Q正传》等小说所具有的那样深广的历史蕴涵。
当代小说直接承继了解放区小说的传统，把“革命现实主义”（以后又称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奉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但随着现实政治对文学的干预越来越横暴，文学逐渐变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演绎体，“革命现实主义”离现实却越来越远，至十年“文革”中，它完全背叛了现实。在当代头27年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几乎成为历史蕴涵的全部内容，所谓“历史感”，完全以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作为标志。因此小说家们的文化意识萎缩乃至完全丧失，风俗的历史价值不能自觉地被认识到。出于要表现所谓重大题材的指令性要求，文化风俗放在极轻微的位置，既使出现在小说中，大多也只是点缀式、浅表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几个回合往往成为小说情节结构的主体，动员会、斗争会、批判会经常成为小说家描写的场面。文化汁液过滤掉了，风俗作为现实和历史之间的媒体和支点的作用丧失了，因而小说显得面目苍白，内涵单薄，体形瘦弱。这是就头27年小说创作的一般情况而言。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作家们的文化意识觉醒了，区域风俗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重新得到认识，鲁迅小说以区域风俗为媒介、为支点来反映历史、反映时代的路子又由新时期小说家们承接过来，鲁迅小说中展现的那种具有深广历史蕴涵的迷人璀灿的文学景观在新时期小说家笔下崭露端倪，民俗学意识的觉醒成为新时期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醒目的特点。汪曾祺说，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风俗画小说，在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⑥。陆文夫说，他要在苏州那些“深邃的小卷”，“去寻找艺术的世界，去踏勘生活的矿藏，去倾听历史的回响”⑦。韩少功则认为“乡土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他说“寻根文学”的作家们对区域文化风俗的挖掘“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⑧。文化意识的觉醒，民俗学意识的觉醒，使新时期小说重新能够在历史文化的更高层面上来把握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
综观当代文学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区域风俗在小说历史蕴涵形成中的功能虽体现在许多方面，但归总起来可说就是再现历史和表现历史这样两个方面。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前者偏重客观来说，后者则偏重于主观而言。我们就此作一些分析考察。
再现历史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从一个历史的横截面来再现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另一种情况则从历史的纵向来再现历史的演变过程。
在头27年的小说创作中，对风俗的描写基本上只起到从表层上再现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面貌的作用，成为某一地域，某一时代生活的一种外在标记，很少从区域风俗深广的历史内涵和思想内涵去展现现实生活的矛盾，刻划人物性格。赵树理在当代创作的小说，区域风俗色彩很鲜明，但他笔下的风俗大多只是生活表层的标记，如太行山下的座座山村小寨，排排土窑，道道沟坎，枣林、柿树、山药蛋，女人骑上毛驴出门，汉子们端着饭碗串门聊天，庙台前唱戏，老太婆说媒等等，构成特定区域的外在的风俗氛围。梁斌是十分注意“地方色彩”的作家，他的《红旗谱》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一直为文学史家所称道，但作品所展现的冀中平原的自然风光，除夕“踩岁”、结婚喜庆、上坟祭奠等风土习俗，也都是起一种地域背景的标记的作用。康濯的《水滴石穿》是头27年中篇小说的翘道之作，小说用了整整一章、两万多字的篇幅描写“打铁火”这一“只在山西、河北两省的赤焦镇和乱泉村才独有的风俗”，作者通过这一风俗的细致描写表现“山西、河北两省人民珠玉结晶般骨肉友谊”，（引自作品）但由于作者缺乏对风俗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的认识，因此“打铁火”也只是表现出一种“政治”意义。周立波小说对风俗的描写大体也停留在这样的层面。《山乡巨变》写邓秀梅到陈先晋家去，通过邓秀梅的眼睛有这样一段描写：
陈先晋全家大小，正在灶屋里吃饭。他们五口人围住一张四方矮桌子。桌子点起一盏没有罩子的煤油灯，中间生个汽炉子，煮一蒸钵白菜，清汤寡水，看不见一点油星子。炉子的四围，摆着一碗扑辣椒，一碗沤辣椒，一碗干炒的辣椒粉子，还有一碗辣椒炒擦芋荷叶子。辣椒种族开会了。除开汤菜，碗碗都不离辣椒……
这样带着典型的湖南地域色彩的风土习俗的描写在《山乡巨变》中随处可见，在周立波以湖南乡村生活为题材的当代短篇小说中也随处可见，这些风俗的描写给人生气盎然的艺术感受，带着鲜明的区域色彩，但也缺乏可供咀嚼深究的历史蕴涵。当代头27年小说对区域风俗的描写，一般来说只注意它的地方色彩，只注意增加作品的生活气息，而很少发掘到风俗中积淀着的深厚的历史蕴涵，发挥风俗在现实和历史之间的支点作用、媒体作用。因此，从那一历史阶段小说对风俗的描写中，我们基本上只能看到时代之外观，而不能洞见历史之底蕴，小说主体，小说的内蕴都政治化了，阶级斗争化了。新时期以来，通过区域风俗来再现某一历史时期社会面貌的小说，则非常注重历史蕴涵的发掘。和头27年比较，新时期小说家对区域风俗的审美表现，虽然也注重“地方色彩”，但更注重的是它的历史蕴涵。北京、陕西、山西、湖南、浙江、山东等地都形成了区域风俗色彩鲜明的小说创作群体，虽然它们的区域文化色彩各异，但通过各自区域风俗的描写来反思历史、观测时代的倾向则是一致的，这是小说家们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在较高层次上历史意识的觉醒带来的深刻变化。山西作家李锐的《厚土》系列小说是一个范例。这组作品以区域风俗作为依托来铺设情节，刻画人物，映照时代，其凝练和深刻颇具鲁迅遗风。《合坟》写的是“配干丧”这样一个陋俗，老支书扮演了这场荒唐戏的主角，他为首凑钱买了一付男子的尸骨，郑重其事地为在极左的年代里保护“大寨田”被洪水夺去生命的北京女知青玉香“合坟”。“合坟”的过程在一种浓郁的民俗氛围中进行，老支书的老伴那“磨细了的枣木纺锤”，慢慢悠悠地旋转，成为由“丝丝缕缕的岁月”组成的滞缓少变的历史过程的象征。老支书在“合坟”过程中郑重其事的情感与他的“老支书”身份，“合坟”的荒唐与逝去了的那个“红彤彤”的时代的神圣和庄严，那个“红彤彤”的时代与山河依旧的落后现状，形成一种深刻的对比，然而在这种对比的表面不和谐中又有着深刻的和谐，一种高度的历史的吻合。这篇小说以它深刻的历史蕴涵和不凡的艺术功力成为新时期短篇小说中难得的精品。《眼石》写一个拉闸人因车把式乘危睡了自己的女人，心理失去平衡，差一点在陡峭的山路上打“眼石”不及而出事。车把式为调节关系，让拉闸人与自己的老婆睡了一次，于是重归于好。女人成了两个男人之间交易的玩物，成为消除他们之间矛盾的“眼石”。《选贼》写一个村子丢了谷子，队长想出一个破案的办法，即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一个贼来。因队长平时为非作歹，尤其是利用权力占有过不少女人，结果是队长被选为贼。队长一怒之下甩手不干了，人们顿时觉得铸成了大错，没有人为他们当家作主了，男人们又投合队长的胃口，请婆姨们当头去向队长赔礼请罪。《厚土》就是这样以吕梁山区的积风遗俗表现了深厚的历史蕴涵，风俗真正体现了历史性和现实性、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特点，文化心理的血肉充实了历史内涵，从而形成了和头27年迥然相异的历史感。
再现历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纵向地再现历史演变过程，这是区域风俗在当代小说历史蕴涵形成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主要功能，也是最体现历史感，最能达到历史深度的一种形式。它又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小说家们把区域风俗与政治风云的变化融合在一起来写，“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雷达评古华的《芙蓉镇》时说，作品的“风俗画是流动的，渗透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内容，从中时时透露出时代的消息”⑨。这也概括出了当代小说创作的一条基本规律。在头27年的小说创作中，由风俗的演变展示历史的演变、并达到历史文化的深度的作品几乎是没有的，但在整部作品中也有个别情节和人物达到了这种艺术境界。《三里湾》描写马家大院的解体过程即是一例。马家大院在封建家长马多寿的统治下，有着严密的封建秩序，这个封建保垒中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化心理有着鲜明的区域风俗的特点，同时也积淀着落后保守的封建文化的因子。在合作化运动的强力冲击下，这个封建王国的内部分化了，参加革命的马多寿的二儿子不断给他灌输革命道理，二儿媳和倾向进步的三儿子马有冀结成联盟，要分家另过，马家大院这个封建堡垒终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冲击下崩溃了。马家大院的解体过程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下了在过急过快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冲击下广大农民群众与私有制告别的艰难的历程，尤其是他们的心路历程。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都成为它的背景，构成它的底蕴，因而马家大院的崩溃就成为所有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中最富有历史蕴涵的深刻的一笔。《创业史》中写得最有历史深度的形象是梁三老汉，他的转变过程也是在他想当“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这种民俗心理的矛盾的描写中完成的。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坛，《芙蓉镇》无疑是个优秀作品，它把当代20余年政治风云的变化和湘南的风俗的变化融合起来写。《芙蓉镇》原是个“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有着《喜歌堂》这样美好的风俗歌舞，“互赠吃食”这样淳朴的风俗习惯；但极左的政治运动，残酷的“阶级斗争”扫荡了淳朴的民俗，而生出跳“忠”字舞、给五类分子塑狗像这样的“新风恶俗”；打倒“四人帮”以后，芙蓉镇的“新风恶俗”又为之一扫，美好的风俗又得到了恢复，时代的前进，使圩场出现了新的米行、肉行，“后座上搭一位嘻哈女客”的“主事汉子们”骑着单车的这样的新的风俗画。风俗的变化是政治风云变化的结果，成为时代风云的晴雨表，清楚地演示出当代20余年历史发展的轨迹。但古华对当代历史的反思还仅仅是一种政治层面的反思，作者没有从文化层面，尤其没有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去作进一步的反思，因此政治风云变化的深层的历史文化的动因没有得到进一步揭示。风俗增加了作品的地方色彩，人性人情色彩，成为现实政治风云变化的演示屏幕，并对作品的政治化倾向起了其种程度的消解作用，但它并没有显示出“历史积淀”的本质特点，没有起到联系历史和现实的媒体和支点的作用。因而和鲁迅小说比较起来，它缺乏那种更为深广的历史蕴涵和艺术蕴涵。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把区域文化风俗和政治风云的变化融合在一起写，并试图揭示两者之间某种深层的联系，成为一批小说家的艺术追求。93年出版的陕西作者高建群创作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在小说《后记》中写道：
本书旨在描述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因为具有史诗性质，所以它力图尊重历史史实并使笔下脉络清晰，因为它同时具有传奇的性质，所以作者在择材中对传说给予了相应的重视，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碑载文化的重视。
作者试图为历史的行为轨迹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作者对高原斑斓的历史和大文化现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存在之谜，就隐藏在作者所刻意描绘的那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
在近几年涌现的长篇小说中，《最后一个匈奴》算不得翘楚之作，但它的探索却是不同凡响的，是很有价值的。作者写的是一部陕北的世纪史、文化史、风俗史。作品从陕北的文化风俗的起源开始着笔，写出这块诸民族交融的土地上特有文化产生的渊源。这是一块“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域，作品写道，“儒家学说在一统中国时，网开一面，留下了陕北这个空白点”，“它的网开一面的原因，是由于历史上的陕北，长期处于边关要地、民族战争的拉锯战之间。加之，民族交融的结果，使这块高原，成为一种各种文化现象互为补充互为妥协互为依赖的地方。纵然儒家文化自长安、自中原、自黄河东岸的山西、气势汹汹而来，但是，它只留下很肤浅的影响，……”这种特有陕北地域文化具有粗犷、强悍、开放、不安生的品格。它的信天游，它的唢呐，它的腰鼓，它的剪纸，它的人们贫穷而顽强的生存方式，不驯的文化心理特点，和广袤的中华国土上被正统的儒家学说布道驯化而形成的其他区域的文化风俗相比，显得别有一格。这种文化风俗环境孕育了李自成这样的农民英雄，而“毛泽东带着他天生的判逆的个性进入陕北高原，仿佛龙归故渊、虎入山林，得到了那渊源久远的陕北大文化的滋养，他像民间传说的那种见风就长、一日三丈的巨人一样，在这块土地上迅速成长起来”。（引自作品）中国共产党以陕北作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陕北的文化，陕北的风俗是重要的文化依凭、心理基础，两者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作品写道：“这种独特的人文地理是这块土地显赫一时的重要原因”，为“毛泽东以及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风行高原以至风行全国，准备了基础”。同时，作品也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陕北文化风俗的深刻影响，为陕北文化风俗注入了时代的基因。小说把陕北的革命斗争史与陕北的文化风俗演变史交融在一起写，力图揭示它们互为因果的关系，这在当代小说史上是不同凡响的一次尝试。
另一情况是通过区域风俗的描写，动态地展现出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演变的趋势。风俗具有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精神性和物质性的特点，使它能够起到沟通历史和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因素之间的媒体作用，也能够起到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支点作用。文化心态的形成，主要是一定的民族文化历史积淀所致，现实的人的各种心态，都是历史捏就的作品。因而通过风俗的描写来展现人的文化心态，就能从深处与历史相联。历史蕴涵只有有了文化心理的血肉来充实，才有立体感，才有活力。对一些带有原初意象的风俗的描写，很容易把我们引向历史。比如《爸爸爸》中描写的村民械斗，《远村》中描写的搭伙计、拉边
的畸形婚俗，《合坟》中描写的“配干丧”，《麦客》中描写的水香当童养媳，都反映出历史文化的积垢，民族文化心理的痼疾。而小说中描写的一些典型的风物意象，则成为从深层沟通历史和现实的媒体。风物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它在作品中甚至具有象征的艺术效应。如《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当地青年表达爱情的信物，因而得到罗汉钱的青年女子都看作命根子一般，珍藏一生。小飞娥虽由父母包办嫁给了张木匠，但一辈子却珍藏着恋人保安送的罗汉钱，“每天晚上她都是离了罗汉钱睡不着觉，直到生了艾艾，才把它存在首饰匣子里。”但当小飞娥步入老境，她的女儿艾艾也有一枚视为命根子的罗汉钱，这是小晚送给她的爱情信物。但时代不同了，艾艾和小晚最后终成眷属，实现了小飞娥年轻时曾付出过惨痛代价而没有实现的自主婚姻的理想。罗汉钱，成为联系两代妇女不同命运、不同文化心理的媒体，也成为沟通两个不同时代的媒体，显示了束缚妇女的经济文化道德在新的时代解体的过程。张炜的《古船》中挖掘出的那条遍体伤痕的古船，也将洼狸镇的社会现实和人的心理与久远的历史勾连起来，使我们从民族艰难的生存现状看到民族跋涉过来的历史长途，逆向地向历史作一种追索，郑义《老井》中的那一口口深邃、干涸的井也成为一个个历史见证，作品写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从这个角度写民族求生存的历史，同时也写出了一部悲壮的民族的心史。“井”的意象成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纽结。陆文夫的《井》中的“井”的意象，也成为历史和现实的纽结，它在作者对现实的深刻描写中，不断起一种历史的暗示和文化的暗示的作用。极有才华的女工程师徐丽莎最后悲愤交加投在苏州小巷那口普普通通的井里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作者的艺术暗示则告诉我们，是传统的习惯势力，封建的观念和意识、极左的流毒，象可怕的井吞没了这位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女工程师。以区域风俗的描写反映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当代的演变趋势还表现出两种突出的文学现象。一是通过一些落后的过时的积风遗俗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的消极作用甚至是消亡过程的描写，写出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某些方面的不合理性，写出它们和新的时代的不和谐，写出它们与西方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尖锐冲突。如李杭育的《沙灶遗风》写“画屋”这一风俗随着当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审美观念的改变，随着农民的“洋楼”的普遍建造，而自然消失，过去特别受人敬重的“画屋师爹
鑫老人也失业了，作品深刻地写出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习俗的变化，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的人们文化心理的改变。另一现象是通过一些美俗，良俗在当代受到践踏的遭遇的描写，张扬历史文化传统中某些优秀的、有价值的成分，鉴照出现实的不合理性。如《芙蓉镇》中风俗歌舞的消失，互赠吃食的风俗的消失，就是极左思潮带来的恶果。这两种现象都是通过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积风遗俗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彼此参照，显示出民族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扬弃的矛盾运动，显示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新的时代环境中重组重建的态势。
第三种情况则是上述两种情况的综合表现。区域风俗的描写既和政治风云的变化紧密融合在一起，也和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变化紧密融合在一起，互为依托，互为表里，互为因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更为凝练和深厚的历史蕴涵。鲁迅小说是典范之作，尤其是《阿Q正传》、《药》、《风波》、《孔乙己》、《故乡》、《祝福》、《离婚》诸篇，既是时代风云的记录，又是民族文化心理的透析，同时又是淳厚的地域风俗画轴，有表有里，有纵有横，有灵有肉，还有领悟不尽的神韵。新时期的小说家们都推崇鲁迅，以之为新文学的宗师，但由于自身功力不足等原因，很少有作品达到鲁迅小说的历史深度和艺术高度。在新时期小说家中，邓友梅和陆文夫无疑是佼佼者。他们的小说既审美化地表现了北京、苏州这两座中国古老城市的独特的文化风俗，又审美化地表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沧桑变迁，同时又深入到了一个个隐秘的心灵世界，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作了深刻的剖析。邓友梅的中篇小说《烟壶》，以烟壶这一风物意象作为“拽之通体俱动”的线索，把晚清的时代矛盾笼括其中。《烟壶》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十九世纪末，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内外勾结，中国的殖民化进一步加深。乌世保是四大“内画画师”之一，他虽为纨绔，但不失爱国之心，后为聂小轩招赘入婿，为其艺徒。聂小轩身怀绝技，能作烟壶内画，能烧制价值连城的“古月轩”，却因此招来灾祸。作品围绕烟壶展开故事情节，同时对清末的风俗人情、历史沿革、宦海沉浮、人生世相作了真实生动的描写，映现出时代的风貌，表现出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有着鲜明的历史感。陆文夫的《美食家》则通过日常生活风俗反映历史流变。作品的深刻性在于对朱自冶这个吃客以深刻的历史观照，由他几十年的命运变迁写出历史的曲折变迁，同时也反映出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刘心武的《钟鼓楼》也是一部反映市民文化风俗的重头作品，被誉为一幅北京市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作品以北京钟鼓楼下一个四合院里九户人家为中心，反映了近40个颇具社会代表性的人物的经历、命运、心态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作者明确地告诉读者，走进钟鼓楼附近的这个四合院，我们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的文化景观。作者把四合院安排在“大主角”的位置上给以详尽的描写和生动的刻划。四合院是封建社会的遗留物，四合院的“合”，隐含着三面晚辈侍奉于北面家长的含意，本身是浓厚的封建意识的物化的表现。四合院也是一种封建的封闭的文化心理的表现，它的对称性格局是超稳定的文化心态的反映，体现一种排外的封闭意识。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描写了八十年代的“四合院文化”，反映了变革时期北京市民文化心理变化的某些特性。如四合院中居民的分布仍体现了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老鞋匠荀兴旺与战友指腹为婚的旧习，海老太太官贵民贱的心理状态，送亲的七姑恪尽“职责”的挑剔，老编辑韩一潭的温顺而近乎迂腐，都看得见封建传统文化的阴影。而女医生慕樱婚姻道德上表出来的不同凡响，京剧女演员澹台智珠在处理事业和家庭关系上的矛盾烦恼，则表现了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钟鼓楼》的艺术开拓，造成了一种全方位反映历史走向与现实发展的艺术效果。
表现历史则采用浓缩、变形、抽象化的艺术形式来描绘历史，对历史作一种主观化的处理。这种形式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的表现，即把一个带着鲜明的区域文化风俗色彩的小村小寨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作一整体的对应，把它的小史和我们民族的大史作一对应，这是一种现代的寓言、现代的史诗，这种现代的寓言，现代的史诗。其时代背景是模糊的，没有时间的界碑，甚至把民族的起源，漫长的、曲折的文化文明的衍生过程及衰败和在新的历史机遇中所存在的振兴的希望，都浓缩在一个村寨的小史中，从而把漫长的历史凝聚为一个瞬间。有意地模糊背景，是造成一种整体的艺术效应，这是作者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把民族的历史、甚至人类的历史作一种整体思考的结果。这种现代史诗，把叙事性、抒情性、尤其是暗喻性融合一体，把崇高与荒唐熔于一炉，把历史和现实集聚在一个空间，把外表的生活和内在的心理交汇在一处。无疑，这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这里，我们以彭见明的《大泽》和韩少功的《爸爸爸》为例作点分析。它们都是寻找“楚文化”的“根”的作品，前者写洞庭湖畔一个垸的创业史、兴衰史，后者写湘西山区一个山寨的没落史，这两个地区都是孕育楚文化的摇篮。据韩少功考察说，湘西更是“浩荡深广”的楚文化的保存之地，洞庭湖和湘西山区对于楚文化的生成、传播和保存还有一种历史渊源上的联系。他在《文学的“根”》中考证说：“史料记载：在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劳动生息在洞庭湖附近（即苗歌中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后来，由于受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苗族传说中是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撤退到山中）。苗族迁徙史歌《爬山涉水》，就隐约反映了这段西迁的悲壮历史。看来楚文化流入湘西一说，是不无根据的”。⑩因而，我们把《大泽》和《爸爸爸》放在一起考察，颇有一番意味。《大泽》写的是洞庭湖畔尹林垸由祖先白手起家到最后垸毁人亡的过程。尹姓家族和林姓家族的祖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浑浑沌沌”的“肃杀之冬”逃荒到洞庭湖，他们一无所有，靠双手垦荒起家。尹林两姓通婚繁衍，人丁迅速猛增，他们花了巨大的代价，修堤围垸，建成富饶的尹林垸。富裕则产生了不平等，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宗祠，产生了文庙，产生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道德的礼仪规范。而后尹、林两姓因利益之争反目为仇，发生了惨烈的宗族械斗。最后，尹林垸两千余人丁，除了在外面读书的尹、林两族族长的一儿一女幸免于难，其他全部死于血吸虫病，无论是怎样祈祷神明，耗尽全部家产，也没能挡住这场灭顶之灾，多少代人用血汗、生命铸造的文明毁于一旦，如同乌有，这是农耕文化的最后归宿，是愚昧结成的必然苦果。尹林垸的历史可看作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缩影，从中我们可看到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宗法文化、家族制度产生、发展、完善和衰败的过程。作品对洞庭湖区的文化风俗，诸如婚俗、葬俗、生产习俗、家族习俗、信仰习俗等等，作了许多描写，尤其是描写洞庭湖区盛行的巫术，神乎其神，带着魔幻的色彩，体现了楚文化浪漫奇谲的特色。《爸爸爸》写的是鸡头寨的没落史，和《大泽》描写的尹林垸社会一样，鸡头寨社会同样受宗法文化、家族制度支配，它的没落史也是以文化风俗的描写为依托演绎开来的。丙崽母亲那把“剪鞋样，剪酸菜，剪指甲，也剪出山寨一代人，一个未来”的剪刀，木屋“毫无必要地粗大厚重”的木柱木板，“好象是很讲究大团结，故意混淆远近和亲疏”的亲属称谓，那些毫无遮拦的“大胆的情歌，“避女子与小人”的“君子之风”、“坐桩而死”的惨烈行为，战斗前砍牛头预测吉凶，分吃“冤家”“枪头肉”的野蛮仪式，包括“打冤家”的村仇械斗，等等，构成鸡头寨社会历史进程的具体内涵，表现出鸡头寨芸芸众生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对风俗现象作直观罗列，而是揭示出决定着这些积风遗俗产生和赖以存在的历史的、现实的、文化的、地理的、经济的多方面的原因，显示出作者对历史和现实作更为深刻、更为完整把握的艺术意图。《爸爸爸》的历史含蕴是深广的、丰富的，其中突出的一个方面是对民族的思维方式进行反省，从传统文化的表层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处。丙崽就是所谓两极思维的一个象征符号。他只会讲“爸爸爸”“×妈妈”两句话，对世间万事万物的评判分析要么就“爸爸爸”（肯定），要么就“×妈妈”（否定）。这种两极思维是鸡头寨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鸡头寨的毁灭是这种两极思维造成的恶果，我们民族在近代的落伍，也是传统的这种思维方式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造成的恶果。两极思维也曾经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几十年的僵死滞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是两极思维结出的果实。而鸡头寨的历史文化环境，正是两极思维产生的热土。鸡头寨成为我们民族、社会整体对应的空间，成为它的艺术缩影。由此可见，《爸爸爸》的历史蕴涵和一般的“异乡奇闻”式的区域风俗小说相比，就深广得多了。
注释：
①《〈人间喜剧〉前言》。
②《致玛·哈克奈斯》。
③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2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④托尔斯泰《日记》（1865年9月30日），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第200-201页。
⑤ 《沈从文选集·题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⑥《谈谈风俗画》，《钟山》1984年第3期。
⑦《小卷人物志·代序》。
⑧⑩《文学的“根”》。
⑨《小说艺术探胜》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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