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183;机遇#183;挑战——回归后澳门政经形势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政经论文,机遇论文,形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12月20日，在外漂泊了近四个半世纪的游子——澳门将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国人民将豪迈地告别取得巨大成就的20世纪，开始充满挑战和希望的又一个历史纪元。
新世纪开始之际，澳门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会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政治上，“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的实施会给澳门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极大地焕发出人们振兴澳门经济的热情和积极性；但在经济上则不容乐观，新世纪初始的国际环境和内部环境并不理想。经过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仍处于调整之中，特别是对澳门经济有巨大影响力的香港尚未走出经济衰退的谷底。此时澳门经济要摆脱困境，重新振兴有相当难度。因此，困难很大，希望犹在，挑战和机遇并存，将是21世纪初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
一、社会政治形势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这一空前绝后的历史性转折，对于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极其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1.回归在政治上为澳门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首先，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建立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法律基本不变，有利于维护澳门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是对澳门社会与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历史条件。
其次，澳门回归后，实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澳门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可以单独发行货币，独立制定经贸及财政税收政策，中央政府对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不进行任何干预，也不派人到澳门参与澳门的内部管理。这种高度自治的模式，既有利于确保澳门社会的长治久安、繁荣发展，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澳门居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当家作主的精神。
再次，基本法对回归后澳门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提供了最广泛、最有效的保障，它不仅规定了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可以依法参与国家事务，享有法律赋予的各项基本权利，而且还保护了包括葡萄牙后裔居民在内的不同国藉居民的利益，尊重他们的习俗和文化传统，因而极有利于增强澳门全体居民的信心和凝聚力，充分发挥其在“澳人治澳”中的作用。
最后，基本法将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最权威最可靠的法律保障，也是未来澳门法治的基础和最高准则。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澳门将形成完整独立的法律制度与司法体系，建设公正有序的法治环境。
总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建立和“一国两制”的实行，将对澳门社会、经济、政制、法治等领域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极大地焕发出澳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澳门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法律保障。从目前情况来看，澳门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在社会政治方面拥有许多有利条件：
（1）“九七”香港的顺利回归及“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比如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特区政府正常运作、中央政府对特区的高度信任和支持等等，为澳门提供了范例和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将十分有助于即将成立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据基本法治理澳门、建设澳门和规划澳门的未来。
（2）“一国两制”为澳人治澳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 长期以来，澳葡政府对澳门的管治多是短期心态，澳门一直没有长远的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健全的适合现代澳门发展的法律环境。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可以根据澳门自身情况来长远规划和考虑澳门的发展问题，改革澳门政治体制中落后的和不适宜的部分。
（3）人心思变、民心思归是澳门社会的现实心态。 自过渡期以来，澳门人参与意识日益浓厚，越来越多的澳门人不仅积极参与有关平稳过渡和政权交接的事务，而且纷纷献计献策，对澳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方案，为“澳人治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随着澳门回归的日益临近， 内地各部门和省市对澳门的认识和了解不断得到深化，利用澳门、服务澳门和支持澳门的热潮和共识已初步形成，有利于推动澳门与内地经济互补合作的进一步拓展和提升。
（5）回归后澳门与香港同为特别行政区， 便于在同一个中央政府之下更好地协调港澳地区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有利于结合内地和港澳的优势，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2.新老“三大问题”仍是制约未来澳门发展的主要因素
回归后的澳门社会能否获得较好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渡期澳门“三大问题”的顺利解决。然而在过渡期，葡方由于种种理由，在公务员本地化、中文官方地位和法律本地化这三个方面并没有按规定的时间进程进行，进展一直不甚理想。直到去年，在中方和澳门社会的不断呼吁和压力下，上述三大问题的进程才开始有所加快，但其效果则因此受到较大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回归后澳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以，21世纪初期的澳门，仍须消化上述“三大问题”带来的后遗症，并花大力气去努力弥补和化解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
（1）在澳门公务员本地化过程中， 由于整个进程集中在回归前夕突击完成，难免出现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现象。不少澳门人担心，部分高级官员可能因缺乏相关工作经验而难以胜任其职位，政府人才断层现象无疑会影响到特区政府的管治效力。
（2）法律本地化的进展也难令人满意。 澳门现行四大法典之一的商事法律，包括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破产法等等，主要来源于1888年《葡萄牙商法典》和1901年的《有限公司法》。在葡萄牙，商法典自颁布至今无论在结构上或内容上都已发生很大变化，1901年的《有限公司法》也已被新的立法所取代，但新的修订和立法并没有延伸到澳门适用。澳门现行的法制明显过时，早已脱离了澳门的现实情况，更不适应现代工商业运作和发展的需要。因此澳门法律制度尤其是商事法律的本地化和国际化已刻不容缓，但回归前这一进展比较缓慢，成为影响澳门未来稳定发展的“三大问题”之一。
（3）中文官方地位问题虽在法律形式上得到认可和解决， 但离实际普及运用还有很大距离。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占澳门人口97%的华人的各种权益和应有的地位。
除了上面提到的原有“三大问题”外，新的三大问题——经济问题、治安问题和人才问题既突出又迫切地摆在刚刚迈入新世纪的澳门面前。
经济问题：澳门自1993年下半年开始进入漫长的调整期，原有的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又恰逢亚洲金融风暴的频频冲击，加上澳门近年来社会治安有所恶化，使21世纪初的澳门经济形势更加困难和严峻。由于香港的屏障效应，再加上澳门早已处于调整阶段，因此亚洲风暴对澳门的冲击相对于亚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来说影响较轻。但澳门经济规模小，分散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弱，风暴对本已十分疲弱的澳门经济可谓是雪上加霜，主要支柱行业的表现均较预期差。
长期来澳门一直未能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和再生机制。澳葡当局几乎把全部结余都上缴给葡萄牙国库以及罗马天主教中枢，或者是供葡萄牙维持其在远东扩张所需的开支。这种近似杀鸡取卵的掠夺，虽为葡萄牙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无疑影响到澳门本地的城市发展和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澳门支柱产业的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过程，增加澳门经济持续发展的难度。
治安问题：近年来澳门社会治安环境出现恶化趋势，已严重影响到澳门的对外形象和旅游业的发展。治安不靖不仅有损于澳门投资环境和对外吸引力，同时还影响到澳门居民的基本生活环境和安全感。治安问题已引起中葡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将在未来特区和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共同配合下可望出现好转并趋向稳定。
人才问题：人才问题一直是澳门社会进步及经济发展的瓶颈和制约。澳门劳动人口整体素质低，缺乏工业升级和服务业开拓所需的高科技、高素质人才；不仅如此，澳门不少有识之士还指出，澳门社会还缺乏一种开拓精神，呈现出与高度开放经济体系相异的保守意识，产业发展和企业行为中常常体现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势，有的甚至还缺乏忧患意识，这些问题都不利于澳门的长远发展。
因此如何克服保守思维，抓住澳门回归的契机，革新与澳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不符的种种现象，在国际经济和区域经济夹缝中创造出契机和良好的投资氛围，成为澳门21世纪经济振兴的重要前提。
二、经济与发展
澳门在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数度沉浮，基本呈现一种被称之为“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澳门的历史和成长过程都具有一种特殊性，主要依赖外部环境而生存。期间澳门遇到过不少机遇，构成了澳门的幸运；一旦外部客观条件消失，澳门便失去发展动力。到进入21世纪的今天，澳门经济发展所处的内外环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
1.经济环境的变化及面临的挑战。
澳门经济经历了80年代至90年代初较快的发展后，于1993年起开始放缓。目前正处于澳门回归前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也是其近30年加速发展过程中最为严峻的时期。从经济增长率看，近五年实质增长分别为5.2%、4.6%、3.6%、0.5%和－3.5%， 自1996年起已连续三年出现前所未有的负增长。
当前，澳门的经济衰退已从地产建筑业、出口加工业等逐渐扩展到旅游博彩业及金融保险业，四大支柱产业均存在程度不同的下跌，尤其是地产建筑业已陷入空前困境之中。受澳门经济规模及产业结构的局限，澳门经济的好转有赖于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地区形势的改善。
从目前澳门所处的外部环境看，形势是不容乐观的：
（1）金融风险加大。随着全球经济金融高度一体化， 国际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和扩大，亚洲金融风暴的不断蔓延和对全球经济的持续杀伤便是金融风险的一个例证和教训。澳门金融高度依赖香港，而香港金融市场又与国际紧密相连并构成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一环。尽管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已开始重视金融风险的共同监管及联合防范问题，但因内部利益的不同较难推出有效的措施。随着国际金融风险不断增大，外来金融冲击对各国经济尤其是高度开放经济体系的潜在影响力越来越难以估量。
（2）周边经济不景，外部需求疲弱，使澳门经济短期内难以回升。历史上澳门经常在周边地区政经局势不稳的情况下，以其自由港政策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成为海外资金的避风港。在国际经济高度融合和高度依赖的今天，澳门过往的“渔翁得利”的替代效应已经不再，经常出现共荣共损的现象。
（3）周边国家、地区娱乐博彩业政策出现变动， 逐步放松对博彩业的管禁，澳门的博彩优势受到一定的冲击，以专营制度为特色的具有高度垄断的澳门博彩业需要改革，需要提升竞争能力。
（4）内地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入， 过往依靠港澳地区作为贸易和投资的唯一渠道或主要渠道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澳门与广东省、与珠海等地的经济差距已经接近或消失，港澳之间以及港澳与内地之间的合作形式和优势互补格局都需要进一步提升和挖掘。
（5）西方国家工业产品的配额和关税优惠制， 一直是高度依赖纺织成衣出口的澳门工业发展的重要有利因素。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协调范围的不断扩大，配额制所带来的空间越来越小，对结构单一的澳门工业影响不容忽视。欧元启动后，对欧盟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仍在拭目以待，作为与欧盟联系重要桥梁的澳门，所产生的机遇和冲击尚难估量。
再看内部环境，无论在客观条件或主观因素方面，也面临着不少困难：
（1）澳门作为超小型的海岛经济，不可避免地具有诸多劣势， 其中有的可以说属于先天性的问题，是城市经济或微型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的则是源于澳门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同类模式经济实体的独特原因。这些缺陷在相当程度上与澳门的殖民历史有直接关系。
——发展空间有限，人力资源不足。整个澳门不到25平方公里，45万人口，本地市场规模十分狭小，且缺乏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人均教育水平相对不高，劳动力素质也不高。
——产业相对单一。由于上述两项限制，澳门无法形成完整的经济体系，因此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是以博彩旅游等服务业为主，这类行业的经济关联程度相对较小而且严重对外依赖。
——制度原因的制约。在澳门，政府行政程序繁杂、行政效率低下以及政策多变并缺乏连续性等，成为澳门投资环境的一大制约因素；澳门法规陈旧，而且现行的正规法律并不为绝大多数澳门人所认识和认同，这种情况无疑会增加制度实施成本和法律运用成本，腐败便难以避免。
——澳门许多产业难以正常发育成长。正常产业成长所需复杂的合约难以正常发生和执行；缺乏制度的保护和约束，任何长期投资和计划都具有极大的风险，难以产生长远的收益。于是澳门社会中充斤着不少短期行为和投机心理。
（2）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澳门经济的发展， 澳门原有的部分优势正在逐步弱化。一方面，伴随澳门经济发展，澳门的经营成本也开始上升；与此同时，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均采取开放政策吸引外来投资，澳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低成本优势受到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欧美市场原来的给予澳门的配额关税优惠，已定出了分阶段减少直至最终取消的期限。再者，随着内地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内地与外商逐步建立起通畅的渠道，澳门的桥梁和窗口作用已被减弱。
此外，这些年来新浮现的或长期累积但在最近几年突出起来的一些问题，诸如治安恶化、政府行政低效无能、财力薄弱等问题也成为影响澳门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利因素。
总之，夹缝经济的特性、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无为、产业结构的畸形和整体经济缺乏再生机制，塑造了澳门社会的某种惰性，制约着未来澳门经济和社会进一步朝着现代化方向迈进。从这一角度来看，澳门回归不仅带来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难得机会，而且使得上述提到的诸如人们观念的转变、制度的革新等成为可能。
2.基本法为澳门未来发展开拓出广阔空间。
如上所述，基本法不仅在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方面能够保障澳门社会经济稳定而持续地发展，而且在个别经济领域或行业的有关制度和政策方面，作了一系列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1）在财政金融领域， 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的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市场和各种金融机构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澳门元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继续流通……”。“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澳门元自由兑换。保障资金的流动和进出自由”。
（2）在对外贸易及工商业领域， 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自由港地位，……不征收关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资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确认“澳门特别行政区为单独的关税地区，……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参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保护工商业的自由经营，自由制定工商业的发展政策。……澳门特别行政区改善经济环境和提供法律保障，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鼓励投资和技术进步，并开发新产业和新市场。”“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定旅游娱乐业政策。”
（3）为了维持和扩大澳门经济活动空间，扩大对外交往， 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法还具体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可“参加由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同澳门特别行政区直接有关的外交谈判。”“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科技、体育等适当领域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可根据需要在外国设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经济和贸易机构，可在中央人民政府授权下签发澳门特区护照和其他旅行证件等。
（4 ）为了在澳门同内地交往中保障澳门经济自由发展而不受内地干预，基本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内地人员进入澳门或到澳门设立机构，均需办理批准手续，有的还需征得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同意。作为对上述原则的补充，澳门特区筹委会在其《关于处理内地同澳门特别行政区经贸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政策》中特别提出，“中央人民政府对内地颁布实施的经贸法律、法规及管理措施，均不及于澳门特别行政区。”两地之间的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合同纠纷的处理等仍然遵循国际经贸活动的通行规则和惯例。
上述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的制定，充分体现出国家对保持未来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也为澳门在新世纪的发展开拓出广阔的空间。
3.新世纪澳门发展仍有较大潜力和独特优势。
澳门特殊的历史和独特的经济结构，形成了澳门特有的相对经济优势和劣势。同时，澳门在利用自身优势和外部机遇的同时，也创造出许多澳门特有的新优势。要正确认识澳门的发展趋势，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澳门问题，客观分析澳门的现实优势，以便及时调整观念，重建澳门繁荣。
（1）澳门实行自由港政策已有100多年历史，一直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目前澳门是中国仅有的两个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地区之一。在澳门，货物、资金、外汇自由进出，人员进出境也较为方便；澳门实行低税制，最高所得税率为15%，低于香港，税制也较为简单，大部分货物进出口免征关税。作为独立的关税地区，澳门在西方许多国家享有特惠关税优惠待遇。这些优势使澳门厂商在融资、进出口、税收和外汇方面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2）澳门邻近香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 处于亚太地区高速增长带的中心点，这使澳门在珠江三角洲及粤港台地区经济中处于特殊的地位。这一区位优势，既增强了澳门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又使澳门在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扮演多种桥梁和中介作用。
（3）由于历史形成的特殊的葡萄牙背景，再加上澳门的自由港、 单独关税区的地位，澳门现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经贸往来。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澳门与拉丁语系国家以及欧共体有着广泛而独特的经贸联系，并在欧美市场享有纺织品协议和普及特惠制等贸易优惠。澳门在这方面的优势，连周边城市甚至香港都无法与之相比。
（4）澳门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已有400多年历史，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成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
（5）澳门的旅游博彩业独具特色，已建立起较好的基础， 博彩业占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40%左右，博彩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50～60%。澳门博彩业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在亚洲尤其是邻近地区颇有影响， 并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综合以上论述，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澳门回归正值世纪之交，面临着双重的重大历史变革。这种变革赋予澳门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认清形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再创繁荣，将是贯穿于整个21世纪澳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