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40年来的俄罗斯政治研究
文/费海汀
序言：俄罗斯政治
苏联解体以后，两极格局被打破，政治学理论中关于欧美模式和苏联模式的二元对立和争论自然消解。对于曾经“以苏为师”的我国政治学研究者来说，无论在价值、观念，还是在心态上都必须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一方面，苏联解体意味着俄罗斯政治出现全方位的变化，因此必须全面研究俄罗斯人对自己国家、政府、政党、政权、宪法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期望和目标；另一方面，苏联解体证明了苏联的经验存在缺陷，因此对苏联学界关于政治的一系列理论预设也必须进行重新检验，以排除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实际上，俄罗斯现实政治状态和政治发展经验也成为我国学者在俄罗斯政治研究中所关注的两个主要问题。
为了验证满量程标定的准确性，该项目使用了200个20 kg砝码，合计4 t的标准砝码加在秤体上进行检验，并对数据进行了记录，见表6所列。可以看出，秤的准确度较高，完全符合设计及工艺要求。
对于当代俄罗斯政治研究来说，其核心特征是不确定性。这样的不确定性包含“模糊”与“变动”两方面的含义，也存在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两个特点。模糊来源于俄罗斯政治复合状态所产生的复杂性。当前的俄罗斯政治是至少包括沙皇俄国政治文化心态、苏联政治习惯传统与欧美政治制度设计三期叠加的混合产物。它既吸取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也保留了长期发展的历史记忆和观念。也就是说，它既具有不同政治模式的特征，也不完全符合任何一种既有政治模式的标准。变动则来源于不断变化所产生的不稳定性。当前俄罗斯的政治过程既有恒定不变的部分，也有向上发展的部分，甚至还存在向下回归的部分。它不仅体现为传统和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区别，还包含优良传统借现代技术实现的良性发展，也包括现代缺陷与传统问题结合的恶性变异。也就是说，它并不能被简单看作一条大河，而是在主流之外还包含了许多不断变化的支流、回流和逆流。
因此，认识和理解俄罗斯政治，既要具备静态的政治体系与结构视角，又要具备动态的政治发展与进程视角。而这样两方面研究视角的建立和大量经验、知识、结论的储备，正体现了我国俄罗斯政治研究界40年来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EGR-1的阳性结果主要存在于细胞核，棕色颗粒显色位于细胞核才是阳性。根据细胞核染色的深浅以及染色的范围等情况来进行综合的判定。⑴按照阳性细胞百分数：阳性细胞≤25%计1分，25%-50%记2分，50%-75%计3分，＞75%则 4分。⑵按照染色染色强度评分标准：细胞不着色记1分；细胞着色稍稍高于背景色记2分；细胞着色强度高于背景色记3分；细胞核着色呈深褐色，明显高于背景色记4分。最终的染色指数为该标本染色阳性细胞百分与染色强度两者的乘积，以染色指数来判定免疫组化的结果：评分为1-2分属于低表达，评分3-16分是高表达。
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和结构
秦虹路现状东西向下穿宁芜铁路，涵洞车道规模（双向两车道）与限高（仅3m）均收到较大制约，极易造成拥堵。优化后，将铁路走廊改造为城市支路和绿道，同时对该节点竖向进行优化，消除净空不足的安全隐患，也与周边地块竖向实现良好衔接。同时对新平面交叉口进行渠化设计，合理分配机动车与慢行空间路权。
在采取静态的政治体系与结构视角时可发现，我国的俄罗斯研究在40年的发展中主要关注苏联解体后一系列政治要素的变化。其核心问题是，应该如何理解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治？它是如何构成、如何运转的？它包括哪些主要部分？谁（或什么）在控制、影响、执行俄罗斯的政权？总体而言，可以从政治制度、政治互动、政治精英三个角度来观察我国学者在研究俄罗斯政治时的重心与主线。
焊前水冷板需经以下处理：① 用丙酮清洗，以去除水冷板试样表面的污物；②依次用800号、1000号、1200号、2000号SiC砂纸水洗打磨；③ 用丙酮超声清洗10 min；④ 吹干，备用.扩散焊工艺参数为焊接温度530 ℃、保温时间7 h和焊接压力3.5 MPa.
“其实将石头雕成孔明灯，还不算难，难的是，他们在牡丹花的不同花瓣间，都凿出了暗道，暗道里藏下由万花谷里采摘来的花瓣，这样随着热气的萦绕，不同的暗道发出不同的声响，落下不同的花瓣，至于声音如何混杂在一起，发出不同的声调，花瓣又如何调和，产生不同的气味，这个就不是我能想出来的了。”
（一）政治制度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我国学者主要关注包括宪法与法制，联邦制度与央地关系，总统、总理与行政机关，国家杜马与立法机关，官僚与腐败等五个方面的问题。这意味着，我国学者认为，对俄罗斯这样一个面临国家建构重任的政治体来说，五方面的问题尤为关键。其一，国家建构的基础是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建构一切政治制度和机构的基本准则，是从事一切政治活动的基本框架。其二，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必须保证中央权威，同时也为地方保留一定的自主权和能动性，使央地关系平衡、协调发展。其三，国家建构的关键角色是总统、总理、行政机关，特别是作为政治首脑的总统。政治首脑对自身角色与功能的认知往往决定了国家建构过程的顺利与否。其四，国家建构的重要保障是“府会关系”，即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协同配合的关系。如果二者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则基本的政治稳定都难以保持。其五，国家建构的主要威胁是腐败问题。官僚系统的配合意愿与配合程度决定了新政权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对种种危机的反应速度和处理能力，但官僚系统的腐败问题将会影响司法公正、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治理绩效，如何在控制腐败的同时保证对官僚系统的控制能力是新政权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政治互动
在采取动态的政治发展与进程的视角时可以发现，我国的俄罗斯研究在40年的发展中主要关注其社会政治转型之路。核心问题是转型30年来，俄罗斯政治的变化是什么？俄罗斯为什么会发生剧变？为什么会从一种政治系统转向另一种政治系统？当前俄罗斯这一政治系统未来会向何处去？总体而言，我国40年来对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苏联解体和民主转型两个部分。解体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反思苏联骤然解体的原因，转型研究则旨在判断当代俄罗斯政治是否是民主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它有什么优势与缺陷，在发展过程中有什么经验与教训。
（三）政治精英
同时，对于俄罗斯来说，“俄式民主”能否突破困境和各种阻碍持续推进，能否走出一条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之路，则主要取决于三对矛盾之间的协调。其一，发展目标和改革目标之间的矛盾。对于遭受震荡的俄罗斯来说，经济的发展能够带来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使社会情绪整体平稳，也有利于政治的改革。但过于注重经济的改革，很容易使社会财富高度集聚在经济发展的动力主体周围，从而造成垄断、寡头、权贵阶层、政商勾结等问题。其二，社会公平和精英支持之间的矛盾。无论是改革还是转型都不可能在缺乏精英支持的情况下进行。骤然打破精英群体的利益，不仅无法带来稳定，反而会催生新的精英群体及其群体利益，甚至导致动荡。与精英达成共识逐渐过渡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但是，过度维护精英利益会导致转型过程中社会不公的程度加深，引发普通民众的不满，从而使改革因失去支持和动力而陷入失速状态。其三，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在旧有体制还是转型过程中，当局都会因及时回应挑战而积累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机构、程序和政策。这些方案能解决问题，维持发展，但其临时性的特征最终会造成效率降低。与此同时，制度创新会带来风险甚至损失，使得发展速度减缓。是否有勇气主动离开安全区域进行适当的创新将会考验转型国家的智慧。
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与进程
从政治互动的角度，我国学者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政党与杜马、市民社会、政治文化与思想三个主要方面。这证明，我国学者除了将俄罗斯政治看作一系列制度与机构之外，也将其视为各个社会集团力量此消彼长不断平衡的互动过程。我国学者认为，这一过程至少体现为三种形态：其一，作为政治代表的政党政治形态；其二，作为政治参与和自治的市民社会形态；其三，作为政治价值和政治文化的思想形态。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学者的观念中，俄罗斯的政治运行首先还是表现为政党政治。政党作为政权的直接角逐者，其领袖、纲领、组织、力量直接左右政治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其次，市民社会的自治与参与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学者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关系和协同治理能使政治系统顺畅运转，而政治文化与思想的作用也同样重要。虽然独立以来俄罗斯的政治思想一直处于摆脱苏联影响的空白和争论阶段，但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公民文化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仍能取得各方的共识。
（一）苏联解体研究
对于俄罗斯来说，“俄式民主”的具体形态、民主水平的高低和民主要素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四对关系之间的调节。其一，政治强人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政治领袖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民主转型的最终成效却取决于能否建设一个均衡的制度。在转型国家中，权力的分离和制约往往都要靠政权力量，特别是政治强人的主动推进，但过度依赖政治强人往往又会使得制度建设缺乏内生性的动力。其二，国家主义和协同治理之间的关系。国家主义对于新生的、脆弱的民主体制，特别是需要解决民族和国家问题、完成民族国家建构任务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但过度的国家主义很容易使得社会长期处于虚弱无力的滞后状态，或者对国家产生严重的依赖性，导致社会对自身的治理能力始终得不到提高。其三，民意表达和国家管控之间的关系。一个好的或者说正常的民主制度，意味着人民能真正做到当家作主，意味着民意能得到有序、合理、准确的表达，不同的民意能在利益协调机构中进行有效的竞争和协商。但过度高涨的热情或激进的民意表达则会导致社会动荡，或直接导致一些群体被排除出权力体系。其四，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公民权利的扩大无疑会增加国家的执政难度，且像叶利钦时期公民权利的过度膨胀会带来国家权力的急剧退化。如何界定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在各种领域之间的界限，将是考量俄罗斯民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
（二）民主转型研究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走上了曲折、艰辛的转型之路。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最为关注的就是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是否存在民主？俄罗斯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民主？俄罗斯还会不会建设民主政治？俄罗斯能否，又将如何走出一条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之路，建设一种“俄式民主”？
苏联解体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政治事件，而这一事件对中国冲击尤甚，因而苏联解体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研究的重大主题之一。在我国学者看来，其一，苏联解体是一个综合性事件，不是单一原因诱发的。其中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远因也有近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微观原因也有宏观原因，既有下层原因也有上层原因，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其二，苏共作为执政党，无论是其自身建设还是对国家意识形态、发展方向与模式、大政方针的把握，对于政治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整体、稳步、持续进行，以适应社会经济的需要。虽然任何体制都不是完美的，但僵化、低效、迟缓的体制变革如果与社会变革差距过大必然会引起严重后果。其四，应合理配置政治精英所拥有的权力，对其施予相应的规范和限制。在苏联的语境下，政治精英对体制的影响很大，且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这样的群体一旦产生集体利益以代替国家利益做出错误决策将很难得到纠正。其五，应妥善处理各种内部矛盾，不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一切问题。内部矛盾往往有着复杂的、多重的属性，以政治手段集中解决一切内部矛盾并不一定比分离矛盾、分别解决更加有效。
从政治精英的角度，我国学者主要是对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的执政理念和决策偏好进行分析，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宏观上概括俄罗斯政治精英群体的作品。在一个成熟、稳定的政治体中，政治领袖的作用和功能通常在于决策，而对政治体制本身的影响比较有限。但在转型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的语境中，政治领袖除了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也兼具极强的创制能力。简而言之，在我国学者看来，转型国家的政治领袖和政治精英由于承担着推动改革和维护稳定的双重任务，往往必须努力保持四方面的平衡。其一，维护中央权威与适度分离权力的平衡。这里既包括横向上的权力分离，也包括纵向上的权力下放。与此同时，维护中央权威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改革期间政府需要及时对许多问题做出回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个层级和支系的权力机关需要总体协调。其二，改革创新与制度建设方面的平衡。改革往往意味着对既有规则和程序的突破，但如果一味突破法律和制度，则会造成其权威的丧失。因此政治领袖通常需要在创制、建制的同时尽量保持依法依规执政。其三，尊重传统与发展变革之间的平衡。转型时期政治领袖必须保持思想、价值、政策上的相对连续性。断裂式的转变不仅容易使社会陷入分裂和对立，也会大大迟滞社会对改革理念与政策的接受速度。其四，积极进取与适度保守之间的平衡。转型常常意味着政治社会体制的深刻变革，而顺利变革事关各个社会阶层的适应速度和适应能力，因而变革的速度还必须与社会的承受能力相适应。
结论
总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俄罗斯政治研究具有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第一，在研究队伍中有着复合的人才结构。但与复合学科和人才结构相矛盾的一点是，在俄罗斯政治研究领域，我国学者作品中的“通论”比较丰富，“专论”则相对匮乏。简而言之，我国俄罗斯政治研究人员研究的精细化程度还有待提高。
第二，在议题设置方面有着集中的问题指向。从对俄罗斯政治结构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常偏好以中国政治的方式理解俄罗斯政治。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政治本身与中国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我国的俄罗斯政治研究在议题设置方面的分化程度相对不足。
将5%丙烯酰胺单体和0.1%的双丙烯酰胺，1μL N,N,N,N-四甲基乙二胺，10μL 0.1%的过硫酸铵混合均匀形成预聚液[18]。取1.5μL聚丙稀酰胺混合液置于预清洁的圆形石英片(直径12mm)上，活化过的培养皿从一侧倒扣在石英片上面，将丙烯酰胺液滴在培养皿重力的作用下变平。室温下聚合60分钟，将石英片缓慢地从一侧剥离，培养皿底部得到厚度为60～80μm的聚丙酰胺凝胶。用去离子水清洗聚丙烯酰胺凝胶，除去未完全聚合的溶液。
第三，在研究视角方面具有明显的侧重。从俄罗斯政治进程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常以中国政治的思维逻辑分析俄罗斯政治。对于传统中国政治研究来说，权力的形成比权力的行使和影响更加重要。这样的研究方式也很容易导致研究者忽略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部分。
第四，在理论建构方面具有独特的研究逻辑。在俄罗斯政治研究中，我国学者特别关注俄罗斯学者对本国政治的分析和总结，在整体理论和概念方面大量借鉴俄国理论。但是，国外学者的理论和概念虽然不可避免地与现实政治存在一定的偏差，但国外学者作为“局外人”基于自身经验所提出的研究视角和宏观理解都是本国学者的研究所不可替代的。
对于我国而言，区域国别研究具有三个目标：其一，判断对象国国内政治局势和发展方向，为外交决策提供依据；其二，分析对象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识别其中遇到的威胁和挑战，为我国政治发展提供参照系；其三，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制度、模式、道路选择，探索并建构出适合我国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三个目标本身也包含着区域国别政治研究的三个层面。微观的、对对象国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的精准研究是对比参考和宏观理论概括的基础；对比参考是微观研究和宏观概括的直接目的；理论概括则是对比参考和微观研究的最终使命。三个层面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从40年的俄罗斯政治研究历程来看，我国学者在作为中间层次的对比参考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政治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要推动俄罗斯政治和区域国别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者还需要在精细化和理论化两个方向上做出更多的努力。
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看，我国的政治学科恢复不过40年，相对于许多其他传承有序的国家还显得经验不足。但是，我国40年来的发展不仅蕴含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在呼唤着凝练的理论总结。学者的思想依托于时代，时代的问题也期待学者的解答。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中，“中国问题”毫无疑问占有一席之地。回答好中国问题，是我国政治学学者对国家的贡献，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也是政治学学者应当意识到并承担起的时代使命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摘自《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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