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建国后17年的散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散文创作的总体风貌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开始，这个时期的文学，被称为建国后17年的文学。17年的文学在五四文学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发展。它与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共奏凯歌，也一同经历风风雨雨。由于散文取材广阔，篇幅一般比较短小，表现方法灵活自由、不拘一格，被认为是“一种能够迅速反映多种多样题材的极为合适的样式”，甚至被称为“文艺上的轻骑兵”。因此，它在迅速反映现实和直接配合斗争方面，都发挥了自己的功能，同时又最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弱点和时代的局限。
建国之初，散文创作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通讯、特写方面。首先是反映抗美援朝的战地报告，如《谁是最可爱的人》《朝鲜通讯报告选》、《志愿军英雄传》、《志愿军一日》等。接着是反映经济建设的《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初集”、“二集”，选录了由建国至1954年全国各主要报刊上的优秀文章。由于通讯、特写的兴旺，1955编选的全国第一部《散文特写选》中，属于通讯、特写的占了绝大多数，仅有几篇可以称作散文的，都带有明显的通讯、特写的味道。1959年，编选《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时，散文卷仍用《散文特写》这个书名，属于散文的虽然比第一本《散文特写选》增多了，但通讯、特写仍占了大多数。严文井在“序言”中认为这本《散文特写》描写的天地广泛了，题材扩大了，思想感情丰富了，趣味提高了。尽管这些作品题材和风格很不一样，可是其中有一些重要的东西都是共同的，大体上都可以叫做光明的赞歌。赞颂工人、农民、战士和其他各种人物新的精神面貌，歌颂了他们的斗争和劳动，意志和理想。这说出了这个时期散文特写的主题和基调。
以抒情、叙事相结合的散文小品，比之通讯、特写是兴起得较慢的。直至1956年才出现第一次的高潮。它的标志是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散文小品选》。这本选集反映了1956年我国文艺界的一个好现象：散文小品多起来了。这是因为我国由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国后经济有了发展，社会趋于稳定；1956年5月，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长期、基本方针；逐渐形成一种自由、宽松、活跃的局面，散文小品就这样冲破僵局，从三、四十年代以来散文的通讯化转向对五四散文传统的复苏，从以大众为主体的战地报告转向以个人为特征的散文小品。
第二次散文高潮是在1961年。从1956年第一个散文高潮过后，中间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修”和三年经济困难。1960年底，针对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进行政策调整；提出“文艺八条”，纠正“左”的文艺思潮；使国民经济慢慢复苏，政治气氛有了缓解。各种报刊也大量刊登散文，甚至《红旗》杂志也刊登散文作品。在这样一种调整的总情势下，散文创作出现活跃的局面，形成了第二次散文高潮。
标志着第二次散文高潮的创作成就，首先是1961年散文选《雪浪花》，接着是1959—1961年的《散文特写选》。这两本散文选集里面的作品，经过几十年历史烽烟的考验，现在看起来都是当代散文的精品，例如刘白羽的《红玛瑙》、《长江三日》，杨朔的《雪浪花》、《茶花赋》，秦牧的《花城》，曹靖华的《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方纪的《挥手之间》，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冰心的《樱花赞》，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袁鹰的《戈壁水长流》，何为的《石匠》，陶铸的《松树的风格》，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于敏的《西湖即景》等。正如川岛在《雪浪花》的序言中指出的，这些作品“标志着历史进展和文学进展中的里程。”
川岛和周立波在编选作品中，准确地把握了每个作家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艺术风格，并指出当代散文发展的潮流。川岛指出散文的总体风貌是作家“自我”意识和散文文体意识增强了，“以自己的创作手法和精心的艺术安排来抒写个人的感受和期望”。周立波认为“刘白羽同志是新生活的热情的颂赞者。他喜欢使用灿烂的颜色，抒情的调子，描绘祖国雄伟的山河和英雄儿女”。杨朔是“努力独树一帜的作家”，“善于在一片奇景、一幅花草的素描里再现当前的生活”。“然而因为过于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凿痕迹”。秦牧是富有“奇妙的想象”和“丰富的知识”“他写哪个主题，就拥有哪一范围里的人生、社会和历史的知识”，周立波特别指出秦牧并不追求诗意，而“依仗的主要是理性的诉说，描绘似乎少了一些，藻饰也应添加一点点。”这样就把被称为当代三大家的刘白羽、杨朔、秦牧的风格与不足概括出来了。周立波还以《西湖即景》和雨中登泰山》为例，针对当时对于带有闲适性的山水游记散文存在偏见说了这样一番话：这些篇章“看去好像只是一幅烟雨迷朦的水墨画，别无深沉涵义”，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需要吗？“我想也是需要的……在斗争里，工作间，人是需要休息的；人的精神也必须有一些调剂。读者固然爱看剑拔弩张的战斗的佳作，也都想望轻松、愉快和优美的东西。”这对散文理论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作为散文的一个重要部类——杂文，它的发展是最为缓慢和受挫的。
它只是在1956年，也就是随伴第一次散文高潮时，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出现过。1956年的《散文小品选》中选录了一些篇章。如巴人的《况钟的笔》，通过历史上的况钟三起三落的用笔过程，说明了要在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两支笔中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需要大勇气、大智慧。秦似的《比大和比小》，批评了当时“上面要大，就来比大，愈大愈好”，“上面要小，就来比小，愈小愈妙”的弄虚作假之风，感叹“要真做到‘实事求是’，到底仍然不太容易。”金绣龙的《何必言和》，把那些只讲“觉悟”、“积极性”，不管群众实际利益的清谈家称为“新儒”，质问“他们究竟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和怎样宣传社会主义的？”这些作品都相当尖锐地揭露和批评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可惜，这样的杂文很快就被打为反党“毒草”而铲除了。到了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散文高潮的时候，有邓拓的《燕山夜话》、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多为知识性、趣味性的随笔，即使有些杂文，其锋芒亦已大减，作者也因之在“文革”中首当其充，惨遭横祸。
散文发展过程的审思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确定了中国文学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宽松开明，散文就得到繁荣和发展；反之，则沉寂和受挫。我们在充分肯定散文巨大成绩的基础上，有必要探究在发展过程中审美观念及其演变的问题。
一、光明赞歌与单一思维。新中国的诞生，“是经过如此长期的痛苦，又是如此欢乐的诞生”，确是值得歌颂的。何况在建国初期，抗美援朝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开展，人民群众乐观和忘我地投入工作和劳动中去，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整个社会都处在蓬勃向上的状态之中。作家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深受这种社会情绪的感染，也从心里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因而写了大量的时代赞歌。这种时代赞歌不仅出于当时指导文学的思想是对现有政治社会的肯定，而且那确实是一个唱赞歌的时代，作家的激情是真挚的，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巴金在他的《赞歌集》后记中说：“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赞歌’，它亦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我绝非为写文章而写文章，我有满腹的感情要倾吐，我有不少见闻要告诉人，我有说不尽的对新社会的热爱要分给别人，我才拿起这支写秃了的笔。”这说出了当时作家的普遍心情。因此，以正面赞颂为主的“颂歌”式的散文，在50年代大量涌现，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承传延安散文风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其内容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充分表现社会生活的“光明面”，赞颂工农兵及其英雄人物；二是歌颂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的领导者，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
这种“颂歌”式的散文，尤其是其中一些优秀的篇章，毫无疑问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但也在发展中造成了严重的缺陷：其一，散文的思维走向单一。把“光明面”看作事物的唯一本质，散文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就只能反映光明的一面，亦即只能歌颂，不能暴露。这种情况，魏巍早在《散文特写选》（1953.9—1955.12 ）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我感到我们的散文和特写家们，还没有大胆地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点。”其实，这个责任是不能够全部由作家负担的。当整个社会都处在“左”的思想禁锢之下，作家是没有创作自由的。尤其在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之后，大批讲了些真话的作家，遭受严酷斗争，无情打击，散文创作更成了一统的歌颂性的单一思维了。其二，散文表现的情感走向单一。由于不但要求充分表现生活的“光明面”，而且对未来表现乐观主义的态度，要有昂扬、豪迈的调子，这样就把丰富复杂的生活领域和情感领域简单化了；作家只能从正面表现人们昂扬、乐观的精神状态，而不能从多方面揭示人们的内心世界，也不能探索人性、人生、人的生存困境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甚至把描写爱情也被视为异端。
二、时代精神与作家个性。17年散文在倡导大写“光明赞歌”的同时，要求强烈地表现“时代精神”。
散文是应该反映自己的时代风貌，表现自己的时代精神的。但值得我们审思的是，一方面，常常以僵化的单一观念来概括“时代精神”，而不愿意关注一个时代的社会心态、精神、情绪；甚至以现成流行的政治信念来代替时代精神，散文只要反映这个政治信念就认为表现了时代精神。于是，所谓表现时代精神就与为政治服务联系起来了。另一方面，又常常把时代精神与作家个性对立起来，散文中的“自我”被认为是与集体主义相对抗的“个人主义”，作家只好迥避内心世界的真实描划，迥避艺术独创的苦心追求。许多作家在创作时，不是执著于对宇宙和人生的探索和发现，不是深入地对自我心灵的感受和体验，而是满足于描摹现实生活现象和演绎现实流行的政治信念。结果使到作家的艺术个性受到挫伤和压抑，作品中看不到作者具体、真实的感情状态，看不到作者鲜活、独特的人格色彩，作品也就大大削弱其亲切感人的艺术力量了。散文是最富有精神个性的艺术，它不可能缺乏主观色彩。“我”出现在作品，抒写对宇宙和人生的感受，唱出自己的心灵之歌，坦率而诚挚地与读者交流情感，“我”的这种感情是属于作家自己的，同时又与时代和人民相通。
三、诗化现象与散文模式。散文诗化的代表作家是杨朔。1960年，他在《海市·小序》中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次年，他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学习久经岁月磨炼的古曲诗章，“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在动笔写时，“总要像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然后写成文章。他的名篇《香山红叶》、《海市》、《茶花赋》、《荔枝蜜》《雪浪花》等，就是这种理论的结果。杨朔的诗化散文作品出现之后，评论家纷纷撰文评价，青年作者以此作为范本，争相效仿。散文诗化现象，成为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主要审美特征。
散文的诗化现象，使中国当代散文摆脱了50年代初的通讯特写式的格局，由客观记叙体制向主观抒情体制转移，提高了散文的审美价值。它像一股春风吹进散文园林，催开了一朵朵艳丽的鲜花，这就是1961年散文选《雪浪花》和1963年周立波编选的《散文特写选》中的大多数优秀篇章，取得了17年散文最好的收成。但是，它的局限及其消极影响，又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它本身属于“颂歌式”的散文，而且是“颂歌式”更完善的表现，作者着意“酿造出甜美的诗意”，而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出现了粉饰生活的创作倾向，散文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时代的侧影”。作品中虽然常常出现“我”，这个“我”的个人意识比通讯特写是增强了，但由于过分诗意化，其作用只是点染诗意、赞美时代和演绎某种政治信念，而极少看到作者的真情真性，给人们矫饰和浮夸之感。散文的体式和写法是千变万化的，可以写得像诗一样营造诗意和韵律，也可以写得像小说一样富有故事情节，可以写得像戏剧一样充满矛盾冲突，也可以写得什么都不像，总之，你认为哪种写法最能表达自己内心感受就行。杨朔拿散文“当诗一样写”，只是他自己的艺术追求，而且只是千万种写法之一种。如果我们把这种写法推崇到绝对化的程度，似乎这是走向散文艺术殿堂的唯一途径，单一化和模式就蕴含其中了。
17年散文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形散神不散”。这是在60年代之初，萧云儒在一篇叫《形散神不散》的短论中提出来的。它曾经相当流行。如果只是说散文中的某一类型，要求“中心明确，紧凑集中”，“字字玑珠，环扣主题”，即所谓“神不散”，这当然是有合理的地方；但如果要求所有散文都必须如此，这就否定了千变万化、多种多样艺术手法的运用。因为，散文的“形”可以“散”，也可以不“散”，即从头到尾都很紧凑的；散文的“神”可以“不散”，也可以“散”，即主题思想含蓄、隐蔽、多义和难以言状而让读者深思的。总之，正如秦牧指出的，“美是多种多样的，不要偏执于一端，写作的题材和手法都应该不拘一格，‘条条道路通罗马’，各种各样的手法都可能取得成功。”（注：张振金《秦牧的散文艺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形散神不散”和拿散文“当诗一样写”的主张，都有其本身的合理性，但把它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忽视了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错误就蕴含其中了。这些提法确实是体现了当时一种比较封闭性和单一化的思想气氛，因此才会如此不胫而走。
评价要注意的问题
建国17年的散文尽管随伴着复杂多变的社会，经历了由衰而盛、由盛而衰的曲折道路，存在着个性化和自我情感表达的消减，以及由于当时社会的僵化和封闭所造成的种种缺陷，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承传为人生而战的传统，做疗救社会改善民心的利器，以图国家富强的目的，它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应该说具有一种深层的延续性。
从文体发展上来考察，它起码在以下三个方面是对五四散文的一种拓展：一是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范围、场景、层面较之五四散文有了极大的拓展；二是在表现中国人民为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种顽强的奋斗精神，更不是五四时期所能比拟；三是继续致力中国文学现代化，改变古代文言造成的封闭和隔阂，白话运用上更广泛和纯熟，使中国文学在语文表达上更为中国当代人所接受。如果不充分认识17年散文的严重弊端，清除它的影响和束缚，中国当代散文就很难获得开拓和发展；然而，在清除那些妨碍散文发展的蛮烟瘴雾时，也要注意避免出现“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的偏激倾向，而应该在仔细分析的基础上，还其本来面目。这是研究17年散文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
其次，必须充分注意在17年散文创作中，各个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和艺术追求。尽管在封闭和僵化的时代氛围制约下，严重地禁锢了散文的发展，极大地伤害了作家的创作个性，阻碍了不同流派和多种风格的出现。现在的问题是，在研究某一创作倾向出现时，往往把所有作家都纳入这一创作倾向之中，从而否定了不同作家执著而独特的艺术追求，因而也就抹杀了不同作家的创作特色和个性。例如，散文的诗化现象，当然是17年散文一个重要创作倾向，影响极其广泛。但不是所有作家都在创作诗化的散文。刘白羽、巴金、冰心、吴伯箫、何为、柯灵、孙犁、秦牧等，都一直注意提高自己艺术的表现能力，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不宜把他们都往“诗化”这个框子里装。以秦牧为例，他的作品不以创造意境取胜，而是偏重在叙事中言理，以理趣见长。周立波也说秦牧“依仗的主要是理性的诉说”，甚至批评他“描绘似乎少一些，藻饰也应添加一点点”。（注：《散文特写选（1959—1961）·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如果把秦牧散文也纳入诗化之中，显然不合乎实际，这样会把本来就缺乏异彩纷呈的散文变得更加单一了。
第三，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分析每个作家的作品，从而作出科学的评价。17年的散文，普遍存在个性化程度削弱和淡化的缺陷。被称为当代散文“三大家”的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不过对散文的“有我”与“无我”仍需作具体的分析。有的确实是以一个“大我”的身份，抒发的是阶级的、集体的感情，所言的是现成政治信念和伦理道德，这自然是不值得肯定的。有的虽然并无把“自我”作为散文的直接表现对象，即郁达夫所说的，把“自我”的“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在作品中作“自由”式的倾吐，因而“带有自序传的色彩”（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但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和方式，表现了对人的心灵世界的不同发现，或者真实地探索生命自然和宇宙的种种奥秘，写出一种属于民族和时代的精神和哲理。这类作品也可能有不尽完善之处，但千万不要认为缺乏“自我”而笼统否定。例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何为的《第二次考试》，秦牧的《社稷坛抒情》等。
第四，如鲁迅先生所言，文学“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人生的纪录”。分析作家和作品，也就不能离开具体的时间与环境，否则就会产生错误的结论。17年的散文，确实大体上属于歌颂式”的作品，1956年虽然有过一些揭露生活中某些消极、阴暗方面的作品，但很快便在“反右派”中被打成“毒草”而消声匿迹。现在，很难找到一篇揭露性的作品，这是时代局限所致，而不应苛求作家。对于“歌颂式”的作品，除了那些有意或无意的鼓吹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浮夸风的东西之外，也应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只要它在思想和艺术上有可取之处，反映的社会生活比较真实、广阔、深刻，对当时社会和人生起过积极作用，对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作过贡献的，都应该恰如其份地予以肯定。如果用现在的思想观点和审美观念来要求，就会超越当时的环境下作家所能达到的程度，导致贬低和否定这些作品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