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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他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最有影响力的高层领导人之一。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周恩来多次参加与苏联高层领导人的谈判，因此，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也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1964年11月，赫鲁晓夫倒台不久，周恩来的名字在苏联与未能企图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连在了一起。1969年9月，周恩来又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谈，为两国重返大使级双边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推动了两国之间关于边境线会谈的恢复。1976年4月的“清明”，北京出现了大规模的、以缅怀周恩来总理为主要目的的追悼活动，再次表明了周恩来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影响力。
尽管周恩来在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但针对周恩来的专门研究和专门研究周恩来的俄文出版物的数量却很少，而且对于他作为政治人物个人品质和功绩的评价也很对立。
1949年至1959年间，中苏两国还处于“蜜月期”，周恩来的活动为中国的经济和内政及中苏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很难做到公正地评价周恩来在经济、外交与苏中友好发展方面的功绩，因为在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所有的成就通常都只归功于一个人——党和国家的领袖。其中，1959年底莫斯科出版的由苏联和中国经济学家联合著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1949-1959》证明了这一说法。书中随处可见毛泽东的话语、演讲、文章和报告，而提到周恩来的只是1959年4月1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一次讲演①。
这一时期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间接影响了苏联学者对周恩来的研究。1950年2月14日，他与周恩来共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因为维辛斯基在担任苏联总检察长期间，曾经直接参与了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所以斯大林去世后，尤其是苏共二十大(1956年2月)以后，苏联在正式的文章中不再提到他的名字。因此，维辛斯基和周恩来所共同签订的条约在苏联很少被提及。
在中苏关系急剧紧张和变冷后，苏联学者对于周恩来的认识更加对立。一方面存在着其功绩是第一位的认识。这种观点认为，在“大跃进”之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年)，周恩来企图维系国民经济，阻止最困难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7-1968年)的经济崩溃，1972年后致力于维护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另一方面，周恩来是毛泽东最紧密的战友，苏联上层对毛泽东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因此对周恩来也持否定态度。对周恩来持否定态度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华沙条约组织的五个国家向捷克斯洛伐克派出军队后不久，周恩来在1968年8月23日招待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官员时，第一次将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此后，苏联对周恩来的态度转向了更加消极的一面。
在我看来，对周恩来的评价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1979年苏联著名政治学家费德罗·布尔拉茨基写的《毛泽东和他的继任者》。布尔拉茨基认为，虽然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受过高水平教育的领导人之一，但他从不自居为党内或党的思想的领导者，而是选择作为一个“党和国家内不可或缺的助手”的角色②。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观点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因为周恩来坚持应“以一定的生产发展作为支柱，而不是依靠嘈杂的政治运动”③。1975年，中国出现了批判英雄小说《水浒传》的运动，运动中某些人将宋江作为投降主义的象征，并借此来反对周恩来④。另一方面，已经病入膏肓的周恩来试图联合军队，努力“争取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反对文革中的野心家，这也成为了周恩来的政治遗嘱⑤。
20世纪80年代，即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对周恩来的形象进行了新的诠释。改革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同时在科学出版物中出现了以积极的基调来重新看待周恩来外交和经济活动的回忆录。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科瓦利在传记性的文章中介绍，1953年初，斯大林会见周恩来时，为了实现苏联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恩来阐述了中国领导层的看法。周恩来访问的目的是为了与莫斯科签订原则上的协议，以便李富春率领的代表团讨论具体问题。最后，在赫鲁晓夫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访问中国时，中苏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的苏联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援助协议。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隆重的纪念大会上，中国总理周恩来阐明苏联“慷慨无私地援助”新中国，“这是有助于我们事业胜利的重要的因素”⑥。
第一篇真正研究周恩来的学术文章是瓦拉霍娃于1988年发表的，她研究了周恩来在建立和完善中国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她以客观积极的立场，分析了周恩来针对不同类型国家采取的不同外交方式，以及他的外交风格和特点。瓦拉霍娃或者掌握了关键的信息，或者是有意描述了这样的史实：周恩来1963年底至1964初是如何访问非洲国家的，周恩来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苏联对这些问题的报道完全是负面的。瓦拉霍娃的文章还特别强调了周恩来个人特质，卓越的记忆力、出色的工作能力、敏锐的政治直觉和妥协能力，以及个人的谦虚、自我控制能力等⑦。按照她的观点，周恩来为了缓冲中苏关系中某些消极事态的发展进行了很多的努力。她在整篇文章中深刻描绘了周恩来作为中国革命卓越领导人复杂而又正面的形象。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研究人员有机会可以查阅和研究相关档案，并发布了一些以前未公布的信息和细节。
1992年，前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公使参赞耶利扎维金发表了有关柯西金与周恩来于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谈判的文章，这也成为了研究者们撰写此类文章的先例。正如著名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冈恰罗娃和乌索夫对他的评价一样，“柯西金与周恩来之间谈判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结束了两国间的全面冲突时期，促进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⑧。按照耶利扎维金的说法，在谈判中周恩来对“预防性打击中国核武器生产基地的可能性”的传言感到特别担忧，柯西金回答说：“苏联不准备战争。”
在同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划定了边界上所谓的“争议地区”明确的位置⑨。根据作者的观点，“争议地区”的规定是多年来阻碍解决边界问题真正进展的“主要绊脚石”⑩。在同一时间，1969年10月在北京恢复进行的边境会谈，实际上无论对于苏联还是对于中国都得到了“最基本的政治保证，即双方都不打算使军事和政治局势急剧恶化”(11)。诚如耶利扎维金所表示的，周恩来正面评价了他与柯西金的谈判，周恩来对柯西金说：“你已经提出了很好的倡议，我们的会见取得了一定成果。”(12)
上述内容在加列诺维奇2001年写的《二十世纪俄罗斯和中国的边界》一书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加列诺维奇在书中补充了1969年9月18日和10月6日周恩来给柯西金的信件，其中包含了对于实质性谈判和即将到来的边界谈判的客观建议以及中国代表团的组成情况(13)。
列多夫斯基是少数开创利用俄罗斯联邦总统存档的资料研究周恩来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他曾在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工作过，随后他在沈阳任总领事，后来担任苏联驻缅甸大使，因此，他跟周恩来曾经进行过多次会谈(14)。在他公布的斯大林和周恩来1952年8月至9月间的会谈资料中，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武器供应问题、与美国交换战犯以及苏联经济援助中国等问题。对于这次谈判，列多夫斯基指出：“斯大林鼓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鼓励中国能够在亚洲地区的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俄国，利用保存到现在的档案材料研究周恩来的最重要的俄文著作是齐赫文斯基院士的《1898-1949年中国独立和统一的道路：根据周恩来的传记资料》(15)。书中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现实为历史背景，全面地研究了中国革命家和政治家的人生轨迹。促使齐赫文斯基研究周恩来的原因，也许是1949年在北京他曾经作为苏联的领事，与周恩来围绕着苏联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等问题进行过直接接触。这似乎体现了俄罗斯学者由于个人的感情因素对于如何评价周恩来所产生的影响，他们总是抱着仁慈的态度去评价周恩来。在齐赫文斯基的书中，他把“光荣的中国人民的儿子”，“我们国家伟大而真诚的朋友”(16)等周恩来所具有的特征展现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正文中标注了齐赫文斯基批评苏联时期的列多夫斯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周恩来因推动美国和苏联在战后的满洲直接接触而受到指责(17)。同时，在齐赫文斯基的著作中，还展现了现阶段俄罗斯对于周恩来特征的评价，虽然这不是所有俄罗斯汉学家所公认的。
然而，加列诺维奇却用极负面的方式评价了作为政治家的周恩来。按照他的观点，“周恩来创造了毛泽东的神话，他认为坚持中间路线才是合理的政策，但事实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只完成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18)。加列诺维奇认为，“周恩来从来都不是我们国家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敌视我们……”(19)当然，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有点言过其词，但在俄罗斯它仍然是存在的。
虽然不像加列诺维奇那样严苛，俄罗斯外交官季诺维也夫也有一些对周恩来活动的负面评价。例如，按照他的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对美苏关系的缓和表示不满，并指责西方国家“他们都推动苏联面向东方”，同时敌视中国(20)。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乌索夫著的六卷本的《中国思想文化百科全书》中有关周恩来的条目对其进行了平和客观的评价。在“文革”时期周恩来的功绩突出表现在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科技人员的保护上。在国际舞台上他取得了显著成就，他个人贡献在于为制定和推动中国“四个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努力(21)。我相信在1949年至1976年复杂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周恩来多方位的、高频率的活动值得俄罗斯汉学家进行深入、客观的研究和阐述。我也相信在这方面感兴趣的研究者迟早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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