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基础与研究纲领的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纲领论文,基础论文,背景下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7）02—0067—07
一 引言
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30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以下简称IPE）已发展为国际关系学乃至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其早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学术团体的研究实践：一个是由《国际组织》期刊引领的美国IPE学者群，另一个则是由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发起的英国IPE研究组。① 这两个学派在IPE研究上具有不同的学理导向和学术目标。美国学派在理论框架与分析基础上与国际关系学一脉相承，并作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经验领域见证与承载了该学科近年来的重要学理论战，成为主流IPE学派。以斯特兰奇为代表的英国IPE研究则坚持非主流“批判学派”的立场，试图以IPE框架整合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研究领域。这种分析基础和研究纲领上的差异，② 给二者在实质学术层面上的交流造成了障碍。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IPE研究领域一直为两个不同的、互不交流的学术团体所主导。③
事实上，因循不同学术导向的探索也使这两派IPE研究具有各自的长处和弱点。美国学派凭借其对国际关系领域核心议题的关注以及积极参与，成功地将IPE研究确立为与国际安全并列的国际关系学分支领域。然而，体系层面的IPE研究重点在于支持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有关国际合作的学理论战，而缺乏独立的研究纲领。另一方面，斯特兰奇对全球化市场权力结构的关注及阐述，展示了IPE在分析框架和研究课题上可能具有的学科特殊性。不过，鉴于其模式偏重于以经济逻辑解释政治现实，同时又以反对美国的学术霸权为己任，斯特兰奇疏于建构与政治学基础相通的分析框架，其结论往往游走于实证判断和规范性主张之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发展，IPE主流学派需要拓展其分析基础，以便更好地解决斯特兰奇首先提出的关键研究课题。
本文将回顾由《国际组织》期刊引领的美国主流IPE学派在体系层面的探讨和论战以及英国IPE研究的创始人斯特兰奇的学术视角和理念，④ 总结和评估它们各自的分析基础及其对研究纲领的影响，拓展主流学派的分析基础，更好地实施斯特兰奇所提出的关键研究纲领的主要途径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论述IPE学科发展中分析基础与研究纲领的对话给予中国IPE研究的几点启示。
二 美国学派在体系层面的探究：国际关系理论论战中的IPE研究
就分析基础而言，“美国学派”的IPE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整体框架完全契合，其研究议题本身就是国际关系学理论探索与争鸣的载体。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关注安全议题。随着冷战体系下美苏对峙局面的形成以及二战后各类国际组织的涌现，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持久性成了国际关系学者着重探讨的问题，而国际经济关系便成为主要的经验领域和解释对象。在这一分析导向下，IPE研究着重于寻求“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解释”。IPE领域的早期理论“霸权稳定论”便是以“权力分配”作为关键变量，解释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与维系。该理论的先驱之一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然而他却将“霸权”视为维持开放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必要条件。⑤ 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作为“霸权稳定论”的主要倡导者，则将研究的重心从如何维持自由经济体系的规范性分析转移到对国际经济秩序之政治基础的实证解释上，由此将该理论完全纳入了国际关系学现实主义观点的分析框架。⑥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霸权稳定论”和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新现实主义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对二战后流行的有关跨国关系和相互依存学说的理论回应。⑦ 二者都将国家视做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力量作为解释国际结果的主要变量。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采用假设—演绎的方法，将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结构模型移植到国际结构的分析中，抽去了单位层面主体的个性特征以及国际体系演进的具体历史背景，将国际政治的实质简化为体系层面物质权力由平衡到失衡再到平衡的周而往复的过程。⑧ “霸权稳定论”则承袭了经济历史学的传统，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这一点决定了“霸权稳定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更贴近现实政治的发展和演变。这也决定了20世纪80年代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虽然是国际关系理论层面的论辩，却源起于并依附于“霸权稳定论”所提出的经验议题，即美国霸权衰落条件下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随着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美国贸易收支情况的恶化，相对于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欧洲和日本，美国的力量呈现出颓势。从“霸权稳定论”的逻辑出发，吉尔平认为美国霸权的衰落会导致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程度降低。而正是在这个经验课题上，自由主义学者引入“国际制度”这个新的变量解释国际合作的因果机制，从而得出了与“霸权稳定论”相异的前瞻性结论。这一波来自自由主义的攻势，也就是所谓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挑战，将维持开放经济体系方面的障碍与困难归因于国家间合作的高昂交易成本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国际制度则可以起到降低交易成本和提供信息的作用，从而使国家克服囚徒困境达成国际合作。⑨ 据此，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认为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国家间仍有可能相互合作、维持开放的经济体系，这是因为国际制度可以帮助国家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以达成合作。保持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成了制度约束和管理下国家的最优选择而不是霸权国家提供的公共品。
至此，多年来由松散学说组成的自由主义传统终于拥有了一套可以与现实主义匹敌的因果分析机制，而其后两学派的交锋越来越趋向于学理层面的探讨，表现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国际合作问题上的大论战。双方的分析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即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将国家作为基本的行为主体，在国际体系的层面上考虑关键自变量（权力分配或制度）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新自由主义认为在国际制度的约束下，国家间合作可以通过“重复的囚徒困境”改变均衡支付⑩ 而得以实现。新现实主义则指出国家追求“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由此试图瓦解“重复的囚徒困境”的逻辑基础。(11)
基于对“相对收益”的关注，新现实主义者对于国际合作权力基础的论述与“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完全相容，即认为国家在评估其相对实力消长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提供“公共品”，以维系国际经济秩序的开放性。然而，论战的重心已经由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经验层面移至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层面。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IPE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促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学理转向，推进了国际关系学的两大学派——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寻求共同的分析基础和研究议题。在《国际组织》期刊创办50周年纪念文章中，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在谈及IPE研究的发展脉络时，也对此有过详细表述。(12)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对于IPE研究来说，《国际组织》主导的美国学派仅仅将精力集中在抽象的概念方法上，而缺乏可操作的研究纲领，并对经验层面的关键问题，如全球化以及国际金融、贫困、国家主权、性别等问题在国际政治经济层面的议题缺乏兴趣。(13)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学派的上述缺憾是由其主导性分析方法上的局限所造成的。首先，无论是“霸权稳定论”对国际经济体系开放性的分析，还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论辩，都有意识地将国家视为核心的行为主体，对其决策过程及政策自主性等单位层面的因素不做探究，而是基于“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假定，着重于体系层面的分析。这一分析方式将“市场”视做国家行为与国家间互动的结果，而其本身不具备主体的特性。在这一前提下，国际政治经济分析与国际安全分析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经验领域，研究的重点在于打通安全议题的“高政治”和经济议题的“低政治”之间的界限，用共同的语言分析国际体系中国家在不同领域的冲突与合作，而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存在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交织互动的特殊性则被忽略或者弱化。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仅使自由主义传统下一些有关非国家主体参与的国际进程的早期研究成果被忽视和边缘化，(14) 也使得主流学派对国际经济结构可能发生的范式性转变（如经济的全球化）缺乏充分的准备和敏感度。
三 斯特兰奇的关键研究纲领：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IPE英国学派的倡导者斯特兰奇则将IPE视做超出传统国际关系学分析范畴的交叉学科。在斯特兰奇看来，IPE不是一个经验研究领域，而是重建政治学解释基础的一整套分析框架和语言。斯特兰奇对国际关系的解释也可称做“结构性”解释，但是在她的理论构想中，这一结构不是由国家主体组成的“国际”结构，而是以全球市场对世界政治经济进行“格式化”后呈现出的宏观权力结构，包括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及知识结构四个方面。国家以及其他非国家主体的行为及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这四重权力结构的特征。(15) 对于现实政治的发展，斯特兰奇的基本观点是在这四重权力结构中，国家的主导力量正不断让位于全球化的市场力量。而这一趋势背后的动因是技术的发展，它使市场力量的全球化成为可能。(16) 随着“国家”在市场力量面前的“退却”，国际政治的实质也发生着变化，这就要求学者以新的分析范式代替传统上以国家为中心、将政治与经济相区隔的理论框架。
斯特兰奇开创性的研究对IPE学科的贡献毋庸置疑。她在20世纪70年代就准确观察到了与以往的“国际化进程”相区别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到了90年代，全球化成为国际关系主流学派不得不面对和讨论的议题。(17) 而斯特兰奇所关注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已成为IPE经验研究的主要课题。
然而，斯特兰奇的理论体系在IPE主流学派的学理探讨中却很少作为实质性的论辩对象被分析或引用。即使在献给斯特兰奇的《国际组织》五十年特刊中，对斯特兰奇的观点也只是略有涉及。国际关系学者在探讨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时，常常把斯特兰奇的“国家的退却”作为自己的理论解释的替代性假设，却很少有在实质性层面上对其观点进行剖析或反驳。IPE的两个学派仍基本处于相互隔绝状态。
事实上，这种状况的形成与斯特兰奇乃至英国学派的理论体系本身存在的弱点不无关系。首先，斯特兰奇虽然着意以全球市场的权力结构学说代替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分析，但是却未指出将国家主体纳入她的权力结构分析框架所需的明确路径。例如，在她的宏观框架下，国家与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一样，是为全球市场结构所影响甚至摆布的。权力来源于社会结构，而不再是国家的属性。然而斯特兰奇早期关于美国霸权的论述，却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全球金融权力结构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并未丧失霸权。(18) 在有意识地反驳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观点的过程中，斯特兰奇却无意识地走上了现实主义将权力作为国家属性的老路，未能指出国家如何将全球市场衍生的权力框定在其边界之内。
有学者认为，斯特兰奇在论述中的某些明显的漏洞源于她对脱离政治现实、脱离普通民众的学术语言与学术争论的厌恶。(19) 而实际上，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她对IPE研究的定位。正如图兹（Roger Tooze）所指出的那样，斯特兰奇将英国学派的IPE研究方法定位为主流学派之外的批判性方法，为此，她一方面对国际关系／世界政治的本体论提出挑战，力图以基于社会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替代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学说。另一方面，斯特兰奇重视具体的经验议题和历史环境，反对以主流学派的“简化主义”方式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 而这两个目标在研究实践上往往相互抵触或削弱，导致了其学说在逻辑论述和分析基础上不够完备与统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特兰奇所倡导的IPE研究范式对IPE学科的贡献不在于它是否能以可操作的方式重塑经济与政治研究，而在于它以独特的宏观视角，发现并前瞻性地指出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和纲领，即全球化趋势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对这一课题的探究不仅要求IPE主流学派拓展其分析基础，也有助于IPE研究树立和加强自己作为独立学科的学术特征。
四 非体系层面及理性主义框架外的进展：评估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多重机制
如果我们仅把视线放在IPE主流学派的体系层面分析上，那么它和以斯特兰奇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在研究纲领和分析方式上的确都只能各踞一隅，缺乏交流的基础。但事实上，这两个学派的学术纲领并非不可融合或缺乏交集。事实上，美国学派一些相关学术探讨已经从不同路径探究了斯特兰奇所提出的经验课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体系层面理论论战下的狭窄视野进行了拓展。这一过程也促进了IPE与其他政治学分支领域（如比较政治和比较政治经济）研究在分析基础上的融合以及IPE作为政治学下属研究领域的学科独特性。
斯特兰奇用世界市场的权力结构解释世界政治，其出发点是试图以政治经济分析框架整合经济和政治研究领域。而在实际解释过程中，由于她将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和结论作为因果判断的坐标和基准，她所提供的实际上是“政治关系的经济解释”。具体到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一解释逻辑反映为全球化的市场力量对国家行为单向的影响和决定作用。同时，市场在这一分析框架中的地位显得模糊不清。一方面，斯特兰奇曾提及要将市场看做行为主体，以强调国家与市场的互动；(21) 另一方面，在其类似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的整体性框架中，市场又只能被看做是宏观结构。那么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在经验层面上应该如何观察？是否只有斯特兰奇所指出的一种取向和逻辑？
美国学派体系层面的论战无法有效地切入这个议题，而源于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内政治分析则可以作为体系层面分析的有效补充，供研究者观察并评估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具体而言，与国内政治经济分析相关的理论范式主要有国家主义、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内政治经济分析、社会联盟解释及制度主义等。(22) 这些范式各自包含了不同理论框架对政治经济现象的实质性解读，在分析基础上却有重合之处。仅就分析基础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从比较政治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引入的分析方法主要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23) 在适用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时，这些分析便可以与体系层面的分析相互补充，其解释对象也不再限于比较研究下的制度选择或国内进程，而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逻辑或者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或社会主体的选择与定位。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国内进程分析将国内制度看做是国内个体行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需遵循的外部规则。在这一分析方法下，国家本身便是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体。国家政策决策最终反映的是某些个体或个体联盟的利益。在IPE研究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引入了国内行为主体与国际市场联系这种分析机制。这样，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便不仅仅是国内进程的结果，而往往反映了跨国力量的取向。同时，政策结果通过增加或减少国家对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又进一步影响了国内主体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和方式。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戴维·雷克（David Lake）以及杰弗里·弗雷登（Jeffrey Frieden）等人的研究就从经验和理论模型方面探讨了这种互动效应。(24) 实际上，这种基于微观个体的利益和制度分析是与斯特兰奇基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分析十分不同的，却又在利益和制度的社会基础这一点上有相容和共通之处。斯特兰奇所强调的市场的结构性力量在理性选择框架下投射在国内和跨国市场主体身上并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同时，由于国家决策机制仍然在国内行为主体与国际市场间起到中转作用，在这一分析模式下，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便有双向渗透和影响的可能，而不一定像斯特兰奇预测的那样一味地由国家让位于市场。
国内政治的另一种分析方法是历史制度主义。在这一分析模式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所谓“国内结构”）是观察和分析的重点。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不同，历史制度主义下的制度不仅仅是游戏的外部规则，而且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国家不再是个体利益追求者的集合，而是具有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的制度实体。国家的政策选择不是脱离国内结构特征和具体历史环境下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制度反映，而是由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强弱对比以及国家与社会的联系方式决定的。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早已被众多学者运用到比较政治经济的研究中，而这些比较政治经济领域的经验研究大多涉及国家内部决策和国际经济体系之间的互动。可以说，它们本身就是打破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区隔后的政治经济分析的范例。例如，卡赞斯坦在其早期研究中，通过对国内结构特征的差异分析，解释不同国家在相同市场条件下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25) 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则反过来观察国际经济体系对国内结构和国内政策偏好的作用。(26) 另外，在比较发展研究的传统中，学者也偏向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式解释国家发展模式的历史逻辑。(27) 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选择何种发展模式已经超出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因为其决策本身就嵌入了国家相对于世界市场的定位，这也意味着在国家发展模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上，历史制度主义仍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与斯特兰奇的研究理念相同的是，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结构的形成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研究，而不是追求“简化主义”的通用理论。同时，这一分析方法以国家的国内结构为取景框，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进行观察。这就意味着，在不同国内结构的框架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及其演化趋势便有可能表现出斯特兰奇所忽视的差异性。
除了国内政治分析以外，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方式也为IPE主流学派探究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路径。在国际关系领域，建构主义的兴起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冷战的终结和国际体系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作为一种与理性主义相对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建构主义强调规范与观念对利益的决定和定义作用以及制度对身份认同的内生作用，并将规范与观念以及身份认同的建构作为解释结构变化和体系变迁的重要变量。这一分析路径不仅可以用于解释国际安全体系以及国际合作模式的变化来源，也为探究全球化条件下经济、文化或思想规范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作用提供了潜在的分析机制。(28) 建构主义的分析除了有可能为国家面对市场反应上的差异性提供逻辑解释外，还有可能为相同的主体行为提供异于理性主义逻辑的替代性解释。在这方面，有关“经济民族主义”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中的作用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比较数个独联体国家的政治经济行为的经验项目中，拉维·阿普杜拉（Rawi Abdelal）指出，经济民族主义是造成它们在面对同样市场条件时反应不一的关键变量。(29) 而在另几组经验项目中，德雷克·霍尔（Derek Hall）、克劳斯·穆勒（Klaus Muller）以及埃里克·赫雷纳（Eric Helleiner）等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分别以亚洲和欧美的经验案例阐释了国家的经济自由化行为与经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的可能性。(30) 阿普杜拉对相同外部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差异性的观察与前述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某些研究项目观察结果相同，却脱离了理性主义的分析框架，从规范、观念和认同角度寻求表象下的因果解释。同样，霍尔等人以规范和观念变量对国家的经济自由化行为提出了与自由主义迥然相异的逻辑解释。总之，建构主义的分析方式有助于以规范和观念性变量对国家在市场面前的“退却”现象进行辨析或重新定义。
五 结语与启示
在IPE研究从产生到发展的几十年间，大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作为国际关系分支学科的IPE研究，采用主流学派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基础，有助于IPE学者保持与国际关系学科下其他经验领域对话和交流的畅通性，同时也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拓宽经验基础。然而，IPE领域处于经济与政治关系交叉点这一事实决定了相对于国际安全等经验领域来说，IPE研究在分析框架和研究课题上必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视角提示我们，经济和市场因素不仅仅是国家行为的产物和结果，而且有可能作为行为主体或整体结构对国家行为施加影响。这就要求IPE学者从多种层次、运用多种分析语言，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实质和互动模式进行探究。而这种努力也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与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进一步融合以及IPE作为一个学科内容的丰富和疆界的拓展。
IPE研究发展历程中所呈现出的分析基础和研究纲领之间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为中国的IPE研究提供启示。首先是IPE研究的定位问题，或者说IPE的学科定义问题。从前述IPE研究的学术源头及发展方向可以看出，IPE研究不是将政治与经济因素在国际层面简单叠加所得出的“交叉效应”研究，也不是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研究”，即以经济方法解读政治现象。IPE的主流学派，无论是早期的体系层面分析，还是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课题下引入的单位层面分析，都有着与政治学相同的分析基础和关注对象。而本文着重讨论英国学派的代表斯特兰奇关于IPE的探讨，虽然注重以经济变量解释政治现象，却因其宏观历史视角超越了经济学的一般假定范畴，触及和挖掘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关键命题。IPE学者对这一命题的多角度探究也使IPE研究不再仅仅是国际关系学的经验领域，而成为具有独立研究纲领的分支学科。事实上，无论是在体系层面探讨“国际合作”，还是从多层次探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IPE学者都借用了经济学的一些分析语言和分析工具。(31) 但是其研究重点在于探究经济现象的政治逻辑以及变换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政治主体的功能或地位，而不是把经济学的模型和结论作为规范性前提来过滤政治现象。明确IPE研究作为政治学／国际关系分支学科的分析基础和研究重点，并不是为了限制IPE研究借鉴和使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而是为IPE学者在实证研究中确立清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基础的坐标，以便他们能够正确找到相关的已知文献，在比照已有替代性解释的基础上得出直指学科核心议题的假设或主张。这对于促成中国IPE学术共同体的进一步形成和壮大以及促进这一学术共同体在理论和经验层面的国际对话与交流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在IPE研究发展历程中分析基础与研究纲领的对话，提示中国IPE学者应以研究议题为导向和基准，使用恰当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层次，而不是追求固定分析模式的应用。IPE研究的发展轨迹显示，IPE作为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的分支学科，其学术独立性是以关键研究纲领为支柱的。无论是分析层次（如体系层次分析、单位层次分析）还是分析语言（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或建构主义），(32) 都需契合研究纲领的要求。如前所述，IPE主流研究集中于体系层面的分析使国际关系学不同学派之间的学理讨论更加严密紧凑、短兵相接，但却限制了IPE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研究视野及学术独立性。而探究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及互动则要求IPE学者从比较政治学等学科引入相应的分析方式。事实上，不同分析方法的解释能力和应用空间都是框定在一定的前提假设下的，也是与研究议题的本质相关的。例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适宜分析宏观结构不变情况下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及其制度效应，而历史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有可能分别从历史演进及规范与认同重塑的角度，解释制度的来源和结构的变化。IPE学者所应做的，不是在技术层面成为某种分析方法的拥趸，而是需要在确定研究议题及关键解释对象的基础上，选用适宜的分析方法，以便最有效地解决研究课题。
中国的IPE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却在过去几年间较及时和全面地对西方主流学派的最新观点做了引入和介绍。(33) 置身于国内改革与转型进程和全球经济大潮交互作用下的中国IPE学者，无论在已知分析框架与工具方面还是在经验资源方面，都拥有较高层次的初始平台。在此基础上，如果中国的IPE研究者能够在紧扣IPE学科核心研究议题的前提下恰当而融会贯通地运用各个层次下的分析方法，同时保持对现实政治发展的敏感度以及研究思维上的创新意识，那么中国的IPE研究就有可能为IPE学科建设做出经验和理论层面的贡献。
注释：
① 关于《国际组织》对IPE研究的核心推动作用，见Peter Katzenstein,Robert Keohane and Stephen Krasn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645—685；关于斯特兰奇发起的英国IPE研究组（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roup），见Craig N.Murphy and Douglas R.Nels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No.3,October 2001,p.393。
② 这里将研究纲领广义地定义为针对特定研究课题提出的研究对策，可以包括不同的假设、分析路径以及相关论辩。
③ Craig N.Murphy and Douglas R.Nels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p.393.
④ 除斯特兰奇外，属于英国学派的还有考克斯（R.W.Cox）、塞尔尼（P.G.Cerny）和安德西尔（G.R.D.Underhill）等很多学者。鉴于斯特兰奇在IPE学科创建方面的独特及突出的贡献（见Roger Tooze,“Susan Strange,Academ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New Political Economy,Vol.5,No.2,July 2000,p.280），本文关注的仅仅是斯特兰奇的学术理念对她所倡导的学科导向的影响，而不对英国学派进行综合性回顾。
⑤ Charles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London:Allen Lane,1973.
⑥ 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Invest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75; 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⑦ 有关跨国关系（transnational relations）和相互依存的研究，见Richard Cooper,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New York:McGraw Hill,1968; Raymond Vernon,Sovereignty at Bay,New York:Basic Books,1971;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⑧ Kenneth Waltz,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Addison-Wesley,1979.
⑨ Robert Keohane,“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25—356; 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⑩ 即equilibrium payoff，又译做均衡收益。
(11) 有关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论战及其相关概念，见Joseph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ic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85—507;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Robert Powell,“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David 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Robert Axelrod,“The Emergence of Cooperation among Egoist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5,1981,pp.306—318。
(12) Peter Katzenstein,Robert Keohane and Stephen Krasn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pp.645—685.
(13) Craig N.Murphy and Douglas R.Nels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p.393.
(14) 如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关于区域一体化理论的研究。
(15) Susan Strange,States and Markets,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88.
(16) Susan Strange,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Susan Strange,Mad Money:When Markets Outgrow Government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
(17) 例如，吉尔平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出版）基础上修订出版的更新版教科书（2001年出版）中，明确承认了作为世界经济现象的全球化趋势，并且将书名改为《全球政治经济：解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凸显了“全球政治经济”相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在现象和概念层面的差异。
(18) Susan Strange,States and Markets,1988.
(19) Roger Tooze,“Susan Strange:Academ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285.
(20) Roger Tooze,“Susan Strange:Academ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280—320.
(21) Susan Strange,“What Theory? The Theory in Mad Money,”CSGR Working Paper,No.18,December 1998.
(22) 朱天飙：《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155页。
(23) 关于各种国内政治经济解释在分析脉络上如何归结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见Peter Katzenstein,Robert Keohane and Stephen Krasn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663—670。
(24) Helen Milner,Interests,Institutions,and Information: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David Lake,“Anarchy,Hierarchy,and th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1,1996,pp.1—33; Jeffrey Frieden,“Invested Interest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4,1991,pp.425—451; Jeffrey Frieden,Debt,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25) Peter Katzenstein,ed.,Between Power and Plenty,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78.
(26) 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p.881—912.
(27) 例如，亚历山大·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关于“后发国家”发展模式的研究以及众多学者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研究。
(28) 有些学者用社会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范式来概括建构主义分析方式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见Thomas A.Koelble,“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Comparative Polilitcs,Vol.27,No.2,1995,pp.231—243; Peter Hall and Rosemary 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Political Studies,1996,pp.936—957。
(29) Rawi Abdelal,National Purpose in the World Economy:Post-So-viet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1.
(30) Eric Helleiner and Andreas Pickel,eds.,Economic Nationalism in a Globalizing World,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31) 例如，体系层面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单位层面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都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32) 建构主义往往被视为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流派之一。但实际上，建构主义不像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那样，有其对国际关系结果的定向解释和预测，而是更类似一种与“理性主义”相对的分析语言。见吉宓：《IPE三十年：学理交锋中的学科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112页。
(33) 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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