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党群关系的发展及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群关系论文,六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个基本判断”
关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党群关系发展的具体背景，笔者有四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为“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后三十年为“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第二个判断，在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虽然夺取了国家政权，但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执掌权力的方式都没有脱离“革命党”的思维，所以尽管拥有执政党的身份，但却仍然是“革命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后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即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了自1949年拥有执政党身份以来第一次真正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政党转型阶段。
第三个判断，改革开放是从政党转型开始的，政党转型推动了社会转型。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而新阶段又对执政党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群关系实践在政党转型与社会转型的互动背景下不断发展。
第四个判断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群关系问题主要表现为各种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若处理不及时或不当则可能变成政治问题。基于这个判断，思考党群关系问题除了借助于政治学的分析工具外，也必须借助于社会学的分析工具。
“五个基本特征”
从政党转型的角度看，六十年党群关系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即革命党思维的时期和执政党思维的时期，分别对应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党群关系各有特点。
革命党强调阶级基础，执政党既要求巩固阶级基础，也要求扩大群众基础。改革开放前，由于以阶级为标准进行社会分层，革命群众主要有工人、农民、解放军等，不包括城乡之间的“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身份，他们属于被专政的对象，党群关系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相对单一。改革开放后，随着利益的分化以及在利益异质化基础上开始形成阶层分化，有学者提出我国目前有10个阶层，也有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社会群体划分为12个阶层。随着利益分化、阶层分化，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也进入了“多元化”时期。所以，如果说革命党强调阶级基础，执政党时期既要求巩固阶级基础，也要扩大群众基础。
革命党的组织具有扁平化特征，便于深入群众；执政党的组织具有科层化特点，容易脱离群众。作为革命党，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更看重平等的革命价值以及从现实斗争环境中获得的生存经验，所以党的组织更加扁平化，使其反应灵活、决策迅速、容易生存于群众之中。一个受革命党思维影响的党，即使在其执政以后，仍将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打破”事实上的科层化，遏止官僚主义，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而在确立执政党思维以后，制度建设将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其中科层化是制度建设的主要方向。在科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官僚主义，而这是隔离党群关系的重要原因。
革命党强调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化、理想化；执政党具有意识形态的理性化、现实化倾向。意识形态的理想化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精神，而革命浪漫主义的直接后果就是强烈的意识形态理想化色彩。意识形态的理性化主要表现意识形态服从于对经济生活的解释，强调建立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所以，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确立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
革命党强调“斗争”哲学；而执政党则强调“和谐”哲学。“斗争”的哲学是革命党的生存哲学，所以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扩大和提高斗争”的思维惯性依旧延续，甚至发展到提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斗则进，不斗则退”，反复批评“无冲突论”、“消极平衡论”、“三和一少论”等。就这样，一步一步把中国推向“横扫一切”、“天下大乱”、“大乱求大治”的“文化大革命”。而作为执政党，必须回归和谐的社会主义本质，建立党群和谐、干群和谐、群众与群众和谐的党群关系新目标。正如胡锦涛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的：“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革命党时期尤其强调党的纪律，党的纪律可以高于法律；在执政党时期，党纪必须服从于国法。革命党生存斗争的经历使其更容易强调权威与纪律，一个纪律严密的党才会有战斗力，一个纪律严密的党也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转向执政党以后，随着党的十五大“依法治国”目标的提出，要求我们既要强调党的纪律，也要使党的纪律服从于国家法律。
“几条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们党在党群关系实践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也形成众多好经验，我认为以下几条经验尤其值得总结。
第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善于团结关键群体一直是我们战胜困难，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成功的法宝。在革命战争年代，善于团结关键群体一直是我们做群众工作的重要方法。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积极支持和引导流动人群(如盐农、城市流浪工人、乡村会党人员)，团结广大底层群众，这是我们在革命时期战无不胜的力量之源。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体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也是我们党经常依靠的对象。当前，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努力寻找关键社会群体依然是我们巩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的基本做法。
第二，党的群众工作不仅包括党和群众的互动，也包括群众与群众之间的互动。从党的历史看，我们之所以能始终获得人民群众支持，一个重要的经验在于我们植根于群众之中，在群众之中获取力量。在群众中开展工作，既发动群众支持党的工作，也发动群众彼此团结、互助、互爱、互信，善于发挥社会力量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第三，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的追求，提高并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六十年的正、反经验还表明，一个执政党能否有效地推动经济迅速发展，使人民群众摆脱贫穷、落后的生产生活面貌是这个党能否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根本动力。十年“文革”，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群众意见很大。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以上，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是人民群众始终支持党的坚实基础。
第四，善于做“情绪疏导”或“情绪管理”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有两样东西在我国增长最快，一是经济增长，二是人们的欲望增长。一般说来经济增长会慢于人们欲望的增长。于是，一旦人民群众欲望受挫，就会产生大量的民众情绪问题。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做人民群众的“情绪疏导”或“情绪管理”的工作。而这恰恰是我们党多年群众工作探索出来的好经验：一是我们党有从事“情绪疏导”的优良传统，比如，计划经济时代各单位政工干部的主要职责是抓本单位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就是抓“情绪疏导”的工作；二是在任何时候，当我们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要培养人们正确的劳动观，遏止人们不正当、不合时宜的欲望。
第五，遏止官僚主义，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六十年来，我国党始终在寻求一条遏止官僚主义、拉近党群关系的道路。比如改革开放前，通过群众运动遏止官僚主义，拉近党群距离。改革开放后，我们在走向理性的科层制的同时也在寻找“超越科层制”的新办法，如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基层调研、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县乡两级干部进村进社区、领导干部“大接访”、干部与群众“一对一帮扶”和“结对子”、建立党内关爱与帮扶机制等等。
第六，严格的纪律是党吸引人民群众支持的根本原因。一个党是否能严于律己是这个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根本原因。世界许多大党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作风涣散、腐败成风、官僚陋习盛行、官僚主义蔓延。我们党执政六十年的经验表明，通过严格的纪律树立良好的党风始终是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不竭动源。
第七，通过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改善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的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群关系也是这样，只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党群关系才会得到根本改善。
“主要挑战”
党群关系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党自身的转型，二是社会转型，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
在政党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党的组织的科层化发展，腐败与少数干部的不良作风是对党群关系的挑战。
在社会转型方面，国内一些社会学家判断，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一个新的中国社会，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社会的资源配置从扩散型走向积聚型；二是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社会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仍处于生活必需品时代，而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开始步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三是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融于全球化的进程。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对党群关系形成了若干挑战。
第一，当前的社会阶层分化提出了执政党如何代表这些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的问题。
第二，三大特征导致了社会贫富悬殊的加剧，出现了贫富对立、社会断裂等现象，执政党如何代表并综合这些彼此对立的利益诉求？
第三，当前社会流动中出现了两种新趋势：一是中国公民的流动超越国界，代表海外公民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也被纳入了党群关系的视野；二是国内开始出现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新趋势将给执政党认同带来新的风险。
第四，在全球化、国际化背景下有遭受境外势力“意识形态攻击”的威胁。因而如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高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一个新的挑战。
第五，信息化对党群关系的挑战。在信息化背景下，人民群众受参与成本降低的影响而政治参与热情大增，出现了信息化背景下独特的政治现象，被称为“数字国家”现象。在这个背景下，执政党如何回应并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一个新课题。
第六，民间组织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党群关系的结构。改革开放前，党通过人民团体分别联系一部分群众。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组织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2002年的统计，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已经达到1712个，全国社团总数大约在13万个上下，另外还有民办非企业单位11万个左右。在联系群众的功能上，执政党与民间组织具有相同的目标。民间组织既属于“群众”的一部分，也分别联系着一些“群众”，所以如何处理好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是党群关系的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