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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国家教委对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进行调整，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两个独立的学科合并，组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个新的二级学科。这次调整在学科内部引发讨论，一些深层次矛盾也由此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基本矛盾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共同构成新学科不可或缺的两翼，但实际上学者们对世界文学的性质和学科地位认识严重不足。其直接后果，是世界文学不能在新学科的理论体系中发挥充分作用，在学术和高等教育的组织建构中，它的功能也在弱化，长此以往，这种局面势将威胁新学科的整体发展。在此，我谨从世界文学本位出发，对上述问题作一些深入分析，并尝试提供解决的办法。
一、作为比较文学基础的世界文学
一般比较文学理论著作都会涉及世界文学这个重要的概念。考察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世界文学从两条途径进入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第一条途径，是把歌德所指的世界文学看成是比较文学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注：参见《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朱光潜全集》，第1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364。）。比较学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向我们走来，而比较文学的使命就是推动和呈现这个壮丽的文学美景的到来。第二条途径是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角度，韦勒克有关世界文学“三层次”说是这种意见的理论依据。韦勒克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韦勒克沃伦43），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韦勒克沃伦43）。从韦勒克的理解和论述看，这里的“文学”是一个复数，一个集合名词，指世界范围内所有的文学。“国际的角度”指把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
由此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理想规划，一个侧重实际描述；一个立足于比较文学的功能，一个划定了比较文学的对象、范围和角度。由此看来，在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中，世界文学是一个核心概念，是比较文学理论的基石。
然而，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上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的重要性却很少受到重视。它只是作为“重要的术语”而存在，却没有在理论构建中真正发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以陈惇、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为例，这部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著作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36)。二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在对比较文学本质的认识的具体表述尽管各有不同，但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系”的研究，这一点没有格局上的变化。有些学者在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时，通常也会借用韦勒克等西方学者所用“世界眼光”、“国际角度”等字眼，但立足点仍是文学的跨民族、跨国别、跨文化存在，仍是有上述限定的文学之间的关系，其实与韦勒克等学者对比较文学本质的理解有很大出入。一些教材回避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个问题直接表态，而通常会引用法国学者梵·第根、基亚、和美国学者雷马克在“文学关系”的范畴内解释比较文学的意见，借此曲折地反映自己的态度。他们奉这些西方学者的意见为圭臬，殊不知自己在以偏概全。还有一种情况比上述给比较文学直接或间接下定义的做法来得隐蔽，却更能说明问题，这就是中国学者在著述中所设论题和举例向“文学关系”，甚至“中外文学关系”的严重倾斜。一些在西方主要被用来从事世界文学研究且行之有效的“主题学”、“文类学”、“文学思潮与运动”等角度和类型，在中国，或逐渐淡出比较文学理论体系，或用“文学关系”及“中外文学关系”的经验和实例进行求证；另一些从事文学关系研究的角度和类型如“形象学”、“译介学”、“比较诗学”等后来居上，越来越受到重视。
世界文学和文学关系，虽然同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角度，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世界文学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着眼于世界范围内文学的自主生成和内在统一性，“文学关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它注重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学的多样性、外援性和相互依赖性；在世界文学研究中，对文学共同规律的探讨建立在像文类、思潮流派、母题等文学内部因素的整合与统一上，或以特定时间和空间为基础构建文学的独立单元，描述文学的独立发展，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世界文学的角度凸显了文学自身的纯粹性和尊严，文学关系的角度则按国籍、族属、文化身份来分配文学成就的份额。因此，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需要世界文学，即“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在研究中有意识地把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作为一个整体”（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和实质”28），我们也需要文学关系，以使不同民族、国家间文学的双边、多边交往有所依凭，为文学的多样性保留一块天地。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比较文学都是不完整的。
从比较文学的功能看，世界文学与文学关系一起承担着弘扬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使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对矛盾，而这一对矛盾却共同构成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和引擎。众所周知，比较文学诞生在19世纪初欧洲弱小、后进民族追求独立和解放的浪漫主义时代，它一开始就成为确立民族身份的文化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学者巴斯奈特对此十分形象地指出：在那个时代，“比较的方法是被用来评价文化之间的高低优劣的”(20)。比较学者借此寻找自己民族的文化根源，确立自我民族的文学经典和传统。早期法国学者借助于影响研究，把民族主义发扬到了极致，其情形如韦勒克所讽刺的，出现了“计算文化财富的多寡，在精神领域计算借贷的弊端”（“比较文学的名称和实质”40）。作为对早期法国学者强调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的反动，韦勒克祭出了世界文学这面大旗。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的结尾十分动情地展望了文学的世界主义时代：文学“不再是各民族之间赊与欠的帐目清算，甚至也不再是相互影响关系网的清理。文学研究像艺术本身一样，成为一种想象的活动，从而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保存者和创造者”(61)。
在中国比较文学界，文学关系，尤其是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促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途径，它为民族主义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轻视世界文学而重视文学关系，反映了中国作为后进国家在文学领域展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强烈愿望。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趋同性日益增强，中国比较学者视野的逐渐“国际化”并培养起由衷的自信心，对文学关系的研究，将越来越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甚至会成为制造文学纷争的根源。届时，世界文学将以其宏大视域、整体意识和相对的客观性，承担起比较文学的国际主义责任。
二、世界文学学科的独立存在及其历史
在中国的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在与比较文学合并前，曾经是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当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具体落实为学术和高等教育的组织建构时，它的涵盖范围只限于外国文学，应该包含的本土文学存而不论，只作为背景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与此学科对应的教研单位是外国文学教研室，由它承担本科生的骨干课程“外国文学史”和相关选修课的教学，以及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文系的世界文学学科与外语系的国别文学学科相比，它的特点是采用中文教学，在研究方面重视外国文学的整体性，当然它并不排斥国别文学研究。
世界文学学科在中文系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追溯到1917年。这一年初，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讲欧洲文学史课程。1919年，北京大学废科设系，周作人在国文系继续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此外，三、四十年代周作人在国文系还开设过“日本文学及其背景”的课程，梁实秋开设过“英国文学史”课程。周作人用中文在国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是世界文学学科的发端。开设这门课程的直接后果，是作为教材的《欧洲文学史》于1918年的出版。这是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世界文学史类著述，无论在体例、观念等方面都有开创之功。周作人在书中持历史循环论，强调“二希”作为欧洲文学史源头的原创和规范作用。周作人《欧洲文学史》的写作范式影响了他后来更重要的文学史著述《新文学的源流》的写作。以欧洲文学史课程为中心的教学与著述活动，是周作人参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主要方式。除《欧洲文学史》外，他五四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文章，如“人的文学”、“文学史上的俄国与中国”、“圣书与中国文学”等，都与这一课程有关。
国文系有世界文学类课程，北京大学是开风气者。其后若干年，全国多所大学先后开设了同类课程，如燕京大学、安徽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等。其中最突出者是清华大学。自1930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以后，对世界文学的重视形成了这所学校的传统。按朱自清的设计，中文系的必修课程应该分为两大类：“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什么是“基本科目”呢？朱自清解释说：“是指工具科目与国学基础而言”，如中国文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所谓“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是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朱自清从“比较”的高度理解世界文学类课程在中文系的意义，他说：“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注：参见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此文作于1936年，转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296。）更值得重视的是，朱自清不把“比较”只看成是一门课程内部采用的对二国或多国文学进行研究的方法，他认为世界文学类课程在中文系独立存在的事实本身，与其它“基本科目”间就形成了“比较”关系。朱自清为世界文学类课程在中文系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四十年代，有两个重要事件对世界文学学科产生影响。第一个事件是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中文系课程的调整和规范，它的成果是产生了一份“中国文学系科目表”。这份科目表由教育部委托朱自清等人编制，因此它很大程度上沿用了清华大学国文系课程设置的宗旨和思路，世界文学类课程“西洋文学”在列，其角色是“所以资借鉴也”。科目表颁布后，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争论的焦点是“西洋文学”类课程所占课时的多与少，却没有人否定世界文学类课程在中文系的存在。这是世界文学学科获得官方认可的开始。第二个事件是1946年清华大学酝酿学科大调整时，因闻一多建议所引起的讨论。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西南联大行将复员，清华大学面临学科调整、课程规划以及发展等重要问题。闻一多在遇刺前，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另立两个系，即文学系和语言系，文学系包括中国文学，也包括其它主要国别的文学。他的理由是“大学文法两学院绝大多数系所设的课程包括本国的与外国的两种学问：如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洋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但现在并没有一个大学把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或把中国政治学和西洋政治学分为两系的。这便是说，绝大多数文法学院的系是依学科的性质分类的。唯一的例外是文学语言，仍依国别，分为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两系”（闻一多489）。这种对等类比的诉求的确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仅从世界文学学科的角度看，闻一多的建议反映了学科最理想的状态，尽管这一建议现在看来也是相当超前的；此外，闻一多的建议大大提高了世界文学学科在大学相关系别中的地位，它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同为“文学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不是“谨供参考”的另类；最后，闻一多是在中外的范围内理解文学，具有一定的“世界文学”的视野。闻一多的建议发表后，得到朱自清、冯至、王力、浦江清等学者的一致赞许和支持，他们又从各自的角度论证学科调整中闻一多思路的合理性和意义，丰富了闻一多建议的内涵。虽然在1949年以前，由于这种原因，清华大学的学科调整没有能够进行，闻一多的建议也被束之高阁，但这次讨论在学科史上的重大意义是不容忽略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这次由教育部出面规划和指导的院系调整与课程改革，以范围更广的“外国文学史”课程代替“西洋文学”课程，并分出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两个教学系统。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大学，其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课程由外语系的师资承担，这些教师又按照语种、国别分工教学。在师范大学中文系，则设立外国文学教研室，外国文学史课程由此教研室的师资承担。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为世界文学学科的师资培养、组织建制、教学规范等作出了突出贡献。
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文学学科发展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从八十年代初到1997年以前，学科恢复甚至扩大了它的组织建构和队伍，有了硕士点，但相对于中文系其它学科，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比四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却大大下降了：由于学科内部没有出现像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穆木天那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学科建设是沉闷的。1997年新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成立后，世界文学的境遇如何？这些问题我将在下文予以讨论。
三、新学科中世界文学的机遇和挑战
1997年学科调整后，新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诞生。作为新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文学由原先独立的专业变成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学科运行的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新学科中，世界文学有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的。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世界文学在大学中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学科合并前，它受到的惯常责难是中文系的学者研究外国文学，不具有外语系学者的语言优势。值得高兴的是，随着国内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语言问题已经不再成为阻挡学科和研究者发展的障碍。再一个责难是“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不具有合法性。“中国”与“世界”的矛盾如紧箍咒套定了世界文学，常常被中文系以正统自居的专业视为异类，此专业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博士点就是明证。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合并而为新的学科后，世界文学与本土全方位的联系成为它在中文系立足的依据，并最终获得合法性。
在学科合并后，世界文学在发展上虽然克服了外来的挑战，但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是比较文学逐渐在吞并世界文学。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世界文学在学科理论中没有应得的地位。此外，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为了解学科状况，笔者借助互联网，对2002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但只要对十余年来世界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两个方向的此消彼涨的发展稍有了解，就会发现，中外文学关系取代世界文学倒更像是大势所趋。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学科合并，福耶祸耶？
如前所述，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全体文学的研究。它是在不考虑译文影响，不包含中外文学关系介入的前提下获得独立发展的。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中国人不只是通过把中国文学投入其中的方式去与世界比较、沟通，他们更是直接面对外国文学。在新的学科中，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度。如果我们只着眼于“文学关系”层面，无疑会大大限制学科的视野。当中国文学在具体的研究层面与外国文学以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方式摆放在一起时，类同关系的探究会伤害中外文学的具体性，在研究方法上流于形式化和庸俗化。本文无意探讨“文学关系”研究的这种弊端，但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会起到补救缺漏、维持平衡、增强特色的重要作用。
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应该认识到，不论世界文学作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研究主体的介入就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对此中国学者是有自觉的，如曾艳兵指出：“任何世界文学的研究和教学都必然是‘比较’的，因为任何的研究者和教学者都必定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的眼光，凭自己的好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文化积累去研究和教学世界文学。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无论你借鉴和应用了多少西方的思想和方法，你的研究必然首先是中国的”(115)。从一百多年来中国研究世界文学的经验看，这种主体身份的确是激活世界文学研究的主要因素：上个世纪初，对于刚从“一点四方”中土观念桎锢下解放出来的现代学者，“世界文学”观念的产生意味着重建中国文学体制。世界文学范畴内的“外国文学”，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诞生于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此基础上派生的“西方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欧洲文学”、“欧美文学”等第二层次的概念，在历史演进中积累了丰富的内涵；不同时期对不同区域文学的重视，深刻反映了我国文学、文化发展的律动。在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学术队伍，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形成了独特的组织建构。因此可以毫不谦逊地说，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我们已经建立起独具特色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是东方关于西方的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内学界面对西方各种理论思潮的大举“入侵”，痛感主体性丧失、“失语”之时，本土的“西学”资源或许是救治的良方；深刻的世界文学意识和研究世界文学的勇气或许能帮助我们在更大范围和深度上参与到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使我们在世界的声音有更大的分量。世界文学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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