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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除《地图》篇是专论地图外，还有《地员》篇、《度地》篇、《水地》篇等有关土壤地理、植物地理、水文地理以及采矿方面的地理知识。因此，《管子》也是一部古代重要的地理著作。本文试就该书在中国地理学上的成就谈点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地理”一词在我国出现最早见《周易·系辞》，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根据近人研究《系辞》为战国晚期作品。据唐孔颖达解释：“天有星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故“地理”一词的含义是指地表的形态而言。古人重视对地理的研究，究其原因是为解决人们的衣食问题。故《礼记·礼器》篇曰：“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孔颖达对“地理有宜也”解释非常清楚，他说：“地之分理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麦稻是也。”它表明地理条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种植业需要因地制宜。故《淮南子·泰族训》说：“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这是说根据不同地理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地从事农业生产，以解决人们的穿衣吃饭问题。所以在《管子·形势解》中特别强调不能“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即不能违背天时，破坏地利。“绝”是“竭”的意思，不然“天不予时，地不生财”生产就搞不好。从这里可以看出《管子》书中是重视“地理”研究的，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发展地理学思想。
《管子》书中地理学思想非常丰富。首先是地形知识。地形是构成地理环境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我国古代地理知识中，地形知识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管子·地员》按照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对地形进行了分类，把丘陵分为15种，这15种丘陵地势逐一加高，每加高一施[①]从地形上都给以不同的名称，并对其地形特征进行解释，这样详细的分类在古代文献上是少见的。在先秦时期的典籍如《尔雅》一书，对地形类型的解释记载较早，但过于简单。如《尔雅·释丘篇》仅按地表形态分丘为四种；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虽然按地貌条件有多种丘的记载，但都没有象《管子》把丘陵分为15种这样详细。
除丘陵外，《地员》篇把山地农业地貌又分为五种：从山之上至山之侧，具体叙述了五种山地的地形；悬泉、复吕，泉英、山之材，山之侧，这种分类对当时山体认识更加具体。在《尔雅·释山》篇中只称一重的山为“一成坏”，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独者蜀”等，都没有对具体的山势描述。从地形学上进一步分类型并找出其地势特征，《管子》书算是最为详细。对山体进行五个层次的分析，这是很有科学意义的。因为，在东汉刘熙《释名·释山》一篇中，从地形类型上看增加了一些内容。如“山脊曰冈，冈，亢也，在上之言也”。“山旁曰陂，言陂陁也”。“山小而高曰岑”。“山足曰麓”。“山多小石曰磝”。这些记载都是在《管子》对山体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继续发展的，因此，我们认为刘熙《释名·释山》篇是在《管子》地形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以后，中国地形类型分类日趋完善，是受《管子》地形思想的影响。所以，《管子》的地形类型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
土壤和人类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当土地成为人类的生产资料以后，我们的祖先就由此开始了对土壤的认识和利用。在长时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人们认识到：“万物本乎天”，“百谷草木丽于土（地）”（《礼记·郊特牲》），“地载万物”，有“取财于地”（《易·离·彖辞》）。一切都离不开土。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人民不断从总结前人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对“土”有进一步的解释，对土壤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除“土”之外，又提出“壤”的观念。从《尚书·禹贡》看“土”与“壤”是有区别的。书中说：“厥土惟白壤”，表示“土”的范围更大，“壤”的范围较小。“壤”是土的一种，是在人的影响下由“土”熟化变来的。刘熙《释名·释地》曰：“壤，
也，肥意也。”这就是说壤不仅仅是物理性能好，而且化学性能也好，有了肥力，壤的肥力比土高。从字形上来看壤是在土的右边加上一个“襄”，“襄”的意思是助。助者，人工培育之义也。所以“壤”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人类汗水的结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1984年，科学出版社）。此认识非常正确。由于古代人们要发展农业生产必然要注意改良土壤，改良土壤也就必然对土壤的性质有所了解。在先秦文献中，以《管子》对我国古代土壤的颜色、土壤的性质与结构谈得最多也比较全面。
《管子·地员》篇对各种土质结构有生动的描述。说：“五粟（息）之状，淖（《说文》曰：泥也）而不肕（
）（《释言》曰、胶也），刚而不觳（《正韵》曰无润也）不泞车轮，不活手足。”说明息土是一种冲积土，为最优良的土。又说：“五沃之状，剽（尹注，坚也）怸（密也）橐土（是说因土中有橐囊而虚松）。虫易（豸）全（穴）处。”是说这种沃土质地虚松，土中有虫豸作穴居，自然是肥沃的。“五位之状，不塥不灰，青怸以菭（及）”。五位，即位土，次于沃土。不塥不灰是说不结作块垒又不粉散若灰。菭与苔为一字，指其色青，其质松软与苔相似。又说：“五
（隐）之状，黑土黑菭，青怵以肥，芬（粉）然若灰。”当为隐，是说土色隐晦，黑烫菭是说黑土色有杂质，青怵是说土青疏。芬为粉的假借字，这是说这种土壤粉解若灰。又说：“五壤之状，芬（粉）然若（屯以）泽，若屯土。”屯即淀子，又含有水份，能耐干旱。又说：“五浮（粰）之状，捍然如米以保泽，不离不坼。”浮当为粰，今五粰之状捍然如米，当是指细土之间参有沙粒，故名粰土，而且善于吸水保墒，耐旱，不坼裂。
以上是《管子》所讲六种上等土壤的质地结构，至于中下土壤的质地结构书中没有详细记载。只是简单的说有的轻疏、刚强，有的粉解若糠，有的是大块垒，有的稍干即裂，有的硬如石等等。由此可见《管子》所讲土壤质地结构不是单纯的孤立地讲质地结构，而是与土壤肥力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从而阐明土壤与农业生产的重要关系。
《管子》书中还谈到土壤水份、土壤中的动物及盐碱对植物生长的关系。
土壤水份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植物生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土壤水份的多寡是古人评价土壤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管子·地员》篇认为最好的粟（息）土、沃土、位土，其土壤水的状况是，“干而斥（坼），湛而泽，无高不葆泽以处”。这是说土壤性能好，干而不裂，湿而郤，又不太湿，土中隐含水份，也不会积水过多，无论是高地或低地，土壤排水、保水性能均属良好。对于比较差的土壤“塥土”“累然如仆累”。仆即墣，《说文》“墣，块也”。“墣累”即“块垒”。是说石砾多的土壤，孔隙大，透水快，不耐水旱。瘠薄的“觳土”，“觳”即“确”之假借字，《说文》作“硗确”，《广韵》曰：“
埆，瘠土”。是贫瘠的土，自然不耐水旱。
土壤中的动物在土壤中所起的作用与农作物生长也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古人把土壤中是否有某些动物也作为衡量土壤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管子·地员篇》指出上等土壤的“沃土”说它“虫易（豸）全（穴）处”。《尔雅》曰：“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这是说没有脚的豸虫所穴居的土壤是肥沃的，含有机质多。没有足的虫，自然是指蚯蚓。《孟子·滕文公篇》说：“夫蚓上食稿壤，下饮黄泉”。根据现代学者研究一条蚯蚓每24小时排泄一次，一英亩蚯蚓数量较多的土地，每年可获得15吨蚯蚓的粪便。[②]由此可见古人对蚯蚓在土壤中作用的认识是正确的，它是合乎现代自然科学原理的。
《管子》还把含盐多的土壤列为最差的土壤称为“桀土”。认为“五桀之状，甚咸以苦，其物为下。”“五桀”即“桀土”，这种土壤“甚咸以苦”，说明土壤中盐碱的含量很高与《尚书·禹贡》所说的“海滨广泻，厥田斥卤”。《周礼·地官·司徒》所说的“咸潟当是同类，都属于盐碱土。因此，对农作物生长不利。一般说，不经过土壤改良是很难耕种的，故《管子》书中把它列为最差的土壤。
《管子》不仅注意土壤的质地结构、性能、颜色等特征，而且对土壤还进行分类。《管子·山国轨》篇依据植被、产物和自然地势划分土壤为五类：即山麓林地（竹箭植被之壤），沼泽土壤（汜下渐泽之壤），浅水地（莞蒲之壤），水域之壤（水潦鱼鳖之壤）和农业土壤。《管子·地员》篇中对土壤的分类算是先秦文献中最详细最具有代表性，它不仅考虑了土壤的颜色、肥力而且也考虑到地理情况和水文、植被条件等因素。首先根据植被和地势高下，水泉深浅分土地为平原、丘陵和山地三大类，又以土壤颜色和质地分平原土为息土、赤垆、黄堂、赤埴和黑埴五种。其次又根据肥力分“九州之土”为上、中、下三等18类。每类下又根据赤、青、白、黑、黄五色分为五种土种，总计土壤为90种。每类土壤下又列出两个适宜耕作的谷物品种，共36种。即所谓：“凡土物九十，其种三十六。”《管子·地员》篇之所以这样分类，其目的就是规定出各种土壤的征赋高低，是为改革“相地而衰征”服务的。在这里应该指出“这里的九十品，显然是一个虚数，是从每土必称“五”而推演出来的，并不可靠。但‘十八种’可能是靠得住的一个实数”。（丁鹏：《对〈管子〉书中有关农学的研究》，《农史研究》1983年第1期）这个认识是正确的。
十八种土壤：粟（息）土、沃土、位土、土、壤土、浮土、怸土、垆土、
土、剽土、沙土、塥土、犹土、
（状）土、埴土、觳土、凫土、桀土。十八种土壤中争论较大为息土，为什么列息土为群土之长。“群土之长，是唯五粟（息）”。根据周昌芸、陈伟等人的《渭河流域土壤调查报告》说：“黄土颗粒均匀，细而不粘，蓄水力及毛细管吸引力皆极良好。故本境潜水而稍高，潴水较优之地，虽天气久旱，作物犹能勉强生长者，即以此故也……咸阳西北生产力强之黄壤土，虽地势甚高，不能灌溉，但作物生长状况犹不甚恶劣，想不外构造疏松，蒸不易，腐殖质较丰及蓄水力略优故耳”。这正说明了粟土“淖而不釰、刚而不觳”的性状（见《土壤学报》1935年第9号）。为什么又称粟土？是因“粟土的地形位置接近水源，盛产粮食，故称粟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198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可是有的认为：“‘息土’名称是从‘徙土’演变而来的”，因“‘徙’与‘息’相通，肥沃的田土是从别处流来，是在原来恶地上面增加新的土质，是客土，是另外一种生息，亦即‘埴淤加肥’”。（友于《〈管子·地员〉篇研究》，《农史研究集刊》（第一辑）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此说很难理解。“息”与“徙”古音并不相通，“徙”古音在支部，“息”古音在职部，怎能相通呢？因此把“息土”解释为“徙土”是不恰当的。其实“徙”是“徒”的误字，即“土”字。“悉徙”即“息土”，即为粟土。为什么称“粟土”？是因为此土壤适宜于种植粟，而粟又是中国起源最早的农作物。所以《齐民要术》曰：“《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遍耕而种之。”因此，“粟土”表示农业起源最早之意，也有表示生息之意。因此，为“群土之长”。
以上是《管子》把土壤分为18类3等7级，并指出每级的生产肥力比上一级差十分之几。这种分类是总结了长时期劳动人民生产实践得来的，因此是可贵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管子·地员》篇除一般地区土壤分类外，特别注意平原地区土壤分类，它讲了六种平原地区的土壤：“黑埴、赤埴、黄唐（堂）、赤垆、渎田、坟延”。有的同志认为这是按地下水位的高低顺序来叙述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198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其实它是与人类开发平原地区的先后次序有密切关系。黑埴，“宜稻麦”，赤埴“宜大叔与麦”，黄唐（堂）“宜黍秫也”。这些都是地下水位高的平原地带，土壤性能都比较好，也是人类最早进行开发的地区。如黄唐，夏纬英先生解释为盐碱土，不符合实际。（夏纬英：《〈管子·地员〉篇校译》，1958年中华书局版）安井衡《管子纂诂》依元古本把“唐”改为“堂”是对的。按唐人尹知音注：“唐，虚脆也”。《诗经·秦风》“有纪有堂”注：堂，广平处也。此土地只能适宜于黍，秫，在谓、洛间存在。渎田，地下水位也很低，人类最晚开发这些地区。对于渎田的解释，夏纬英先生据“《尔雅·释水》‘江、淮、河、济为四渎’。江淮河济四渎之间的田称为渎田”（同上）。这种观点不太恰当。据《吕氏春秋·季秋纪》曰：“修利堤防，遵达沟渎”。《管子·四时》篇又说：“冻解，修沟渎”，“修沟渎，甃屋行水”。唐尹知章原注“渎田”为“穿沟渎而溉田”，这才是正确的。坟延，介于丘陵与原隰之间，地势稍高地下水较深，因此，是人类最晚开发的地区。
《管子》对特殊地区的土壤分类以及土壤的利用与开发，因篇幅关系不再叙述。概括起来，在“先秦时代这些分类概念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标志着当时对各部门自然地理现象观察的深入，而且对后来各部门地理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概念体系）”（赵荣：《中国先秦地理学特点试析》，《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所以有的同志认为：“从我国古代土壤分类发展情况看，2000多年前能够认识到土壤的性质、特别重视土壤与生物的关系，达到如此高的成就，这是非常值得珍视的。”（梁家勉：《中国土壤科学的孕育及其形成》，1980年油印稿）这个评论非常公允。
三
在我国原始社会初期，人类过着采集生活，在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许多植物；并获得非常丰富的知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人们对植物的认识也逐步深入，而且达到一定的高度。《管子·地员》篇列举了一个十分典型的植物与水分环境关系的例子。说：“叶下于芰，芰下于苋（莞），苋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雚，雚下于蒌，蒌下于荓，荓下于萧，萧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按其叙述，最低是叶，然后是芰，苋（莞）、蒲、苇、雚、蒌、荓、萧、薜、萑、茅。根据夏纬瑛先生的研究认为“叶”就是深水中的植物，即见莞属，“蒲”是现在的香蒲，有数种，多生于浅水，与“莞”的生态相近。“苇”就是芦苇，生于浅水及水边的湿地，介乎水陆之间。雚是生于旱地的小“苇”。“蒌”即“蒌蒿”，是蒿属的一种。荓，当是现在的扫帚菜。“萧”当是蒿属植物。《集韵》曰：“萧，艾蒿也”是耐旱的植物，所以比荓的生长地方又向上。“薜”即“薛”的误字，薛是河草之类。河草类的植物，有些可以生在较干旱的地方，与萑的生长地位相合。“茅”就是现在的“白茅”，为禾本科多年生长，高一、二尺，生干旱环境，所以在这十二种中居最高地位。《管子·地员》篇把陆地上的水生植物，湿生植物，中生植物、旱生植物的不同生长环境做了较确切的记录，反映了陆地上植物生长与水分环境的密切关系。表明，那时人们不仅研究单一植物个体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且也开始从一个小地段上综合研究各种植物个体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这些自然次序，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某些规律，对中国古代植物地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应该指出，《管子·地员》篇还注意植物与光照的关系。说：“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
在衍，其阴其阳，尽宜桐、柞，莫不秀长”。“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冈，若在陬、陵之阳，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又说“其阴则生之楂藜，其阳在安树之五麻”。这样明确指明，阴阳坡所宜植物的不同，同时又指出这种不同是跟土壤有密切关系，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管子·地员》篇还特别重视植物与地形的关系。指出：“山之上”到“山之侧”，山地五种地形生长的植物是不相同的。在一个小地形上详细举出生长次序不同的12种植物，虽然这些植物与水分条件相关，但也与地形有关系。《地员》篇论述九州土壤时，也讲到不同地形上植物的种类。如“其山之浅，有茏与斤（芹），其山之枭（阜），多桔符榆，其山之末（半），有箭与苑。其山之旁，有彼黄
，及彼日昌，山藜、苇、芷”。这是说山中有浅水之处，有茏斤（芹）等水生植物，山阜之地有榆属树木，在山中间有悬钩子属植物，生于山间，在山之边上生长黄，当是葫科的贝母。（夏纬英校释：《管子地员篇校释》，1958年中华书局）这样叙述山地小地形上植物的分布情况，可见其地形影响着植物的分布，这是我国研究古代植物很重要的观点。
在我国古代对植物垂直分布的记载，应以《管子·地员》篇为最早。其专门讲到山地植物垂直分布情况，将山的高度，地下水位与代表植物综合在一起分为四种情况：悬泉、复吕、泉英、山之
、山之侧。在悬泉这个部位上生长着禾本科与莎草科的草及落叶松树。落叶松在华北山地是一种分布最高的树种，常生于海拔2千米以上至3千米之间，成为片林。在复吕这个山体部位上，生长着紫莞属的草和有气味的草及柳属的丛生灌木。再往上泉英，是阳坡，生长着伞形科植物和水菖蒲，以及山杨木。在山之，，《集韵》“山在平林也”。是指低山而有杂木林的地带，生长着豨莶草和麦门冬或天门冬一类的药材以及槚楸等树木。最低山之侧，相当于一公尺以下的垦殖带，生长着旋花属的草和蒌蒿，树木有刺榆，这五种不同的山地生长着不同类型的植被。由于地势不同，气温不一样，因而分布着不同的植被类型（中科院《中国古代地理学史》1984年科学出版社）。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它没有直接说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而只是客观的记录，可是在2000年以前有如此准确的植被垂直带划分却是难能可贵的，不能过高苛求古人。
四
远古时期人们为生存和发展农业，就选择有较好的地理条件，作为人们劳动生活的场所。在长时期人类对自然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水文地理好的地方就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好地方，从而提高了对水利的认识。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经济大变动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文地理也被提到重要地位。《管子》书明确提出将土地上的河流比作人体的脉络，划出主流和支流。在《度地》篇就提出“经水”“枝水”的概念。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主流”和“支流”的概念。水文观念表达的如此清晰，应该被肯定。他还认为水有五种：“水之出于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分自）他水，入水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毋水（有时有水有时无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地（据王念孙校），流入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不流者，命曰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其流势加以疏导是可以的），因而扼之可也（因其流势加以控制也是可以的），而不久（但不能久远），常有危殆矣”。在这里对水的各种形态也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指出“水之出地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后刘熙《释名·释水》解释的更清楚说：“川，穿也，（水）穿地而流也”。“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值得注意《管子》不仅对水的形态有表述，而且提出有积极意义的变水患为水利的宝贵思想。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水可扼而使之东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对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
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扼而使之东西南北及高乎”，这是说把水从低处引向高处，这是灌溉工程的要求，一般治河工程不能及此。“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这是指灌溉技术的要求，就是要截河提高上游的水位，用空心大砖筑成引水管道，把水通过管道输向高处，然后以势引水进行灌溉。这些技术原则，有的同志已指出“早已远远超出了《周礼》”。（丁鹏：《对〈管子〉书中有关农学的研究》，《农史研究》1983年1期）“并把水利技术科学经验上升到理论阶段”。（友于：《〈管子·度地〉篇探微》，《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评价都是正确的。
《管子》对水质特别重视。《水地》篇认为人的性格和品质不同，是由于各种水质不同所造成的。写道：“齐之水道，躁而复故（急躁而回），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敢”；“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苦涩而泽），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宋之水，轻劲而清”。在这里明确指出水质的区域性差异和分类，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虽然有的不一定很准确，夸大了水质对人的影响，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观实际情况，反映了各地水文特征差异的认识。如说，秦晋两地处于黄土高原，水含泥沙较多，故称其水“淤滞而杂”。而植被较好，水土流失较少的南方楚地则水质“淖弱而清”，都是比较准确的。这些说明《管子》对水质的分析，是有客观实际作为根据的，因此，富有十分宝贵的科学意义。
同时《管子》书中，还注意流经不同土壤条件下的水质是有其差别的。《地员》篇：谓：“赤垆、历、疆、肥，五种无不宜”。“其水白而甘，其民寿”。“黄唐（堂），无宜也，惟宜黍、秫也”。“其泉黄糗，其民流徙”。“斥埴，宜大菽与麦”。“其泉卤咸水（赤），其民流徙”。“黑埴，宜稻、麦”。“其水黑而苦”。这里的赤垆，黄唐（堂），斥埴和黑埴分别为石灰岩冲积土，黄壤、盐碱土和黑粘土，流经这些不同土壤的泉水水质是不相同的，盐碱地中的泉水，因含氯化钠而成咸味。这些认识都是非常宝贵的。
《管子》不仅对水质重视，对水系的变化直接影响农田、交通，以及聚落的安危，也非常重视。因此认为探索水系的变化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总之，《管子》在地理学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列举上述诸方面以外，其它在采矿知识等方面，还有很多宝贵的记述，因篇幅关系不再赘述。不管怎样，在中国先秦时期出现了各种流派的人地关系思想和一些古代地理学的著述，《管子》算是最重要的代表著作。由于《管子》书中探讨了地理学的各个方面，土壤地理学、植物地理学、陆地水文地理学、地形学、采矿学等具有较全面的地理学思想，尤其探讨了地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平原地区五种土类的划分及其适应作物的分析，以及山地林木垂直带状的分布，这些均有创造性，而且突出了中国地域性的特点。因此在中国先秦地理学思想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所以有的同志说：“从世界范围看西方这时的地理思想，对于自然要素的分析描述是很少的，而《管子》突出对自然要素的描述，这是很有价值的。”（杨吾扬著：《地理学思想史纲要》，1984年河南大学地理系印）从这里可以看出《管子》一书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注释：
①施，是“大尺之知，其长七尺”见尹知章注。
②路易·艾黎《树林与水土流失》《光明日报》198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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