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中的文化价值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冲突论文,价值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1)03-0019-08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人类文化精神的跨世纪整合相适应，正处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我们之所以用“转型”来描述中国的这一伟大变革，是因为这种剧变所涉及的不只是社会生活的某一有限区域或某一个特定层面，它既不单是“经济的”，也不单是“思想的”，而是一场伟大的、全面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体变革。正是在这种宏观的社会历史生活的整体性变革的意义上，我们将其称之为“文化转型”。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这种文化转型是以社会转型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使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走向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前提因素，由此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学者们把这种社会文化转型概括为以下六大方面：(1)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2)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3)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4)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5)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6)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
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最基本启动力量，但不是惟一力量。社会转型过程中引发的深层矛盾，只有通过包括社会价值理想、人生目标、思想教育、科学文化在内的渗透于各个社会层面的文化生长力量才能得以解决；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但不是惟一任务，社会转型所蕴含的社会全面发展特质和价值目标，只有通过大文化建设才能得以实现。面对当代中国这一伟大的社会文化转型，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力量引导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转型如此进行？而决定新的文化形态的逐渐生成的关键环节又是什么？
我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本身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促使文化变迁，以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但是在这一文化变迁过程中，文化的分化与整合较为频繁，甚至会出现激烈的文化冲突。其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机制激发了人们的利益欲望和物质需求，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突破了传统的思想观念，抛弃了僵化的管理模式，改变了人们的伦理行为规范。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变更旧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与行为方式，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的新文化，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的文化建设却必须经历一个深刻而缓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会经历一种痛苦的转化，会产生许多矛盾冲突。改革开放中的这种矛盾冲突，在文化价值层面和文化现实层面上均有所表现。
一、文化价值层面的冲突
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也在经历着一种深刻的嬗变。在文化价值层面的冲突中，各种冲突的主题既有贯穿中国20世纪百年的老问题，也有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历史与现实的交织、理性与价值的碰撞，使人们在文化实践中进行着一系列艰难的选择。对于当代中国人说来，尽管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大地震”，乃至于曾几何时发出“我不知道”的彷徨，但是人们仍须正视这种价值冲突，并在这种冲突中做出选择。我们认为这些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应该说这是一个老问题。环顾世界，适凡文化开放的国度都无一不经历这一冲突。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很难再找到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然而在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中，这一问题仍然要时隐时现地凸显出来，在人们的现实价值选择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从1978年底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至今，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历久不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西文化在交流融合中给国人造成的心理回应。自然，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是无可争议的主导话题。“文化热”标明人们在价值层面都在极力寻找传统思想与现代化的联结点。就方法论来说，人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文化选择，应该是随着中国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在西方现代化所代表的文化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矛盾和冲突中，选择、培育那些和现代化进程相适应、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同时又剔除了传统文化中消极、妨碍现代化事业的文化内容。矛盾和冲突、消化与吸收、否定与发扬，正是中国现代文化形成的光明大道，也是这一客观过程的实际内容。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价值冲突，集中地是以“儒学与现代化”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儒家文化究竟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没有意义？近年来的讨论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一种观点认为，儒学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说来，没有进步意义。儒家文化的道德传统，如果不在其基本结构上发生实质的改变，就无法面对历史文化的变迁。因为泛道德主义不仅无助于、而且恰恰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无助于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更无助于多元文化的繁荣和人的主体意识的树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与现代科学精神有许多相悖之处：(1)科学追求真理，而儒家文化注重道德、情感，为此宁可牺牲事实；(2)科学是探索与创造，需要勇敢和大无畏精神，而儒家的哲学强调中庸，推崇自我克制、禁欲主义、谨慎小心、循规蹈矩；(3)科学需要好奇心、不知足和实验，而儒学视好奇心为“玩物丧志”，视实验为“雕虫小技”，追求君子不重则不威，满足现状，安分守己。显然，我们如果一味抱着中国文化中心主义，钟爱那些给我们的桎梏远远大于带给我们恩惠的儒学，其结果会大大推迟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从这种价值立场出发，一些思想家呼吁：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首先应该把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从整体上束定，否则根本谈不到用全部人类文化成果武装自己的头脑。因为它长期作为历史上同封建统治体系共存共荣的孪生物，连同它所造成的封闭、保守、僵化的文化心理，不但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抵制过科学与民主，至今还在消解着各种改革进步的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与上述观点相对立，第二种观点认为儒学对中国现代化仍有借鉴意义。认为儒学思想的主流虽然与现代化文化存在着诸多不相适应，然而儒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仍有积极意义：(1)儒学的一些思想如仁爱、中和、礼、义等经过辩证否定、推陈出新，具有借鉴意义；(2)儒学在长期发展中，同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及心理结构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不会因中国走现代化道路而彻底改变；(3)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还有人强调，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注意到通过人格塑造去人世行道，这一点，与我们今天讲的人的塑造，除了其政治性外，似乎并无二致。现代化就是人的不断自我解放和完善的过程，文化愈发展，愈要肯定人的价值，因而人的塑造是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结合点，是中国现代化乃至整个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有人从企业管理视角，认为儒家文化可以对现代企业管理发挥积极作用：(1)“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系统原理，虽不能相提并论，但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从对象的整体出发，并着眼于大系统的协调运行；(2)人伦思想与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有共同点，“企业文化”理论由研究个体到研究群体，由研究表层组织和技术到研究深层的价值系统和道德规范，所有这些与儒家思想的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3)积极的入世精神与参与管理有共同点；(4)刚健自强、吃苦耐劳与现代企业精神有相通之处。由此看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价值冲突也许贯穿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将传统与现代作一种对立的二元两分似不可取。须知传统与现代是处在有机联系之中的，真正的传统文化不是在书本中，而是在民族的生活中；传统对于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一代人的文化创造活动都不可能从空白处起步，每一代人对过去传统的回眸在某种意义上都蕴含着对当今现实的渴望，人的某种现实需求往往唤醒了传统的某一部分和某个侧面，这种传统的价值在当下凸现出来，进而成了现实文化生成的有机部分。
第二，经济与道德的价值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使得人们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种片面强调集体利益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失去了过去曾经有过的权威性和号召力，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原则也开始出现分化。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是否会对社会伦理道德发生影响？市场经济的生活是否排斥人的高尚道德精神的发展？如果从我们所说的健全的市场经济的主体社会的视角来提出问题，则问题就转换为：如果我在经济生活中是一个伦理的经济人，我是否能成为一个道德的人？我是否能在此基础上发展我的同情心、公益心、利他主义、奉献精神和高尚道德？更广义地说，我是否能发展我的其他生活领域——家庭生活、职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那些重要的生活价值，如爱、和睦、信任、友谊、忠诚、责任感、对完善和理想的追求？这些问题都是关于经济与道德价值冲突的这一基本问题的延伸。社会的转型造成的价值混乱，表现在关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方面，人们的理解也出现了分歧。改革伊始，有人提出“代价论”，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以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为代价。这种观点虽然受到了广泛的批语，但是并不意味着这种道德价值观念在人们的生活中没有市场，那种“理想理想、有钱就想”、“一心向钱看”的不良风气的社会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对“代价论”持批语观点的人强调指出：假如市场经济根本不会带来伦理的改善，不促进人的人格与精神的某些提高，并且在这些方面带来的只是恶，那么单纯的更大的经济福利不一定值得以道德和伦理的牺牲去换取。随着改革与社会转型的深化化，经济与道德的价值冲突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中间引人注目的有“滑坡论”与“爬坡论”两种对立的观点。持“滑坡论”者认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变迄今所引起的是社会伦理道德的滑坡，突出表现在假冒伪劣、卖淫嫖娼、见死不救、权力腐败这些消极社会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上。这些消极现象与市场经济具有一种必然联系，只要以市场经济开启个人对自我利益的关心这道闸门，利己主义的洪水便不可遏止，上述腐败现象也就无法根绝，因此结论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而持“爬坡论”者则认为，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就总体趋向说来是有利于人们的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的，这表现在市场参与者的独立人格、自由与权利、竞争与效益、公平与守规则、守信用等观念，以及对社会公益的关心的发育上。至于那些消极现象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只是市场经济建立初期时社会无序状态的伴生物，是社会转型造成的，与市场经济本身并无必然联系，并且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而消失。
怎样协调经济与道德的价值冲突，这的确是一个现实难题。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市场经济的潮流不可逆转，我们不能再以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去换取所谓“道德的进步”。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对道德的影响的确具有二重性，不正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理顺经济和道德的价值冲突。就市场经济对道德的积极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1)随着市场经济生活而发育的独立人格，以及与此适应的自由、权利观念的发展，为现时代中国人的道德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自主、自尊、自强、自立的精神发展不仅引导人改善其物质生活境况，而且引导人发展其精神价值；(2)独立人格及自由、权利、尊严观念的发展也是使现代人全面介入社会公共生活，从而拓展这些生活领域并发展其价值的重要动因。现代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离开了与之同步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成熟是不可想象的。在现代生活中，公民民主意识的提高对于保障一个健康道德的成长是十分必要的；(3)市场经济要求公正、诚实、公平等规则，必将对人们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道德完善具有促进作用，如拓展人们的社会正义感、社会良知和道德同情心等。当然，我们在积极培育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精神的同时，也应该对市场经济所可能给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如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等，通过积极的伦理道德引导和有效的法律手段来将这种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点，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充满一种高尚的道德伦理氛围。
第三，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冲突。在建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冲突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由从前对平均主义的不满，正在转变为对收入差距日渐拉大的忧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根源于人类初衷的发展，最根本的初衷是劳动实践。一方面，人们在劳动中所追求的不仅是改造客体使之适合主体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以较少的劳动量去出获得较大的劳动效果，也就是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人类的劳动实践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为了使劳动实践能够正常进行并发展下去，就需要运用包括道德规范在内的各种规则去调节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要求人们的行为遵从或符合某种价值观念。这样，前一方面提出了“效率”问题，后一个方面提出了“公平”问题。“效率”问题作为一个可量化的经济学要领，较容易理解。而对“公平”的理解相对说要复杂一些，
“公平”，亦即正义、公正、公道，在马克思看来，公平的要领具有历史性，它是发展变化的。尤其是社会公平，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权利和义务、行为和意志之间某种相适应的和谐关系的向往，反映了人们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从人类整体发展的角度看，公平与效率是统一的，两者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但二者之间也有矛盾。当人类还处在原始状态时，极端低下的生产力和极匮乏的生活资料决定人们的社会关系只能是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平均分配。这一事实表明，个体之间几乎没有差异的那种公平的社会关系是同极其低下的经济效率和生产效率相适应的；进入阶级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常常相互冲突。尤其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新的经济关系呼唤新的公平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公平不再如封建社会那样是人们所属的等级与他们的财产、特权相适应，而是等价交换、机会均等、平等竞争。这种公平观在历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效率的提高，但是由于人和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使得表面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变成了最大的不平等，严惩的社会不公现象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使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表现得异常尖锐和突出。
目前中国改革开放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形式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种性质便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客观基础，从而为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由于长期的“左”的思想束缚，人们把绝对平均主义当作公平原则，将人人有份的大锅饭分配方式视为“公平”，导致了看似公平实则不公平的现实。随着市场经济转型的逐渐到位，这种观念必然要受到冲击，即促使人们在认识上有一个深化。但是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的价值冲突：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然市场经济下的分配是多元化的，因此就要承认差距；与之相反，有人则认为，社会主义应把公平放在首位，否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体现。在上述这种相互对立的看法中，实际上仍然是一元思维模式的产物。实际上，所谓公平与效率何者“优先的问题”，通表现为，在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总体决策中，究竟是把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效率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平放在第一位？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公平与效率并非是不可兼得、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一方面，公平是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效率的社会保证，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为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公平竞争是这一运行过程的必要条件，公平分配则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同样的参与机会，缺少公正的竞争规范，有效的市场运作就无法形成；如果分配不公，就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阻碍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另一方面，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在一个经济效率和生产效率低下、物质财富短缺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增进社会公平的。这也就是说，维护或增进社会公平，必须以相应的经济效率和生产效率为基础。社会财富增加了、国民收入提高了，分配领域中的矛盾才会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真正的社会公平关系也才能建立起来并且不断得到改善。总之，社会主义应当而且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两者兼顾和有机结合，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第四，个体与整体的价值冲突。改革开放，导致社会生活的利益调整，而个体与整体的价值冲突，也日益成为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政治宣传总是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一味过多、过重地强调集体利益，严惩忽视、淡漠、限制甚至批判正当的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压抑了人的个性，挫伤了人们建设国家现代化的积极性。反对个人利益的人在观念上往往将个人利益同利己主义两个概念混淆起来，这样无形中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受到严重阻碍。近20年来的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使人们充分认识到，重视个人利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并强化着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认和肯定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使每个人的才能、智慧得以发挥，便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在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反思中，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强调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而不顾甚至淡化集体利益，把集体主义价值观摆到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位置之上。这样一来，围绕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人们又往往陷入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而这种价值观念的摇摆客观上强化了人们在“个体与整体”关系上的价值冲突，同时必然给我们的改革实践造成巨大的损失和困难。
要合理地揭示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协调发展，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应看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协调发展，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应看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密切关联性，这也就是说，首先，个人利益是一个发展着的东西，它的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关系的进步所决定的，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关系的进步正是社会集体利益的内容；其次，从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作用来看，社会集体利益是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形成的，它表征、反映和代表个人利益。社会集体利益的发展壮大是在个人追求其利益的过程中实现的，集体利益从来也不可能离开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历史活动而独自发展变化。否则，这种集体利益只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集体任何时候也不可能离开“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正是基于对于上述这种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合理理解，我们才需要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为真正解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协调个体与整体的价值冲突创造了现实的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有效地调动个体的积极性，有效地满足个人利益而达到真正的集体利益的实现的。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激发个人活力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社会从未有过成熟的市场经济形式相伴随，直到现代社会，平均主义、大一统的整体原则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仍然根深蒂固，个人没有获得充分的自我意识、自我尊严、自我价值和自我利益，而这些文化因素对于建立市场经济形态而言至关重要的。今天，我们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强调个人的利益，恰恰适应了现时代的需求，适应了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因而具有无可争辩的进步意义；另外，不断追求个人利益也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推进。个人是社会历史的真实主体，是社会进步的真实目的，个人与社会密不可分，个人出于自我完善的欲求，总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寻找着开拓新生活的天地，这种突破现状的超越精神，赋予了社会生活以生生不息的进步动力，这正是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从这个角度看，个人利益是否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满足，直接影响个人对集体的认同程度。而正是市场经济所开创的这种个人充分发展的局面，会使个人在一种真实的层面切实确立起集体主义价值观，从而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文化现实层面的冲突
从上述我们对于文化价值层面的冲突可以看出，社会的市场化带来了文化发展的多元化，传统的、经典性的价值观念业已消解，统一的规范被多元的价值取向所取代。而这种价值观念的嬗变体现在文化的现实操作层面，则是社会文化阶层的分化态势日渐明显，具有独到文化价值追求的不同文化群体正逐渐形成。文化实践的多层次化，必将使当代中国的文化景观更加趋于纷繁复杂，在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文化发生分化和冲突的同时，文化亦将在新的价值层面趋于整合，这也将是今后中国社会转型历史阶段社会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
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态势，1997年1月31日《山西发展导报》上曾刊载一文《困扰中国文化的十个新课题》，文章不长，我们不妨记录于下。这10个问题是：(1)文化的内涵在不断扩大，而文化的感召力却在逐渐下降。我们都置身于一种文化的氛围之中，饮食文化、茶文化等等，可谓凡事都有文化。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文化力作为一种与生产力相提并论的社会推动力，目前却不很被重视，对人们的总体影响并没有随内涵的扩大而增加。(2)在文化的结构上，非主体文化大有超过主体文化的趋势。一些明显属于亚文化和反文化的东西，侵占并淹没了主体文化。比如，那么多人唱卡拉OK，说明这种并非主体文化的东西大大超过了主体文化，有时还会使人误认为它是主体文化。(3)在文化的功能上，教育和审美功能在弱化，而娱乐和消遣功能则在强化。(4)在文化的管理和监督上，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在文化的管理上，措施远远跟不上变化。如对现代电子传媒，过去我们只知道其先进性的一面，而不知道它能传播黄色东西。所以，管理和法制滞后现象是极为普遍的。(5)在文化的发展态势上，国办文化逐渐减少，而其他各种文化成分正不断增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文化单位已不是一个单一的体制，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态势，国办文化比例减少。文化导向势必更多地依靠市场，远离政府，文化的传统作用方式将有所改变。(6)在文化单位的性质上，文化企业大大多于文化事业。(7)在主体地位的确立上，文化过分迁就经济，过多让位经济。(8)在文化取向上，人们倾向于时髦和流行，而回避庄重和严肃。(9)在文化工作者队伍方面，处于难以为继的困境。(10)在对人的影响上，外来文化有超过传统文化的趋势。
上面所陈列的文化现实，可谓有喜有忧，说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发展的确呈分化态势。对此我们只有认清现实，保持冷静的理性分析态度，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它，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文化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一元文化，极“左”思想路线导致文化的凋零，“八亿人民八出戏”，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文化的繁荣。正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文化发展的多元态势才得以呈现。纵观当代中国的文化现状，与中国共产党、工农群众和知识阶层这三个基本的社会成份相适应，在社会生活中也表现出三种基本的文化形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工农群众所推广的大众文化以及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精英文化，目前这三种文化形态既相互融合，又相互分化，共同推动着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主流文化从一般文化哲学理论说来，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文化。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指导下，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正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在一方面通过稳定局势、发展经济、给人民带来物质与文化的切身实惠等形式增加人们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与凝聚力的同时，在对其他文化形态的态度上也逐渐趋于宽容，只要不是与现存政体产生对立的文化，都可以存在与发展，乃至于对于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也尽量不采取“大批判”态度，而是想以社会的净化力和民众的鉴别力，通过冷处理方式解决。现在对于主流文化说来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流文化应该如何倡导并表达自己的文化理想？传统的“灌输式”、“说教式”方式容易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那么如何探寻更有效的方式去增加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呢？
精英文化即知识分子的文化，它是与大众文化相对而言的一种文化形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知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沉浮变迁，精英文化也经历了一个从非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曾几何时，精英文化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从改革开放伊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界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再到市场经济合理性的理论张扬，都体现了精英文化的独到价值。精英文化是社会文化理想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
而大众文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以都市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当代中国最为壮观的文化风景线，它是真正产生于市民中间、且为普通百姓所认同和消费的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大众文化也正以一种独具特色的形式广泛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大众文化消费现今已成为社会生活中人们最重要的生活需求，娱乐电影、家庭肥皂剧、现代广告、畅销读物、卡拉OK、MTV摇滚乐、流行歌曲、交际舞、居室装璜，选美活动、明星崇拜、企业形象、产品包装……今日中国的大众文化可谓铺天盖地，色彩斑斓。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分化与融合中，精英文化之“雅”与大众文化之“俗”的矛盾冲突表现得较为明显，甚或说构成了文化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精英文化同大众文化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精英文化的“启蒙”性同大众文化的“世俗”性之间的矛盾。精英文化是一种自觉的文化，他们出于对社会的使命感和对社会价值理想的关照，一般都与对社会世俗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如追求学术的纯正性、规范性，倡导文艺创伤的审美理想性、呼唤社会的人文精神等。而大众文化则是受市场经济导向的市民文化，因而，通俗性、可复制性、无深度感、娱乐性是其追求的目标；第二，二者在审美趣味上，表现为精英文化的高雅追求与大众文化通俗追求的冲突。精英文化主张伦理的严肃性、创造性、个性风格、历史意识和言外之意的内在规范，因而具有不断超越的精神动力；而大众文化则是一种复制性话语，它追求标准化、无个性、程式化和媚悦的当下性直接性，“大众文化似乎是无所顾忌，它惟一的禁忌只是担心不能被大规模复制和大规模消费”。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如果说精英文化在于创新和超俗的话，大众文化则反其道而行之，旨在将一切都尽可能转化成通俗和流行的东西。
从发展态势看，在整个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也许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要贯穿始终。正是在这种冲突中，两种文化力量相互矫正，并逐渐认同对方的价值观念，从而推动文化发展。此外在中国现实文化发展中，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也常常处于一种对立状态。但是上述文化矛盾和冲突总体说来，都已不是“敌我”式的冲突关系，而是冲突中有借鉴、融合，应该说这是文化发展十分正常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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