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哲学的衰落与复兴
肇始自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政治哲学不仅追求知识而且追求德性，不仅追求德性而且追问德性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是一种关于人类应当怎样生活的智慧。它的目标是对政治事物进行善恶之别、好坏之分的价值判断，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可是，19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日益突出的成就，其方法论原则也日益渗透到各个知识领域并逐步占据统治的地位。这就使以探讨政治事物的价值和意义、追问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为目标的政治哲学陷入了知识合法性的危机。科学主义的知识论原则不承认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根据这种知识论原则，只有关于经验事实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因此，对政治问题的科学研究只能诉诸事实而不能进行价值判断，更不能诉诸形而上的思辨。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探求真理就必须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必须以可证实的经验事实为依据，而不能以价值判断或理性思辨为依据；政治哲学的价值判断和形上思考阐述的则是一些规范性命题，既无所谓真也无所谓假，它们不仅不是认识真理的有效方式，而且会妨碍人们对政治问题的真理性把握，因而现代政治科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革除这些附加在人类知识中的“赘物”。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60、70年代，政治科学的研究经历了从政治思想史家们称之为“传统主义时期”到“行为主义时期”的发展，虽然这期间政治哲学的规范性问题始终未被完全排除掉，但实际上政治哲学的衰落与危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政治哲学的危机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强大的科学话语面前整个人文话语的衰落。正如19世纪末的英国学者梅尔茨在总结这一人类知识原则转变时所说的那样，“科学据说是精密的、实证的和客观的，它同那些不精密的、模糊的和主观的其他思想相对立。科学据说用确定的、直接的和一般的术语传达其结果或观念，而有一个很大的文学和思想部门则以不确定的、象征的和间接的表现方式运动。科学声称立足于清晰和精确的知识，因而与其他立足于意见、信念和信仰的思想领域相对立。”（梅尔茨，第61页）梅尔茨指出，19世纪中叶以来，这种科学主义的知识原则首先在法国，然后在英国，最后在德国日益渗透到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之中，并成功地将与之相对的宗教和人文话语驱逐出去，形成了科学主义的一统天下。政治哲学在19世纪以后的衰落与危机实际上从属于知识观的如下演变过程：开始是人文话语与科学联手铲除宗教观念，接着就是科学主义的知识原则对人文话语的放逐。在人文话语被科学话语所替代的同时，政治哲学也就被作为科学的政治学和行政学所替代。
近代以来，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知识原则不断扩张并取得了节节胜利。它不仅建立了现代的科学体系，而且建立了整套的现代知识观和以这一知识观为基础的世界图景。这种结果的一个方面是，原本试图通过哲学而获致知识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愿望遭到了重创，甚至被抛弃。各门具体科学在相互隔离的知识领域中进行着日益细化的知识积累，具有各种不同专业知识的科学工作者在日益专门化的分工中进行着几乎各不相干的劳作。在这些劳作中，人们得到的是一个破碎化了的生活世界。这种结果的另一个方面是它所导致的“社会的技术化统治”和“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在一个被充分技术化和“合理化”的世界中，经验理性正在以新的物化方式塑造着个体和社会的生存个性，塑造出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生活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切超越性的关怀和价值性的诉求，均因其不可与实证知识相通约而被贬斥为“非科学的”或“非理性的”，被排除在“合法知识”之外。世界的技术化统治说明，想要克服意识形态的经验理性自身已经变成了一种独大的意识形态，想要排除非理性的实证性知识自身已经变得恣意狂妄。怎样在经验与理性、真理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怎样既使现实世界接受生活意义的指引，又使理想世界接受经验理性的限制，从而避免它们在世界秩序建构中产生单一性的膨胀？对于这些困惑，当代人只能重新求助于哲学，因为在宗教信仰的权威被摧毁之后，只有哲学仍然担当着知识之完整性和统一性的责任，守望着人类的应然价值。在当代复兴的政治哲学正是在人们对哲学的这种期望中重新登场的。
纵观当代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后半期以来，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正日益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成为当代哲学一个新的栖居地。无论是列奥·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哲学问题的沉思所引发的争论，还是罗尔斯对正义问题的辨析所导致的政治学研究的革命性转向，或是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峙所引发的重新审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兴趣，都超越了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精确的政治科学”的范畴，形成一种以考察政治事物的本性与政治事物的应然目的为内容的研究领域和致思进路。这种正在复兴的政治哲学因其不同于第一哲学和其他领域哲学的问题域，而成为一个特殊的哲学领域，也因其研究问题的方式区别于科学主义的知识原则，而成为一种研究政治问题的独特思路。
当然，政治哲学的思考方式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并不意味着传统政治哲学的直接复活。例如，政治哲学中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的追问，但是，追问政治是什么的问题有一个方式问题，即思入此问题的路径的问题，而这一方式或路径在不同的时代里是大不一样的。在古代，这一问题是一个可以被直接谈论的本体论问题；而在当代条件下，当传统的形而上学已经遭到持续而有说服力的批判之后，对这一问题不再像古代哲学一样采取一种直接性的态度，将其作为一种直接的本体论证明去对待，而是将其转换为一种限定和澄清思的条件的思考。当代的分析哲学其实就是通过对语言和逻辑的分析而澄清思的条件，澄清人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什么语言条件下谈论这一问题。罗尔斯对公正、正义的分析因循了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因而他的《正义论》的问世被看作是政治哲学在当代复兴的标志，但他却是在接受并利用了当代分析哲学成果的基础上构造其政治哲学体系的。他的正义问题研究虽然冲破了20世纪以来伦理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强调研究实质性道德观念在政治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却不再以预设一个当然的道德结论为起点，而是力图避免古代政治哲学的这一独断论的思人问题的方式。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政治哲学的研究必须时刻站在现代哲学所构筑的语义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论基础之上，通过对语言和逻辑的小心分析和对不同道德观念的反思平衡得出结论。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正义、公正之思之条件的澄清。和古代政治哲学家一样，罗尔斯的这种公正、正义“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的研究，是对政治观念的善恶判断和应然态度的哲学反思，可是，他却完全是以现代哲学的方式阐述这些问题的。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重新复兴的政治哲学看作是一种典型样式的当代哲学，因为它的问题域、切入生活世界的独特视角，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理想性关怀，使它成为反思当代人类生存问题的最佳方式之一。作为对于政治的内在本性和应然价值的哲学反思，政治哲学关注的是政治价值观、理想的政治模式和政治规范的理论基础。这就决定了它的批判锋芒直接指向了经验理性的单一膨胀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困境；也决定了它不像一般哲学那样远离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像有些领域的哲学那样缺乏价值评判的视野，而是直接面对人的当下生存状态。它不仅从一个不同于政治科学的角度揭示了经验理性的困境，而且从一个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哲学的角度彰显了哲学在解决当代人类生存困境中的独特价值。因此，理解政治哲学的复兴，也将会为我们理解当代哲学的发展脉络和致思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哲学，提供一种极具价值的进路。
二、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知识论分野
政治哲学的复兴意味着以哲学的方式考察政治问题重新获得了合法性，也意味着哲学这种知识类型在当代的重新登场。当代哲学史家保罗·利科说：“政治哲学实际关心的是对理论根据或基础的问题进行分析，这一点使其与日益增加其描述性与经验性论述的政治学形成对照”（利科，第302页）。的确，虽然政治事物始终是人类关注、思考和言说的对象，但是，在不同的学术视域内，人们对政治事物的思考方式和言说方式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具有共同关注对象的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根本区别；也正是这些差异，为说明政治哲学的复兴提供了知识论的根据。
科学是以讨论和解释经验世界为目标的，因而，作为科学的政治学关注作为经验事实存在的政治事物，关注政治事物的具体表现、政治活动的具体过程。政治学通过对政治事物的经验性研究把握政治活动的过程、公共权力的存在形式及其运作规律等。这种关于经验世界的说明是由我们称之为“经验陈述”的命题构成的，它们只陈述事实而不涉及价值，只谈论“是什么”而不追问“应当是什么”，因此，只要这些经验命题与人们所观察的经验世界相符合，它们的真理性就可以被证实。政治哲学则关注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关注政治事物的价值指向和政治活动的应然规范，因而，它主要通过对涉及公平、平等、正义、自由等基本社会价值的研究，把握政治评价的基本准则；通过对政治事物总体性特征的反思，把握它的内在本性。规范性活动的核心是“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因此，政治哲学对政治事物的价值论研究就是要对人类应当怎样生活，或者说对人类生活的伦理目标进行哲学的追问。这些追问由一些规范命题构成，是关于政治事物的价值判断和形上反思，不可能得到经验证据的证实。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政治哲学不提供有用的知识。政治哲学不是直接地研究现实的政治事物，而是对政治思考的反思，是对政治理论的基本理念、规范、准则得以成立的条件及其价值的再思考，即关于政治之思的条件和意义的反思。所谓反思政治理论得以成立的条件，就是要澄清政治理论中相关范畴、理念和准则确立的基础和前提。哲学是理念层面的东西，政治哲学则是建立人类政治活动的理念，即为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理念的支撑。一个社会为什么要建立和实行这样的而不是别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和政府为什么要制定和实施这样的而不是别的政策和政治措施，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而不是别的政治行为，凡此种种皆由人们的价值准则决定，即由他们认为是应当的行为准则决定。将这些价值准则用特定的规范固定下来并实施于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就是具体的政策、制度和法律。这些价值准则是政策、制度与法律的根，而后者只是前者的藤蔓和枝叶。一个民族的文化因子中所含有的特殊价值观念之所以常常使外来的制度发生适应性的变形，原因即在于价值准则对具体政策和法律发挥着潜在的制约作用。因此，人类当然不仅需要研究政治共同体具体实施的政策和法律，也要追问这些政策和法律所依据的价值准则。即使是对于一些有理论素养的政治学学者来说，这一点也是明确的。美国政治学家莱斯利·里普森在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政治学著作中探讨完政策和法律问题之后说：“上面对制度的审视表明，尽管它是政治自由的基础但是却不能保证善的生活。虽然可以通过程序的制定帮助自由，接下来的目标是制定政策。决策的内容和实现的方法都应当包含在国家的哲学中，而要完成的目标比使用的方法更重要。国家在寻求社会的一体化时必须有伦理理想，否则不是善的生活具有对权力的优先性，而是权力窃取了福利的优先性。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回答奥古斯丁提出的问题：如果没有正义，国家与大的抢劫集团有何不同？”（里普森，第331页）也就是说，仅仅以经验的方法研究人们的行为和约束行为的制度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追问支配行为的伦理准则，必须进一步追问制定制度所依持的伦理根据，而后者只有通过政治哲学才能完成。政治哲学的复兴不是偶然的，因为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人们都不仅关心它们采纳什么样的制度，同时也会关心这些制度的伦理根据。
实际上，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存在着三种可能的知识类型：一是以对世界的观察为基础的经验知识，二是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分析知识，三是以多种不同理论为根据的规范知识。美国政治学家阿兰·艾萨克认为，政治哲学主要是一种规范知识，政治学严格地属于经验知识，而分析知识则是政治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共同使用的。他说，当代政治学家只承认前两种知识的有效性，但是，当他们“试图将自己的知识运用于现实的世界，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就无可避免地要运用规范知识。他又说：“尽管哲学家偏重于规范，科学家偏重于经验，但他们又往往在相同的基础上相遇”。（艾萨克，第17—18页）的确，正是实践的企图使作为科学的政治学遭遇到政治哲学，遭遇到一种无法克服的知识类型和思维方式的重新出场。
三、哲学之作为政治哲学
海因里希·迈尔说：“在史学家首先看到的是苏格拉底的死的地方，哲人恰如其分地看到了政治哲学的生”（迈尔，第5页）。尽管迈尔的这一说法里包含着一种对政治哲学和苏格拉底的双重特殊理解，但他力图从古代哲学的早期转向出发说明政治哲学与第一哲学的关系的意向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一意向凸显了如下追问的重要性：苏格拉底之所以要从研究宇宙、自然的本性问题转向人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他不再关注世界“存在”的奥秘？这是不是仅仅意味着哲学的问题域和研究对象向“人”的一种转向？这些问题将从哲学史的源头上向我们显示，作为哲学的政治哲学是何以可能的。
在苏格拉底看来，政治生存是作为文明人的城邦公民惟一有意义的生存方式，因此，研究关于人的哲学与研究关于政治的哲学是一致的。他甚至认为，只有通过说明人的政治生存才能真正地说明人的生存，因此，研究关于人的哲学，研究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政治哲学，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世界终极问题的考察，而是要通过对人这种特殊存在及其社会生存方式的考察，有效地深入到世界存在的奥秘。在他看来，对于人来说，世间最基本的存在就是人本身，而政治的生存方式则是最能体现作为社会动物的人之本性的生存方式，只有通过对这种存在和生存方式的把握，才能有效地思入存在本身。苏格拉底将“是什么”的问题转化或落实到“何以是好的”问题上，这就使哲学在政治哲学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使哲学成为政治哲学。对于古代哲学而言，达到了对存在本身的把握也就是把握了终极的真理，这是哲学的使命。因此，在苏格拉底看来，人作为只能通过对自身的反思而认识真理的存在物来说，只有通过对“何以是好的”问题的追问，才能达到对“是什么”问题的理解。与前苏格拉底的哲学相比，这一致思进路无疑是一个转折，因为追问“何以好的”就是追寻合理的生活，而合理的生活只有在追求善的政治生活中才能充分显现出来，才能被更真切地反思。人无法离开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世界抽象地考察外部世界，只能在完善自己和改善生活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拓展自己的外部世界，理解自己的外部世界。这就是苏格拉底完成的哲学转向。从这一转向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哲学并不是哲学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而是哲学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是解决哲学根本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换言之，政治哲学并不是关于政治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而是通过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在这里，政治事物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的场域，更是思入人生和世界切要问题的一个特殊视点。在这一视点上，哲学通过透视人的政治生存方式而显现人的一般生存方式，通过显现人的一般生存方式而显现存在本身，显现人的全部生活世界及其对人的意义。
从政治哲学的问题域来看，政治哲学只是一种特殊的哲学形式，但是，政治哲学之所以能够在当代复兴并成为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显学，并不是因为它所关注的领域的特殊性，而是因为它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切入哲学的根本问题，因而它以一种切中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的特别方式，为人们理解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提供了一种独具价值的反思路径。现实的生活世界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世界，而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总体世界，因而当代哲学也必然是多视角的。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维度“看”同一个总体的世界，以不同的方式“说”同一个总体世界，形成了当代哲学中不同的哲学视界。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使得对世界笼统的直接性追问成为不合理的理性僭越，也使得以此为基础的体系哲学的建构成为不合时宜的宏大叙事。因此，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出发进行哲学之思，就成为不同形式哲学的当然归宿。在当代，哲学不可能再以直接的方式言说总体，因为那种言说方式只适合于素朴的视界所把握到的混沌总体；按照韦伯的说法，在人类的现代知识系统中，这已是不得不被祛除的“巫魅”。哲学曾与科学联手击败了统治世界的宗教，在这一过程中哲学也改造了自身。在经过了科学知识原则的“洗礼”之后，哲学更需要从一个个深度的切口上探入，在不同的维度上深刻地把握总体世界。这些不同的维度并不是总体世界的各个孤立部分或要素，甚至不是它的不同层面，而是总体世界不同的显现方式。例如，对于人这种存在物而言，其生存境况既可以通过生产劳动显现，也可以通过精神文化活动显现，还可以通过政治活动显现，这些不同的显现形式都不仅是人的生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透过这个方面显现出来的总体生存境况。从精神文化的贫困中透射出来的是人的总体生存困境，而不仅仅是精神的被奴役；从异化劳动中透射出来的也是人的总体生存困境，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被奴役。既然这些不同的维度本身就是世界总体的显现，那么，对其不同维度的认识也就不是对总体世界不同要素、部分甚或层面的有限性认识，而是在不同视角上对它的总体性把握。虽然不同的维度的认识是从一个个有限的视点上切入，但却从一开始就超越了这些视点的有限性而指向总体和根本。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之所以不可为科学的方法所替代，就在于它的对象是总体的世界，在于它试图通过对总体世界的把握而探寻人类生存的意义。这也就是我们透过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所把握到的当代哲学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