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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应该而且可以走向市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轻商重文的传统，“孟母三迁”之教就有远集市的举措。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人们怀着怎样的思想感情，文化艺术想要远避于市场之外，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长黄格胜教授说：没有市场的艺术是很难发展的，中国的艺术要跻身世界民族艺术之林，必经建立市场体制，才能促进艺术的繁荣。他说，文化和市场是相辅相成的，两者是互相促进的。没有市场，就很难体现艺术品的真正价值。为什么与外国画有着同等艺术价值的中国画在国际市场上价格那么低呢？外国一个三流画家的画售价就比我们中国一流画家的画高出好几倍，这是价格与价值极不相符的反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市场。更为重要的是，有些人对艺术品为什么那么值钱不理解。这是因为艺术品是一种特殊人才创造的，是特殊思维的结晶，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我认为，文化艺术，必须走向市场，才能更好地体现它的艺术价值，也才能繁荣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腾进贤认为，要从时代的高度来看待文艺与市场的关系。他说，电影创作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过去拍片子，拍出来后导演就不管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这几年有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创作者和制片人已注意到观众，是为广大群众拍片，是为了让影片进入市场。如果群众不买账，就颗粒无收。投资者要考虑到观众买不买票，就要考虑题材的广泛性，表现手法的艺术性，要适合群众的口味。适应不等于迎合，但总的要适应观众。如果观众走出影院时觉得失望，就会失去观众。不考虑效益，就无法生存。这样就促进了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腾进贤从面向新世纪的角度提出，中国电影要进入世界电影之林。中国电影获国际大奖，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对增加中国的影响有好处。如《秋菊打官司》在威尼斯得奖，有许多意大利人没看到这部影片，而是从新闻媒介上得到消息，就对中国电影代表团表示了对中国的良好看法。应该写中国人民的美好情操，通过艺术再现，精雕细刻，拿到国外争取获奖，造成更大的影响，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的影片。这样，对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有好处。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高运甲认为，市场经济给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创造了条件。从总的来看，绝大部分文化产品可以进入市场，这些年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进不进市场，而在于如何进市场。
人民的心声就是市场的需求
党的十五大报告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因此，当文化面向市场、接受市场竞争规律的检验和挑战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明确，如果文艺产品进市场，那么它们应该是特殊的“商品”？从而要回答，什么是市场的需求？
高运甲说，文化产品同物质产品不大一样，精神文化生产与一般的物质生产有一定的区别，我们理解为三句话，叫作：坚持方向，适应市场，遵循规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用优秀的作品引导人、鼓舞人是主要的；同时要适应市场需求，适者生存；还要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尽量做到两个效益的结合。
全国政协委员、一级编剧王兴东说，刚拍《离开雷锋的日子》时，就有不少人对我说，什么年代了，还学雷锋啊，雷锋过去都拍了两遍了，还有什么意思。但是这个片子在全国放映以后，从社会效益看，达到了我想不到的效果。在辽宁，大部分大中小学生都看了。在北京，看过此片的有180多万人。这就说明，人们怀念雷锋，时代需要雷锋， 社会呼唤雷锋。为什么？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渐渐变得冷漠了，人们需要真情。满足人民的需要就赢得市场。《离开雷锋的日子》投资很少，但赢利却不少，这在国产影片中是很少见的。从中可看到，人们的意愿和心理需求就是电影的市场需求。一个艺术家，不深入生活，坐在家里胡编乱侃，观众就觉得你的作品假，不真实，没有内涵，他就不会去看，也就没有了经济效益。你在生活上播种了多少感情，你在银幕上就会收获多少感情。我咬住一条，就是深入生活，触摸到人民的心声，才能摸到时代的脉搏，找到时代的热门话题。时代的热门话题和群众关注的热点就是市场，就是市场最大的观赏性。
黄格胜教授指出，文化艺术走向市场后，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商品和精品的关系。他说，一个艺术家要出精品，就要对艺术有清醒的认识，要有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也对自己的创作心态负责，不能为市场所左右，不要看到市场上什么画好卖就画什么，更不能任凭画商来指挥你为他怎么画。如果一个画家的创作意图和艺术风格被画商左右了，那么画家就失去了思维，就会成为艺术的奴隶，就出不了精品。有些人问，艺术品跟商品怎么区别？这的确没有什么明确的界定，可以说所有的艺术品都可以是商品，但不一定所有的商品都是艺术品。那怎么区别呢？就是看画家创作时的心态，你是为了艺术而画呢，还是想着别人的钱包而画，区别的实质就在这里。黄教授说，艺术品是画家的生活积累，是有感而画的。其中有画家的教养、画家的胸怀、画家的感情在里面，这就是艺术品。那商品画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商品画是画家心里想着一个价，迎合买画人的口味而作的画。一个画家总是抱着这种心态去画画，那是画不出好画的。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出精品，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被市场所左右，不要被画商所左右，而是要由艺术家来引导市场，由艺术家来引导、提高整个民族的艺术欣赏能力，提高整个社会的审美层次。
腾进贤认为，应该更关注现实，要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现代题材的影片要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现实中有许多感人的事迹，观众关心，能与观众沟通。广电部成立电影剧本规划中心，电影局也加强了对剧本的把关工作，以利于创作出更多的好剧本。加强电影文学的创作，要从根上抓起，提倡作家深入生活、领悟生活。
面向市场不等于“一切向钱看”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5年前曾经指出：“‘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对于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因此，文化走向市场并不等于简单地让精神产品商品化，精神文明建设领域不能“一切向钱看”。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歌舞团副团长韦泉英说，文艺进入市场，不仅仅是讲求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要讲求社会效益。她说，我们每一个文艺团体，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要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艺术负责，所上演的节目要做到思想性、艺术性、欣赏性相统一，绝不能把那些格调低下、哗众取宠的东西献给观众。艺德是艺术的生命，所有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会尊重人民，因为是人民这块土地把我们孕育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应该给人民以回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儿女。在这方面，很多老艺术家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们那一代人，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下都是尽心尽职，非常投入地干，而且不讲条件，不讲索取。现在不同了，一些“大腕”明星，一出场就拿走数以万计的出场费。他们想的是钱，就是没有想到台下的工人农民现在还过着什么日子，没有想到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失学儿童衣不遮体地站在校门外冷得直打哆嗦。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取合理的演出报酬，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你的心、你的手却不要太狠了。作为人民的艺术家必须有一点奉献精神，这样，人民群众才会尊重你，欢迎你。
腾进贤认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产品，其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因此，在电影创作中，对于重大历史题材，如果是国家提倡的，应给予政策上、投入上的支持。同时，儿童片，包括给儿童看的和以儿童为主人公的，能对儿童产生教化作用的，也要投入资金，要组织儿童观看。因为这种影片产生的社会效益是长久的、不可估量的，不可以票房价值来衡量的。特别提倡的题材和儿童片，国家要加大投入力度，也要呼吁社会的方方面面支持。这样的影片，如果投资者仅是因为名和利的驱动，就别让他们干。
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因此，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在于提高全民族素质，从而为增强综合国力服务。
王兴东结合自己编写《离开雷锋的日子》的体会说，影视编剧是一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工程兵。为什么说是一个工程兵？因为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伟大、艰巨、长期的工程，是塑造一个民族灵魂的工程。现在我们好些人好象没什么信仰了，“一切向钱看”，崇洋媚外，封建的糟粕也沉渣泛起。像有些地区信鬼信神、造坟造庙等都泛滥起来了；像有些人学外国的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的东西，等等。在我们内部，腐败的现象也很严重，老百姓深恶痛绝。全社会好象没有了共同理想和共同追求。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树立一批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典范对人们起的作用很大。比如李国安、邱娥国、李素丽等人，这些人的精神你不去弘扬，你不去通过艺术的形象再现于银幕，通过各种媒体去宣传、去教育，社会就没有了共同形象，就不会树立一个共同的理想，就不会有一个共同的追求。我们搞电影就是要为这个共同的追求添砖加瓦。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说，他一直在考虑以广场音乐会的形式与更多喜爱音乐的人们交流。他一再强调音乐作为一种心灵之语的独特功能——每当沉浸在全神贯注的演奏中时，所有的观众仿佛也与琴上流淌出的旋律融合了。像古典音乐、民族音乐，其深邃的内涵与底蕴对于塑造人的情感世界与心灵天地，确实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说到为学生开办专场音乐会，盛中国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盛中国提出“要组织孩子们学点音乐”。这个学，包括了音乐欣赏、乐曲演奏及生活中可能接触到的音乐知识。他说，不是一定要让孩子成为音乐家、演奏家，而是让孩子们从小就在心灵深处植下美的旋律，让天使之弦永能弹响——这天使之弦便是崇尚美好、向往高尚的道德情操。
制定重点扶持政策建立规范运行机制
文化相对于经济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那么，文化的运作是否可以简单地套用以物质文明为对象而产生的市场竞争机制？在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中，对于继承吸收、传播五千年的民族文化和全人类优秀文化、负有教化使命的文化事业，是否应该制定相关政策？
韦泉英认为，走向市场，还要正确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因为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剧团代表着本地区本民族的一种文化，他们肩负着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光荣任务。在目前文化市场发育还不十分健全、不很完善的情况下，统一引入市场机制，上述剧团势必难以为继；传统的民族文化将难以继承和发扬。所以，我觉得，文艺团体在引进市场机制的同时，还要有保护重点的政策和措施。对一些剧团、特别是民族性剧团要给予重点扶持，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增加投入，使其有能力、有条件完成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任务，成为能代表一个地区、代表一个民族文化面貌的艺术团体。
黄格胜教授说，我们的文化市场，现在还只是开始，还是很不成熟的。国外的文化市场有一整套的运行体制，如画廊、画家、经纪人这三者就各有各的责任。而中国的画家是直接面对画廊或买画者的，一个画家花精力去推销自己的作品，就不能安心画画。所以说，我们也应该形成国外那样一个运行体制，把经纪人制度、画廊制度以及鉴定艺术的有关部门、评论家有机地组合起来，这样的文化市场才能完善。这样，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画家都是有益的。
韦泉英认为，有必要改革人事制度。她说，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文艺团体在人事制度方面存在着“易进难出”的弊端。一个演员，他的艺术青春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多数人就不适应这个工作了，就要改行，而现在各行各业都在精简人员，不愿进入，该走的人分流不出去，只能由团里养起来。年复一年，包袱越背越大。一个剧团，背着这样沉重的包袱进入市场，不但难以搞活，而且会被拖跨。因此，必须改革用人制度，制定政策，做到想要的人随时进得来，该出的人随时出得去。
盛中国认为，相对于物质文明建设而言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该形成如同经济建设那样的硬指标。他生动地说，对于政府部门，批一个能见效益的生产项目往往很快，但对于一些文化设施，人们却关注不够，甚至提不上议事日程。盛中国提出，应该把那些隶属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指标也抓起来，看一看实效。像各地每年都会建一些文化馆、影剧院、图书馆……而这些投资了许多钱建成的文化场所，是否真正实现了其功能？是否真正能让老百姓享用到了？由于经济原因，一些体育馆成了家具展销馆，有的图书馆被用来开成录像厅，文化馆的实际功用也多半被餐饮、购物所替代。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文化的传递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绝不能睁大眼睛盯在“钱”上，而要树立长远眼光，坚定浓厚的大文化意识。
腾进贤特别提出要营造健康的评论氛围。走向市场，片子出来后要宣传，让群众了解，做广告、宣传都是应该的。但长期以来有一种庸俗的作风，评介作品不实事求是。应提倡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以推动文艺朝正确方向发展。现在批评太少，对繁荣文化不利，已经到了该大声呼吁的时候了。
文化勿忘贫困地区
古人说，衣食足而后知礼仪。也就是说解决温饱是第一位的，文化教育是在其次的。但是，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是辩证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关系，应怎样认识呢？
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扶贫委员会主任徐惟诚认为，文化扶贫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办法。他介绍说，1993年成立的文化扶贫委员会，一直致力于送书下乡、送戏下乡、送广播电视设备下乡，用文化开阔农民的视野，开启民智，助其找到一条致富路。他介绍说，乡村书库工程已使全国5万个村建起了小型图书室。读书改变了村风民风， 农民从书中找到了致富的钥匙。
贫困地区往往自然生态条件恶劣，既收听不到广播也看不到电视节目，信息渠道的阻隔造成了贫困地区更加闭塞，观念落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文化扶贫委员会已在全国上百个村、乡建起了几百个电视转播站，使贫困地区的农民通过电视看到了外边的世界，不断了解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对其观念的现代化更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徐惟诚说，农村需要文化，贫困地区更需要文化。文化扶贫委员会三年来共送一万场戏到农村， 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现在他们正在帮助100个贫困县建立影视文化中心，利用VCD机这一现代化设备向农民传播知识、传播文化。
（本报记者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