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国和文化大国的象征体系与京城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京城论文,象征论文,走向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
北京，经过5次首都规划的观念转变，经过60多年的现实演化，特别是天安门体系的转意和四大标志建筑(国家大剧院、央视新楼、鸟巢、水立方)的出现，已经透出了一种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的新动向。而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锐进，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中国正在大国崛起和文化复兴的关节点上，世界史的演进，进入新一轮全球化大潮，正处在一个巨大变化的关节点上。汇聚这两点，可以说，西方主导的世界现代化道路处在一个重要转折的当头。非西方的多元文化正在成长起来，在与西方文化的互动中，形成世界重组的新动力。这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呈现出来：美国、加拿大、欧盟，世界上所谓最发达的西方地区，其GDP总量在全球的比重，1999年-2004年期间，基本上都维持在60%以上，最高的时候达到64%。但是经过了5年之后，到2009年，估计大概只有49.4%，是第一次(且是两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落到50%以下。而且，原本估计这一下降最快也是2015年才出现，而今提早了6年。而西方经济总量的下降，是在以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总量的上升相比较而出现的。中国GDP年均增长率1979-2006年为9.7%，2003-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10.8%，中国GDP总量1978年为3645亿元，1997年为78973亿元，2002年为120333亿元，2005年为183868亿元，2006年为209407亿元，2007年是246619亿元。30年间GDP总量增长倍37倍。中国的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经济学家们的估算中，照目前这个趋势，大概最快2020年，最慢2025年，中国会超过美国，就变成全世界第一①。不仅是中国，美国高盛公司在2003年10月1日发表的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估计，巴西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经济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并于2028年超越德国。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无须望着未来，就在当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实力升降，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引出了一个基本格局的变化：由西方七国(G7)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成了由发展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参与的G20共治格局②。在G20的第三会议(2009年9月美国匹兹堡会议)的闭幕式上宣布，G20将永久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平台。G20的出现和正式化，具有一种重要的象征意义，西方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作为永恒真理的时代过去了。G20的成员，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欧盟(主要代表欧盟中的其他成员)、日本，顶多加上西方的坚定盟友澳大利亚，共9位，是西方集团，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韩国、印度尼西亚、南非、沙特阿拉伯，共11国，有着多姿多彩的洲际文化(亚、欧、非、拉丁美洲)和各具特色的思想背景(东正教、东亚儒学、印度教、伊斯兰教、拉美思想)，代表着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由此呈出来的是全球化中的多元世界和多元世界组成的全球化。从这新现象回头看去，人类的现代化历史透出了与以前的理解方式不同的另一种景观。以前，由于西方人率先进入现代化，并主导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占居于现代化的高位，垄断了有关现代化的话语权，得出了一个个关于现代化的理论结论，并由此而引出的一个个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结论，这些理论结论，虽然对人类的现代化具有很大的贡献，但同时也有不尽完善乃至片面之处。而今的转折时期，给人类带来了对现代化历程的反思机会。中国实力的崛起和中国道路的彰显把中国推向了重新思考自身和重新思考世界的新平台。而这一中国重思和世界重思，对于历来重视思想和文化之美学表现的中华民族来说，必然会引出的将是京城模式的重思。
京城模式的重思是建立在现实和历史的基础上的，是北京自身一系列演变和与世界城市史演互动的汇集，有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和中国文化的内在心性在内部深层推动。京城模式和象征形式对中国的重要，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而是一直都在生动而又复杂地演进着的激流活水。从逻辑理路和丰富现实的相互激荡，进入到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的重要主题，至少有四个方面令人沉思遐想：
一、北京最新一次规划提出的“两轴两带多中心”，构筑了关于京城模式基本结构的想象向度，是共和国以来多次规划的最新总结，关联之丰富，启动着思考的飞翔。
二、世界城市演化史上热议的大都市圈，令人从北京之外的更大范围思考京城模式的基本结构。如何在世界城市史的规律中思考中国的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是另一个智慧的源泉。
三、古代北京的历史，内含着中华民族追求世界先进的历史经验，构成了怎样形成京城模式的内在动力，而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只是这一内在动力的美学外化。如何更深地体会和总结这一中华民族的智慧，并运用于全球化时代的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值得借鉴。
四、古代京城的结构，蕴藏着作为天下之中的京城应当怎样建立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的丰富理论，而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只是这一理论的美学显现。
二、两轴两带多中心：北京规划与京城模式
北京在新世纪的演化，其基本结构和未来走向，体现在《北京总体发展规划2004-2020》提出的“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纲领之中。
两轴，即以故宫为中心的纵轴和以天安门为中心的长安街横轴。两带，是包括怀柔、密云、顺义、通州、亦庄、平谷的东部发展带和包括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大兴的西部发展带。多中心，“指在市域范围内建设多个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城市综合公共中心，提高城市的核心功能和综合竞争能力。包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核心区、奥林匹克中心区、中央商务区(CBD)、顺义和通州会展中心、石景山休闲娱乐中心等。”
从空间结构看，这个“两轴、两带、多中心”，与实际的情况不甚相符。从空间的顺序来说，首先，是市区的两轴，这没有问题。然后的两带和多中心，实际应先是环跨市郊的各个“多中心”，然后才是由近郊到远郊的“两带”。从实质来说，首先是作为中心的两轴，这是作为古代中国中心的纵轴上的故宫及其南北延伸的门楼体系和作为现代中国中心的天安门及其向横轴展开的长安街。这里，传统的政治符号和现实的政治符号叠交而成建筑中心结构。这结构形成了具有历史深度和文化厚度的中央集权的象征符号。这里，既有传统与现实的质的区别，又有在质的区别之后在更高层度的合一。其次，是围绕两轴又由两轴放射开来的“多中心”，实际上这多个地区并不是中心，比起两轴中心来，无论在质和在量上都低下得多，仅是其辐射出来的几个功能重点而已。最后是由中心和多个功能重点向外延伸的两带，体现为多个功能重点的进一步向外扩展。在目前的体制下，多中心和两带都不能，也不可能代表两轴的功能而成为中心。从空间结构上讲，有了两轴，从权力结构上讲，有了权集中央，就排除了多中心成为真正中心的可能。然而，2004-2020规划为什么要把本具“中心”能力的两轴里的“中心”一词省去，而把本非中心而只是中心辐射出来的“重点”强称“中心”，而成为了名不副实的“多中心”呢？
也许，由于从理论上和理想上确知，北京的出路是多中心，但在现实上和实际上又晓，很难摆脱共和国以来形成的既定结构，因此，这一看似清晰实则模糊的表述，既照顾当下的现实，又强调未来的理想。也许，正是要通过这样表述，把本不是中心而仅是中心辐射出来重点表述为中心，而促进着这些被指定为“中心”的地区朝向真正的中心前进。这里，又呈出了当下与未来，现实与理论，北京城市史与世界城市史之间的张力和深邃。从城市规划理论和世界都市史的规律来说，多中心已经是一个正道。而北京规划在意识上和无意识上都要遵循这一正道。“两轴、两带、多中心”这一提法，是在不可能实现多中心的现实下，给人以多中心的表象，而这一表象又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召唤。
多中心也是梁陈方案的核心，多中心的观念在梁陈方案被否定后的不久，其必要性和正确性就被意识到了，这从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中所提出的北京应实行“‘分散集团式’的布局形式”，并用“子母城”将其表述。“子母城”中的“子”也就是后来的卫星城观念。然而，卫星城观念虽然产生出了“多中心”和“两带”，并由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真正的卫星城很难建立起来。有学人甚至说，北京的卫星城是失败的③。在2002-2020规划中，卫星城概念被“新城”概念所取代：“新城是在原有卫星城基础上，承担市区人口和功能疏解，新的产业聚集，带动区域发展的规模化的城市地区，具有相对独立性。规划新城11个，分别为通州、顺义、亦庄、大兴、房山、昌平、怀柔、密云、平谷、延庆、门头沟。”整个北京形成的是“市区、新城、建制镇三级城镇体系布局”。建制镇是新城的下一层级：“建制镇是所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推动北京市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重点镇和一般镇。”这样，北京实际上是一个中心(所谓“两轴”)，多个重点(所谓“多中心”)，两带中的“新城”和“建制镇”这样一个四级空间体系。
由天安门体系而来的一个中心的理念与权力体制的结合，已经主导了京城的演化。梁陈方案的多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建筑风格和空间布局的多中心论，这一多中心由于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合理性，在多种力量的支持下，最后以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现代都市的观念形式和旧城保护和现代建筑的新建而被整合进一个中心的具有统一性的空间组织之中。而多中心的城市理论，虽然拥有世界城市演进的规律，具有现代城市发展的逻辑，也是当代大都市的合理空间结构，但由于与中国现行的权力体制不相合，与中国的传统京城观念不相合，而很难在实际上取得胜利。
北京以两轴为中心的空间现实，和2002-2020规划中既有明晰一面又有暧昧一面的“两轴、两带、多中心”，已经决定了北京的基本格局。这里，一个问题出现了：大都市的发展，按世界现代城市史的规律，应该是多中心结构，而北京的发展则一直在一中心结构中演进。这一演进，与中央集权的政体结构是相符合的，但与大都市的结构的合理发展是不甚符合的。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多中心结构要解决的是大都市的空间结构配置，而一个中央集权的政体结构会促使大都市的一中心结构的形成。当现实的政体需要所产生出来的巨大能量与现实的城市需要所产生出来的巨大能量不是朝向一个方向的时候，用什么方式才能使这不同向的能量在一个更高的境界上合成一种新的结构呢？
从2002-2020规划中的核心关键词“两轴、两带、多中心”，回溯到过去的一个又一个规划的演进，又四面环顾着世界城市史上一个一个的大都市的演进，其中的丰富内容，犹如北京中心的两轴所代表的两大基本因素，所汇合而产生出来的丰富内容，聚会成一个历史上的点。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中，在数百年来的中国现代性的演化中，在60多年的共和国的演进中，在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演进中，在世界史的多元纷繁的复杂演进中，这个点很小，又很大。它呈现了一个京城模式的理想结构，但这理想结构在目前的情况下，特别是仅在北京的范围内，仅从北京的角度来谈“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北京蓝图，是难以实现的。不过，世界城市的演进逻辑中，还有另一条道路，可以让北京走出困境。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大都市圈的理论和实践。
三、全球化时代的大都市圈与京城模式
世界城市发展由单个大城市自成单元演进到由一个特大城市或数个大都市为主与邻近城市群及地域实行的一体化社会和经济组合，从而构成一个进行城市统计和研究的基本单元。这就是大都市圈。美国1910年采用大都市区进行人口统计，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1957年的论文《大都市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中首次提出了用大都市圈概念对世界城市发展进行描述。现在大都市圈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城市现象和理论领域。④目前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圈有：
纽约都市圈(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跨越了10个州，其中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5个大城市，以及40个10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作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神经中枢，纽约占据了区域内的核心地位。在这个区域中，人口达到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纽约都市圈的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30%以上)；
五大湖都市圈(分布于五大湖沿岸，从芝加哥向东，经过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一直延伸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
伦敦都市圈(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包括伦敦、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数个大城市和众多中小城镇。这一地区总面积约4.5万千米[2]，人口3650万，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和经济核心区。由伦敦城和其他32个行政区共同组成的大伦敦是这个都市圈的核心。作为整个都市圈的龙头，这片约1600千米[2]的土地，在雾都时代曾经是一个工业中心，接着又慢慢演变成一个金融和贸易中心)；
巴黎都市圈(以巴黎为中心，沿塞纳河、莱茵河延伸，巴黎都市圈覆盖了法国巴黎、荷兰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比利时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以及德国的科隆，包括了4个国家的40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东京都市圈(以东京市区为中心，半径80千米，拥有23个行政区的东京都和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共同组成了东京都市圈。东京都市圈总面积13400千米[2]，占全国面积的3.5%；人口则多达34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7%；GDP更是占到日本全国的30%以上；城市化水平达到80%以上。东京都市圈的综合性城市功能十分强大。作为金融中心，全日本30%以上的银行总部、50%销售额超过100亿日元的大公司总部都设在东京)⑤。
我国从80年代以来就开始研究大都市圈理论并构筑中国的大都市圈设想。大都市圈的设想和规划不是由北京市政府的主导，因此，《北京总体规划2004-2020规划》虽然也提到了实际上的大都市圈问题，但不用大都市圈的话语，而是用“区域协调”词汇：
区域协调策略
积极推进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加强京津冀地区在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城镇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北京作为京津冀地区核心城市的作用。
在京津冀城镇群的核心地区形成以京津城镇发展走廊为主轴，京唐、京石城镇发展走廊和京张、京承生态走廊为骨架的区域空间体系，实现区域统筹协调发展。
在交通体系上加强与以天津港为核心，京唐港(王滩港区、曹妃甸港区)、秦皇岛港共同组成的渤海湾枢纽港群的协调，完善以北京为枢纽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运输以及区域航空运输网络，形成联系便捷的区域交通体系。
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大都圈话语主要由两个方面涌现出来，一是学者的学术话语，二是相关机构的研究报告。而大都市这一跨行政区的话语，只能由高于省(市)级别的国家机构来进行。从而，在机构上，有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十一五”重点课题研究报告《中国空间结构问题研究》呈现了：到2030年，中国将建设20个都市圈，这些都市圈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平原带，每个都市圈可容纳5000万城市人口，每个都市圈以120公里为半径，覆盖面积达4万～5万平方公里。每个都市圈中都有一个1500万或两个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作为中心城市，两个5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五个3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十个100万人口的大城市，都市圈的城市总人口就将达到5000万。⑥在学术上，从全国范围讲大都市区的，有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都市圈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把中国都市圈归为18个。有陶希东，在中国众多的都市圈中特别强调三大领先的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⑦。无论中国的大都市圈应该分成多少，也无论这些大都市圈中谁在领先，大都市圈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和政府的都市思想模式。在中国的大都市圈的理论中，专门对北京都市圈进行讲述的，有吴良镛教授的大北京构想：⑧整个大北京地区，向上伸向秦皇岛，向东连向天津，向南接通保定与唐山。这一联合，不仅是经济的联合，而且是政治、文化、生态的宏观规划和地区一体化。由于有周围各大城市的带动和张力，北京自身的多中心，除两轴的引力，还有周围地区的引力。特别是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与北京形成一种双城轴心。而其他城市也有自身的特色的优势。这样从大都市圈来看大北京地区，有可能把目前的单中心改变为真正的多中心。这样，北京的发展才会真正地摆脱“摊大饼”的发展，而成为“葡萄串”的发展。还有王凯在《从梁陈方案到两轴两带多中心》⑨一文中，还从传统的京畿观来讲大北京的合理性。他说：“历史上的首都北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概念而是一个京畿地区的概念。清朝时期北京城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天津是海上门户，是运输中心和商业中心；承德是行宫和夏都；张家口是防务和对外贸易；保定是教育中心；秦皇岛是关里关外的分界线，长城的出海口。可以说京畿地区实际上是一个首都圈的概念，也可以说历史上健康发展的北京本来就是一个区域性城市。”还有章光日从北京与世界大都市圈的比较来看北京的特点：《改革开放30年大北京地区规划建设主要特征分析》、《大城市地区规划建筑的国际比较研究——北京与伦敦、东京》、《大城市地区规划建设的国际比较研究——北京与莫斯科、巴黎》、《大城市地区规划建设的国际比较研究——北京与纽约、洛杉矶》、《大城市地区规划建设的国际比较——北京与新加坡、香港》、《北京模式的认识、评价与发展展望》⑩。
吴良镛和王凯关于大北京的论述，可以说都是从世界都市史演进中的大都市圈的理路来看待北京的发展。而两文都突出了一个思想，即如何让多中心成为真正的中心，用吴良镛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把北京的发展由为一个中心制约的“摊大饼”转型成多个自主中心相互联结的“葡萄串”，用王凯的话语来说，就是如何让《北京规划》中的“多中心”或超北京市的大都市区形成“反磁力系统”。总而言之，形成真正的多中心。章日光虽然在京城模式上也与吴、王有不同看法，对建立在天安门体系基础上的“北京模式”充满了肯定，但仍然认为“交通与生态已成为影响北京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北京未来的出路必须对新生的‘北京模式’进行修正与完善。具体地说，必须尽快实现两个大的转变：一是将交通建设的重点尽快转移到大容量的快捷轨道系统方面；二是将城市建设的重点尽快转移到外围的新城之中。这两大转变可以说是决定未来‘北京模式’生与死的关键举措。”(11)同样把真正的多中心看成是北京发展的必由之路。
然而，西方的大都市圈形成的多中心结构，在是市场经济和地域/文化生态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中国的大都市经济圈，目前只是从经济活动的邻近和互补方面看，而并没有与中国特殊的政体结合起来考虑。西方比如上面提到的世界前五的大都市圈，都没有中国型的政治因素，而是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相联的，其中的首都，巴黎、伦敦、东京，都没有作为首都和作为政治权力在大都市圈中发挥作用。因此，对于大北京来说，中央集权的京城在北京占了巨大的作用。这样，大北京如果出现，北京周边的其他城市，包括天津，都是很难与北京相比较的。因此，这些城市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形成与北京相等性质的中心，而形成大北京的真正的多中心。因此，目前正在转型中的京城模式，在《北京规划》描述的“两轴、两带、多中心”里，似乎难以形成真正的多中心，在大北京的展望里，似乎也难以形成真正的多中心。王凯提出的“反磁力系统”的前提，就是北京城在一个磁力中心。吴良镛的葡萄串出现的前提，也是在于这个磁力中心消失。而这个磁力中心的基础就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主导。而中央集权的行政主导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让中国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建设的行之有效的模式。
总而言之，北京的发展结构，90年代以来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受世界城市史潮流的两大理论的影响，一是世界城市，一是大都市区。从理论上讲，前者主要关联到城市的层级，在世界上的所有城市中，世界城市是最高级，有了这一最高级的标准，其他的城市级别就可以依次而定；后者关系到城市的结构，世界城市都在向大都市圈发展，是一个大都市圈结构，同样，目前世界最大的大都市圈(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为其他大都市圈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高榜样，同时也为城市的层级，提供了一套标准。世界城市和大都市圈又是合二而一的，属于世界城市的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都市圈。世界城市之能成为世界城市，是与其成为大都市圈紧密相关联的。大都市圈支撑了世界城市的形成。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上，全球的世界城市和大都市圈，纯粹是从城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不是从京城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虽然，世界城市和大都市圈多为京城，但也不一定是京城，如最大的世界城市和大都市圈是纽约。因此，北京作为特大城市，其发展受世界城市和大都市圈的影响，但作为京城，它与世界都市和大都市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西方的京城，从美国开始，就不讲最大，也不是最大。美国登上世界的霸主地位之后，对世界京城模式的理论影响，应该是相当大的。比如从民国到共和国，中国最大的城市是上海。而民国的首都是南京，共和国的首都是北京，都没有上海大。但是，中国古代的京城模式，一定是京城第一，京城的标准决定着全国标准。在这一意义上，世界城市和大都市圈，在相当多的方面又是与中国古代的京城模式相一致的。从这一角度看，北京的演进，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从中国文化看，受京城模式的影响，这是以天安门体系与四大符号建筑以及两轴来代表的，从世界文化来看，受世界城市和大都市圈的影响，这初步地从北京规划的“两带”“多中心”以及发改委研究报告和吴良镛的大都市理论中体现出来。
然而，这三个方面对于当今的北京来说，还不在于这些各自的领域是否进行了系统性、完善性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个方面还未能在从理论框架上综合起来进行思考。因此，新的京城模式走向何方，还正在演化之中。
四、中华民族对世界先进的追赶与京城模式
自中国一再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先是被拖入后是主动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深切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落伍，同时开始了力争上游的奋斗。这一中国现代史以来从边缘到中心，从落后到先进，从贫弱到富强的奋斗，很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史中一些边疆民族从边缘到中心，从落后到先进，贫弱到富强的奋斗。比较典型的，有鲜卑，契丹、蒙古、女真诸族。这些民族在走向辉煌的过程中，都有一个京城不断南迁和京城模式不断变化的历程，而其京城变化的终点，都是向着古代中华圈的文化最高级和文化最中心的形态演进，就这一点上而言，当代中国的京城模式的主要方向也是向着世界的文化最高级和文化最中心的形态演进。这时，回顾中国古代史上边缘和低级民族走向中心和高级过程中京城模式的演化进程，对于当今京城模式的重思，应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且让这一参考按历史的顺序来呈现。
首先是鲜卑族的北魏。鲜卑族发源于黑龙江、嫩江流域的大兴安岭，东汉时期由拓拔诘芬带领下西移到漠北地区，魏晋时期又在拓拔力微带领下南下到了云中一带(今内蒙古托克托)，进而到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公元338年在什翼健的领导下在盛乐建立代国，公元376年亡国，公元386年拓拔珪复国并改国号为魏。公元398年拓拔珪击败后燕，进入中原，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并称皇帝。之后，在其子拓拔嗣的发展，特别是嗣之子拓跋焘，在漠北，征服了柔然，在中原，统一了北方。公元493年在拓拔宏的领导下迁都洛阳，实行汉化，并把皇室之姓拓拔改为元。至此，一个边疆的游牧民族演进为占据天下之中的具有最高文化素质和美学形式的民族，从国号名称到皇室姓名到都城结构，都达到了当时中华圈的最高级。在京城模式里，盛乐是一个游牧地区，什翼健在此创代和拓拔珪在此立魏，这一鲜卑人最初的京城应具有鲜明的边区地域特色。拓拔珪迁都平城(大同)在政治理念上，与他取国名为魏，打着承接曹魏正统的旗号一样，已经开始全面地吸收中华最高文化，这一在汉代平城西面基础上扩建的新都，经七代皇帝的营建，显了一代帝都的风采。平城具有了宫城、中城、外郭的层套结构，具有左祖右社的礼制结构，还有城东有最高学府太学，让我们想到明清北京城东部的国子监。还有城郊明堂和大庙建筑，让我们想到汉代长安南郊的明堂。不仅如此，鲜卑领导人还在更高的多民族基础和世界文化的视野上，全面吸收当时正在蓬勃东来的印度佛教，把这一具有精致的思想形式、宗教礼仪、美学体系的宗教作自身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的东南隅，有都城最高的佛教建筑永宁寺；城西外周武山南，有后来闻名世界的云冈石窟，在这里的昙曜五窟，把北魏五帝与佛教五方佛结合，呈现佛帝一体的思想境界和美学境界。当孝文帝再迁都洛阳之时，既把京城模式完全融入了从西周以来就多次成为京城的洛阳本来具有的文化之中，同时也把自身在平城时的汉化经验，还把由曹魏都城之邺城和东吴都市之建康中的京城模式，融汇进洛阳的新建之中。汉以来的南北两宫宫制演进成单体宫制，宫城集中在内部的中心部位，横贯都城的中心大街让前朝后寝得到了鲜明的突出，里坊的格局更为严整规范。城内东面的永宁寺塔，九层百丈，几百里外皆可望见，城外南郊的龙门石窟，呈现了一片佛境的灿烂缤纷。让洛阳成为中国京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其次是契丹族的大辽。契丹族源于柔然，战败于北魏之后，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西喇木伦河南、老哈河以北地区，聚族而居分八部，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916年建立契丹国。918年在皇都建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的波罗城)，920年创契丹大字。继而征服奚、乌古、黑车子室韦、鞑靼、回鹘、渤海国。(925年)，又进入中原并燕云十六州(936年)，在与中原汉人居民的文化互动中，改国号为大辽(938年)。从一个边疆的弱小游牧民族成为一个中华圈内的大国，辽全盛时，疆域东北至今日本海黑龙江口，北至外蒙古中部的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部至今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北宋交界。其国势之强大，与之并立的北宋和西夏，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处于下风。辽朝先后形成五京制度。五京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为首都、其余四京为陪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五都的地理布局显示了一个宏大的天下胸怀，各都的结构显示其作为一个多民族(契丹、女真、渤海、粟特、回鹘、汉)一体的大国风范。而对当时世界最先进文化的追赶，不但在表现在契丹人已经基本上说汉语，在观念上，已经自视为中原正统的继承者，甚至把南面的宋称之为南蛮。而地处中原的南京(现北京)的城市结构则显示了已经达到中华圈最高文化的高度。
再次，是女真族的大金。此族源自2000多年前“肃慎”，汉—晋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隋唐称“靺鞨”，辽金时期称“女真”。女真族勃兴于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地区。以渔猎为主，辽宋之时，女真受制于辽。完颜部在30多个部落中最强。1115年1月28日，完颜阿骨打统一各部而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定都会宁(今阿城)，并从征辽开始了向外扩张。到第二代皇帝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时期，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鼎盛时期统治疆域包括今天的淮河北部、秦岭东北大部和俄罗斯联邦的远东地区。女真族在从边缘向中心的前进中，先把吸收辽的文化继而吸收宋的文化，金太宗继位后于1124年由汉人卢彦伦主持把一直未有宫殿的都城按先进标准予以重建。让会宁这一上京在格局上兼有辽宋的风格。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今北京)，虽然直接原因是内部的纷争，但地理的南移，让金更接近于中华圈中最高的汉文化。1253年金国第八代皇帝在蒙古军队的逼迫下迁都南京(开封)，虽然这已经是金人的日落西山时期，但这一南移让金人更深地融入进了中华圈中最高文化之中。金中都(北京)和南京(开封)的城市结构显示了这一文化上的提升。从更广的视野，即从北方游牧民族南进的总潮流上看，金是辽的继续，元是金的继续，从元与金具有的同一走向看，金中都(北京)和南京(开封)的作为边缘民族走向中心的意义就呈现出来了。
接着，是蒙古族的大元。蒙古原属东胡系，由室韦部落一支而来，在《辽史》中被称为“萌古”，尚无足轻重。但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被蒙古贵族奉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开始了蒙古族的席卷天下向亚欧非的大扩张大征服。被蒙古占领的巨大领域在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汗去世(1259年)之后，分裂为五大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主要在中华圈内的大汗之国(即后来的元朝)。元朝的疆域，包括今天的新疆、西藏、外蒙古、云南、东北、澎湖及南海诸岛，以及西伯利亚大部分、锡金、不丹、克什米尔东半部、缅甸北部、泰国北部、老挝、朝鲜东北部。就蒙古在中华圈内的征服来说，1218年蒙古灭西辽，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国，1246年招降吐蕃，1253年灭大理，1276年灭南宋，1279年消灭南宋残余势力而统一中国。蒙古人具有一个远比以前中华圈的民族更为广阔的视野，在其不断地对外扩张而吸收各种文化的同时，也一步步地朝向着当时的中华圈内文化的最高级，因此，当蒙古铁骑将要进攻南宋之前(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来自《周易》的“大哉乾元”。虽然，蒙古在从边疆的小族，成长为雄踞亚欧非的大帝国，也吸收了和融合了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然而还是以中华圈的汉文化为最高。大元不但是四大汗国名义上的宗主，也把北京作为整个帝国中心。成吉思汗在世进行东西南北四处征伐之时，没有固定的首都。1235年，窝阔台汗建都哈尔和林(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麓、鄂尔浑河上游)，反映了蒙古文化的一种巨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多文化结合的都城，里面除了一个大的伊斯兰教徒区汉族工匠区之外，还有蒙古贵族住宅区，佛教寺院、基督教堂。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这里自从春秋战国以来，北方的多个游牧民族，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都曾在这一区域活动。公元1251年，蒙哥登蒙古大汗位，即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由和林南下驻帐于此。那时，此地名叫金莲川。正是在这里，忽必烈广召天下名士，组成了以后治理天下的智囊和领导团队，即著名的“金莲川幕府”。在这里，忽必烈命汉人刘秉忠运用中国的风水知识选址建城，1259年城郭建成之时，命名开平府，此年正逢蒙古大汗蒙哥攻伐南宋命丧四川合川县钓鱼城，忽必烈从南宋鄂州(武汉)战场赶回开平府争夺汗位。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府登大汗之位，并定开平府为首都。同年其同父同母的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登大汗之位。1264年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后在燕京(北京)建元大都的同时，开平府被召命为“上都”。上都由汉人主持建造，虽然，各种文化元素都在这里汇聚(如各种寺庙堂观160余处，如养有麋鹿等动物以供游猎的方圆25公里的大型御花园)，但中华圈最高文化的特色已经相当突出，这从全城的结构由宫城、皇城、外城三重城墙组成而显示出来。忽必烈迁都燕京时，金朝故殿已是一片废墟，在1215年被蒙军攻陷时被焚毁，于是住在城外金代离宫(大宁宫)内，元大都于1267年新建，历时20余年始成。工程的总主持仍为上都建城主持者现为中书省官员的刘秉忠、阿拉伯人也黑迭儿负责设计新宫殿。郭守敬担任都水监，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三位主持的背景，可以看到多元文化的汇聚，但其基本和核心是中华文化的最高级。元大都，不但比起元上都来，而且比起辽南京、金中都来，都更接近中华圈最高文化的特色。元大都平面呈东西短、南北长的矩形，城墙全长60里又240步，辟十一门，南、东、西三面各三门，北面二门。不但基本结构符合《周礼·考工记》的京城模式的基本要点“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九经九轨”，而且十一门的命名，都与中国的宇宙观念相契合。南垣三门，正中为丽正门，《周易》有“日月丽乎天”。天南地北，丽是天之丽。东为文明门，《周易》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德者得也，得之于天，其文大明。西为顺承门，《周易》“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南为天而西为阴。东垣三门，正中为崇仁门，东方属春、属仁。南为齐化门，《说卦传》有“齐乎巽，巽东南也”。北为光熙门，取《周易》“艮(东北)，止也……其道光明”。西垣三门。正中为和义门，取西方属秋、属阴与死亡相关，义乃天道运行之杀律；南为平则门，北为肃清门。平与肃，皆与义同意，有用武力而保持天道正义之意。北垣二门。东为安贞门，《周易》有“乾上坎下……安贞吉”。西为健德门，《周易》有“乾者健也，刚阳之德吉”……可以看到，蒙古族从边缘到中心，从弱小到强大，一步一步地进入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级和最中心，从其京城的三次南移显示出来，也从三个首都(从哈尔和林到元上都到元大都)的基本结构以及决定这一基本结构的文化观念的不断变化中显示出来。
最后，满族的大清。满族即辽金元明的女真，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废除旧有族名“诸申”(女真)，定族名为“满洲”。在明代，女真在其治下，建州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六世祖，后被追封为肇祖原皇帝)被明朝封为建州卫左都督(1405年-1433年)，其后人，也是在女真诸族中脱颖而出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83年袭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不断壮大的努尔哈赤1616年在赫图阿拉自立为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挑战明廷中央，1618年发布讨明檄文，1619年经萨尔浒之役占领辽东七十余城，1621年攻占辽阳和沈阳，并于是年迁都辽阳。1625春又迁都沈阳。1636年，清降服漠南蒙古。同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且改“金”国号为“清”。1644年攻领北京，后又经20年战争完全消灭了南明诸王朝和大顺残余势力而统一中国。
清从边缘到中心，从弱小民族到一统天下，在建筑文化上的体现，就是五迁其都。从1587年建立的佛阿拉城(今辽宁抚顺新宾县呼兰哈达即灶突山之下)，到1603年建成迁入的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抚顺新宾县苏子河南岸的自然台地上)，到1619年建成迁入的界蕃城，到1620年迁入萨尔浒城，仅半年后，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东城(辽阳)，定为都城，并于辽阳城八里，营建新的东京，1622年迁入。1625年3月迁都沈阳。1644年定都北京。在这不断的迁都中，满族的传统京城模式(12)的一些主要方面，如依山而建筑的空间特点，重要建筑处于高处等，在演进中不断地消而失之或缩而小之或功能变异，乃至悄悄地被整合了最高级的文化之中。从东京到盛京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到北京完成了这些因素的转变。另一些主要特色，如内外城的空间结构、宫殿分离的布局方式、八旗方位对建筑布局的影响，不断地向最高文化的都城结构靠拢，最后内蕴在最高文化的都城结构之中，不注意甚至感觉不到，如内外城空间结构和八旗在北京内城的方位。而最高文化的京城结构不断地越来越强地进入到京城模式之中，如把文化观念嵌进都市结构之中，如中轴线的出现。前者从清东京(辽阳)开始就有明显体现。京城八门，东西南北各二门，东面的抚近门和内治门，西面的怀远门和外攘门，南面的德盛门和天佑门，北面的福胜门和地载门。八门之名都取自《尚书》、《易经》等中国古籍，而且中国的宇宙观念和方位观念赋以寓意。后者即中轴在东京都城中都没有显出，是在盛京时才有不甚明确的体现，之所在说不甚明确，在于盛京宫殿群有两条平行中轴线，一是大政殿和十王亭形成的中轴线，是一种满族传统的政治结构，一是从大清门到崇政殿到清宁宫，是走向最高文化的一种政治结构。而到北京，中华圈最高文化的中轴线完全体现了出来。
以上呈现的中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走向中心，同时走向中华圈文化最高级，同时也是世界最高级的运动，体现在京城的不断南移和京城模式的不断变化之后，而最后总是定型在中华圈京城文化的最高极上，而且他们在走向文化最高级和京城模式的最高级的过程中，本身又用自己的智慧丰富了中华圈最高级的京城模式。这里，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总结，有丰富的智慧可供启迪。比如，中国古代后期围绕北京而定型的京城模式中，从辽南京到金中都到明北京和清北京，可以看到，京城模式如何不断地向《周礼》中的京城模式的理想形态演进，这里有甚多的东西可以思考；可以看到，在北京作为京城的定型中，先是辽南京，建立在从商的蓟城到唐代幽州城的建城经验和自周以来的营国经验之上而综合为新时代的京城形样，即把以中原为中心的农耕文化和适合广大北方广大地区的游牧文化综合为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京城模式。我们看到，大辽并没有像北魏那样，从盛乐到平城到洛阳，以一种完全方方面面融入中华文化的方式，形成自己的京城，并以新的汉化外貌，由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而隋代而大唐，开放出中国文化的盛世光采，而是把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结合，把中原汉文化与北方各族的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着一种新型的中华文化。可以说，由辽而金而元而明而清，都是走在这一恢弘的大道上。回到自辽南京开始的京城新路上来，这既是一条恢宏大道，同时又充满了痛苦和心酸。辽南京开先之后，再而金中都，毁灭了辽南京而重建，继而元大都，夷平了金中都而重建，随之明北京，扫平元大都而重建，当然，在这不断的一毁一建的历史循环之中，中国的京城形态又在一步步地走向完善和理想，最后清北京，并没有毁平明北京，而是基本上直接把清北京放在明北京之中，只是从宫城到皇城到京城的重大要项，即从宫殿到城门的名称进行关键性的改名，而这改动，不是使具有天下胸怀的文化最高级改回到具有边缘性的满族的地方性，而是在具有天下胸怀的文化最高级的基础上，使之更符合文化最高级的理想性。比如三大殿为例，明代为：奉先殿、华盖殿、谨身殿(明嘉靖时曾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清代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相比之下，清名如果不是更多或更高，至少具有一样的宇宙气魄；又比如重要之门，明代大明门，清为大清门，昭示朝代已经改换，明代南面的承天门和地面的北安门，清代改天安门和地安门，如果不是更多或更高，至少是显出了同样的宇宙胸怀。当清朝完全进入明代京城，占为己用，且看北京京城与盛京故宫的不同，显出了满清力争上游，进入中华文化的最高级和最中心的雄心壮志和宇宙胸怀。从大辽、大金、大元到大清，呈现了是一种京城的演进和京城模式的变化，内蕴着一种中华民族力争上游的内在性格。这一种历史上的力争上游的心性，与现代性以来的中华民族面对世界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挑战所进行了京城模式的新追求，具有相同之处。当然又有一点不同，古代中华圈的最高极和最中心是由数千年的历史形成的，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各边缘民族在前进中的方向很确定，对于自身民族性与最高级和最中心文化的互动点和契合点也很清楚。因此，他们的演进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而当代中国的京城模式对世界文化最高级和最中心的形态的学习，却复杂得多，既有学西学苏俄再学西方的一波三折，又有中国传统结构和传统元素与世界最高级和最中心文化在互动中的性质、地位、功能、意义上的自我认识上的不断变化，还有随着全球化中的多元文化思想崛起和G20中的新兴国家崛起，对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现代化和文化最高级的原有模式本身的困惑与重思，这又使新的京城模式的演进方向显得复杂起来。
五、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
京城模式正在新世纪演化着，北京已经提出，要在2050年成为世界城市，但是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京城呢？却没有提出。
如果仅仅从世界城市的角度和仅仅从大都市圈的角度构想北京的未来模式，现在我还想象不出，到那时，作为京城的世界城市以及大都市圈的核心，与非京城的上海的世界城市和大都市圈的核心，有什么样的不同？因此，北京在构想成为怎样的世界城市的同时，还要构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京城，并以京城模式的创新，去营造自己的世界城市的新貌，这样才能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应和并象征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崛起和文化复兴。从这一角度思考，新的京城模式，对应着的，是千年以前盛唐的长安。而今北京与上海的不同，正如当年长安与扬州的差异。扬州的顶极繁华，引出了“腰缠二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世界性向往，作为海上丝路名港，扬州吸引了来自新罗、高丽、日本、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婆罗门、昆仑等国数千客商长期居住经商，以世界的多样性展现出“春风十里扬州路”的繁华景象。长安以天下之中的京城大气，除了与扬州一样云集着来自世界大商大贾，还汇聚来自八方的求法僧、留学生、传教士、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全世界的人士，怀着“欲上青天揽明月”的愿望来到长安，进行着“业不惊人死不休”的事业追求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长安作为天下之中，呈现出“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琉”的盛景。
回到今天的现实，中国京城模式的演化基本上是在两个模式的张力之中，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京城模式，二是世界城市演进史中的世界城市，而这两种模式中都内含着一个作为京城模式应有的指标：北京应当成为一个向世界提供思想的城市，这一点的意思是，在第一种模式的内容里，作为中国的京城模式，在全球化的多元互动中，以中国的方式向世界提供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在第二种模式的内容里，世界城市本身就意味着世界的各重要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库汇聚于斯，而各种思想自然会体现在具体的美学形式上，而多样性的美学形式，将嵌入或融入进京城景观之中，让全球化时代的京城模式具有一种包容四海的宏大气象。
当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前者提供了京城模式的样板，特别是京城中的象征体系的样板，后者提供了特大城市的样板，特别是如何把各方面的因素高度组织起来的样板。如果只有前一方面，北京还不能说在现实中胜利地应对了各方面的挑战，并在这一挑战中展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京城气象，如果只有后一个方面，北京还不能说胜利地回应了全球化时代对一个世界大国首都的要求。因此，如何形成新的京城模式，在于对这两个方面的理解深度。所谓深度，不仅是表面具体的形式，更是在具体形式后面的精神和气度。
对这两个方面的深度，应当进行怎样的理解呢？
在中国京城模式方面，至少应该有三点是要先提出来的：第一，天(宇宙)人(人类)合一的京城，第二，历史与今天合一的京城，第三，观念内容与美感形式合一的京城。
在第一点上，古代京城显出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在于古代观念的确定性。而今这一方面的困难，在于现代观念在不断的演变之中，有的还未定型，有的虽然定型但尚未完全深入人心。比如，古代京城的宇宙观念是以北极星为中心的紫微恒的结构，故宫就是这一结构在地上的美学表现。而今，现在的宇宙模式是什么并不完全清楚，宇宙的产生，科学的主流思想支持大爆炸设想，如果相信这一理论，那么大爆炸宇宙应当有用怎样的美学形式来表现呢？古代，宇宙与人有一种确定的对应关系，而今，人与宇宙的对应是什么呢？在全球化时代的天人关系中，生态学的观念和质量，环境保护的观念和质量，被提了出来，人的生活质量的观念被提了出来，但生态的本质应当用怎样的美学形式来表现呢？环境保护和人的生活质量又应当以怎样的美学形式来表现呢？因此，具有世界思想高度的京城，不仅是一个把历史现在未来的方方面面予以数据呈现和计自然综合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既在历史现在未来的科学数据之上，又超越科学数据的观念创造问题，需要哲学的宏大视野和美学的巨大想象。
在第二点上，古代京城呈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坛台四环的整体结构，把中国文化京城从中杆到坛台到宗庙到宫殿的漫长演进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转变的逻辑关结，完美地融会在一起，并以时代的高度进行了理性化的美学显现。整个古代京城，把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和内蕴在这一进程中的文化精神，得到了一个与古代的宇宙观和历史观相一致的完美体现。现在的北京虽然在把中国的古代史和现代史结合在一起并给予了一个完美的体现上做了非常大的努力，然而，由于在现代性以来的思想激荡中，对中国古代史的认识和中国现代史的认识，不断地变化，因而还未完成思想史的任务，具体说来就是：尚未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改革史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完美地统一起来；尚未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和改革史与更大范围的中国现代史统一起来；尚未把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之中的整个中国现代史与未曾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之前的中国古代史统一起来；尚未把中国古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合一的整个中国史与世界史统一起来。由于在思想史上尚未完成这四个统一，一个站在全球化时代高度的思想体系尚未完成，因此，怎样构想历史与今天合一的京城模式未能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观念体系，从而还完全谈不上如何以这一观念体系为基础，构筑一个具有全球化时代高度的京城的象征体系，未能呈现一个明晰的结构。
在第三点上，有了明晰的观念体系，只是一个基础，如何把这一明晰的观念体系具体化为京城的美学形式，还需要一种在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的二重结构中寻找到合适的美感形式。这一结合从现代以来就在进行，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国家大剧院和央视新楼引起的巨大争论，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正是两个美学传统的争论。而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目前北京的象征体系还局限在中国与西方的二元系统之中，而不是中国与世界的多元系统之中，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拉美文化、非洲文化，以及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文化的美学形式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到京城模式的构想之中，本来这应该是在长安街的规划中呈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京城模式的构想来说，对世界史模式进行新思维尤其应当注意，与之相应的，对世界美感形式史的新思维也是尤其应当注意。
以上三个方面，天(宇宙)人(人类)合一的京城，历史与今天合一的京城，观念内容与美感形式合一的京城，由于中国现代史的巨大复杂性，虽然进行了巨大的努力，目前仍在继续演化的过程之中，尚未呈出一个明晰的观念，从而对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尚未在理论上走向明晰。然而，古代京城的榜样却为今天的京城具有启迪的意义。当以上三个方面都有了进展，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国和文化大国的首都，应该以什么样的京城模式体现出来，就会以清晰的图景出现。而这一清晰的图景，也会对北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象征体系上的努力，进入一种新型的意义组合。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之外，还有两个方面需要提出来：第一，如何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丰富性呈现出来，这是在共和国前期的阶级主流中被遮蔽了的问题，第二，如何把世界史的丰富内容呈现出来，这是在一心对世界先进的追赶中被遮蔽了的问题。这第二个问题就与世界城市相关了。
世界城市，不从世界的城市演进史，而从中国进入世界后的世界观来看，涉及中国的世界性观念。中国的世界性自现代性以来基本上是一个世界先进性，是在对世界最高级的以赶超为口号的追赶中只盯住一个目标的世界性，世界的多样性只服务于追赶世界最高级目标，而多样性的本身并未被关注。新一轮的全球化，各新兴国家对世界最高级(西方)的追赶，已经呈现了一个多极的世界和多样的世界，世界多样的五彩缤纷的特色正在向中国展现，中国也开始从世界各文化多样性本身去关注和尊重这一多样性，这种关注和尊重，不仅是走在追赶现代前面的新兴国家的文化，而且包括处于各个层级上的文化。全球化时代的旅游业作为一个特大的经济体和一种重要的经济活动，已经把世界上处于各个层级的文化作为旅游的重要因素，而要真正地在旅游上做出成就，对各个层级文化的真正理解、研究、欣赏又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各个层级文化又因此在整个世界的眼光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同时又意味着，世界城市的世界性，在汇聚世界精英的同时，汇聚着一个多样性的文化，不但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各种形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而且有基督教和各种形式(天主教各教派、新教各教派，东正教各教派……)，伊斯兰教的各种形式(什叶派和各派，逊尼派的各派、苏菲派的各派……)，印度教的各种形式(来自《吠陀》经典的体现，来自《奥义书》的体现，来自《梵书》和两大史诗的体现……)，佛教的各种形式(包括南亚在内的印度佛教圈，包括朝鲜、日本、越南在内的汉化佛教圈，包括尼泊尔、不丹、蒙古在内的藏传佛教圈……)，而且还有非洲的宗教与思想，拉美的思想与宗教……这样，世界城市的世界性，不仅是具有政治上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总部，经济上的国际金融业的总部，跨国公司总部，全球交通运输枢纽(航空、铁路、海运、物流)，全球信息中心，产业中心(科技创新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上的图像和思想创意中心，而且还要有文化的多元化程度和聚居的国际化程度，这一点上，不仅是世界人才聚集中心，重大国际会议、国际会展、体育盛事、文化盛事的举办地，还应是以世界多样文化在城市中汇聚而呈现出世界多样性的美学景观，即建筑风貌和街景样态。这里，盛唐长安的国际化程度之高和美学多样化的缤纷景色的是一个光辉的样板。
当从世界城市的多样性来看北京的已成形态，作为京城最重要的长安街，应当进行怎样的评估，可以让我们进行思考。目前的长安街，只呈现了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50年代到60年代到70年代到80年代到90年代到新世纪这各个年代中国在追赶世界最先进中的变化，是一个相对单一的变化，而没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世界性景观，在这里，看不到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拉美文化、非洲文化的景观，甚至在学习苏俄时，俄罗斯的东正教景观一点也没有出现，在学习西方时，西方的基督教美学也没有丰富地呈现……
再从世界城市就应有的世界多元景观回到京城模式上来，有了上面的一番巡游之后，对于如何把京城模式，以及京城模式中的象征体系与世界城市结合起来，进行统一的构想，应该是有所启迪的。
注释：
①以上数据见凤凰卫视2009-09-29日《时事开讲》中石齐平所说。
②G7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后来加上俄罗斯为G8。G20峰会2008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首开，继而于2009年4月2日在伦敦又开，然后，2009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第三次召开。
③王凯《从梁陈方案到两轴两带多中心》(载《北京规划建设》2005年第1期)：卫星城的建设是失败的。前面提到1958年“分散集团式”的规划思想已经提出来了，1993年的北京总规化又提出14个卫星城的模式。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可以说是失败的。首先，卫星城在理论上是失败的。卫星城理论源于英国为缓解伦敦等大城市人口的高度聚集，在城市外围建设以居住为中心的中小城市的规划思想。英国在经过三代卫星城的实践之后发现大城市疏散出去的人口，远不及从更大地域范围内吸引来的外来人口多。同时，卫星城理论对城市功能疏解的认识是不到位的。北京十年来卫星城的建设，也并没有实现人口和功能疏解的目的。其次，卫星城在管理上是失败的。1993年总体规划虽然在空间上确定了14个卫星城，但建设机制的主体落在区县一级政府，这造成卫星城的建设，首先用来满足区县开发建设的要求，而不是北京市城市功能疏解的需要。
④谢守红：《大都市区的概念及其对我国城市发展的启示》，《城市》2004(2)；洪世健 黄晓芬：《大都市区概念及其问题探讨》，《国际城市规划》2007(5)；罗海明 张嫒明：《美国大都市区指标体系的百年演变》，《国际城市规划》2007(5)
⑤栗宁：《漫谈世界五大都市圈》，《地理教育》2009(2)
⑥魏海田：《20个大都市圈改写中国经济版图》，《今日财富》2006(2)
⑦陶希东：《我国21世纪初期大都市圈发展若干问题探讨》，《现代城市研究》2009(4)
⑧吴良镛：《大北京地区空间发展规划遐想》，《北京规划建设》2001(1)，《大北京地区空间发展规划遐想(续)》，《北京规划建设》2001(2)
⑨王凯：《从梁陈方案到两轴两带多中心》，《北京规划建设》2005(1)
⑩上述论文依次载于《北京规划建设》2009年第1、2、3、4、5、6期。
(11)章光日：《北京模式的认识、评价与发展展望》，《北京规划建设》2009(6)。
(12)李声能：《满族早期都市的空间结构分析》，《沈阳建筑大学学报》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