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执政理念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执政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再次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这与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系统阐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全党不断深化对三个规律，即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其中，提出要加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这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第一次，过去常说的是要总结研究执政党的历史经验，加强执政党建设，没有从执政规律的高度去认识和把握这一问题。毋庸讳言，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复杂多变的，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许多是前所未有的。江泽民同志多次提出，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如今，有了相当一些共产党执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有可能揭示和加深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以便自觉地把握规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首先有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所谓执政理念，通常是指一个政党执掌政权的宗旨，治国方略，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社会力量配置，以及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自身建设等。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执政要遵循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则，同时必然有许多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其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端正执政理念，这是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重要前提。
一、执政：共产党地位和任务的变化
“七一”讲话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从夺取全国政权到掌握全国政权，我们党经历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一时期人们通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是一个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党的任务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年代党的地位是在野的，党的任务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打碎一个旧世界。然而，共产党一旦取得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党的地位变了，任务也变了。执政党的任务是要领导国家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富裕，社会得到进步。应该说，对于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地位和任务的转变，党的领导人是有一定认识的。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要由农村移到城市，要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他还强调，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内可能滋生骄傲等不健康的情绪，提出“两个务必”，要求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7页。）。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重申：“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481页。）可以认为，新中国建立前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党的地位和任务的转变，力图自觉地适应这一转变。
可是，这种认识还只是初步的。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面临几大新课题，要求新的政治理念。第一、我们党是经过二十多年浴血奋战取得政权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的艰苦斗争环境中，我们党形成了一系列适应革命战争环境的制度、作风和工作方法，其中蕴涵着不少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东西。但传统也常常会形成一种习惯，一种思维定势，许多“熟习的”东西会在新的环境下顽固地表现出来。例如，党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夺取政权，在旧中国专制独裁的黑暗统治下，运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形式，破字当头，是完全必要的。而在执政党的条件下，党的任务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由于建国初期面临的斗争环境仍十分尖锐复杂，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还在作最后的挣扎，我们党仍然不得不主要依靠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巩固政权，同拿枪和不拿枪的敌人作斗争。广大农村封建的土地制度还有待于铲除，土地改革、剿匪除霸的任务相当繁重。加上围绕朝鲜战争而开展的复杂的国际斗争，当遇到复杂矛盾的时候，抓阶级斗争就成了一种惯用的方法。第二、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以后，由于缺乏经济建设经验，搬用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与之相适应，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也搬用了苏共的一整套做法。苏共的执政模式，其本上沿用革命时期从上到下高度集权、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在领导经济建设中，经常把经济问题政治化。苏共在上一世纪20-30年代实行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时，就曾将经济发展指标的高低、速度的快慢看作政治斗争的风向标，把坚持新经济政策方向，反对急躁冒进、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布哈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便是一例。在建国初期全面学习苏联，向苏联“一边倒”的口号下，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一整套东西几乎都搬了进来。第三，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后，从在野党变为执政党，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需要面对和处理好一系列新的关系，例如，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好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与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并肩战斗，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处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既不能搬用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也与苏联的一党制不同，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又如，执政的共产党如何处理好与国家、政府、社会的关系，改进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避免和克服包办代替、党政不分的弊端，等等，都是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二、合法性：民众对共产党执政的支持和认同
关于某个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通过两个途径确认的：一是领导革命或政变推翻原有政权，经过一段过渡期后，由民众投票予以确认；二是在多党制国家，通过政党间的竞选和角逐，获得法定多数票的政党上台执政。但合法性的本质含义，按照李普塞特的说法，“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注：S.M.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5页。）换句话说，合法性就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一举推翻临时政府，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俄、中等国，由于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沙皇和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一般都有很高的支持率和认同程度，也就是具有深厚的合法性基础。共产党不迷恋于形式上和程度上的合法性，当年马克思曾批评巴黎公社领导人太“幼稚”，迷恋于所谓的“合法性”，深怕被说成是“僭越者”而匆忙进行选举，交出政权。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时机到来的时候，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一举夺取了政权，针对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不该过早夺取政权”的责难，列宁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8页。）列宁用十分清楚的语言，阐明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根据。
然而，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有一个合法性资源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资源会逐渐流失、淡化，需要不断补充新的资源。在缺乏民主传统的东方国家里，人们往往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打下了天下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一党制又强化了这种观念。由于没有竞争对手，没有竞选压力，代表大会、选举制常常会流于形式。这种天然的“合法性”给人以这个政权似乎受命于天，受命于神，可以永远执政下去的假象。加上党的组织制度上的缺损，造成个人集权过大，个人崇拜盛行，法制不健全，很容易搞终身制、世袭制。在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长期来似乎无人置疑，但实际上，民众是在不断地选择。由于苏联长期以来实行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对国家发展、社会生活留下许多严重的隐患，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陷于枯竭，及至晚期，经济发展迟滞，改革又偏离正确的方向，导致经济、政治、民族、社会危机全面迸发，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都得不到保障，这就失去了一个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依据。从根本上说，苏共的败亡，是执政党丧失人民群众信任的结果，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危机长期积累的直接后果。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形势恶劣，政治气氛严酷，相当一批群众温饱都未能解决，党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损害。这里实际上隐藏着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党的根本任务，以重新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就是为了寻找新的合法性资源，增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高度，强调执政的共产党只有时刻记住并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才能使我们党拥有执政的强大而持久的合法性基础。
三、执政兴国：共产党执政的有效性
任何一个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要得到民众的认同，最根本的要靠执政有效性的支持。执政的有效性，通俗地说，就是执政党要治国有方，卓有成效。对于这一点，共产党执政也不例外。
共产党如何保证执政的有效性？关键是要谋取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的推进。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发展对我们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邓小平十年前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提出一个重要论断：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提醒人们，只有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才能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才能在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竞赛中不致于落后，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否则，一切都会落空。邓小平向人们发出警告，“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就是这个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邓小平的遗志，十分重视经济发展问题。“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更从执政党建设纲领的高度，指出党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执政兴国”这四个字，概括了共产党执政的前提、目的和根本任务。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要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历史已经证明，这两个任务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个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并为后一任务的进行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半个多世纪来，我们党一直带领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而不懈奋斗。其间虽然有过挫折和失误，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二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兴则万事兴，综合国力才能增强，政权才能巩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各项事业才能欣欣向荣，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才能不断增强，源源得到补充。执政党坚持以发展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才能从根本上满足振兴国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要求，才能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可以说，坚持发展，坚持“执政兴国”，这是共产党执政有效性最显著的标志。
要确立“执政兴国”的理念，是我们党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重要结论。苏联晚期，经济发展停滞，国力严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几届领导人均无治国兴邦的良策，这就使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失去了有效性的支持，导致了苏共败亡、苏联解体的悲剧性结局；我们也曾经历过闭关锁国、把抓阶级斗争作为第一要务的荒唐岁月，使国民经济濒临绝境。可见，共产党只有用执政的有效性来证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执政兴国”，并要求以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是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对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科学表述。
四、执政为民：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
共产党从诞生的一天起，就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党的宗旨，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一切活动，不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执掌政权，目的都是为了解放人民，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过幸福富裕的日子。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最近，他又提出，“三个代表”的本质是“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它准确而集中地体现了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和目的，决定并体现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正义性。正因为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当它执掌国家政权的时候，总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始终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这三个一致性，要求党在制定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时候，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人民群众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确立执政为民的理念，还要解决好以下两个认识问题。
第一、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民利益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不相同的。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又处于深化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总体上说，还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是有不同阶层组成的，他们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所以，执政为民必须从现阶段的国情出发，正确反映并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找出最有效的方式正确调节和处理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关系，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第二、执政党是通过党的干部来执政的，因此，党不但要教育干部做人民的公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而且要建立健全一系列对党的干部的选拔、任用、考察、检查、监督的制度。须知，这里不仅有一个执政者个人品质和道德素养的问题，还因为他们掌握着的是一种公共权力，是一种“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尤其在发展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条件下，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滋生种种腐败现象。从执政为民的视角看，执政党的干部之所以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一是出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二是滋生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这些都会严重损害执政党的形象。执政党尤其要警惕党内出现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共的败亡，是党内日甚一日的腐败现象无法遏制，一批有权势的党政干部乘机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所造成的。正是为了使其攫取的巨额财富“合法化”，这些人结成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成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急先锋，成为剧变的最大得益者。因此，“七一”讲话强调，党内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是总结历史经验而得出的深刻的重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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