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内涵与实质_国际关系论文

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内涵与实质_国际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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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6)05-0094-04

一、“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内涵与本质

“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核心是“和谐”,因为除了具体所指目标不同而外,其“和谐”的涵义是相同的。“和谐”的本意是平衡与满意,按中文词典的字义指“配合的适当,谐调”。[1](P337)它既是客观上的一种力量分布形成的状态,也是主观上的一种认可。按中文造字的解释,“和”的含义,是指人人有饭吃,“谐”的含义是指人人皆有发言权,参与讨论共同的问题。“和谐”二字本身,在古代农耕时代,即具有既体现经济发展,又体现民主建设的涵义。“和谐”,既包括人际社会的平衡,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平衡。

孔子主张,中庸之道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他在《中庸》篇早就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P8)意思是,天下和谐才是掌握了治理天下的根本。达到中和,每个人各得其所,自然界万物生长。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的手段,孔子主张用“礼乐”来规范,在政治上就是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然,这是奴隶制的道德观,但从社会学角度看,孔子所主张的,在等级社会里人们要各安其位,同时强调,“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3]这里蕴含有深刻的政治学原理。

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但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中国远古时代的老子就提出“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他提出的人在自然界面前“无为”的思想,虽然是没有看到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提出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仍是可取的。庄周在《外篇·天道》中,也谈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4]意思是,明白了自然界的规律,才是把握了根本,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尊重。人和自然实现和谐,天下才稳定。人和人之间实现和谐,才能构成人际社会的和谐。人和自然界实现和谐,才能称得上天下最大的和谐。我们现在提出绿色GDP,提出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必须与环境保护挂钩。国家统计局提出,应该允许一些地方的GDP可以是不增长,甚至是负增长,都贯穿了环境保护的意识,这都是贯彻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和谐世界”主张,主要应解决国际关系中的南北差距拉大和国际关系民主化问题。因为,“和谐世界”倡议的核心内涵,一是要解决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南北关系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问题。二是争取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制定共同的行为规范,并以国际法准则和国际制度建设约束各国的行为。

“和谐世界”的涵义,首先是力量的平衡,也包括国际社会各成员在力量平衡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建设和制度建设,最终达到各国对国际秩序总体认可。各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力量不同,但在总体满意的国际秩序中,应对本国安全的无忧。因此,“和谐世界”主张的本质,也包含各国对理想国际秩序的主观认可。在这个世界中,各国都应得到尊重,都应得到发展,各得其所,相互之间和睦相处。“和谐世界”应是各国理性追求的彼此融洽、共同发展与和平共处的国家关系的结果。它既应该建立在力量平衡的基础上,形成力量的相互制衡,又要建立在有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的基础上,即应遵守现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按照公平、正义、平等、和平、民主、协商、对话等原则处理相互的关系。

“和谐世界”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康德的“世界和平论”。欧洲在中世纪乃至近代历史,都曾是战争频频发生的地区。人们对封建时代频发战争带给人民灾难的现象的思考,从理性上提出在国家关系中也应实行“和平、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康德在1795年写成的《永久和平论》,把道德法则、法治原则和制度原则用于国家关系中。康德设想,“每个国家的社会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共和体制应当建立在“自由”、“平等”和“所有人都服从法律”这三项原则之上;它能够保证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国家公民的约束。康德认为,共和制是永久和平的最基本的保证,因为是否应该进行战争,需要国家公民表示同意。由于各国作为国家已经具备了保障自由权利的体制,同时理性从道德的权威出发,也要谴责作为征服行动的战争。这样,保持和平状态便成为一种义务。很可惜,康德的理想并没有因各国都建立共和制而实现。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战争的发生,无论从频率,还是规模,都大大超过封建时代。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欧洲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世界各国都饱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罹难。

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中心任务,是维护全人类和平、稳定和安全,在平等、维护主权、互相尊重、互利和确保子孙后代发展前景条件下,实现全面协调发展。人类拥有共同实现上述目标的机遇,也面临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恶化、传染性疾病、有组织跨国犯罪、贩毒等诸多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只有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为基础,在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下,各国通过合作,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上述问题。

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构筑和谐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各种力量相互竞争与合作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因为尽管参与国际社会的角色增多,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地位在提升,但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中,主权国家仍是最基本的角色。每一个主权国家都要追求自身的安全与利益。但每一个主权国家的执政者也应意识到,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建设仍是必不可少的。世界各国都应严格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应充分保障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平等发展的权利。必须和平解决现实分歧与历史争端,不应只强调本国的安全与利益,采取强迫别国屈从的政策,而损害他国安全与利益,也不应动则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主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以多边主义为基础,通过对话和协商决定。各国政治领导人只有彻底摒弃对抗和结盟的思维,不寻求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地位和主导权,不将国家划分为领导型和从属型,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才能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只有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加强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为构筑和谐世界奠定理性基础。

“和谐世界”强调集体安全,因此应该充分肯定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机制的作用,倡导多边主义的合作原则。目前的联合国虽然不是世界政府,但是是世界192个主权国家的最大的国际组织,不仅关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也对世界经济发展、金融安全和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负有治理的义务。因此,在国际社会的机制建设中,仍然应该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最大的国际组织及其宪章原则。各个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国际组织都不应该违背联合国的宪章原则。

建构“和谐世界”,从国际关系民主化来讲,从政治上要求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国际社会。倡导各国在制定本国的外交方针时确定经济发展优先的原则,在国家政治关系中去意识形态化,不应只强调本国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而否认各国的道路选择;在国际关系中应寻求双赢,而不是零和博弈,才能朝着寻求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方向前进。

构筑“和谐世界”,从解决南北国家的发展差距来讲,也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必须看到,解决南北差距既关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关乎发达国家的利益。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使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时代,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不能总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带的这种格局中。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展的基础上。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提出,发达国家应该为解决南北发展差距问题作出贡献,对发展中国家减免债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少于本国国内生产总值0.7%的经济援助。中国向来主张,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经济振兴和发展,但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各国也应该融入现存的国际经济制度中,同时应该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保证各国平等的发展权利。联合国已经发出呼吁,落实千年发展目标,重点是解决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一百名之后,仍率先宣布减免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庄严承诺拿出1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承诺,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

总之,“和谐世界”的主张,倡导在国际关系中以和平、发展、平等、民主、多边合作为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争取平等互利的发展和世界普遍持久的和平与安全。这无疑是关于创建21世纪国际秩序主张的高度浓缩和概括,是对美国冷战后提出“霸权稳定论”主张的一种观念上的挑战,应是指导21世纪国际关系发展方向的理论制高点。

二、“和谐世界”主张与我国一贯外交政策的关系

“和谐世界”的倡议也是中国在新的世纪确定的“和平、发展、合作”外交方针的符合逻辑的延伸发展。中国在进入21世纪之初,提出“和谐世界”的倡议,具有内在的历史延续性。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就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制度。80年代,邓小平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对于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一直有自己的主张。90年代,中国同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国际关系朝着良性互动的和平方向发展,有利于世界的总体缓和。1997年4月23日,中国与俄罗斯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肯定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方向,将中俄两国对冷战后世界发展方向的主张理论化,法律化,以国际法的形式肯定下来,既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也是中国和俄罗斯对自己处理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提出规范约束。

该《联合声明》强调,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在中俄共同倡导的这种新的国际秩序中,国家与国家要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对话与合作,不要对抗与冲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应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其发展道路,别国不应干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障碍。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应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垄断国际事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排除经济关系中的歧视性政策和做法,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贸、科技、人文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在国际安全领域,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针对别国的集团政治和结盟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和处理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动则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和外交谈判,促进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既存在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也存在国家关系的不平等。而联合国作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组织,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无法替代的,应为建立和维护国际新秩序发挥重要作用。

胡锦涛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是继《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后对世界的又一理论贡献。经过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9·11事件、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俄两国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更为成熟与接近。这一联合声明进一步阐述建立多极世界和国际新秩序的主张,重申双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阐明对新世纪的国际秩序的共同立场,重申两国主张在尊重国际法、多边主义、平等和相互尊重及提高联合国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12项主张,反映了中俄两个大国对当今世界关键问题的一致看法和对人类发展前景的相同观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雅科文科2005年6月29日在《俄罗斯报》上撰文说,俄中一致认为,在国际事务中不应独断专行,不应把国家分成三六九等,不应把社会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及实行双重标准。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建立新的安全模式,在联合国主持下确定应对新威胁和挑战的全球战略。[5]

笔者认为,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和谐世界”的倡议是我国一贯外交政策的逻辑发展。

1、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倡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也是中国一贯反对霸权主义政策的发展。无论是50年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还是80年代邓小平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都是同联合国宪章原则相一致的。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对外政策中,坚持抵制少数国家的霸权主义,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推动世界朝着多极化和建立和谐的全球政治关系方向努力。

2、“和谐世界”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新安全观”等重大理念的延续,是中国“以合作求安全、以对话求安全、以互信求安全、以发展求安全”新安全观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主张通过多边合作,运用综合手段解决问题,而不是崇尚单边主义或武力。任何凭借扩大单方面军事优势,都会对国际战略稳定造成严重冲击,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国际关系的普遍改善,才是消除安全威胁的根本途径。只有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合作大环境,国际关系各领域才会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3、“和谐世界”倡议是中国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理念的发展。尊重多样性原则是建立“和谐世界”的前提。目前的国际关系的突出问题是南北矛盾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它不仅反映在经济发展差距引发的各种矛盾上,也体现在政治理念上。“和谐世界”强调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进行对话和加深理解的迫切性,以保持全球政治和文明形态多样性。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以平等开放的精神,以尊重和包容的精神,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才能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4、“和谐世界”倡议是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的发展,它充分注意到南北世界差距扩大的严重后果,要求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安排。世界经济全球化既带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和机遇,也带来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南北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国际社会已经对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和各国之间的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如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和面临经济困难,不能彻底摆脱贫困,不仅影响自身发展,而且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重要基础。

5、“和谐世界”倡议是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力,尊重各国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主张国际争端通过政治对话和外交谈判解决,主张维护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安理会的扩大,中国主张首先应该考虑当今世界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增加安理会的席位,特别是增加非洲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席位,以发挥发展中国家在构筑和谐世界的作用。

6、“和谐世界”倡议也是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对外战略的发展。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需要和谐世界,中国发展起来也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中国主张的“和谐世界”,强调的是自身经济发展、平等互利的区域经济发展、全球经济发展的平衡。中国的发展既强调自力更生,也坚持改革开放;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建设,在平等、互利、合法、合乎国际规范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贸易关系。中国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自身的资源、科学发展战略与科技创新。

中国发展本身对世界是一种机遇,而不是挑战和威胁,很多国家会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会扩大。中国在这方面已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一是包括减免穷国债务,帮助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二是与东盟国家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三是提供9亿美元贷款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四是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中国带头作出承诺和贡献。

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既是目标,也是过程和方式。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要解决国内的和谐问题,自然离不开经济发展。但中国的发展不会走西方大国走过的殖民主义老路,而是坚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追求平等互利的发展。中国发展起来,力量强大起来,也不会搞霸权主义,而是现有国际制度中建设性的力量,对世界和平稳定的积极力量。

三、“和谐世界”主张不是空想

“和谐世界”的倡议是处理国际关系观念上的重大突破,是人类理性智慧在新时期的呼唤。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实现都是一个长期努力奋斗的过程,但其难度不同。相对而言,和谐世界的实践更复杂和困难,原因就在于,构筑和谐世界会遇到各种追求不同利益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碰撞。在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最基本的主体,霸权主义还没有退出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从提出“和谐世界”的倡议,到实现“和谐世界”之间,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还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各国政治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人类理性主义的观念也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动力。因此首先必须转变观念,只有站在整个世界和人类发展的高度,看待和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突破传统的国家权力和利益的思维模式,以“合作共赢”的思维,才能有实践上的突破,才能朝着“和谐世界”的目标前进。只有观念的突破,才会有建立在各国共同认可的国家行为的共同规范,直至最终实现这一理想世界。

中国提出“和谐世界”主张,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不仅是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回答,也是对中国自身的巨大挑战。因为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倡议,自然对自身提出更高的规范,对中国自身的行为提出更高的标准。正人先正己。中国为国际关系树立了国际道义的标准,为世界勾画了理想的蓝图,要求别国遵守国际关系准则,当然中国要率先自己遵守国际道义原则。

“和谐世界”是理想主义的目标,但不是空想。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变化为人类带来新的机遇。经济全球化发展使各国安全相互依存加深。人类全球性问题的治理需要各国之间进行合作。“和谐世界”主张也不是曲高和寡。中国与俄罗斯在构筑未来国际秩序具有共识,都认可“和谐世界”这一理想,并以联合声明的国际法文件的形式向全世界公布。除了中国与俄罗斯,实际上,冷战后世界多数国家都主张多极化。多极化不是冷战后才突然出现的,而是在两极格局的70年代的五大力量中心符合逻辑的发展。世界的格局从来都是拥有多种力量结构,这是各国力量对比客观形成的。在苏联解体后,两极不存在,多种力量结构成为冷战后的格局。所谓格局过渡期的提法,实际是否认存在冷战后的主要国家的力量结构。

和谐世界主张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规范理论的诉求,规范理论同样也是国际理论构建的重要目标,因为,第一,“假如理论学家忽视了规范理论,就等于从一个历来广受关注的知识与道德的竞技场上退了出来,这样,他们会忽视明确善与恶的意义的任务,忽视设计政治结构,忽视人类未来的世界建立规范的标准。这个未来世界将充满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危险。”[6]第二,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技术对制度的影响所引发的紧迫问题,意识形态和技术的变化带来的这种环境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现有政治单位的分裂,种族冲突及无政府主义无力控制引发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将使人们在21世纪初继续重视规范理论建设。”[6](P698)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和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界之间,也有对话的理性和智慧的基础。正如《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语所说,“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世界的需要,人们在新世纪和新千年里将继续为建立一种或多种国际关系理论而不断努力。”

无论怎样评价,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主张,已经为中国的外交理念树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丰碑。如果用规范理论套用的话,起码可以称之为“东方的规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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