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扩张、偿债方式与居民消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居民消费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当一国经济受到来自外部或内部的不利冲击时，财政政策往往是政府稳定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国尤其如此。为了拉动经济，政府既可以通过减税的方式鼓励居民与企业进行消费和投资，也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直接对经济进行拉动，或者两者并用。但是无论采用哪种手段，都会导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上升。考虑到采用减税的手段往往具有较长的时滞，因此在我国自1997以来的财政实践当中，政府往往会采用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了对扩大的财政支出进行融资，政府的债务规模也在日益增加。1998～2007年，我国国债预算筹资额从3808.77亿元上升到了7698.83亿元，几乎翻了一番。此外，2007年年末我国的国债余额为52074.65亿元，国债负担率从1981年的4.66％上升到了2007年的20.87％，增加了16个百分点(谢旭人，2008)。我国的国债规模已经引起了政府和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财政政策的角度讲，当经济发生衰退时，政府的确应该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拉动经济上。但是，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政府就有必要更多地去考虑如何化解规模庞大的债务，即对政府债务加以偿还。由于政府本身不是生产部门，所以其偿还债务的方式无外乎借新债还旧债、增加税收和缩减政府支出。无论政府采用何种方式偿还债务，都会导致经济资源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转移，这无疑会对居民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我们想从总体上评估扩张财政政策的效果，那么不仅需要考虑财政政策进行扩张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而且还应该将由于偿还政府债务所产生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纳入到我们的思考框架之中。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在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两个维度上考察了在财政政策扩张之后，政府采取不同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现代宏观经济分析大多采用理性预期的方式刻画居民预期。在这种方式下，居民对政府采用何种偿债方式的信念(belief)会影响模型的均衡以及动态特征。Barro(1974)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政府无论是采用税收还是举债的方式为其支出融资都不会影响居民消费，即李嘉图等价定理，它是现有文献在分析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基准。随后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对政府债务的经济效果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但主要集中讨论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Sargent和Wallace(1981)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政府为对财政赤字融资所发行的债务规模存在某一界限，当达到这一界限时，政府需要通过发行货币偿还政府债务，进而导致通货膨胀。Leeper(1991)通过引入税收对政府债务的反应函数，讨论了不同的政策搭配对物价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为了保证模型存在唯一解，财政政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Woodford(1995)和Benhabib等(2001)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财政货币政策会直接影响理性预期解的存在性、唯一性以及模型的结果。这些研究结果在文献中被称为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Fiscal Theory of Price Level，简称FTPL)。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分析政府债务经济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Favero和Giavazzi(2007)利用向量自回归的方法对美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20世纪80年之后，在政府实施财政支出扩张或减税之后，相关的财政工具均会对债务做出反应以稳定其规模。此外，居民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反应取决于其对政府偿债方式的预期。Chung和Leeper(2007)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最近的文献主要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的框架下讨论财政政策的经济效果。Lopez－Salido和Rabanal(2008)通过在DSGE模型中引入消费与劳动不可分的效用函数和非李嘉图的消费者，发现居民消费会随着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该文献假定财政政策是外生的。Forni等(2009)通过引入内生性的财政政策，并利用欧元区的数据对DSGE模型进行估计之后，讨论了包括居民消费在内的宏观经济变量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反应，但是其对政府不同融资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Leeper等(2010)基于美国的数据，讨论了对财政支出不同融资方式的宏观经济影响，其中引入了财政政策规则和扭曲性的融资手段。但是其在财政政策规则的设定上突出了不同财政工具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因此主要考察了当相关财政政策工具与经济存在相互的反馈机制时，能否实现自我融资(self－financing)①。由于它没有考察政府对经济的主动反应，所以无法探讨政府采用不同的偿债方式以及偿还债务力度的大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目前，国内尚无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讨论。
本文在一个具有价格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主要考虑由外生冲击导致经济衰退之后，政府采用扩张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随后采用不同的方式偿还其债务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两个重要元素：政府购买性财政支出对产出的逆向反馈规则和税收及转移性财政支出对政府债务的反馈规则。引入财政支出对产出的逆向反馈规则主要是为了便于我们考察面对产出的下降，逆周期操作的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与国外文献不同，在引入财政支出对产出的反馈规则时，我们强调政府对经济的主动拉动而非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通过引入税收及转移性财政支出对政府债务的反馈规则，我们可以对不同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展开讨论。在引入这一元素的过程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主要考虑了两大类对债务的反馈规则：第一类为税收对债务的反馈规则，主要用于刻画通过增加收入偿还债务的方式，其中包括了增值税、消费税、工资薪金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4个税种；第二类为转移性支出对债务的反馈机制，主要用于刻画通过缩减支出偿还债务的方式。此外，如果我们假设税收和转移性支出不对债务做出反馈，那么政府的预算约束就会自动采用借新债还旧债这种偿债方式。因此，在理论分析中总计包含了6种具体的偿债方式，我们逐一分析它们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不仅如此，我们还分析了当除了借新债还旧债之外的其他5种偿债方式存在不同时间安排(timing)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最后，我们还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首先在代表性居民(representative agent)的分析框架下，通过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分析和比较了不同的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偿债方式大致通过3种途径影响居民消费：(1)财富效应。主要是指在政府偿还债务时，会将经济资源一部分从居民手中转移到公共部门，这种资源的转移会导致居民当期以及未来收入的减少，从而对居民消费产生负面影响。(2)替代效应。主要是指当政府以某些方式偿还债务时，居民不仅会于当期在消费和投资以及闲暇之间进行替代，而且还会通过跨期优化的方式在不同时期之间进行消费及劳动供给的替代，从而最终使其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3)政策反馈效应。这是一种间接效应，主要指当政府在偿还债务时如果间接地对产出等变量产生影响，那么作为对产出加以反馈的财政支出就会做出相应的逆向调整，从而放大前两种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我们所考虑的6种不同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路径也不尽相同：对于借新债还旧债和缩减转移性支出的偿债方式，财富效应发挥了主要作用；对于增值税等带有扭曲性的偿债方式，替代效应发挥了主要作用，财富效应所发挥作用相对有限，因为扭曲性方式往往会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居民选择。同时，政策反馈效应在这些扭曲性的偿债方式，尤其是政府将资本所得税作为偿债工具时发挥较为明显的作用。通过对偿债方式的不同时间安排加以研究发现，对于增值税和消费税两种偿债方式而言，其对债务的反应滞后期越长，居民消费所受到的扭曲就越小，从而达到促进消费的效果。此外，我们通过对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进行研究发现，消费型的增值税会通过鼓励投资最终增加居民消费。
基于理论分析的结论，我们在经验分析层面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既然引入了财政支出对产出的反馈规则以及税收和转移性支出对债务的反馈规则，那么这些政策工具在实践中对目标变量的反应程度是否明显？第二，由于在理论分析中考察了6种偿债方式，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基于实际数据判断政府在实际偿债过程中主要采用哪种或哪些方式。基于我国1996Q1～2011Q4的季度数据，本文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从估计结果看，各个政策工具对目标变量的反应程度都比较明显。通过边际数据密度(log－marginal data density)这一工具，我们发现实际数据更倾向于支持政府综合使用增加增值税、消费税和资本所得税的方式偿还债务。
既然政府在偿还债务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资源的转移，并且在现实经济中居民之间多少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那么资源的流出就有可能导致不同类型的居民做出不同的消费决策。为此，我们将异质性居民引入模型，更加细致的考察不同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根据是否可以进入金融市场进行自由借贷，我们将居民分为两种类型。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居民中受借贷约束的消费者比例较高，大概在60％左右(李永友、丛树海，2006)。因此引入对居民异质性的讨论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分析结果发现：对于能够进入金融市场进行自由借贷的居民，其消费行为与之前的代表性居民相同。对于无法进入金融市场的居民而言，多数偿债方式不对其消费产生影响，但是会明显地改变其劳动供给行为。最后，我们发现经济总量的变动会随着两种类型居民人口结构的变化而改变。更为有趣的是，当某种类型的居民人口达到一定比重时，他们的决策行为不仅会对经济总量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还会通过该影响改变其他类型居民的决策行为。
本文第二部分利用具有价格粘性的DSGE代表人模型，在引入财政支出规则的同时，分别讨论了在理论上如何对借新债换旧债、增加各种税收以及缩减政府支出等国债偿还方式进行刻画；第三部分通过模型求解和参数校准，分别对不同偿债方式对总体居民消费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进行分析。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各种偿债方式存在不同时滞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第四部分通过将异质性居民引入模型，考察各种偿债方式对不同类型居民消费决策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讨论了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总量以及不同居民决策变量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财政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模型
我们将财政支出规则以及相关融资方式引入一个具有价格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财政融资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这部分的分析中，由于我们关注的是不同融资方式对总居民消费的影响，所以依然采用代表人(representative agent)的分析框架。出于简化起见，我们的理论模型仅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3个部门。下面我们对这部分的经济环境加以详细的描述。
(一)经济环境
1.居民
我们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存活无限期的代表性居民②，通过选择消费、投资、劳动供给以及政府债券实现自己一生效用最大化。在进行优化选择的过程中，其收入来源包括：资本收益、劳动报酬、持有政府债券的收益、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从企业中得到的分红，因此其决策问题如下：
此处，我们需要对
做3点说明：首先，在模型中主要用于刻画增值税。从我国的税法中可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是销售、加工以及修理修配业务。由于在我们的模型中没有刻画加工和修理修配的行为，所以在本文的经济中，只有销售为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其次，企业购买固定资产进行投资也属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在本文的模型中，由于企业归代表性居民所有，所以企业购买固定资产所进行的投资可以近似的采用居民的投资
来代表。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将增值税引入居民的预算约束时，采用了在居民消费和投资之前均乘上增值税税率的做法。此外，在征税的过程中，根据对固定资产投资是否进行抵扣可以将增值税分成生产型、消费型以及收入型。生产型增值税是指在计税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的价值不允许抵扣；消费型增值税是指在计税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的价值允许全额抵扣；收入型增值税是指在计税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的价值按照当年的折旧额进行抵扣。尽管从理论上讲，收入型的增值税最为合理，但是在实践当中却往往难以实施。因此，我们更多讨论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为了能够在理论上刻画从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时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引入二值变量
时，表示政府对投资进行征税，因此增值税为生产型的；当
＝0时，表示政府不对投资征税，因此增值税为消费型的。
最后，尽管在增值税的征收过程中采用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的方法计算企业的应纳税额，但是增值税最终还是可以看作政府以一个税率向企业或居民征收获得的，同时考虑到向增值税这样的商品税具有转嫁的可能，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设居民承担了增值税的税负，并且增值税的税负体现在税率上⑤。
现实经济中当期的资本存量等于上期折旧后的资本存量加上当期的居民投资，即
，δ为折旧率。
2.生产厂商及其加总
3.政府
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此处，我们仅对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进行考察。这样做主要基于如下考虑：首先，本文主要对财政政策进行研究，而对货币政策的经济影响暂时不做过多的讨论；其次，中国人民银行调控经济的手段包括信贷政策和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主要通过货币的数量对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货币政策当中主要的工具包括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央票等，但是由于后两者与调控外汇占款有很大的关系(易纲，2009；周小川，2012)，考虑到我们主要讨论封闭经济中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利率与本文的相关程度更高；最后，最近的研究表明由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使得货币供应量与产出以及通胀的关联关系更弱，所以以利率为调控工具的货币政策能够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Zhang,2009)。
我们设定利率会对通货膨胀以及产出做出反应，即Taylor规则。具体形式为：
等式左边表示政府的收入来源，右边表示政府的支出，
为政府的购买性支出，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我们从政府的预算约束中能够看出，政府主要通过政府债务与税收对财政支出进行融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我们并没有将政府支出引入居民消费函数以及企业生产函数，只是从总量上考察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能够在引入财政政策规则以及不同的偿债方式之后，将财政政策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更为清楚的刻画出来。在讨论财政支出时，尽管我们沿用了已有文献的做法，将财政支出设定为对产出的反应函数，但是本文所强调的重点以及对其经济含义的理解却与已有文献存在很大的不同。已有文献较为突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将其对产出的反应理解为财政政策的自动调节功能。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发挥客观上要求一国的税制具有一定的累进性。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税种均采用比例税率，因此我国税制整体的累进性较弱。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发挥缺乏相应的客观基础。同时，自1998年以来，当经济面临滑坡的风险时，政府屡次采用扩张的财政支出政策提振经济。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将财政支出对产出的反应理解为政府对经济的主动的反应，意在强调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功能，产出前的系数刻画了政府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的拉动力度，具体形式如下：
在政府采用发行债务的方式对经济进行拉动后，会考虑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对已有债务进行偿还。在实际当中，经常采用的偿还方式大致分为三类：借新债还旧债、增加收入和缩减支出。我们试图在模型中对这三类偿还方式加以刻画。如果我们不采用其他两类方式对政府债务进行偿还，那么为了维持预算约束的平衡，政府自动就会采用借新债还旧债的偿还方式。由于本文仅考虑了政府的税收收入，所以我们利用增加各种税收的方式偿还债务。具体而言，对于税种i(i＝v，c，l，k)，其税率的变动
遵循如下规则：
从上式中能够看出，政府债务的变动除了取决于不同组成部分的变动之外，还取决于不同类型债务的稳态水平。给定其他条件，如果用于弥补财政赤字的债务比重更高，那么政府总债务的变动由
决定。同样的，如果用于对财政支出进行融资的债务比重更高，那么政府总债务的变动就由
决定。考虑到在实践当中B的规模要远大于，因此，各税收工具主要对政府刺激经济之后的债务余额进行调整。
对于税收规则的设定，我们需要强调3点：第一，一些研究国外财政实践的文献往往会将产出的变动也作为被反应变量放入(1)式中，主要刻画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但是，基于我国的税收制度，本文忽略了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这是因为：一方面，以增值税和消费税为代表的商品课税占据税收的主体地位，它们基本上采用比例税率；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所得税构成中，尽管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所得采用超额累进税率，但是工资薪金所得仅仅是个人所得税11个征税项目中的一项，其他的征税项目均采用比例税率。企业所得税则适用于25％的比例税率，而能够发挥自动稳定器功能的主要具有累进性质的税收。结合这样的实际情况，我国税制总体上累进性很弱，所以其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也相应很弱。
第二，尽管(1)式刻画了不同税种的税率对政府债务的调整过程，但是由于对税率通常的理解是征税额与应税额之间的比例关系，所以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可以将这税率理解为实际税负水平，由不同税种的收入与GDP的比重来衡量。一旦我们对税率作这样的理解，通过对反应参数
的考察，可以在部分程度上理解为什么从1997年之后税收的增长速度能够快于GDP增长速度的原因。基本的想法是，如果我们通过对进行估计之后发现其为正，那么这就表明税负水平会随着政府债务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即政府在通过增加税收的手段对已有债务余额进行偿还。由于在1997年之后我国的债务余额增速较大，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讨论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
第三，文献中利用刻画税收对债务的反应，其基本的逻辑是：一方面，减税会导致政府债务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减税能够从客观上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而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会导致税收的增加，从而使其为所累积的债务融资，所以真正刻画的是相关的财政工具自我融资(self－financing)的能力。很明显，在上述逻辑中，自动稳定器功能发挥了重要了作用。但是，基于上文的讨论，我国财政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较弱而相机抉择功能较强，政府具有较大的主动性，因此上述逻辑与我国的财政实践并不吻合。故而，本文将用于测量政府对债务偿还力度的大小。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取不同的数值，讨论政府对债务偿还力度的大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参数设定
为了考察不同的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我们需要确定模型中的相关的参数。根据本部分的分析目的，我们在充分参考有关中国经济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了校准，并且对不同类别的参数分别加以确定。
三、模型求解和传导机制分析
给定模型的参数值，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我们使用Uhlig(1999)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这部分的分析主要模拟这样的经济情况：经济出现衰退，具有反馈机制的财政政策因此进行扩张对经济加以提振，主要采取发行政府债务，扩大政府支出的方式。之后政府采取借新债还旧债、增加税收或缩减支出的方式对积累的债务进行偿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主要对两个问题进行讨论：(1)不同的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有何影响以及怎样影响，在讨论增值税时，考察从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对居民消费以及投资的影响；(2)分析不同偿债方式的时间安排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怎样的影响(12)。
(一)不同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1.借新债还旧债
首先，我们讨论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由于在模型中仅刻画了借新债还旧债、增加税收以及缩减支出3种偿债方式，所以当各项税收以及支出不对政府债务作反应时，政府的预算约束会使其自动采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即令＝0，i＝v，c，k，l，Z。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变量的反应见图1。
图1 政府采用借新债还旧债情况下，相关变量的反应
从图1中能够看出，当经济出现滑坡时，产出发生减少，作为对产出做逆向反应的财政支出会出现扩张，即政府通过扩大支出的方式拉动经济。由此相伴，政府债务规模也会上升。由于其他的政策工具不对债务做出反应，所以政府只能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偿还债务。我们可以发现，在冲击发生之后，居民消费会出现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由于经济的衰退，产出水平、投资水平以及资本水平均会发生下降。当政府采用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式刺激经济时，居民消费的下降程度要比财政政策不刺激经济的情况要大。这是因为通过债务融资的财政政策扩张意味着经济资源会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负财富效应会导致居民降低当期消费。但是，当财政政策对产出作出反应时，居民预期到政府会对经济实施提振，从而有可能导致产出水平的上升，这种预期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居民消费(胡永刚、郭长林，2012)。尽管如此，在政府采用借新债还旧债的偿债方式时，居民预期到政府不仅会在拉动经济的时点上通过发行债务对扩大的财政支出融资，而且在未来还会通过发行更多的债务偿还当下的债务。也就是说，居民可以预期自己在未来的时间段里，能够用于消费的资源会进一步的减少，我们将这种效应称为债务的累积效应。债务的累积会增强负财富效应的程度。在我们的模型中，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要大于促进的作用，故而居民消费下降。当政府采用刺激力度更大的财政政策时(即
的绝对值更大)，无论是从当期还是从未来的角度看，政府债务的规模都会更大，负财富效应和债务的累积效应也会更大，进而导致居民消费会随着财政政策扩张力度的增加而减少(13)。
2.增加增值税税收收入(14)
我们讨论政府利用增加增值税收入偿还债务的方式。从居民的预算约束中，我们能够看到，增值税主要作用于居民的消费以及投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政府采用发行债务，财政支出扩张的方式拉动经济之后，如果提高增值税的税收收入，会提高消费和投资的价格，从而减少居民消费和投资。对投资的抑制作用会导致经济中资本存量的减少，进而影响产出和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如果产出因为资本的下降而下降，那么具有反馈机制的财政支出会进一步增加，从而放大由增值税增加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通过对模型进行模拟，我们可以证实上述结论(见图2)。其中，给定财政支出对产出的反应程度为－1.2(即＝－1.2)。
图2 采用增加增值税收入的偿还方式时以及增值税转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从图2中，我们比较了3种情况：增值税不作反应，生产型的增值税对债务作反应和消费型的增值税对债务作反应。我们先比较增值税不作反应和生产性的增值税作反应这两种情况。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通过生产型的增值税偿还债务，在增加消费价格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投资的价格，在抑制消费的同时也抑制了居民的投资，并最终影响经济的产出水平。当生产型增值税的反应程度从0增强到0.4时，消费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且经济的资本存量也出现了下降。给定模型的参数值，产出出现了轻微的下降，而对产出进行逆反馈的政府支出则出现了轻微的上升。正如前面所言，当我们将财政政策的反馈机制纳入到考察的范围后会发现，产出的下降和财政支出的上升会进一步放大其对居民消费的负面作用。也就说，在引入财政政策反馈的情况，我们不仅需要考虑负财富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还要考虑政策的反馈效应，它往往会放大其他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此外，我们还考察增值税转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当增值税从生产型(
＝1)转为消费型时(＝0)，相对于前两种情况而言，居民消费的水平出现了增加。这是因为对于消费型增值税而言，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双重效应：一方面，为了偿还债务增加消费增值税的过程中会因提高消费的相对价格从而起到抑制的作用；另一方面，与生产型的增值税不同，消费型的增税会因降低投资的相对价格使得居民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投资，这会导致经济中资本水平的上升，产出水平也会最终由此上升。除了这两个效应，财政政策的反馈效应也会发生作用，财政支出的规模会随着产出水平的上升而下降，这就会使得债务规模的缩减进而对居民消费起到促进的作用。图2显示后两种正效应会超过前面的负效应，最终消费水平会有所上升。
3.增加工资薪金所得税的税收收入
下面我们考察政府动用所得类课税的手段偿还债务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我们先考虑工资薪金所得税。由于工资薪金所得税相当于改变了工资，所以它会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影响劳动供给的变动和居民消费：就替代效应而言，工资薪金所得税税率的升高会导致工资下降，从而降低了劳动的相对价格，因此居民会减少劳动供给，导致其消费水平下降；就收入效应而言，政府对劳动所得征税意味着居民收入的减少，为了满足其消费水平，劳动供给水平会有所上升。工资薪金所得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最终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影响。为了考虑其对居民消费的净效应，与之前关于消费税的分析类似，我们令分别取0、0.4、0.8和1.2对模型进行模拟。结果见图3。
图3 工资薪金所得税增加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从图3能够发现，在我们的经济环境中，随着工资薪金所得税对债务反应程度的增加，其通过减少居民收入以及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等途径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超过了通过收入效应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同时我们看到，相对于基准情况(＝0)，其他情况下居民消费的下降幅度更大。这是因为，工资薪金所得税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消费的，而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则是以一次性转移支付的性质影响消费的，由于前者改变了居民的相对选择，所以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也就更大。
4.增加资本所得税的税收收入(15)
如果对居民课征资本所得税，那么会通过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要素价格影响居民的投资，进而影响到消费决策。当资本所得税对政府债务的反应程度增加，对于居民而言，投资的实际收益会发生减少，因此居民会减少投资增加消费。但是，居民投资减少意味着经济中未来的资本存量减少。当资本存量下降时，劳动的边际产品也会发生下降，从而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当生产要素的需求减少时，经济的产出水平就会发生减少，最终导致居民消费的下降。与前面的分析逻辑一致，居民消费的最终反应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类似的，我们令
分别取0、0.4、0.8和1.2对模型进行模拟，结果见图4。
图4 增加资本所得税税收收入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从模拟的结果看，我们发现了随着时间跨度的变化，增加资本所得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所不同。当时间跨度较小时(小于10个季度)，随着资本税对债务反应程度的增强，居民消费会增加(16)；当时间跨度较大时(大于10个季度)，居民消费则会随着资本税反应程度的增强而下降，而且时间跨度越大，居民消费下降的幅度越明显。换句话说，当时间跨度较小时，上述资本税对居民消费的正向影响处于主导地位；当时间跨度较大时，资本税抑制居民消费的影响会占据主导地位，并随着时间跨度的加长而增强。要理解这个结果，我们需要考虑资本的调整。一般来说，资本的调整是较慢的。在征收资本税的初期，通过对投资的抑制，居民更多的将经济资源用于消费。尽管投资下降，但是资本的下降程度比较小，其对产出的负向影响也比较小，因此居民消费表现为增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存量的减少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与此相对应，产出的变动也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居民消费的整体表现自然而然变为下降。此外，政策的反馈效应也会放大居民消费的这种表现。
(二)时间安排对不同偿债方式消费效应的影响
在这部分的分析中，我们考虑时间安排(timing)对不同偿债方式消费效应的影响。在前面的模型设定以及政策实践中，政府对偿还有可能是存在时间滞后的，而滞后期可能会改变不同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对其影响的讨论，能够使我们理解时间安排是否存在对不同偿债方式的消费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存在差异，那么差异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因此，分析这一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政府的政策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讲，当政府的偿债方式存在时滞时，不同偿债方式将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居民消费(17)：第一条途径为在滞后期期间，政府依然采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偿还债务，因此其他的偿债工具发挥作用之前，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体现为借新债还旧债的影响；第二条途径为在过了一定的期限之后，对应的偿债方式开始发挥作用。但是作为具有预期能力的居民，会使消费尽量的平滑，在其他融资方式真正发挥作用之前，他们就会对消费做出调整。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与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相比，其他的偿债方式都会更大幅度的减少消费，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滞后期越长，其他融资方式发挥作用的时间越晚，偿债方式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就越弱。当负的技术冲击来临时，消费的下降幅度也就会相对越小。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令滞后期q分别为0，3，9，15，考察滞后期对不同偿债方式的影响，在模拟的过程中，我们各财政政策工具对债务的反应程度为0.4(即
＝0.4，i＝v，c，k，l，Z)。
给定模型参数，尽管不同的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随滞后期的变动较小，但是依然能够看出在不同的滞后期下，居民消费反应的差异(18)。从整体上讲，在增值税和消费税下，居民消费随滞后期的变动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商品税通过改变相对价格直接影响消费，其对消费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所以随着滞后期的延长，这两种偿债方式就会越晚地发挥作用，其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就会越小，消费随滞后期的变化程度也就越小。
本文基于我国1996Q1～2011Q4的季度数据，采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的主要参数进行了估计，并使用边际数据密度(log－marginal data density)这一工具对不同的模型进行对比之后发现，实际数据倾向于支持综合使用增值税、消费税和资本所得税的偿债方式。限于篇幅，我们略去这部分的分析结果。
四、财政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进一步讨论：引入异质性居民的情形
无论政府采用借新债还旧债、增加税收收入或缩减支出哪种偿债方式，都会作用到居民的个体。但是由于居民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所以不同的偿债方式对不同类型居民的影响可能就会存在差异。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居民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李永友、丛树海，2006)。因此，为了能够更为细致的了解财政偿债方式对不同类型居民消费的影响，我们需要将异质性居民引入到模型当中。为此，本文采用Gali等(2007)的做法对相关的问题展开讨论(19)。
(一)不同类型居民的决策问题
首先我们引入异质性的居民。本文沿用Gali等(2007)的方法，将经济中的居民分为两类：第一类居民拥有资本和企业，可以进入金融市场进行自由借贷，因此可以进行跨期优化和平滑消费的决策，其人口比重为1－
；第二类消费者仅拥有劳动，且完全无法进入金融市场，其决策问题很简单：即每一期获得工资收入，在缴纳税收之后的剩余部分全部进行消费，不存在储蓄或投资的行为(20)，其人口比重为。为了方便起见，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第一类居民称为居民I，将第二类居民称为居民II。由于居民I的决策问题与本文第二部分的代表性居民一样，所以此处我们仅考虑居民II的决策问题。
居民II受到连续性的借贷约束无法进行跨期优化行为，故其决策问题是静态的：
(二)偿债方式对居民II消费的影响：一般均衡分析(21)
我们依然重点分析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不同偿债方式会如何影响居民II的消费行为。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所模拟的情况依然是当经济出现滑坡时(负的技术冲击)，政府通过发债进行财政扩张之后，采用不同的方式偿还债务。在引入不同类型的居民之后，由于其决策问题是不同的，所以人口结构的变动就有可能导致结果发生变化，下文将对这一问题专门进行讨论。此处，我们假设＝0.5。
1.借新债还旧债
通过对居民II行为的考察，我们知道其消费仅仅取决于当期的可支配收入，不会通过储蓄或购买国债进行跨期优化的决策。因此，政府是否增发国债对居民II没有直接的影响。当技术发生负向冲击时，最终影响其消费的是实际工资水平和劳动供给水平的相对变动。我们可以从其线性化的最优条件入手：
给定其他的财政工具——各种税收和转移性支出——不发生变动，在最优处，居民II劳动供给的变动正好能够抵消实际工资的变动。因此，居民II的消费不会发生变动，经济中的总消费变动完全由居民I的消费变动决定。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作的分析，居民I的消费会出现下降，故在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形下，总的居民消费会发生下降。
2.增加增值税或消费税的税收收入
由于增值税和消费税对居民II的影响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只分析增加增值税这种偿债方式对居民II消费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考虑了其消费会随着增值税的转型和滞后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同之前的分析类似，我们取滞后期q分别为0，3，9，15，结果见图5和图6。
图5 增值税偿债方式不同滞后期对居民II消费的影响
图6 增值税转型对居民II消费的影响
从图5和图6我们能够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如果政府采用增加增值税收入的方式偿还债务，那么其对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似乎与我们的直觉相悖，后面的分析将对其进行解释。第二，居民II消费的变动趋势同增值税税负的变动趋势非常一致。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居民II不存在跨期优化行为，仅考虑当期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所以其消费的变动就会与影响其当期收入因素的变动保持同步。当偿债方式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时，其消费的变动也会相应出现滞后。这一点与居民I的表现非常不同。最后，当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时，尽管增值税的转型有鼓励投资的作用，而居民II不存在投资行为，从直观上讲这种转型应该不会对居民II的行为产生影响，但是模型模拟的结果却表明，增值税的转型会导致居民II消费的下降。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转型只会使增值税的税负出现微弱的下降。
为了解释上述结果，我们依然需要回到居民II决策的最优条件。在仅考虑增值税这种偿债方式时，居民II线性化后的最优条件为：
(2)
其中：
从(2)式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增值税的变动对居民II的消费有两种效应：一方面，给定其他条件，增值税得到提高会导致居民消费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增值税提高所导致的消费减少使得居民II消费的边际效用上升，从而增强了其提供劳动供给以满足消费的激励。居民II消费的最终变化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这就是为什么在(2)式右边出现
的原因。给定模型的参数值，增值税变动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从而导致消费上升。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与局部均衡分析不同，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增值税变动对居民II消费的第二种效应取决于实际工资的稳态水平w，这就刻画了所谓的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尽管居民II不进行储蓄投资的决策，但是对投资存在影响的增值税转型仍然会通过一般均衡效应对其消费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当增值税从生产性(＝1)转为消费型(＝0)时，由于通过刺激投资增加了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所以会导致资本的实际租金相对下降，而实际工资水平相对上升。在一定条件下，实际工资的上升会导致劳动供给下降，从而使增值税变动对消费的正效应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当增值税发生转型时，居民II的消费反而会出现下降的原因。
其余几种偿债方式对居民II的影响可以依照类似的思路进行分析。限于篇幅，我们不再报告分析的细节，仅将分析的结论报告在表1中。
注：“＋”表示增加，“－”表示减少，“－－”表示没有影响。当讨论各个融资手段对劳动供给变动时，我们都暂时假定工资的变化水平是给定的。
(三)人口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22)
当引入对异质性居民的讨论，并发现不同类型居民的经济行为确实存在差异时，我们自然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既然面对相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类型的居民会做出不同的反应，那么某种类型居民人口数量的相对增加是否会对经济总量产生影响，并由此影响到另一种类型居民的经济行为。本部分就对这一问题做一些尝试性的讨论。
总消费的变动方程为：
当经济出现衰退时(23)，劳动的边际产出下降，由此伴随着名义工资会发生下降，考虑到价格粘性的存在，实际工资也会出现下降。这就意味着居民II的消费有可能出现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居民II会增加劳动供给。如果居民II的人口较多，则意味着总的劳动供给也会增加，由此导致产出水平的增加甚至会抵消由于经济衰退所导致的产出下降。当产出水平因为劳动供给的上升而增加时，具有反馈机制的财政支出就会进行反向调整，减少财政支出，缩减债务规模，相关的偿债工具也会相应进行调整。
居民II的经济行为不仅会在经济总量上影响经济，而且还能够通过改变经济总量影响到居民I的行为。具体而言，当由于人数众多的居民II增加劳动供给导致产出增加，财政支出减少时，居民I的当期收入以及未来预期收入都会发生增加，从而有可能导致其当期消费上升。换句话讲，居民II增加劳动供给的行为不仅在总量上影响了产出和财政支出，而且最终还会影响到居民I消费的增加。即使居民I的人数较少，但是由于其稳态消费很高，仍占有主导地位，所以总消费也会伴随着居民II人数的增多而上升。
同时，如果居民II做出了增加劳动供给的决策，那么随着其人口规模的增大(即增加)，总的劳动供给增加的规模也会变得更加显著，给定企业的劳动需求，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就会发生加大幅度的下降。而这反过来又会激励居民II进一步增加劳动供给，由此就会带来总产出、总消费以及居民I消费的进一步提高。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居民II增加了劳动供给，但是消费虽然不会减少却也不一定会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所采用的偿债手段。限于篇幅，我们仅就政府采用增值税偿债方式的情形进行讨论(24)。分析结果见图7。
图7 政府采用增值税的偿债方式时，相关变量的初始反应随的变化
从图7中能够看出，当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伴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减少，其增值税税负就会有所下降。同时，随着劳动供给的增加和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2)式中的也由正转负，即增值税提高对居民的抑制作用大过了对其的刺激作用，从而居民II的消费也会最终发生上升(25)。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借新债换旧债、增加增值税、消费税、工资薪金所得税、资本所得税和缩减政府转移性支出6种偿债方式进行比较发现，不同偿债方式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对于借新债还旧债和缩减政府转移性支出这两种偿债方式，主要是通过财富效应减少居民消费，原因是这两种方式相当于将资源从居民转移到政府，这就会对居民当期或未来的收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居民消费。对于增加增值税等扭曲性的偿还方式，尽管财富效应也会发生作用，但是替代效应则发挥了更为主要的作用，因为这些偿债方式会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居民消费。此外，由于我们引入了财政支出对产出的反馈规则，所以由此导致的政策反馈效应会放大或缩小上述两种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通过考察不同偿债方式的时间安排(timing)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发现在增值税和消费税两种偿债方式下，时间安排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随着这两种偿债方式对债务滞后期的延长，其对居民消费的扭曲作用也就越小，从而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之后会通过刺激投资最终导致居民消费增加。
为了更为细致的讨论不同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时也能够更好的拟合中国实际，我们将异质性居民引入到了分析之中。根据能否进入金融市场进行借贷，我们将居民分为两种类型。分析结果表明，相同的偿债方式对不同类型的居民消费有不同的影响。而人口结构不仅会影响经济总量，而且会通过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使一种类型居民的行为影响到其他类型居民的行为。
限于篇幅及研究目的，在分析偿还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过程中，本文没有考虑政府的投资性支出、不同级次的政府以及银行信贷等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依次将这些因素纳入到本文的分析框架之中，以期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更为系统和深入的考察。
注释：
①这方面代表性的文献有Mankiw和Weinzierl(2006)，Tranbandt和Uhlig(2006)，Leeper和Yang(2008)。
②由于我们不考虑收入分配、代际资源配置等问题，因此这个假定不失一般性。
③我们假定代表性居民拥有对经济中企业的所有权。
④此处，我们没有考虑劳动所得收入税率的累进性。这样做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由于我国税制总体的累进性较弱，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所以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抽象掉了对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分析；另一方面，在引入累进所得税率之后，在加大技术难度的同时并不能更好的说明相关的传导机制。
⑤考虑到经济中企业是被居民所有的，因此这个假定比较合理。
⑥是我们主要进行讨论的参数，对
即政府支出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参数也可以进行讨论，研究结果表明该参数的取值不会改变本文的结论。
⑦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这两部分债不加区分，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尽管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对经济实施了拉动，但是由于经济被打动之后，其税收有可能上升，从而使得最终政府的债务水平并不高。这和我们国家的财政实践情况是不符的。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对政府债务进行区分。
⑧考虑其他融资手段——如银行信贷——是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⑨之所以不直接将政府购买性支出设定为对政府债务进行反应只是为了保证分析较为清楚，这种做法对本文的结果没有影响。
⑩通过稳健性检验，该参数值对模型结果没有影响。
(11)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第三部分会利用我国的数据使用贝叶斯估计的方法对上述三类参数进行估计。
(12)即不同偿债方式的滞后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13)财政政策扩张所带来的能够刺激居民消费的预期效应，会随着刺激强度的增加而减弱(胡永刚、郭长林，2012)。
(14)消费税偿债方式的分析与增值税相似，文中略去了相关的讨论，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15)对缩减财政支出方式的讨论从略。
(16)即面对负的技术冲击，消费的下降幅度会下降。
(17)这里的偿债方式主要是指增加税收和缩减支出。因为即使是在滞后期，政府预算平衡要求其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偿还债务，所以对于借新债还旧债的偿债方式，不存在对滞后期的讨论。
(18)模拟图形从略，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19)本文略去了对异质性不同建模方式的讨论，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20)可以把这种情形认为居民连续性的遇到借贷约束的情形(Gali et al.,2007)。
(21)我们略去了对居民II行为的局部均衡分析，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22)我们只是大致的报告了分析结论，详细的分析过程可向作者索要。
(23)即发生负的技术冲击。
(24)文中略掉了对其他偿债方式的分析结果，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25)我们还讨论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本文中之所以不成立的原因，以及非蓬齐条件在本文分析中是否满足，文中略去了对这两个问题的论述，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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