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三代领导人经济思想中公平与效率原则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代论文,领导人论文,公平论文,效率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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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和效率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不同尺度，公平尺度是衡量社会在同等地满足人的基本权利、实现人类共同解放所达到的水平；效率尺度是衡量一定社会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所达到的水平。我国三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始终把实现社会公平、提高生产效率作为奋斗目标，但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他们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各异，分别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阶段，深入研究我国三代领导人经济思想中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关于公平。社会公平的前提是进行社会交往的不同利益主体对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什么位置等问题上有某种“共识”，凡是符合这种关系的，就被认为是“公平”的，凡是不符合或破坏了这种关系的便被认为是“不公平”的。这种“共识”并非主观所至，而是由当时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决定了人们的特定的思维方式，形成一种为不同社会利益主体都认同的社会秩序，这就是社会公平问题的本质。公平从来都是一个相对的、具体的、历史的概念，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阶级对于公平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现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平的含义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第一，政治和经济地位平等。社会成员政治和经济地位平等是和消灭剥削相联系的，表现为社会成员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消灭社会任何凭借生产资料占有而享有的种种特权，消灭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
第二，机会均等。它是指社会成员在享受教育、就业和投资等方面的机会平等。机会均等是以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真实享有的各项权利平等为前提的，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并按同一规则参与竞争。
第三，分配收入均等。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在付出相应的劳动的前提下，使相互的收入差距保持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而形成的一种平等关系。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劳动者，有权要求使自身的劳动收入与劳动支出形成一种对称关系的公平。
关于效率。从微观经济方面看，是指在物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经济行为主体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有效物质产品和劳务数量的多少。从宏观经济方面看，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分析经济资源的配置状况，宏观经济效率的大小反映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整体效能。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二者是相互统一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公平是效率提高的源泉，而没有效率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另一方面，由于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不同，公平与效率又相互制约，对公平的过度追求，可能会导致效率的牺牲，反之，对效率的过分追求，可能会牺牲公平的要求。
二
旧中国是人剥削人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却只占有20—30%的土地。广大劳动人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推翻这种人剥削人、不公平的社会，从而建立公平、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毛泽东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始终把消灭剥削这个高层次的公平目标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完整地提出了他的消灭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消除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的不平等，实现社会成员政治经济地位平等的思想，这就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个纲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相应的管理制度作保证，否则，就有可能被损害或破坏，严重的还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剥削和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新的不平等关系。毛泽东又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各种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最大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关于收入利益平等的问题，早在3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公平负担、利益兼顾的思想，他指出，苏维埃要实行合理负担政策，根据收入多少确定实际负担，照顾各阶层的实际利益，只有这样，根据地的经济才能发展，根据地才能巩固。由于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毛泽东尤其强调公平和集体利益。毛泽东在阅读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曾指出：“这本书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是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半句是说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要把这两句话分开，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
毛泽东历来把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又向全党发出号召，毛主席说：“现在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②]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③]关于微观经济效率，毛泽东指出，一个工厂内，党的工作、行政工作与职工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目标，就是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把产品）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毛泽东在这里从微观上注意到了生产要素的有效使用和加快资金周转等一系列与生产效率有关的问题。在宏观上，毛泽东也提出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他提出：“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力戒浪费。”[④]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公平和效率原则贯穿于毛泽东从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系列著作中，就这些原则本身而言，无一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但是，由于建国初期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和对社会主义公平的特殊理解，毛泽东的公平思想原则，在实际运作中演变成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落后的旧中国取得胜利的，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少，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盲目追求高积累，由于积累挤占消费，使消费品总量不足。在这个前提下，按人们各自提供的有用劳动量分配，贡献大的劳动者取回他应得的报酬，他可能过得较为宽裕，但同时，他就会挤占贡献小的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使之生存不能保障，这无疑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两害相衡，必取其轻，为了保证劳动者的生存，在当时的情况下，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不仅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而且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平均主义的公平这一历史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因生产资料使用程度的差别而产生的贫富对立现象，解决了旧中国遗留的普遍失业、恶性通货膨胀和人民生活没有保障等问题。但由于我们没有及时调整社会目标体系，建立相应的动力结构和运行机构，在经济关系上奉行“一大二公三纯”的原则；在分配关系上搞“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在劳动制度上实行“低工资多就业”政策，使平均主义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原则。结果使许多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的劳动价值难以通过分配结果得以体现，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经济活力的严重衰退和经济效率的普遍低下。
三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把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提高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高度。
早在“四人帮”横行、极左思潮泛滥的1975年，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就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⑤]并说：“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978年12月，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从宏观角度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的观点。后来，他觉察到社会贫富悬殊拉大时，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共同富裕，我们决不搞两级分化，邓小平在十年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不断纠正某些偏差，不断深化自己的思想。1985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⑥]
同时，邓小平经常从效率方面来考虑社会主义的原则或任务，并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⑦]“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有什么优越性？”[⑧]无论是在效率上还是在公平程度上，社会主义社会都要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出于这种思想，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一个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⑨]把公平与效率原则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境界。发展生产力，要求提高效率；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得公平。他还明确指出如何判断改革和各方面的工作，“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⑩]如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呢？邓小平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1]
从以上的论述看出，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把贯穿于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公平效率原则上升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加以概括。改革开放后，针对传统经济体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按着邓小平的“公平——效率”观，我国对个人收入分配方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使发展生产力和效率原则获得势如破竹式的优先认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效率高、竞争力强、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获得了更多的收入，财富越积越多，使人们的收入拉开了档次，充分地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是，在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人们收入拉开档次的同时，人们当中也滋生了不公平感。这固然源于旧的公平观，但也是源于现实的缺陷。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一定的经济传递和带动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人走上富裕之路的同时，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出现不公平问题，效率原则的出现本身包含着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公平。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计算，1994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3，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不平等程度。由于我国在一段时间内未能注意社会整体分配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大多数成员所能接受的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致使人民群众有一些情绪，我党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渐缩小收入差距，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
四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国第三代领导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前人的事业，继续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明确了公平与效率在现阶段的关系，把中国特色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更加具体化。
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贫俏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面对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问题的出现，江泽民又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分配不公挫伤了广大职工、干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助长了消费基金膨胀，特别是以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手段牟取暴利的现象，已经产生扰乱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加以解决。”
如何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样，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现阶段在实际运行中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现阶段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是由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决定的。江泽民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初级阶段，我们更要自觉地坚定不移地把这个任务放在中心位置。”[12]
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到底应该坚持什么原则，要依照磊史给定的尺度。那么这个历史尺度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历史上我们曾经坚持公平至上的平均主义，也曾经走过“唯效率”论的弯路，现在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赶上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必须把提高效率放在第一位。如果没有效率的提高，是完不成历史任务的。但是，我们追求效率不能采用牺牲劳动者利益的办法，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悬殊，超越了社会和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而提高效率、发展经济也就失去了基础。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最佳选择。目前，效率优先原则正继续获得社会认同，并获得政策和法制上的保障，国家正在深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部分尚未实现经营机制转换的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建立效率机制，使平均主义、“大锅饭”如强弩之末。同时，我国也在逐步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采用累进税等经济杠杆，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制定有关政策等，缩小贫富差距，避免两级分化。我国人民必定会继承先人的事业，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使我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
收稿日期：1996年12月30日
注释：
①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718、771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980、1084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31页。
⑥⑦⑨⑩[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72、373、372、370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28页。
[12]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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