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院精神的现代传承——兼谈新亚书院的办学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院论文,启示论文,新亚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5-0212-04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从数量和规模来看堪称世界之最了，但在精神和品质上看，恐怕还难以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媲美。现代大学精神缺失的原因可能有许多，但断裂传统可能是其精神乏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析传统书院孕育的宝贵精神，从中寻找现代大学精神的基因，实为当务之急。钱穆等人的办学理想和新亚书院办学实践值得我们借鉴。
一、断裂的传统与现代大学精神的缺失
大学是一个国家思想和精神的发源地，是现代社会最具活力的生命体，大学不能没有精神。“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和本质之所在，是大学内在的精神信念和特殊的意志品质的外在表现，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石。”[1] 中国近代以来高等教育已逾百年，目前在量上已为世界之最，但中国大学始终缺少自己的个性与精神。国学大师钱穆认为，中国近代新教育始终存在两大病，“实利主义”和“模仿主义”。Ruth Hayhoe（中文名为许美德）是国际上最负盛名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之一，他在考察中国教育体制、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后指出，中国大学依旧是“欧美模式的凯旋”[2]。当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潘懋元更深刻地指出：“当前，大学正面临着‘理念危机’——大学理想的黯淡，大学观念的落后，大学精神的失落，大学形象的扭曲，大学使命的弱化，大学目标的混乱。”[3] 这些都无疑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大学精神的缺失原因非常复杂。从历史上看，在“救亡”与“现代化”双重变奏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大学极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带有很大盲目性和功利性。晚清民国初年主要因袭德日体制较多，上世纪20年代又主要学习美国，新中国成立后大学体制也随着政治一样向前苏联“一边倒”。这样，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既没有多少积淀，更难以找到自己的“魂”。更重要的是，急功近利使得大学很容易丢失教育的终极使命——人文主义，人们倾心于西方近代的分析哲学思维、分科式知识体系、工业化浪潮下“科技知识最有价值”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于是，“科技理性成为大学的主导思维及其价值取向，人们片面强调大学的技术工具性、实用功利性，大字形而上之‘道’及人文精神、思辨理性沉沦，‘道’‘器’分裂对立，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1]
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不可能没有自己高等教育，更不应该缺少大学精神。中国古代大学精神就是源于西周“敬天保民”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春秋时期出现的自由讲学精神的完美结合，后来逐渐演变为书院精神[4]。但古代大学精神是什么，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统治者没有时间顾及了。尽管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康有为向光绪帝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声称要“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但除了知道“尊孔读经”之外，人们还能知道什么呢？缺乏正确的态度和详细的研究，“旁采泰西”是真，“上法三代”却无法真正落实，书院制度和书院精神陷入长期的沉寂，自然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二、重读书院：寻觅现代大学精神之源
作为一种正式的教育制度，书院的废除已历经百余年，在这期间，“曾经有过两次研究书院的热潮”，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是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研究过程中总渗透人们的这样的动机：反思中国的教育现状，发掘书院固有精神，为当时的社会变革服务。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王炳照说过：“我们似乎有一种深切的感受，这就是：古人创办书院，今人研究书院，都贯穿着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对教育进行革故鼎新的强烈愿望、执著追求和笃实行动。”[5] 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书院研究中，多集中于对书院史料的整理和对其历史的考察，对书院精神研究的屈指可数，比较有影响的多为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兹举几例证之。毛泽东在1923年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精辟地概括了书院的优点：“师生的感情甚笃；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6] 认为“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在“取其利，去其弊”基础上，毛泽东在长沙船山学社旧址成立了以自修自研为特征，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湖南自修大学。奉行实用主义的胡适在很大程度上认可古代书院。他认为，中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书院的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代表时代精神”；二是“讲学与议政”，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民主精神；三是“自修与研究”，他称之为书院之真正精神。胡适不无遗憾地说道：“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7] 在胡适的提议下，清华大学成立了有名的国学研究院。
人们对书院精神的理解和研究，无不怀着一种变革现实的愿望，这种“现实感”影响了研究者研究方法和立场。如上所言成果无不说是一种可贵的考察。但研究者基于自己的政治或学术立场，更多关注的是书院之“器”，而非“道”。如毛泽东认为书院“研究的内容不对”，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其师生关系、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胡适推崇书院，归因于它与美国传入的道尔顿制有“精神相同”之处，即开放的自由研修制度。“器”固然非常重要，但“道”更为书院的灵魂。那么，书院之“道”究竟是什么呢？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书院研究出现了第二个热潮，人们对书院史料进行了更为充分的整理，对于书院的历史沿革、制度与文化、课程与教学、性质与功能以及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书院所蕴涵的精神生命的追问逐渐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人们希望从中获得更多启示，并以此能够对中国的大学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比较代表性的观点诸如：有人认为，书院精神代表古代大学精神的核心，具体表现为：“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学术创新精神（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术大师主讲）；书院的教化精神（开放办学，灵活多样的教化）”[4]。也有人认为，“书院的自主精神、平等精神、兼收并蓄精神和践履精神，成为古代书院诸多办学理念和文化意蕴精髓之所在”[8]。这些概括不无道理，但总体来说依然比较笼统。近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书院人文主义教育的精髓，并认为这才是中国书院教育的精神实质，如张传燧等人认为：“书院教育本着对个体德性的深切关照乃至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体现了‘以人为本’、‘人文化成’的精神实质和价值选择，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9] 王炳照则从另一个视角概括了书院精神。他认为，书院的产生和发展是教育变革的结果，“革故鼎新精神是书院生命力的象征，也是书院研究者关注的核心与焦点”[5]。
笔者认为，书院的精神可以理解为书院办学之魂，是其最有价值、最核心、最永恒的东西，书院固然给我们留下的东西非常之多，但有两点最为根本：一是书院的人文主义精神，一是书院的变革精神。这两点是超越其他方面的魂，其理由至少有两点：其一，书院是中国文化生命所系，中国文化的根本是关于做人的学问，是烛照生命止于至善的学问。以教弘道是中国教育的根本；其二，书院的出现是教育变革的结果，是官学衰微后教育创新的结果，是科举制度下文化人自觉抗争的产物。从二者关系看，一方面人文精神是教育的终极所指，为书院变革提供了目标、方向和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弘扬人文精神需要教育打破各种僵化体制的限制，可以说没有变革也就没有人文主义精神。从书院发展历史看，背离了这两种精神的书院，是名义上的、名存实亡的。现代大学精神的培育就是要高擎人文主义大旗，不断超越、不断创新，这也就是书院精神现代传承的真谛。这里重点以新亚书院为例加以说明。
三、新亚书院：书院精神现代传承的一个典范
由于偏见或认识不足而引起的对传统的误读，直接导致了传统与现代大学的对立，进而致使其精神的内慌。秉承书院精神，试图以此寻找解决移植于西方的现代教育制度之弊，一直是近代以来许多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共识。但极力探求书院的复活方式，认真推崇书院教育制度的，要数现代新儒家。在教育实践中，新儒家一度创办了不少书院，比较突出的有：梁漱溟于1924年创办山东曹州中学、筹办曲阜大学的同时主持的重华书院和1940年在重庆北碚创办的勉仁书院，张君劢于1934年主持的广东学海书院和1939年在大理举办的民族文化书院，马一浮于1939年在四川乐山创办的“复性书院”，钱穆等人于1950年在香港文商学院基础上创办的新亚书院等。现代新儒家所创办书院的过程，就是对传统书院所孕育的人文主义教育精神予以继承、阐扬和扬弃的过程。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上述书院实践大多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唯一例外而需要重点提到的便是钱穆等人创办的新亚书院。它是一所现在依然保持人文主义精神，具有旺盛生命力，在华人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古代书院精神与现代教育较为成功结合的典范。钱穆等人的新亚办学思想为我们今天传承古代书院精神、培育现代大学精神留下许多宝贵的启示。
第一，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与文化，认真反省中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奠定新亚书院办学思想的基础。
教育担负着文化的再造与传播，对文化的认识直接导致对教育问题的基本看法，中国近代教育问题许多是由文化问题而引起的，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着5000年悠久文明的中国，在近代却屡遭挫败与屈辱。从洋务运动开始，把落后挨打的根源归结为中国文化是许多人的最后结论，于是便有了“新文化运动”和“打倒孔家店”。作为国学大师，钱穆对于那些将中国近世的衰退完全归因于中国5000年传统历史文化的劣根性的看法不以为然。他主张，应该从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出发，探究中国当下的病症与病源，然后对症下药，而不是随意漫骂传统5000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钱穆要求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怀有更多的“温情与敬意”，反对“废尽故常”，只有这样才能对现在有深刻认识和“真实之改进”。新亚的创办者认为：“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在不久之将来，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之复兴，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于中国民族已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之基础上。”[10]（P28）
“要发扬此一信念，获得国人之共信，其最重要的工作在教育。”[10]（P28）对于近代教育存在的问题，钱穆从一个普通教师和学者的角度对此作了深深的反省与检讨：一是在教育本身的理解上，钱穆说：“我想我们几十年来教育之失败，便失败在把教育看得太狭义了。”[11]（P98）这样就会以为学校教育已尽了全部教育的职责，教育应该是社会、家庭、学校齐头并进，贯穿人的一生，“教育不该仅限于学校，学校教育也不该仅限于青年”[11]（P99）。二是指出教育中问题的症结：1942年钱穆为《四川省教育厅中等教育季刊》撰文，认为中国自创办新教育以来始终不脱两大病，即“实利主义”和“模仿主义”，并指出“二病乃一病也”，“实利是其目的，模仿是其手段”。“病始终缺一全盘计划与根本精神”[12]（P56-57）。在中国文化教育精神丧失的情况下，教育风气非常败坏，具体表现在：小学生的第一目标在进中学，中学生的第一目标在进大学，大学生的第一目标在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这样便形成了一种赛跑式的教育，实际就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机会比赛，这可以说是中国新教育两大病的具体表现。
第二，继承中国传统书院精神，厘定教育内核，把人文主义教育确定为新亚书院的办学宗旨。
新儒家非常重视中国传统书院精神，在钱穆的眼中，“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原因在于，书院“私人讲学，培养通才”[13] 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传统教育中最有价值、最值得保存的。针对中国教育面临的种种问题，钱穆提出两大口号，一是“文化教育”，一是“人才教育”，即为一种广义的、全盘的、全人生的教育。他认为：“实利非不该有，模仿非不该有。”但是若把二者看成“国家教育之重心”，那么“实利既不可得，而模仿亦且不可能”。提倡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就是要重视“国家民族自本自根之传统文化为陶冶”，因为，“科学可以无国界，政法经济文哲史艺诸科不能无国界”[12]（P57）。
在钱穆看来，中国文化传统最看重教育。中国任何一学者，几乎全是个教育家。而这种教育与那种专指学校教育的狭义教育不同，它是广义的教育，即是指人生的全部过程，这种教育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以人为核心，强调的是一种道德精神。钱穆认为，孟子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就是中国儒家精神的最高理想和信念，它的着眼点就是道德精神。新亚的创办者极力反对知识贩卖式的大学教育，大力倡导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宣明教化、敦励风俗、入世救国。在其招生简章中明确宣称：“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强调为学与做人的统一，坚信“唯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救近来教育风气，专为谋个人职业而求智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专为智识而求智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1]（P12）。
第三，立足时代，应时而变，化解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教育中的一系列矛盾。
新亚书院诞生于素有“文化沙漠”之称的香港，又置于殖民政府统治之下，如何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坚守书院人文主义精神，弘扬传统文化，必须对传统书院制度和办学方式上进行变革，以促进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成长。
首先，变革办学性质，将书院融入现代教育体制中。古代书院是藏书读书、聚众讲学的地方，不纳入官学体系之中。为保持独立性，许多书院都建立在偏僻的山林之中。新儒家许多人也都试图在现代教育体制之外恢复书院的独立体制，实践证明这在教育日益国家化的今天越来越不可能。新亚书院诞生于香港这个特殊地方，生存的前提是合法，符合当局的办学标准。一是新亚书院获得合法身份。新亚书院源自于一所名为“亚洲文商学校”的夜校，不符合大学程度， 1951年春因钱穆等人与原办学者意见不同，不得不另辟蹊径，将学校改名为“新亚书院”，属于日校，通过“登记”与“注册”获得合法身份。在教学组织和课程内容上，“遂亦渐合于正式大学之水准”[15]。二是捍卫自己办学权利。新亚成立时主要是为了解决流浪在香港的内地青年的就学问题，实在是一种奉献。但按当局规定，私立学校属于赢利机构，应当缴纳费用。1954年新亚书院向香港政府争取了近一年，终于使新亚成功注册为当时唯一一所不牟利的私立学校。三是由私立转为公立，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使学校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其次，在内部制度上，新亚书院实际上是吸收了中国古代书院制与现代西方大学教育体制各自的优点，创造出的一种新型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早在抗战期间，钱穆就看到了书院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各自的优劣，肯定了西方大学制中“讲堂授课制”和“科目分授制”在提高效率和增长智慧方面的作用；但同时也看到，“书院制所特胜于现行大学者，在其规模之狭小，师生有亲切之味，群居无叫嚣之习”。并设想，“将来新大学以单设独立学院为原则，则庶兼（书院与大学）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缺尔”[16]。新亚书院所谓的“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办学宗旨之由来，以及院、系、所等内部结构设置可以说基于这种认识的结果。
再次，提倡通识教育，化解分科教育之流弊。钱穆一直主张通识教育，培养通人。早在抗战期间发表的《改革大学制度议》中就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他的通人教育思想。针对当时的课程编配过细，专业森然对立的现象，他主张：“夫学术本无界划，智识贵能会通。”他强调：“今日国家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在新亚书院的课程设置上，钱穆和其他创办者坚持中西合璧，认为：“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17] 主张“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其目的在于“药近来大学教育严格分院系分科直线上进、各不相关、支离破碎之流弊”[14]（P12）。新亚课程强调基础性和通识性，不反对分科但反对狭隘的学科观念；承认知识的工具价值，但反对片面的追求工具价值。钱穆的教育思想是博通和开放的，反对对人文精神的片面理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钱穆告诫学生：“新亚的教育宗旨，常以人文精神为主。试问人文精神何尝能离开了知识与技能？哪里有无知无能的人文精神？”每一个青年在学校，应知有四件重要法宝。分别为“知识”、“技能”、“品格”与“人生理想”。他充分注意到西方文化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虽然他认为，新亚的最高教育宗旨是发扬中国文化，但是，“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尤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18] 以人文主义为最高办学宗旨，打通东西文化，沟通为学与为人、通才与专才、知识技能与人格理想等方面关系，体现在新亚书院的教学与管理的每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