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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9)01-0042-08
关于义理史学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然有关义理史学的概念、其发展阶段、后世影响及评价，学者所持观点不一。因此，笔者拟对此作一阐述，抛砖引玉，以期引起专家学者们的更大的关注。
一、义理史学的概念及建立的三个发展阶段
宋代义理史学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一种以宋代理学为研究史学指导思想，具有“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特色的史学流派。
比较唐宋史学，能发现唐宋史学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虽然在魏晋时期，经史已经分家，到唐代，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科目，发展很快。就修史制度方面而言，唐初由政府设置史馆、宰相挂衔、专职史官撰写正史的制度已经确立，并成为后世仿效的形式。宋代继承了唐代史馆制度，但在完善性方面远远超过唐代。宋代编纂史著的机构众多，如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等等，职责分明，制度完善。在史书编纂上，唐朝编写的前代正史，并由政府颁布者达8部之多，这在历代首屈一指。宋代政府侧重点则在编写“当代史”，从日历到编年体“国史”，汗牛充栋。
然而，这些还不是自古而来的传统史学与义理史学的区别。在笔者看来，传统史学与义理史学最重要的区别是在史学思想方面，其最主要表现即是否对历史所含“义理”进行探讨。唐宋史学都强调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都含有“鉴戒”之意，这是传统史学的重要特点，而非“义理史学”的标志。
义理是宋代理学的重要概念，对义理的阐述成为一种理论，是建构筑义理史学理论之骨架，是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史学理论。传统史学追求求真、求实、鉴戒，主要要求真实地记录历史，从中得出经验教训，成为后世的的前车之鉴。诚然，历史是需要讲求真实的，它可以通过考证来“还原”历史大致面貌，印证史籍记载的真实性。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求真、求实，只须运用一些史料辨别之具体方法便可达到目的，而所谓“鉴戒”思想也只是一种层次较低的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一种直观的价值判断。然而，宋代出现了一种思辨性的史学，它着重探索历史运动的规律，即理学家所谓的理、天理、道、义理，它是一种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思辨性的史学。两者既不能混淆，更不可同日而语。
义理史学发展阶段大致是：义理史学萌芽于北宋初年理学兴起到神宗熙宁年间，标志是出现了“宋初三先生”和周敦颐、邵雍等人的理学思想。宋初三先生着重阐述与发挥《春秋》中所谓的“内涵”，但仍然停留在传统史学“尊王攘夷”、严别夷夏的巢窠；周敦颐则撰述《太极图说》，开始建构理学的历史哲学；邵雍著《皇极经世》一书，企图勾勒出人类历史发展的线索。神宗元丰后至徽宗时期则是义理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二程努力建构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虽然较少涉及史学，但他们着重阐述“天理”之重要性、人伦道德之类内容；而范祖禹《唐鉴》、胡寅《读史管见》两书的出现，则表示理学家开始重视以“天理”来评述历史。
义理史学完全成熟则在南宋乾道年间。此时，除陆九渊兄弟外，“东南三贤”朱熹、吕祖谦、张栻力倡理学，三人都涉足史学，尤其是朱熹，建立起博大精深的义理史学的思想体系。自然，朱、吕、张主要立足于经学领域的研讨，但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史学领域，不但各人在史学方面有不同建树，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也各有论述。张栻《南轩集》四十四卷，今存，除单篇论史外，尚有《史论》二卷。其主要史学观点与朱熹类似。如正统论与朱熹以蜀汉为正统完全相同，此可参见《经世纪年序》①；他推崇邵雍《皇极经世》也与朱熹毫无二致，评论史事强调“仁义”、“天理”，亦见于《史论》诸篇。②由于张栻去世颇早，因此其后在史学上更有成就者则是吕祖谦与朱熹两人。《宋元学案》称：“宋朝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③陆氏未着力于史学，朱、吕两人在史学上则各有建树。《宋元学案》指出朱、吕在治学上的差异，其实在治史态度上也存在着重大差异。朱熹对吕祖谦进行过不少批评，此可参见《朱子语类》有关内容，朱熹明确告诉自己学生：“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与之辨”④，其不满溢于言表。其实，在朱熹看来，吕祖谦史学虽讲求义理，但讲“利”多了一些，因此会误导学者。而朱熹则反复强调“重义轻利”。如果说吕祖谦史学还带有较多的传统史学的色彩的话，朱熹史学则更偏重于建构崭新的义理史学的理论体系。值得补充的是，对后世起着重大影响者是朱熹建立的义理史学思想体系，而其他诸位学者的影响远不及朱熹。
在笔者看来，乾道八年，朱熹撰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序》，可视为义理史学完全建立的宣言书⑤，其中有“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统正于下而人道定，大纲概举而监戒昭，万目毕张而几微著矣”一语，将天道、人事、大统、伦理、史学功能包举一端，成为义理史学理论体系的不刊之论。⑥朱熹在编纂义理史学代表作《资治通鉴纲目》过程中，曾与张栻、吕祖谦通信商讨过⑦，我们可视为乾道年间三人共同创立义理史学理论体系，不过，就其贡献来说，朱熹为大。
二、义理史学的主要特点
义理史学与一般传统史学相比，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以经御史。魏晋南北朝经史分家，经学与史学已各自发展，泾渭分明。一般说来，魏晋至唐代儒家学者墨守经学，以毕生心血来疏通经义，阐发经义，很少涉足史学。因此，魏晋至唐代儒家学者撰述大多为经学著作，而极少史学著作。即使涉足史学，亦可说浅尝辄止。而宋代理学兴起后，理学家自觉地据经论史，涉足史学，其史学著作便大大超过魏晋到唐代的儒家学者们。
大致说来，南宋“东南三贤”虽然在对学者如何治史方面有不同看法，但都主张学者以经为主。张栻强调读经书：“大抵读经书，须平心易气涵泳其间，若意思稍过当，亦自失却正理。要切处乃在持敬若专一工夫，积累多，自然体察有力。”⑧如上所说，朱熹编《通鉴纲目》与张栻通信往来讨论，张拭亦明确表示该书一定会“甚有益于学者”⑨。然而，对于经史关系，张栻有明确主张：“读史之法，要当考其兴坏治乱之故，与夫一时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权度则不差也。欲权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经乎？”⑩显然，“经”是“史”之灵魂，读史都须依经，著史就更不必说了。
吕祖谦虽不反对偏重治史，但仍强调“读经多于读史，如此，然后能可久可大”(11)，充分体现其重视经学甚于史学的理学主张。朱熹更是明确地表述了先经后史、学者须治经有余力才治史的观点。(12)
其二，以理阐史。东南三贤都强调“天理”（义理）的存在，他们阐述具体历史问题时也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天理”来阐述历史演化的规律。
张栻评论史事根据所谓的“义理”，他在《跋许右丞许吏部奏议》中说：“观二许公先后立朝当事会之际，皆力言和议之非。呜呼，善哉！自敌入中国，专以‘和’之一字误我大机，非惟利害甚明，实乃义理先失。义理之所在，乃国家之元气，谋国者不可以不知也。”(13)吕祖谦高度褒扬史官之以“书法”昭明人伦礼制：“呜呼！文武周公之泽既竭，仲尼之圣未生，是数百年间，中国所以不沦丧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14)然吕祖谦认为治史可以“畜德”，这种“治史畜德论”是基于他对“心”的认识。他说：“天下之不容泯者，天理也”，“梁伯溺于土功，罔民致寇，自速灭亡，其罪固然矣。吾独于罪之中，而知天理之所以在焉”，“天理不可灭”(15)，而这一天理则存在于人的心中：“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16)这种将道等同于心、把心等同于宇宙本体的观点，更接近于陆九渊的心学。朱熹史学则具有“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特色，笔者早已详细论证，此不赘述。(17)但须指出的是，朱熹“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义理史学思想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家从经学对史学的渗透达到了高度的“自觉”。
其三，重义轻利。义即理、义理、天理，利则是功利。淳熙十一年至十三年，朱熹与陈亮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道统”的争论，其中“义利王霸”是论辨的重要内容之一。(18)朱熹的主要观点则是依据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9)朱熹强调：“利不是不好。但圣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趋利；方不言，不应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利，谁不要？才专说，便一向向利上去。”(20)显然，朱熹一方面承认“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承认人们求利去害是合理的行为，但又反对“专说”利而最终害义的行为，因为人们往往会一提起功利两字就会产生“不顾道义”(21)的结果。显然，“明道正谊”是从道德角度立论，强调个人的修养，朱熹认为治史可以明了天理，这就是治史的“功利”。当然，要求治史者首先加强道德修养，仍然有可取之处的；但朱熹把道德修养与功利完全对立起来，走向了绝端，这是错误的。由此，朱熹强调学者要着力于治经，有余力再去治史，甚至认为治史过多会坏人心术，容易使人坠入功利巢窠之中。
自然，义理史学还涉及到正统论、编史义例等问题，但这并非是义理史学专有的特点，因为早在义理史学出现之前数百年，就有学者在讨论正统问题了，而编史义例也是早有学者论及，这些都不是义理史学的主要特点。至于鉴戒、考证史实等等，都是传统史学具备的内容，也非义理史学的主要特点。
三、宋末元明清义理史学的基本走向
作为一种史学流派，宋代义理史学思想——特别是朱熹的义理史学思想体系，对后世影响极大，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十分罕见。南宋著名学者陈傅良在宁宗即位后辞去实录院同修撰一职，辞呈中提到：“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叶适”(22)，对朱熹推崇备至。而朱熹至此时尚未在朝廷任过官职，他与陈傅良学术旨趣迥异，直接接触时间不长，交往也不多。(23)以陈氏的学术声望、才识及地位，如此称颂朱熹之史才，可见朱熹史学在他心目中的位置。诚然陈傅良并没有认识到朱熹史学便是“义理史学”，但他对讲求“义理”的学问应该是极为清楚的。
笔者以为，宋代义理史学在宋末元明清的基本走向，是从个人崇拜到登堂入室，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尊崇的官方学问。
朱熹去世后，其门人秉承朱熹理学思想，也继承了重视史学的治学理路。朱熹门人中，治史者不少，如张洽《春秋集注》、《春秋集传》、《左氏蒙求》、《读通鉴长编事略》，廖德明《春秋会要》，刘爚《史稿》、《经筵故事》，曹彦约《舆地纲目》、《经幄管见》，吴仁杰《汉书刊误补遗》，陈宓《春秋三传钞》、《续通鉴纲目》、《唐史赘疣》，赵汝谈《通鉴》，王遇《两汉博议》，郑可学《春秋博议》、《三朝北盟举要》，李如圭《仪礼纲目》等。(24)据《史传三编》卷七称，陈宓一生“所著有《论语注义问答》、《春秋三传抄》、《读通鉴纲目》、《唐史赘疣》及文稿数十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读通鉴纲目》一书。此书虽现已不存，但显然是陈宓阅读、研究其师著作的心得。实际上，朱熹门人的文集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史学内容，如杜旝《粹裘集》，叶适序称：“此文自经史诸子皆有论辩，学之博矣”；潘植“尤嗜史学，上下数千年，贯穿出入”；黄学皋亦“通经史，尤长《诗》、《书》、《春秋》”。(25)这一切都可充分证明朱熹所建立的义理史学对其门人有深刻的影响。但需要强调的是，朱熹门人虽然严守师说，但他们仍是一家之说。
理宗之后，朱熹恢复了“纯儒”、“大儒”的名誉，不但朱熹理学思想广受推崇，其史学也日益受到其它学者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学者黄履翁首先认识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中“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统正于下而人道定，大纲概举而鉴戒昭，众目毕张而几微著”这一价值，他著有《治鉴纲目》一文(26)，对这四句话详细进行疏释，其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尊崇朱熹理学的学者王应麟、黄震、王柏等人以博学著称，于史学尤为擅长，从他们的著作中处处可见朱熹史学思想的影响。宋末元初，儒臣已经“进讲”朱熹的《通鉴纲目》，如徐元杰(27)、徐鹿卿(28)等人的著作中便有明确记载。其它如陈均“用朱子《纲目》义例，提要备言，辑成《宋编年举要》、《备要》二书。……端平初，时宰言于朝，下福州取其书”(29)黄仲炎撰《春秋通说》十二卷，“大旨宗朱子《春秋》无褒贬之说”。(30)马端临史学也出自朱熹一派。(31)宋元间王义山欲著史书，称“某之不敏，读《纲目》有年矣，妄意以本朝长编举纲撮要，
为一书，非敢曰《纲目》续也(32)，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朱熹的敬畏与崇拜。显然，理宗之后，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已经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与推崇。
元代统治者尊崇程朱理学，学者们对朱熹顶礼膜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元初著名学者许衡，于至元三年撰《时务五事》，其中《为君难三》中有“顺天道”一篇，完全是以“天理人心”来解释历史现象。(33)元代编修辽、宋、金三史，学者之间曾发生激烈的正统之争。元人苏天爵编有《元文类》一书，保存了当时学者的一些有关论述。如卷三十二杨奂《正统八例总序》、卷三十四姚遂《国统离合序》、吴澄《春秋国统纪序》、卷四十五修端《辨辽宋金正统》、卷三十七安熙《与乌叔备书》，从这些文章中不难发现朱熹义理史学对他们的影响。元代学者对朱熹所著的《通鉴纲目》亦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胡祇遹甚至称：“不读《通鉴纲目》，不见《春秋》之谨严，《纲目》法《春秋》、《通鉴》，编年纪事无以加矣”(34)周巽还撰《读〈通鉴纲目〉》一诗，对《通鉴纲目》推崇备至：“书法麟经述作成，奸邪胆落鬼神惊。帝王著统三纲正，甲子编年万目明。春日丽天光炳焕，秋霜肃墅气澄清。遂令览者无遗恨，如镜悬空似水平。”(35)
到明代，自明太祖、成祖起，历代帝王都尊崇理学，对朱熹所编著的《通鉴纲目》也十分欣赏。史称“成化九年校勘《通鉴纲目》，上言：‘《纲目》一书，帝王龟鉴。’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将进讲经筵，为致治资也。”(36)甚至一些帝王还将此书赠送其它国家，如宣德八年赐朝鲜国便有“《五经》、《四书》、《性理（大全）》、《通鉴纲目》诸书”(37)。这里省略了其它各种书籍，却将《纲目》与四书五经相提并论，可见当时朝廷对该书的重视不在经书之下，赋予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代有学者也声称：“经莫要于《尚书》、《春秋》，史莫正于《通鉴纲目》”，要求帝王注意汲取。(38)当时学者尊崇朱熹义理史学者也史不绝书，仿照《通鉴纲目》并以“纲目”为名的史著相当多。《明史·艺文志》所载便有商辂等《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许诰《纲目前编》，姜宝《稽古编大政记纲目》、《资治上编大政记纲目》、《资治下编大政记纲目》，张时泰《续通鉴纲目广义》，曹璜《治术纲目》，王芑《纲目兵法》，孙蕡《通鉴前编纲目》等等；对《通鉴纲目》进行疏释或及元人有关研究进行评述的著作，如陈济《通鉴纲目集览正误》、王峯《通鉴纲目发微》等。至于其它著作仿照纲目体者如叶梦熊《运筹纲目》、楼英《医学纲目》、李时珍《本草纲目》等等。明人赞许《通鉴纲目》者并不少见，明初杨士奇强调：“朱文公因……作《纲目》五十九卷。至矣哉，其《春秋》之意也。”(39)谢铎上书宪宗，称“《（通鉴）纲目》一书，帝王龟鉴”(40)，要求以此作为长治久安的法宝；谢陛《季汉书》也是“遵朱子《纲目》之义，尊汉昭烈为正统”(41)；王世贞声称自己一以朱熹为准，推崇道：“考亭朱子熹因《通鉴》为《纲目》，黜魏帝汉，义例严正，真是非不谬于圣人”，甚至强调说：“《通鉴纲目》不作，则《尚书》、《春秋》之旨渐微”(42)，将《通鉴纲目》与六经相提并论；著名学者胡应麟甚至说道：“《纲目》之继统《春秋》也，圣人复起，斯言弗易矣。”(43)显然可见，朱熹义理史学在明代的深远影响。
清代帝王同样推崇理学，对朱熹的《通鉴纲目》也称颂备至。其实，清初帝王主要是看中该书中的正统论与义理史观。康熙不但下令将《通鉴纲目》译成满文，还亲自序曰：“朱熹（《纲目》）……纲仿《春秋》，目仿《左氏》，义例森严，首尾条贯，足以示劝惩而昭法戒。煌煌乎典章之总会，而治道之权术也”，自称“于《纲目》一书，朝夕起居之时，循环披览，手未释卷”(44)，亲自批注。康熙甚至称颂《纲目》是“诚史外之要典，而六经之羽翼也。”(45)乾隆即位之初，便规定乡试、会试策题“必令详引《纲目》中事迹人物”(46)；乾隆还在修《明纪纲目》的诏书中宣称：“宋司马光汇前代诸史为《资治通鉴》，年经月纬，事实详明。朱子因之成《通鉴纲目》，书法谨严，得圣人庞贬是非之义。……今武英殿刊刻《明史》将次告竣，应仿朱子义例编纂《明纪纲目》，传示来兹”(47)；乾隆还专门下诏就正统论问题表示自己看法：“《春秋》大一统之义，尊王黜霸，所立万世纲常，使名正言顺，出于天命人心之正。紫阳《纲目》，义在正统，……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绪’之语，则统绪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盖《春秋》之大义，《纲目》之大法，实万世不易之准。”(48)乾隆还专门作诗予以表彰：“三五以前迹沓茫，三五以后滋益详。编年事例自涑水，正纪褒贬推紫阳。列眉指掌示法戒，四千余年治乱彰。武帐几余一翻阅，岂因巡狩懈就将。但经触目心辄惊，不为博览供词章。”(49)正由于帝王定下“正纪褒贬推紫阳”的基调，大臣们也心领神会，乾隆元年（丙辰），主持山东乡试的吏部尚书汪由敦甚至出题中都明确点明“紫阳（史学）之心法”：“国朝纂修《明史》纪、表、志、传，具已告成。圣天子右文稽古，行将进而讲编年之体，以继涑水之鸿裁，绍紫阳之心法。诸生有淹通史法、足充著作之选者，其各摅所见。”(50)如此，朱熹义理史学成为学子谋取功名的工具！清人称颂朱熹义理史的言论不胜其繁，此举一例：徐鼒在《小腆纪年附考自叙》称：“所以仰遵纯庙圣谕，窃取《春秋》、《纲目》之义，汲汲以正人心、维世运之愚衷，与不才之躯同忽焉没矣，是则梓而存之之意也夫！(51)一副亦步亦趋之窘态。
由上可见，朱熹建立的庞大的义理史学理论体系，逐渐从“个人行为”转变为官方推崇的史学思想，成为科举制度下学者们的学问准则。
四、义理史学的评价
对义理史学，应该根据不同阶段、不同表现来予以评述。
首先，宋代理学家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由经入史，建立起一整套义理史学的理论体系，组成了中国史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历史功绩不容忽视。应该强调的是，宋代理学家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既强调求真据实、秉笔直书，又力图探索历史发展之理。(52)因此，从其本意来说，是用一种怀疑的精神来冲破传统史学桎梏，以变革的心态来重新审视史著编纂的方法。这在当时说来有一定的思想解放意味。由此可见，宋代义理史学的出现并不是一种落后的史学思想，恰恰相反，它是顺应历史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史学体系。它不是那种简单记载史实的史学，而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思辨的史学。
其次，宋代义理史学没能揭示历史运动的真正规律。宋代义理史学家们在建构自己哲学思想体系时，无论是周敦颐、邵雍还是朱熹、吕祖谦，他们都希望并认为自己已经找到历史运动之“理”，这就是“天理”，或称“义理”、“道”等等。我们知道，“理”在理学家那里有两个层面，一是客观层面，即宇宙运行的规律；二是主观层面，即理学家所谓的“天理”——在封建社会中自然是伦理纲常。他们强调“天人合一”，把天地（宇宙）之理与人类发展历史之理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完全相同，只不过所表现的方面不同而已。当然，现在我们清楚地懂得宇宙运行与人类历史运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事物，它们的发展规律自然不可能相同。因此，宋代理学家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些规律，在论述人类历史发展时也不可能真正找到其发展规律。然而，理学家们主张寻找人类历史发展之理，企图揭示人类发历史发展规律的努力，是值得并应该予以肯定的。就中国思想史发展的长河来说，寻求历史发展之“理”是历史哲学的重大发展。值得补充的是，宋之前史家们提到的“势”，即历史发展趋势的评价问题。在笔者看来，历代史家所谓的“势”，只是提出历史发展具有一种趋势，是对“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作出的一种判断，虽然这是对人类历史运动的一种思考，但它也远非能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就其思辨性来说，远不及理学家们的理论体系来得精致。
再次，义理史学在元明清三代成为阻碍历史研究发展的官方史学思想体系。应该强调的是，自宋初到南宋逐渐形成的义理史学，完全是“个人行为”，无论是周敦颐、邵雍、二程、范祖禹、胡寅、还是吕祖谦、张栻、朱熹，他们创建理学思想体系，发表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只代表自己，并未“官方化”。虽然朱熹建立起富于哲学思辨性质的精致的义理史学的理论体系，但毕竟是他“一家之说”。实际上，朱熹虽然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但他的思想只是宋代理学中的一个派别，其生前并未取得统治地位；而他在晚年又遭到“庆元党禁”的打击，理学被斥为“伪学”，其思想更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代表思想。
朱熹去世后党禁逐渐松驰，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朱熹政治上得到平反，赐谥曰“文”。其门人黄幹、李燔、李方子、陈淳、辅广等人坚持师说，弘扬朱熹之学，但正如魏了翁在嘉定年间所言：“老师宿儒，零替殆尽；后生晚辈，不见典型”(53)，显然朱熹思想影响也不算太大。到嘉定十三年，经过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一再要求，宋廷终于给周敦颐、二程赐谥号，也就是完全肯定了由周敦颐开创的、以二程、朱熹思想为核心的这一派理学的合法地位，朱熹思想日益扩大着影响，虽一度还作为“进讲”的内容，但还远远不是“统治思想”。
如前所说，元代科举以程朱理学为准则，明清两代帝王推崇，因此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同样，以朱熹史学思想为代表的义理史学思想体系也备受尊崇，学者们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当然，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大学问家，朱熹以天理论作为史学思想的基石，由此涉及到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并将各个方面有机地组合起来，构筑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种思辨性极强的史学理论体系，宋代其它史学家们确实很难与之抗衡，而且对后代产生了“震慑”作用，此后长达700年被学者奉之为神明，不敢加以丝毫怀疑，没有人能打破这一理论体系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取代它。因此，这种义理史学的理论体系没有再发展，反而起到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作用。自然，这一责任不能由朱熹及宋代理学家来负，是后世学者自己没有勇气去顺应历史潮流，没能创造一种新的史学理论来取代义理史学理论。
注释：
①《南轩集》卷14，四库全书本。
②如《楚汉之争》开头一句便是“惟仁义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
③《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④《朱子语类》卷122，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⑤朱熹是先写此序，然后再具体编纂《资治通鉴纲目》一书。换句话说，此序便是他写该书的“总纲”。《纲目》一直编到朱熹晚年，并非《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朱熹仅有“凡例”，具体编纂则委托赵师渊。关于此问题，详见拙作《朱熹与〈通鉴纲目〉》，载《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2期；《朱熹给赵师渊“八书”考辨》，载《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⑥后世一些学者在评论《资治通鉴纲目》时，反复引用这句话，评价极高。
⑦《南轩集》及《东莱集》均保存着他们与朱熹有关《纲目》的往来书信各两封。而《朱熹集》中收录给吕、张两人的有关信件亦有数封。
⑧《南轩集》卷19，《答潘端叔》。
⑨《南轩集》卷22，《答朱元晦》。《南轩集》有二书提及朱熹编《通鉴纲目》事，并发表自己对一些史事的看法。
⑩《南轩集》卷34，《西汉蒙求跋》。
(11)《东莱集·外集》卷6，《与叶侍郎正则》，四库全书本。
(12)详见拙著《朱熹的史学思想》第三章有关内容，齐鲁书社2000年版。
(13)《南轩集》卷34，《跋许右丞许吏部奏议》。
(14)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卷8，《曹刿谏观社》，四库全书本。
(15)参见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卷2，《梁亡》、《盗杀伋寿》诸篇，武汉古籍书店复印本（无出版年月）。
(16)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卷2，《齐桓公辞郑太子华》。
(17)参见拙作《朱熹的史著编纂思想》，载《朱子学专刊》1987年11月。或参见《朱熹的史学思想》第二章有关内容。
(18)关于朱陆之辨，笔者以为是道统之争，详见拙作《有关“朱陈之辩”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哲学》第21辑。
(19)《汉书》卷56，《董仲舒传》。
(20)《朱子语类》卷36。
(21)《朱子语类》卷137。
(22)陈傅良《止斋集》卷27，《辞免录院同修撰第二状》，四库全书本。
(23)《朱子大全》中收入给陈氏仅数封信。
(24)均见《宋元学案》卷69，《沧州诸儒学案上》。这里所列仅是极少一部分，详可参见该学案。也有部分录自《史传三编》。
(25)均见《宋元学案》卷69，《沧州诸儒学案上》。
(26)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1。本文副标题为《文公褒贬之意》，长达2500余言。黄履翁，字吉甫，号西峰，宁德（今属福建）人，理宗绍定五年进士。这篇文章开启了疏释《资治通鉴纲目》的先河。元代之后对《资治通鉴纲目》进行研讨、疏释者有尹起莘《发明》、刘友益《书法》、汪克宽《考异》、王幼学《集览》、徐昭文《考证》等，均晚于黄履翁。
(27)徐元杰《梅埜集》卷1，《七月十三日进讲》：“晚讲进读《通鉴纲目》”、《甲辰九月十六日进讲》：“晚讲读《通鉴纲目》”的记载。四库全书本。
(28)徐鹿卿：《清正存稿》卷4，《十一月乙未进讲》：“手记云：‘读《纲目》晋安帝隆安三年”云云，显然亦是进讲有《纲目》内容。四库全书本。
(29)《宋元学案》卷49，《晦翁学案下》。宋端平初仅距朱熹去世34年，其成书则应更早。
(30)宋慈抱：《两浙著述考》“黄仲炎条”引《温州经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页。《四库全书总目》云此书成于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
(31)邓瑞：《马端临的学术渊源》，载《中国历史与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32)王义山《稼村类稿》卷12，《上待制刘后村论提纲衍义书》，四库全书本。
(33)详见苏天爵《元文类》卷13，四库全书本。
(34)《紫山大全集》卷20，《癸亥冬观〈纲目〉》，四库全书本。
(35)《性情集》卷5，四库全书本。
(36)《明史》卷163，《谢铎传》。
(37)《明史》卷320，《朝鲜传》。
(38)《明史》卷176，《刘定之传》。
(39)《东里集·续集》卷17，《通鉴纲目》。
(40)《明史》卷163，《谢铎传》。
(41)《四库全书总目》卷50，《季汉书》提要。
(42)王世贞《纲鉴会纂·序》，清光绪三十五年上海美华书局石印本，第1页。
(43)《少室山房集》卷110，《读通鉴纲目》，四库全书本。
(44)《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年三月戊子，《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6页。
(45)《御定渊鉴类函》卷193，《史二》，四库全书本。
(46)《清高宗实录》乾隆元年五月，《清实录》第9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4页。
(47)《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年八月辛已，《清实录》第10册，第486页。
(48)《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清实录》第23册，第308-309页。
(49)《钦定南巡盛典》卷2，《读〈通鉴纲目〉》。又载四库全书本《资治通鉴纲目》前，其它尚有数篇诗作，亦表现乾隆对该书所含“义理”的肯定。
(50)《松泉集》卷6，《丙辰科山东乡试策问第五道》之二，四库全书本。
(51)徐鼒《小腆纪年附考》，载《明清史料汇编》（第四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
(52)详见拙作《朱熹的史学思想》第五章及有关部分。时下一些学者也强调义理史学有求真据实、重考据的特点，与笔者观点类似。
(53)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16，《论士大夫风俗》，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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