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基本功能定位的判断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券市场论文,基本功能论文,当前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证券市场作为将社会储蓄转化为企业投资、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高级市场形态，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几年加速发展，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定位如何、功能作用的发挥程度怎样，需要在引起进一步重视的基础上作出清醒的判断和分析。
一、强化市场融资功能中出现的某些“异化”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单一的间接融资体制，企业资金来源几乎全靠银行贷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确立和深入，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得到较快发展，打破了过去的单一的间接融资体制，为企业开辟了极为广阔的直接融资渠道。从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算起，我国股票市场经过短短7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1991年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仅14家，股本6亿元，市值109亿元；到1997年底，上市公司总数已达745家，总股本达1771亿元，市值达1752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3.4%。尤其是1996年以来，证券发行交易规模呈急剧扩大的势头，单是1997年就新上市215家，通过境内外股票发行上市筹集资金1325亿元，筹资总额超过了前6年之总和，并相当于当年银行贷款增加总量的16%。应当说，通过股票等证券融资，改变了社会公众的投资结构，减轻了银行的融资压力，为国有企业筹集了大量的资本金，有效地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普遍由过去的80%左右下降到40%左右。证券市场聚资融资功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并呈不断强化之势。
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很快，发行市场一帆风顺，资本市场正受到过分的偏爱，通过股票市场几无成本的融资已成为企业孜孜以求、解决万难的“救剂药”，一些理论上、实践中将筹资功能人为夸大和“异化”的情况不能不引起重视与警惕。
第一，认为直接融资比重仍然太小或发展太慢，而大吹“股风”，急于求成，不讲质量，盲目追求总量扩张。实际上，在我国资本市场发育并不完善的时候，股市并不具备大幅扩容的条件。同时，社会资金毕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如果以为我国居民储蓄达4万亿之巨而放手“索取”，甚至怀着晚取不如早取、缓取不如快取的心态，而不注意市场本身的培育和良性发展，这无异于竭泽而鱼、饮鸩止渴，将会给我国本已短缺的资金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
第二，把股份制改革简单化、片面化，实际作法上将股改等同于股票发行上市。现在有不少地方和部门热衷于股改筹资、圈钱、高溢价发股（有的还是内部股），甚至通过精心“包装”、“捆绑下海”等人为地做出一些资产和利润来，目的一个就是把股票市场作为自己的“摇钱树”。这种一切向钱看的做法只会使相当部分社会财富向效益差的企业流动并逐渐被消耗殆尽。
第三，当前市场正在演绎着一出“三多”的“悲喜剧”。对投资者而言，上市企业一年一度公布年报是最重要的季节，他们盼望投资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但是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从1998年前三个月公布的年报看，出现了“三多”之奇异景象，即公布不分配的多、配股的多、净资产收益率在10%上面一点的多。除了刚上市的新股和因利润太低而不分配的公司，那些盈利状况良好却不分配的企业所作的解释中共同的一点就是：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和股东的“长远利益”。一言遮百丑。有的帐表做到使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看来也并非难事，于是有了配股权，于是不分配不付出不践诺对股东的诚信责任却可以不断轻易“圈钱”，少数公司真是算到家了。自然这里喜的是企业，悲的是千万股民，是市场。
第四，人为的“泡沫”风险成分不少。一级市场成为不败的神话，二级市场重“消息”不重业绩，投机成风，一些股票价格严重偏离其业绩。
这些“异化”情况说明，股票融资亦有弊端，多多益善的想法既非正确，也不现实。其实，发达国家企业融资时所有资本来源的重要性排序是：自有资本——银行贷款——债券、股票融资。股票融资份额最大的加拿大只有不过占企业外部资金总量的1/4，美国则只占2%。矫枉不能过正，当前十分需要从资金流量的动态变化、企业的合理要求及市场需求和承受力等多方面考虑直接融资的“适度”问题，如果不对某些企业筹资行为加以正确引导，不对许多不规范现象加以强力控制，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张，体制上的冲突将会更加明显，股票市场便有可能走向歧途。
二、市场配署资源功能初露端倪但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从西方国家发展的过程看，股票市场有利于资本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首先，股票市场使资本的标准化、可分性、流动性和可交易性达到了十分精巧的地步，降低了产权交易成本。其次，市场运作要求公开和透明，信息成本之低和传播速度之快是其他市场无法比拟的。另外，股票市场为企业经理人员提供了比较公平的业绩评价标准，从而对经理层产生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和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不仅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资金，而且在引导资金流向，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资源配置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表现在政府力量推动下，将有限的资本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新兴产业集中，并支持上市公司的兼并重组，包括上市前改制过程中的资产重组和上市后企业间的收购兼并。据统计，1993年到1997年上半年，国有企业通过发行A股，就为79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206个省级重点建设项目提供了415亿元资金，为54个国家重点技改项目和111个省级技改项目提供了256亿元资金。在上市公司中属能源、交通、原材料和高科技等“瓶颈”产业的企业约占90%以上。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与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我国的股票市场的资源功能的发挥是微乎其微的，尤其是市场本身的力量、市场固有的属性和地位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尊重。
其一，市场对交易品种和数量并无选择的余地。由于我国实行股票发行额度行政控制，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也不完善，这一方面使市场本身缺乏透明度和调剂分配功能；另一方面资源配置实际上蜕化成投资分配，上市则成了一个“寻租”的过程，“上市牌照”（壳）成了一种稀缺资源。企业所热衷的“资产重组”也大都局限于“买壳”或“借壳”上市，以资产的置换获得资金资源的分配权。
其二，从市场本身的表现看，现在的股票市价难以发挥市场对企业效益的评价作用。
尽管管理层一再出台措施，但市场仍缺乏长期投资者，投机风盛行使股价与业绩背离的现象司空见惯，因而难以形成激励因素和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其三，从上市公司和股份制企业这个源头看，可谓先天不足。一是上市公司股权畸形。中国的上市公司主要由传统的国有企业脱胎而来，除了20～30%的可流通股份外，不能流动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占绝对多数，由此形成的公司治理结构注定难以对经理人员产生监督和激励作用，公司经理层可以漠视股民的权益，甚至也可以作为“内部人”损害国家这个大股东的利益。二是改制不转制。牌子换了，机制未变，产权关系仍不明晰，权责关系仍不清楚，管理模式仍是老样。三是股份制出现变样走形。股份制改革本是一场涉及财产制度与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需要加强政策研究和精心组织。但在当前的“股改热”中，不少地方搞一刀切，一风吹，一哄而上，有的甚至规定了数量和时间表。这种权利硬性推进，还是形式主义，必然削弱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发展的基础。
以上分析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股票市场本身还很少具备优化配置资源功能的一些主要前提条件，股票的功能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简单的筹资工具，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股票市场还任重而道远。
三、进一步发挥我国证券市场基本功能的几点思路
在新的历史时期，证券市场肩负着支持国有企业走出困境和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重大使命。因而，我们要正视股票市场的局限性和现在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理清发展的思路，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之趋利避害，尽可能将它的正面功能发挥出来。
1.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其转轨过程中的特殊性，如何设计出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企业“内部人”与“外部人”互相制衡、互相支撑的公司治理结构，将是股份制改革成功及证券市场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为此，要真正按照政资分离、政企分离和国有资本管理与营运分离的原则，设计建立国有资本出资人、中介经理机构和企业三位一体的营运体系，使之真正按《公司法》要求运行；在明确国有股、法人股所有权代表（股权人格化）的基础上，适时改变目前不可流通股份比例过高的状况，并逐步解决三股分割的问题；公司内部要健全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之间的信任托管及制衡关系，减少内部人控制的影响；加强引导，防止股份制改革走过场，防止化公为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2.严格市场准入。严把市场准入关，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发挥证券市场功能的重要前提。应着手逐步改革证券发行上市制度，变额度管理为质量管理，让企业在相同的条件和标准下进行公平竞争，业绩佳、信誉高者才能核准发行，避免劣质企业“被保护”或“包装”上市；建立上市公司逐级上市制，如可考虑建立场外、地区级、国家级三级交易体系；废除公司上市终身制，对经营业绩连续几年报亏、严重损害投资者权益、证券价格频繁波动的上市公司要进行行为追究乃至勒令退出。
3.加快证券中介机构建设。中介机构是证券市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证券中介机构是证券市场实现资产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载体。在众多中介机构中，投资银行是公认的主要从事企业并购的投资顾问和金融顾问等高智商业务的高级中介机构。我国的证券公司和投资公司已涉足部分投资银行业务。当前应按照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开拓业务、壮大业务的原则加快证券公司和投资公司的改组改造步伐，建成一批能为企业和证券市场提供一系列专业化服务的投资银行。
4.积极培育市场。完善各项证券法规，减少行政干预，严格依法治市；加快和优化发展规模大、运作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培育真正意义的机构投资者；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避免非经济因素等过分冲击市场；正确引导投资理念，建立上市公司综合评级制，发挥市场价格的导向和评价机制，并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投资积极性。